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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时代>补注》第一节(医学传心堂定稿)
- 主题发起人 河间金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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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我为什么和怎样写《<内经>时代》？
金栋按：本节题目，犹如近代学者顾颉刚《古史辨》有“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故本节当为本书自序，因为自序主要是交代作者为什么和怎样写自己的著作。惟与中医类著作相较，此文篇幅较长。然名家著作，如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有自序一、自序二，篇幅都很长；而《古史辨》自序，竟编成两本书，即《古史辨自序》上下册。其篇幅又何止长！又如王星拱《科学方法论》有“引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有“导言”、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有“导论”等均可谓鸿篇巨制，从中可见大家风范。
自序，《汉典》云：“亦作‘自叙’。作者自述写作意图、过程和作品大旨的文章。”
本节首先介绍了作者为什么要撰写《<内经>时代》，说：“《内经》研究方面，至今还有不少重大理论问题没有搞清楚，因而不能使人读懂《内经》，也不能更科学地、恰如其分地评价《内经》。”这就是撰写本书的原因。
其实，先生写此书的动机不限于此。他在“六十自述”中如下说：
“写这本小书是亲眼看到我们的《内经》专家，丢人丢到外国去了，实在看不下去。
事情原委是这样的。
我在最高学府时，就有留学生。他们也要学《内经》。其中一位美国青年，上课时很随便，经常把帽子抛起来玩，更不作笔记。就是这位洋学生，使讲《内经》的先生丢尽了脸面。
先生正在讲：心开窍于舌。
洋学生突然发问：先生，我怎么看到心开窍于耳呢？到底开在哪里对呢？
先生连想也没想就说：《内经》没有这种说法，不要开玩笑！
洋学生把《内经》翻到某页，指给先生看。这一下，先生傻眼了，只好说问问主任再回答。主任是谁也许有人知道——但不是‘理法外’，尽管他也常常以《内经》专家自居，却很可能不知道《内经》有心开窍于耳之说。
主任查了查书，也傻眼。但他毕竟不需要当面立即答复，最后怎样答复的不必说了。
我知道，《内经》还有心开窍于目的说法。好在那位洋人没有再追问。
为了照顾面子，1985年的《<内经>时代》中，没有写这段掌故。现在，当事者大都作古了，不会有人太汗颜。于是，写在这里。
总之，‘理法外’是不懂《内经》的，绝大多数讲《内经》、解《内经》并且出过书的人也不懂《内经》。否则，最高学府的《内经》先生，怎么会被一个刚入门的青年洋鬼子，一句话问得无地自容呢！这不是中医界的耻辱吗！
自己忝列中医之林，有责任痛雪此耻。
这就是最初为什么要写《<内经>时代》。”
不过，虽受上述事件刺激，说到底还是为了：使人读懂《内经》，更科学地、恰如其分地评价《内经》。
其次，论述怎样撰写《<内经>时代》。先生说：“《<内经>时代》是把《内经》放回产生它的时代去，将和它有关的政治思想背景及各种同时代的学术，进行比较研究”，“把《内经》时代的各主要学科(包括社会科学)拿到一起来研究，方能揭示《内经》中许多难解之谜，给《内经》以恰当的评价”。
总之，文中旁征博引古今名家之说，以唯物的指导思想、严谨的科学态度、求真的治学精神、史家的睿智头脑，解说自己的撰写过程和心得。一读本节，会立即觉得，本书高屋建瓴，气概非凡，不但文笔犀利，语言流畅，论述简练，且先生的查考和分析结论，非常精辟透彻。书中立论坚实，无一语无出处。《内经》本来面目，将从此大白于学界。
正如两位时贤评价此书说：“全书笔酣墨畅，才气横溢，锐不可当，可喜可贺。”“是一本大破陈腐浊气，给人以新鲜之气的传世佳作。值得敬佩、庆贺。”(见先生为本《补注》写的序)
最后，用通俗的语言叙述“关于近代史学流派”，附在本节末，供读者参阅。
金栋按：本节题目，犹如近代学者顾颉刚《古史辨》有“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故本节当为本书自序，因为自序主要是交代作者为什么和怎样写自己的著作。惟与中医类著作相较，此文篇幅较长。然名家著作，如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有自序一、自序二，篇幅都很长；而《古史辨》自序，竟编成两本书，即《古史辨自序》上下册。其篇幅又何止长！又如王星拱《科学方法论》有“引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有“导言”、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有“导论”等均可谓鸿篇巨制，从中可见大家风范。
自序，《汉典》云：“亦作‘自叙’。作者自述写作意图、过程和作品大旨的文章。”
本节首先介绍了作者为什么要撰写《<内经>时代》，说：“《内经》研究方面，至今还有不少重大理论问题没有搞清楚，因而不能使人读懂《内经》，也不能更科学地、恰如其分地评价《内经》。”这就是撰写本书的原因。
其实，先生写此书的动机不限于此。他在“六十自述”中如下说：
“写这本小书是亲眼看到我们的《内经》专家，丢人丢到外国去了，实在看不下去。
事情原委是这样的。
我在最高学府时，就有留学生。他们也要学《内经》。其中一位美国青年，上课时很随便，经常把帽子抛起来玩，更不作笔记。就是这位洋学生，使讲《内经》的先生丢尽了脸面。
先生正在讲：心开窍于舌。
洋学生突然发问：先生，我怎么看到心开窍于耳呢？到底开在哪里对呢？
先生连想也没想就说：《内经》没有这种说法，不要开玩笑！
洋学生把《内经》翻到某页，指给先生看。这一下，先生傻眼了，只好说问问主任再回答。主任是谁也许有人知道——但不是‘理法外’，尽管他也常常以《内经》专家自居，却很可能不知道《内经》有心开窍于耳之说。
主任查了查书，也傻眼。但他毕竟不需要当面立即答复，最后怎样答复的不必说了。
我知道，《内经》还有心开窍于目的说法。好在那位洋人没有再追问。
为了照顾面子，1985年的《<内经>时代》中，没有写这段掌故。现在，当事者大都作古了，不会有人太汗颜。于是，写在这里。
总之，‘理法外’是不懂《内经》的，绝大多数讲《内经》、解《内经》并且出过书的人也不懂《内经》。否则，最高学府的《内经》先生，怎么会被一个刚入门的青年洋鬼子，一句话问得无地自容呢！这不是中医界的耻辱吗！
自己忝列中医之林，有责任痛雪此耻。
这就是最初为什么要写《<内经>时代》。”
不过，虽受上述事件刺激，说到底还是为了：使人读懂《内经》，更科学地、恰如其分地评价《内经》。
其次，论述怎样撰写《<内经>时代》。先生说：“《<内经>时代》是把《内经》放回产生它的时代去，将和它有关的政治思想背景及各种同时代的学术，进行比较研究”，“把《内经》时代的各主要学科(包括社会科学)拿到一起来研究，方能揭示《内经》中许多难解之谜，给《内经》以恰当的评价”。
总之，文中旁征博引古今名家之说，以唯物的指导思想、严谨的科学态度、求真的治学精神、史家的睿智头脑，解说自己的撰写过程和心得。一读本节，会立即觉得，本书高屋建瓴，气概非凡，不但文笔犀利，语言流畅，论述简练，且先生的查考和分析结论，非常精辟透彻。书中立论坚实，无一语无出处。《内经》本来面目，将从此大白于学界。
正如两位时贤评价此书说：“全书笔酣墨畅，才气横溢，锐不可当，可喜可贺。”“是一本大破陈腐浊气，给人以新鲜之气的传世佳作。值得敬佩、庆贺。”(见先生为本《补注》写的序)
最后，用通俗的语言叙述“关于近代史学流派”，附在本节末，供读者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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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原文】看见这本小册子，读者先想到的应该是：“内经时代”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多数人会认为：大概是考证⑴《内经》的成书年代⑵吧？
笔者在此先告诉读者：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目的，倒不是考证《内经》，至少和以往的“考证”大不同。真能明白《<内经>时代》，须待看过它的主要内容之后，但无妨先作简单说明。
《<内经>时代》是把《内经》放回产生它的时代去，将和它有关的政治思想背景及各种同时代的学术进行比较研究。当然，对这一切都力求作到用现代认识进行评价。其目的对《内经》来说有两个方面。
第一是帮助人们更快、更好地读懂《内经》，使初学者迅速掌握《内经》体系的基本精神。但是，它不同于有关入门书。已经系统学过《内经》的人，翻开本书就会看到一些别开生面的内容。《内经》专家更能从中发现一些研究《内经》的新方法、新资料、新观点。总之，它对一切和《内经》打交道的人都有用处。
第二是更科学地、恰如其分地评价《内经》。这与第一个目的是相辅相成的。因为，若作者对研究对象没有科学的认识，则无论他写多少文字，终究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要达到上述两个目的是很困难的。比如，对怎样才算读懂了《内经》，就有几种有分歧的看法。有人说，通读几遍《内经》白文，就算懂了。有人则认为，必须多看几家注解或最好自己再作一次集注。有人以为，能从头至尾把《内经》讲“通”，水平才算可以。还有人则以能否细讲“七篇大论”为试金石。近年来的风尚，又把“控制论⑶”、“系统论⑷”、“信息论⑸”、“时间生物学⑹”等新学说拿来围绕《内经》大做文章，以为这样才能领会《内经》的真谛。我曾经按照上述各种主张学过《内经》，觉得没有一种令人满意。最后，只好走自己的路。所以，这本小册子是我的学习心得，是把我的认识过程理一理写给大家看。
我感到，就《内经》读《内经》、就中医读《内经》或就医学读《内经》是读不懂《内经》的。即或再带点儿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头脑，也不能左右逢源，了无障碍。
如此说来，这是要否定前人的一切研究成果吗？是说别人都不懂《内经》吗？是说用“控制论”等新学说解释《内经》的作法均不可行吗？当然不是。不过，我至少可以指出，虽有上述研究，至今对《内经》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并未说清楚。后学者读了有关著述后，心里还是觉得不踏实。很多地方是勉强说得通。有的地方尽力附会也说不通。其中不少问题本来不必等到现在才能研究得比较彻底。毛病就出在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上。
比如五行学说的研究吧。从王冰注《内经》⑺、张景岳编《类经》⑻，直到最近的教科书、最新的大部头《内经》注本⑼，对五行与四季、五方、五味等相配的道理，都从常识出发解释，没有超出《尚书正义》⑽的水平。这种解法只在五行配五味方面大体说得过去。即“木生子实，其味多酸”⑾、“火性炎上，焚物则焦，焦是苦气”⑿、“金之在火，别有腥气，非苦非酸，其味近辛”⒀、“甘味生于百谷，谷是土之所生，故甘为土之味”⒁、“水性本甘，久浸其地，变而卤，卤味乃咸”⒂。(清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⒃：尚书正义•卷十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5:76)可是，许多学问家仍觉此说牵强。
【原文】看见这本小册子，读者先想到的应该是：“内经时代”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多数人会认为：大概是考证⑴《内经》的成书年代⑵吧？
笔者在此先告诉读者：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目的，倒不是考证《内经》，至少和以往的“考证”大不同。真能明白《<内经>时代》，须待看过它的主要内容之后，但无妨先作简单说明。
《<内经>时代》是把《内经》放回产生它的时代去，将和它有关的政治思想背景及各种同时代的学术进行比较研究。当然，对这一切都力求作到用现代认识进行评价。其目的对《内经》来说有两个方面。
第一是帮助人们更快、更好地读懂《内经》，使初学者迅速掌握《内经》体系的基本精神。但是，它不同于有关入门书。已经系统学过《内经》的人，翻开本书就会看到一些别开生面的内容。《内经》专家更能从中发现一些研究《内经》的新方法、新资料、新观点。总之，它对一切和《内经》打交道的人都有用处。
第二是更科学地、恰如其分地评价《内经》。这与第一个目的是相辅相成的。因为，若作者对研究对象没有科学的认识，则无论他写多少文字，终究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要达到上述两个目的是很困难的。比如，对怎样才算读懂了《内经》，就有几种有分歧的看法。有人说，通读几遍《内经》白文，就算懂了。有人则认为，必须多看几家注解或最好自己再作一次集注。有人以为，能从头至尾把《内经》讲“通”，水平才算可以。还有人则以能否细讲“七篇大论”为试金石。近年来的风尚，又把“控制论⑶”、“系统论⑷”、“信息论⑸”、“时间生物学⑹”等新学说拿来围绕《内经》大做文章，以为这样才能领会《内经》的真谛。我曾经按照上述各种主张学过《内经》，觉得没有一种令人满意。最后，只好走自己的路。所以，这本小册子是我的学习心得，是把我的认识过程理一理写给大家看。
我感到，就《内经》读《内经》、就中医读《内经》或就医学读《内经》是读不懂《内经》的。即或再带点儿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头脑，也不能左右逢源，了无障碍。
如此说来，这是要否定前人的一切研究成果吗？是说别人都不懂《内经》吗？是说用“控制论”等新学说解释《内经》的作法均不可行吗？当然不是。不过，我至少可以指出，虽有上述研究，至今对《内经》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并未说清楚。后学者读了有关著述后，心里还是觉得不踏实。很多地方是勉强说得通。有的地方尽力附会也说不通。其中不少问题本来不必等到现在才能研究得比较彻底。毛病就出在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上。
比如五行学说的研究吧。从王冰注《内经》⑺、张景岳编《类经》⑻，直到最近的教科书、最新的大部头《内经》注本⑼，对五行与四季、五方、五味等相配的道理，都从常识出发解释，没有超出《尚书正义》⑽的水平。这种解法只在五行配五味方面大体说得过去。即“木生子实，其味多酸”⑾、“火性炎上，焚物则焦，焦是苦气”⑿、“金之在火，别有腥气，非苦非酸，其味近辛”⒀、“甘味生于百谷，谷是土之所生，故甘为土之味”⒁、“水性本甘，久浸其地，变而卤，卤味乃咸”⒂。(清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⒃：尚书正义•卷十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5:76)可是，许多学问家仍觉此说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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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内经》的成书年代：正统观点及权威性著作认为大约成书于战国、秦汉之际，唐宋时期仍有补缀。如《中医大辞典》、《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医》、《中医辞海》、高校教材《中国医学史》及高校教参《内经》等。
但据当代学者考证，《汉志•黄帝内经》不是今本《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素问》和《灵枢》的成书当在东汉，并非战国时期。如吴考槃黄帝内经•素问•灵枢考.中华医史杂志，1983,13(2):85、田树仁灵枢素问并非黄帝内经.中华医史杂志，1991,2(3)：145-149、余自汉内经灵素考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廖育群《重构秦汉医学图像》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罗鸿声新浪博客2012-01-01等。
金栋按：认为《汉志•黄帝内经》是《素问》和《针经》，始于晋代皇甫谧《甲乙经•自序》。该序说：“按：《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唐代王冰在次注《黄帝素问》自序中亦宗其说，而且认为《针经》就是《灵枢》：“班固《汉书•艺文志》曰：‘《黄帝内经》十八卷’，《素问》即其经之九卷也，兼《灵枢》九卷，乃其数焉。”一直流传至今，成为正统的说法。
清•姚际恒不同意此说，在其著作《古今伪书考》说：“《汉志》有《黄帝内经》十八卷，《隋志》始有《黄帝素问》九卷，唐王冰为之注。冰以《汉志》有《内经》一十八卷，以《素问》九卷，《灵枢》九卷，当《内经》十八卷，实附会也。故后人于《素问》系以《内经》者，非是。”
时贤廖育群《重构秦汉医学图像》说：“突破《素问》、《灵枢》两书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十八卷’的禁锢之后，即打破了今本《黄帝内经》成书下限不会晚于刘歆《七略》的限制，使得我们需要重新考虑《素问》和《灵枢》作为两部独立的著作，其成书的上、下限究竟在何时。根据确切的文字记载，只能将这两部著作的成书下限定在东汉末年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成书之前。而其上限则应该定在刘歆《七略》之后。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汇集各种早期医学著作，进行校勘汇编工作，恐怕只有官府才能办到。如果在《七略》成书之前，就完成了这样两部大型医书的整理加工，而不加著录是不可能的。而且《七略》之前的许多其他医学著作，即或漏而未录，其命运也理应与《七略》著录之书的命运一样。不可能单独地、完整地保存流传下来。”
《<内经>时代》通过与《内经》同时代或之前的相关著作如经史子集等横向比较，及对两汉的政治、思想、科技、文化脉络背景等梳理后，对《内经》的成书年代，先生已胸中了然。《时代》中明确指出：“《内经》成书的基本条件到西汉初才具备，灵素骨干内容成型不会早于两汉，一些篇章可粗定成文于东汉。‘七篇大论’出现更晚”，“只有到汉初，《内经》理论框架才具备，并且是汉代的统治哲学”。先生且旁征博引近现代学者如梁启超、顾颉刚、杨向奎、范文澜、冯友兰、任继愈、张岱年等人之观点，说明“阴阳五行哲学在汉代占统治地位，最盛行。《内经》的成书年代不应提前到汉代以前去”。
读过《<内经>时代》，会认为此书与考证《内经》的成书年代非常有关，可谓是解读《内经》成书年代的一把钥匙，但不是只限于考证成书年代。先生搜求古训，博采群经，考镜源流，穷其所以然，目的是求得《内经》之正解。《时代》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即通过阴阳五行之学通释《内经》，并把《内经》放回盛行阴阳五行思想的时代去，将和它有关的政治思想背景，及各种同时代的学术进行比较研究”。先生研究《内经》的最后见解，“《内经》的体系是天人相应体系，《内经》的方法是比类取象方法”，并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内经》最高理论”。先生说：“阴阳五行是《内经》的统帅、灵魂。有了它，尽管各篇错乱重复，矛盾之处举不胜举，仍不失为一个整体。没有它，《内经》只剩下一堆零碎的臆测和经验知识。”该书除资料详实外，其方法独特，形式新颖，可谓独具匠心，与以往考证大不同，而且字里行间无不是与考证有关，故结论非常可信。
洪钧按：看来，必须对“成书”二字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即怎样才算“成书”。我在《时代》中有一个暗含的说法，即“核心篇章大体完成”，也就是《内经》体系(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脏腑学说、经脉学说，针刺学说、养生学说、诊法学说等)大体完成，(除七篇大论之外)，一般说来也编纂在一起了，算是成书。我认为，《汉书•艺文志》中的《黄帝内经》至少包括了今《内经》主要的核心篇章。试读班固关于“医经”的定义，今《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的内容完全符合要求，而其他的现有汉代及以前的文献，基本上都不符合要求(“十一脉灸经”是单篇出土文献，暂不考虑)。故应该承认《艺文志》当中的《黄帝内经》就是今《内经》的祖本。否则，《素问》《灵枢》都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一下子出现了。不过，都是九卷、八十一篇的《素问》和《灵枢》，最可能是东汉中期、班固之后出现的。这一点廖育群说得比较好。即刘歆的《七略》不可能漏掉这样两部大书。我再加上：班固也不可能漏掉这两本大书。或者说，班固写《艺文志》的时候，很可能还没有皇甫谧看到的《素问》和《灵枢》(即《针经》或《九卷》)。不过，对看《白虎通》可以肯定，那时中医的脏腑和经脉学说，以及阴阳五行学说，这几个《内经》的理论硬核和超硬核已经完全稳定或成熟。故可以断定《白虎通》是《内经》成书的下限。《<内经>时代》中还提出不少考据依据。如《灵枢•肠胃》只可能是王莽之后成文；马王堆医书早于今《内经》，而且是当时流传的医书；扁鹊、仓公、华佗与《内经》的关系结论——都早于《内经》；九卷和八十一篇是典型的汉代思想烙印；汉初尚黄老是《内经》的另一个政治和哲学思想背景；《内经》带有董仲舒思想的明显烙印；天文学上的汉代特点；重火的五行说痕迹等等。总之，《<内经>时代》虽然不限于考证《内经》成书时代，对成书时代这个大问题，还是必须做出回答。
以下是《汉书•艺文志•方伎略》关于“医经”和“经方”的定义：
“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针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为剧，以死为生。
经方者，本草木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
可见，今《素问》、《灵枢》乃至《伤寒杂病论》都属于“医经“。且《灵枢》内容更切近“医经”。“经方”更接近于今所谓中药学和方剂学。
但据当代学者考证，《汉志•黄帝内经》不是今本《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素问》和《灵枢》的成书当在东汉，并非战国时期。如吴考槃黄帝内经•素问•灵枢考.中华医史杂志，1983,13(2):85、田树仁灵枢素问并非黄帝内经.中华医史杂志，1991,2(3)：145-149、余自汉内经灵素考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廖育群《重构秦汉医学图像》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罗鸿声新浪博客2012-01-01等。
金栋按：认为《汉志•黄帝内经》是《素问》和《针经》，始于晋代皇甫谧《甲乙经•自序》。该序说：“按：《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唐代王冰在次注《黄帝素问》自序中亦宗其说，而且认为《针经》就是《灵枢》：“班固《汉书•艺文志》曰：‘《黄帝内经》十八卷’，《素问》即其经之九卷也，兼《灵枢》九卷，乃其数焉。”一直流传至今，成为正统的说法。
清•姚际恒不同意此说，在其著作《古今伪书考》说：“《汉志》有《黄帝内经》十八卷，《隋志》始有《黄帝素问》九卷，唐王冰为之注。冰以《汉志》有《内经》一十八卷，以《素问》九卷，《灵枢》九卷，当《内经》十八卷，实附会也。故后人于《素问》系以《内经》者，非是。”
时贤廖育群《重构秦汉医学图像》说：“突破《素问》、《灵枢》两书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十八卷’的禁锢之后，即打破了今本《黄帝内经》成书下限不会晚于刘歆《七略》的限制，使得我们需要重新考虑《素问》和《灵枢》作为两部独立的著作，其成书的上、下限究竟在何时。根据确切的文字记载，只能将这两部著作的成书下限定在东汉末年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成书之前。而其上限则应该定在刘歆《七略》之后。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汇集各种早期医学著作，进行校勘汇编工作，恐怕只有官府才能办到。如果在《七略》成书之前，就完成了这样两部大型医书的整理加工，而不加著录是不可能的。而且《七略》之前的许多其他医学著作，即或漏而未录，其命运也理应与《七略》著录之书的命运一样。不可能单独地、完整地保存流传下来。”
《<内经>时代》通过与《内经》同时代或之前的相关著作如经史子集等横向比较，及对两汉的政治、思想、科技、文化脉络背景等梳理后，对《内经》的成书年代，先生已胸中了然。《时代》中明确指出：“《内经》成书的基本条件到西汉初才具备，灵素骨干内容成型不会早于两汉，一些篇章可粗定成文于东汉。‘七篇大论’出现更晚”，“只有到汉初，《内经》理论框架才具备，并且是汉代的统治哲学”。先生且旁征博引近现代学者如梁启超、顾颉刚、杨向奎、范文澜、冯友兰、任继愈、张岱年等人之观点，说明“阴阳五行哲学在汉代占统治地位，最盛行。《内经》的成书年代不应提前到汉代以前去”。
读过《<内经>时代》，会认为此书与考证《内经》的成书年代非常有关，可谓是解读《内经》成书年代的一把钥匙，但不是只限于考证成书年代。先生搜求古训，博采群经，考镜源流，穷其所以然，目的是求得《内经》之正解。《时代》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即通过阴阳五行之学通释《内经》，并把《内经》放回盛行阴阳五行思想的时代去，将和它有关的政治思想背景，及各种同时代的学术进行比较研究”。先生研究《内经》的最后见解，“《内经》的体系是天人相应体系，《内经》的方法是比类取象方法”，并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内经》最高理论”。先生说：“阴阳五行是《内经》的统帅、灵魂。有了它，尽管各篇错乱重复，矛盾之处举不胜举，仍不失为一个整体。没有它，《内经》只剩下一堆零碎的臆测和经验知识。”该书除资料详实外，其方法独特，形式新颖，可谓独具匠心，与以往考证大不同，而且字里行间无不是与考证有关，故结论非常可信。
洪钧按：看来，必须对“成书”二字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即怎样才算“成书”。我在《时代》中有一个暗含的说法，即“核心篇章大体完成”，也就是《内经》体系(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脏腑学说、经脉学说，针刺学说、养生学说、诊法学说等)大体完成，(除七篇大论之外)，一般说来也编纂在一起了，算是成书。我认为，《汉书•艺文志》中的《黄帝内经》至少包括了今《内经》主要的核心篇章。试读班固关于“医经”的定义，今《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的内容完全符合要求，而其他的现有汉代及以前的文献，基本上都不符合要求(“十一脉灸经”是单篇出土文献，暂不考虑)。故应该承认《艺文志》当中的《黄帝内经》就是今《内经》的祖本。否则，《素问》《灵枢》都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一下子出现了。不过，都是九卷、八十一篇的《素问》和《灵枢》，最可能是东汉中期、班固之后出现的。这一点廖育群说得比较好。即刘歆的《七略》不可能漏掉这样两部大书。我再加上：班固也不可能漏掉这两本大书。或者说，班固写《艺文志》的时候，很可能还没有皇甫谧看到的《素问》和《灵枢》(即《针经》或《九卷》)。不过，对看《白虎通》可以肯定，那时中医的脏腑和经脉学说，以及阴阳五行学说，这几个《内经》的理论硬核和超硬核已经完全稳定或成熟。故可以断定《白虎通》是《内经》成书的下限。《<内经>时代》中还提出不少考据依据。如《灵枢•肠胃》只可能是王莽之后成文；马王堆医书早于今《内经》，而且是当时流传的医书；扁鹊、仓公、华佗与《内经》的关系结论——都早于《内经》；九卷和八十一篇是典型的汉代思想烙印；汉初尚黄老是《内经》的另一个政治和哲学思想背景；《内经》带有董仲舒思想的明显烙印；天文学上的汉代特点；重火的五行说痕迹等等。总之，《<内经>时代》虽然不限于考证《内经》成书时代，对成书时代这个大问题，还是必须做出回答。
以下是《汉书•艺文志•方伎略》关于“医经”和“经方”的定义：
“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针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为剧，以死为生。
经方者，本草木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
可见，今《素问》、《灵枢》乃至《伤寒杂病论》都属于“医经“。且《灵枢》内容更切近“医经”。“经方”更接近于今所谓中药学和方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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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系统论：《辞海》：“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性质和规律的理论。即一般系统论。广义包括一般系统论、控制论、自动化理论、信息论、集合论、网络理论、对策论、决策论、电子计算机等理论和方法。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于1937年首次提出‘一般系统论’的概念。通常认为他于1945年发表的《关于一般系统论》一文，是一般系统论正式创立之始。他1972年发表的《一般系统论的历史与现状》一文，认为一般系统论应该包括三个方面：⑴研究系统的科学和数学系统理论；⑵系统技术，包括系统工程；⑶系统哲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科学家钱学森提出，系统论是系统科学和哲学之间的中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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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时间生物学：时间生物学(英语：Chronobiology；字首来自希腊语Chronos，指时间)又译生物钟学，广为人知的生理时钟。是一门科学，它的任务是研究生物体内与时间有关的周期性现象，或曰这些现象的时间机制。生物节律是凭经验总结得出的，但有其生理学和分子生物学基础。生物钟学与所谓的生理节律无关。
时间生物学认为，生物体乃至植物体的生命随昼夜交替、四时更迭的周期性运动，表现出生理活动的周期性节律。古代医学视天地为大宇宙，人体为小宇宙，谓大小宇宙息息相通。健康人体的活动大多呈现24小时昼夜的生理节律，这与地球有规律自转所形成的24小时周期是相适应的，表明生理节律受外环境周期性变化(光照的强弱和气温的高低)的影响而同步。诸如人体的体温、脉搏、血压、氧耗量、激素的分泌水平，均存在昼夜节律变化。生物近似时钟的结构，被称之为“生物钟”。周期节奏近似昼夜24±4小时称“日钟”，近似29.53±5天称为“月钟”，近似12±2月称为“年钟”。时间生物学研究揭示了植物、动物乃至人的生命活动具有一个“持久的”、“自己上发条”和“自己调节”的生物钟。(百度百科)
时间生物学认为，生物体乃至植物体的生命随昼夜交替、四时更迭的周期性运动，表现出生理活动的周期性节律。古代医学视天地为大宇宙，人体为小宇宙，谓大小宇宙息息相通。健康人体的活动大多呈现24小时昼夜的生理节律，这与地球有规律自转所形成的24小时周期是相适应的，表明生理节律受外环境周期性变化(光照的强弱和气温的高低)的影响而同步。诸如人体的体温、脉搏、血压、氧耗量、激素的分泌水平，均存在昼夜节律变化。生物近似时钟的结构，被称之为“生物钟”。周期节奏近似昼夜24±4小时称“日钟”，近似29.53±5天称为“月钟”，近似12±2月称为“年钟”。时间生物学研究揭示了植物、动物乃至人的生命活动具有一个“持久的”、“自己上发条”和“自己调节”的生物钟。(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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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王冰注《内经》：指王冰注《素问》。
王冰(一作砅)，自号启玄子，又作启元子(因避讳唐玄宗而改“玄”为“元”)。一般认为是唐代中期医学家，生平不详。但李经纬、林昭庚《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说：“王冰……约生于唐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卒于贞元二十年(公元805年)，里居籍贯不详，唐宝应中(公元762-763年)为太仆令，故称为王太仆。”若据此推算，享年当在95岁，与《新校正》所引《唐人物志》“年八十余以寿终”不相符，存疑待考。
《素问》一书，传至唐代，纰缪甚多，内容混乱，影响授学和施用。王冰鉴于此书的重要性，遂立志寻访搜求诸本，编次整理达12年之久，于公元762年编成《黄帝内经素问释文》。调整篇目顺序，辨认错简，增补缺文，将原存8卷分编为24卷81篇；又为全书作注，注文相当精当，并被后人视为重要的训诂文献之一。由于对《素问》进行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所以称之为“重广补注”，流传至今，成为学习研究祖国医学的重要依据。尽管人们对他所增补的第七卷即七篇大论，颇多非议，怀疑它并非原著，但这些内容仍有研究价值，而王氏对保存整理古典医籍、阐发其义理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泯灭的。
王冰(一作砅)，自号启玄子，又作启元子(因避讳唐玄宗而改“玄”为“元”)。一般认为是唐代中期医学家，生平不详。但李经纬、林昭庚《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说：“王冰……约生于唐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卒于贞元二十年(公元805年)，里居籍贯不详，唐宝应中(公元762-763年)为太仆令，故称为王太仆。”若据此推算，享年当在95岁，与《新校正》所引《唐人物志》“年八十余以寿终”不相符，存疑待考。
《素问》一书，传至唐代，纰缪甚多，内容混乱，影响授学和施用。王冰鉴于此书的重要性，遂立志寻访搜求诸本，编次整理达12年之久，于公元762年编成《黄帝内经素问释文》。调整篇目顺序，辨认错简，增补缺文，将原存8卷分编为24卷81篇；又为全书作注，注文相当精当，并被后人视为重要的训诂文献之一。由于对《素问》进行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所以称之为“重广补注”，流传至今，成为学习研究祖国医学的重要依据。尽管人们对他所增补的第七卷即七篇大论，颇多非议，怀疑它并非原著，但这些内容仍有研究价值，而王氏对保存整理古典医籍、阐发其义理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泯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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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张景岳编《类经》：即张介宾著《类经》。
张介宾：(1563-1640)字会卿，号景岳，又号通一子。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原籍四川绵竹。其先于明初因军功世授绍兴卫指挥，迁浙江会稽。父张寿峰为定西侯客，14岁随父进京，学医于京畿名医金英(梦石)，得其传。青年时期未以医为业，而从军。“壮岁好谈兵击剑，思有所用于世”(《景岳全书•鲁序》)。游燕冀间，从戎幕府，出榆关，履碣石，经凤城，渡鸭绿，因无成就，返京师，专心于医术。张氏医名噪京师，“时人比之仲景、东垣”，“延边大帅皆遗金币致之”。(黄宗羲《南雷文定•张景岳传》)后返会稽行医，其间到过西安和河南，为河南学政叶秉敬之母治病。《类经》刊行时，叶氏给予大力赞助。
张氏早年崇丹溪阳有余阴不足之说，中年后，以《内经》“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为据，并受张元素影响，转而抨击丹溪，“医法东垣、立斋”。受王冰影响，并发挥说命门之火为元气，肾中之水为元精。提出阳非有余，真阴亦常不足之说，成为温补学派主要人物。
张氏著有：《类经》32卷，《类经图翼》11卷，《附翼》4卷，《景岳全书》64卷。另有《质疑录》1卷，有人疑为伪托。张氏重《易》，并受王守仁“心学”影响。强调“医易同源”，“医之为道，身心之易”。他说：“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于《周易》”，必须“摭易理精义用资医学变通”。易论阴阳，医用阴阳，抓住它，就能“运一寻之木，转万斛之舟”。张氏接受“阴阳者一分为二”的观点，阐发阴阳互根之理，指出阴阳“彼此相须”，缺一不可。如气为阳，精为阴，“精之与气，本自互生”。所以，“以精气分阴阳，则阴阳不可离”。
基于以上认识，张氏对河间、丹溪之说，进行强烈抨击。“刘、朱之言不息，则轩、岐之泽不彰”。撰《大宝论》、《真阴论》，提出“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因而阳非有余，人之真阴亦常不足。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张氏自制左归、右归饮和丸，分培左肾之元阴和右肾之元阳。(《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第九章明代医学》)
《类经》：高校教参第二版程士德《内经》：“张介宾……他精研《内经》凡三十余载，数易其稿，著成《类经》，是现存分类注释《内经》最完整的著作。张氏采用从类分门的方法，将《素问》、《灵枢》的全部内容分为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会通十二大类，凡三十二卷，三百九十篇，经文虽因类分而颠倒，但仍一一注明出处篇名，以便查核，且有详尽的注释。由于张氏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加之文字简明畅达，所以他的注释多能结合实际，特别是一些重要的问题，除注释外，还结合临床实践体会，用‘愚按’的形式，进行专题发挥，此书为学习研究《内经》者所必读。”
张介宾：(1563-1640)字会卿，号景岳，又号通一子。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原籍四川绵竹。其先于明初因军功世授绍兴卫指挥，迁浙江会稽。父张寿峰为定西侯客，14岁随父进京，学医于京畿名医金英(梦石)，得其传。青年时期未以医为业，而从军。“壮岁好谈兵击剑，思有所用于世”(《景岳全书•鲁序》)。游燕冀间，从戎幕府，出榆关，履碣石，经凤城，渡鸭绿，因无成就，返京师，专心于医术。张氏医名噪京师，“时人比之仲景、东垣”，“延边大帅皆遗金币致之”。(黄宗羲《南雷文定•张景岳传》)后返会稽行医，其间到过西安和河南，为河南学政叶秉敬之母治病。《类经》刊行时，叶氏给予大力赞助。
张氏早年崇丹溪阳有余阴不足之说，中年后，以《内经》“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为据，并受张元素影响，转而抨击丹溪，“医法东垣、立斋”。受王冰影响，并发挥说命门之火为元气，肾中之水为元精。提出阳非有余，真阴亦常不足之说，成为温补学派主要人物。
张氏著有：《类经》32卷，《类经图翼》11卷，《附翼》4卷，《景岳全书》64卷。另有《质疑录》1卷，有人疑为伪托。张氏重《易》，并受王守仁“心学”影响。强调“医易同源”，“医之为道，身心之易”。他说：“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于《周易》”，必须“摭易理精义用资医学变通”。易论阴阳，医用阴阳，抓住它，就能“运一寻之木，转万斛之舟”。张氏接受“阴阳者一分为二”的观点，阐发阴阳互根之理，指出阴阳“彼此相须”，缺一不可。如气为阳，精为阴，“精之与气，本自互生”。所以，“以精气分阴阳，则阴阳不可离”。
基于以上认识，张氏对河间、丹溪之说，进行强烈抨击。“刘、朱之言不息，则轩、岐之泽不彰”。撰《大宝论》、《真阴论》，提出“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因而阳非有余，人之真阴亦常不足。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张氏自制左归、右归饮和丸，分培左肾之元阴和右肾之元阳。(《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第九章明代医学》)
《类经》：高校教参第二版程士德《内经》：“张介宾……他精研《内经》凡三十余载，数易其稿，著成《类经》，是现存分类注释《内经》最完整的著作。张氏采用从类分门的方法，将《素问》、《灵枢》的全部内容分为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会通十二大类，凡三十二卷，三百九十篇，经文虽因类分而颠倒，但仍一一注明出处篇名，以便查核，且有详尽的注释。由于张氏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加之文字简明畅达，所以他的注释多能结合实际，特别是一些重要的问题，除注释外，还结合临床实践体会，用‘愚按’的形式，进行专题发挥，此书为学习研究《内经》者所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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⑽《尚书正义》：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是儒家经典《十三经注疏》之一的《尚书》注本。
《尚书正义》是唐初《五经正义》的第二部，孔颖达、王德韶、李子云等奉诏撰，朱长才、苏德融、隋德素、王士雄、赵弘智复审，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张行成等人刊定。此书凑合《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并采用伪孔安国《尚书传》，将伏生本《今文尚书》20篇分为33篇，加上所谓的出自孔宅夹壁的《古文尚书》25篇，定为58篇，作为科举考试的必读经书。流传几千年，对后世影响巨大。孔颖达等在此书《正义》中较多地谈到了天与人的关系，反复阐明用天道治理民众的道理。他们是以君为师，而不敢像孟子、杨雄那样以师自任，这是汉代以后尤其是当时现实的反映。但是如果君主不好好地治理百姓，就是违背天意，这时，天就会离他而去。也即“天不可信”。这些观点都是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的。另外，此书还保存了不少旧说典故，在训诂学上也有较大的价值。(百度百科)但是蒋伯潜《十三经概论•第二编尚书概论》则说：“至于十三经所用之注，则为伪孔安国《传》。此传虽题孔安国撰，实与伪古书《尚书》同出王肃伪造，可以不阅。孔颖达据伪孔《传》为疏，除有小处可采外，亦不足观。”
正义：《汉典》云：“正确的含义。古时多用作书名，如《五经正义》”、“旧时指经史的注疏。如唐代孔颖达等有《五经正义》， 张守节有《史记正义》”。
《尚书正义》是唐初《五经正义》的第二部，孔颖达、王德韶、李子云等奉诏撰，朱长才、苏德融、隋德素、王士雄、赵弘智复审，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张行成等人刊定。此书凑合《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并采用伪孔安国《尚书传》，将伏生本《今文尚书》20篇分为33篇，加上所谓的出自孔宅夹壁的《古文尚书》25篇，定为58篇，作为科举考试的必读经书。流传几千年，对后世影响巨大。孔颖达等在此书《正义》中较多地谈到了天与人的关系，反复阐明用天道治理民众的道理。他们是以君为师，而不敢像孟子、杨雄那样以师自任，这是汉代以后尤其是当时现实的反映。但是如果君主不好好地治理百姓，就是违背天意，这时，天就会离他而去。也即“天不可信”。这些观点都是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的。另外，此书还保存了不少旧说典故，在训诂学上也有较大的价值。(百度百科)但是蒋伯潜《十三经概论•第二编尚书概论》则说：“至于十三经所用之注，则为伪孔安国《传》。此传虽题孔安国撰，实与伪古书《尚书》同出王肃伪造，可以不阅。孔颖达据伪孔《传》为疏，除有小处可采外，亦不足观。”
正义：《汉典》云：“正确的含义。古时多用作书名，如《五经正义》”、“旧时指经史的注疏。如唐代孔颖达等有《五经正义》， 张守节有《史记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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⑾木生子实，其味多酸：《尚书•洪范》：“三曰木……木曰曲直……曲直作酸。”孔安国《传》：“木实之性。”孔颖达《正义》：“木生子实，其味多酸。五果之味虽殊，其为酸一也。是木实之性然也。《月令•春》云‘其味酸，其臭羶’是也。”
金栋按：《内经》时代相关著作记载如下。
《礼记•月令•春》：“其味酸，其臭(音嗅xiu)羶。”郑玄注：“木之臭、味也。凡酸羶者皆属焉。”孔颖达《正义》：“通于鼻者谓之臭，在口者谓之味。臭则气也，《尚书》孔《传》云：‘木实之性。’然则木实酸，凡草木所生，其气羶也。”
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孟春纪》：“其味酸。”高诱注：“木味酸。酸者钻也，万物应阳钻地而出。”
汉•刘安《淮南子•时则训》：“其味酸。”高诱注：“木味酸。酸之言钻也，万物钻地而生。”
金栋按：《内经》时代相关著作记载如下。
《礼记•月令•春》：“其味酸，其臭(音嗅xiu)羶。”郑玄注：“木之臭、味也。凡酸羶者皆属焉。”孔颖达《正义》：“通于鼻者谓之臭，在口者谓之味。臭则气也，《尚书》孔《传》云：‘木实之性。’然则木实酸，凡草木所生，其气羶也。”
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孟春纪》：“其味酸。”高诱注：“木味酸。酸者钻也，万物应阳钻地而出。”
汉•刘安《淮南子•时则训》：“其味酸。”高诱注：“木味酸。酸之言钻也，万物钻地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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⑿火性炎上，焚物则焦，焦是苦气：《尚书•洪范》：“二曰火……火曰炎上……炎上作苦。”孔《传》：“焦气之味。”孔《正义》：“火性炎上，焚物则焦，焦是苦气。《月令•夏》云：‘其臭焦，其味苦’，苦为焦味，故云‘焦气之味也’。嗅之曰气，在口曰味。”
金栋按：《内经》时代相关著作记载如下：
《礼记•月令•夏》：“其味苦，其臭焦。”郑注：“火之臭、味也，凡苦焦者皆属焉。”孔《正义》：“夏，其味苦，其臭焦者，《尚书》孔《传》云：‘焦之气味，火烧物焦，焦则味苦。’”
《吕氏春秋•孟夏纪》：“其味苦。”高诱注：“火味苦。”
《淮南子•时则训》：“其味苦。”高诱注：“火味苦也。”
金栋按：《内经》时代相关著作记载如下：
《礼记•月令•夏》：“其味苦，其臭焦。”郑注：“火之臭、味也，凡苦焦者皆属焉。”孔《正义》：“夏，其味苦，其臭焦者，《尚书》孔《传》云：‘焦之气味，火烧物焦，焦则味苦。’”
《吕氏春秋•孟夏纪》：“其味苦。”高诱注：“火味苦。”
《淮南子•时则训》：“其味苦。”高诱注：“火味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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⒀金之在火，别有腥气，非苦非酸，其味近辛：《尚书•洪范》：“四曰金……金曰从革……从革作辛。”孔《传》：“金之气味。”孔《正义》：“金之在火，别有腥气，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故‘辛’为‘金之气味’。《月令•秋》云‘其味辛，其臭腥’是也。”
金栋按：《内经》时代相关著作记载如下：
《礼记•月令•秋》：“其味辛，其臭腥。”郑注：“金之臭、味也。凡辛腥者皆属焉。”孔《正义》：“秋，其味辛，其臭腥者，孔《传》云：‘金之气味，言金臭之气则腥，在口则辛。’”
《吕氏春秋•孟秋纪》：“其味辛。”高诱注：“五行，金味辛。”
《淮南子•时则训》：“其味辛。”高诱注：“金味辛也。”
《白虎通•五行》：“金味所以辛何？西方煞伤成物，辛所以煞伤之也，犹五味得辛乃委煞也。”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金生辛。”王冰注：“凡物之味辛者，皆金气之所生也。《尚书•洪范》曰：‘从革作辛。’”
金栋按：《内经》时代相关著作记载如下：
《礼记•月令•秋》：“其味辛，其臭腥。”郑注：“金之臭、味也。凡辛腥者皆属焉。”孔《正义》：“秋，其味辛，其臭腥者，孔《传》云：‘金之气味，言金臭之气则腥，在口则辛。’”
《吕氏春秋•孟秋纪》：“其味辛。”高诱注：“五行，金味辛。”
《淮南子•时则训》：“其味辛。”高诱注：“金味辛也。”
《白虎通•五行》：“金味所以辛何？西方煞伤成物，辛所以煞伤之也，犹五味得辛乃委煞也。”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金生辛。”王冰注：“凡物之味辛者，皆金气之所生也。《尚书•洪范》曰：‘从革作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