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子集 解读《内经》的一把钥匙(草稿)

[河间金栋]

经史子集 解读《内经》的一把钥匙(草稿)
-读《内经时代》有感暨《内经时代补注》自序之一
河北省河间市人民医院 金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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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医者，无不奉中医经典《内经》为圭臬，为指路明灯，指导后学。而且历代中医大家皆在《内经》理论指导下，成为一代名医。这是因为《内经》是我国现存医学文献中最早的一部经典著作。它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的医学成就，创立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奠定了中医学的发展基础。

《内经》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疗经验，汲取和融会了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成就，从宏观角度论述了天、地、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讨论和分析了医学科学最基本的课题--生命规律，并创建了相应的理论体系和防治疾病的原则和技术。两千余年来，历代医家正是在《内经》所提供的理论原理、应用技术及其所采用的方法论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探索、实践和创新，使中医学术得到持续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以及人民的身体健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也是《内经》之所以被历代奉为“医家之宗”的重要缘由。及至今日，《内经》对中医学术的研究发展及临床实践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高校教材王庆其《内经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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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因《内经》一书“其文简，其意博，其理奥，其趣深”(《黄帝内经素问王冰注序》)、“词简而义深，去古渐远，衍文错简间或有之，故非吾儒不能读”(朱丹溪《格致余论序》)、“其文义高古渊微，上极天文，下穷地纪，中悉人事，大而阴阳变化，小而草木昆虫，音律象数之肇端，脏腑经络之曲折，糜不缕指而胪列焉”(张介宾《类经序》)、“《素问》以阴阳之理，阐天人之道，天地阴阳俱于人身，人身阴阳同于天地，苟非其人，此道不明”(高士宗《素问直解序》)、“顾辞意艰深，历来号为难读，加之年代久远，误文错简，时有所见。自唐•王冰次注以后，接踵者代有其人，开发童蒙，宣扬至理，披荆斩棘，厥功难没。徒以全文注释，难有通人，一则由于条件所限，多闻不屑于阙疑，于是不解者必臆度以为解；一则由于遵古太过，以为注疏不可以破经，于是难通者必委屈使之通。夫臆度为解、委屈使通者，离岐黄之本意远矣”(胡天雄《素问补识自序》)，即由于时代久远，文字晦涩，通假普遍，衍讹脱落，间或有之，理论玄奥，内容广博，所以使得“学中医者无不视《内经》为畏途，原因之一是一些人把《内经》说的高深莫测”，故而很难读通、读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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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纵观《内经》其书，非医学内容很多，而这些旁支的传统文化现象并非可有可无。这是因为《内经》不仅仅是一部医书，而且是一部内容非常丰富、规模十分宏伟的中国古代的科学文献，它汲取了古代科学家们对天文、历算、气象、生物、地理，以及人类、心理、逻辑、哲学、养生等多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从而揭示了古代丰富的科学成就，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所以若无中国传统文化(国学)基础底蕴者，而只有现代文化知识者，则又很难读通、读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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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首先涉及到《内经》的成书年代问题，历代学者就不一致。

目前正统观点及权威性著作认为《内经》一书大约成书于战国、秦汉之际，唐宋时期仍有补缀。如《中医大辞典》、《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医》、《中医辞海》、高校教材《中国医学史》及高校教参《内经》等。是否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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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代几位学者考证，《汉志•黄帝内经》不是今本《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素问》和《灵枢》的成书时期当为东汉时期，然有古近之分，并非战国时期。如吴考槃黄帝内经•素问•灵枢考.中华医史杂志，1983,13(2):85、田树仁灵枢素问并非黄帝内经.中华医史杂志，1991,2(3)：145-149、余自汉内经灵素考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廖育群《重构秦汉医学图像》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罗鸿声新浪博客2012-01-0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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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汉志•黄帝内经》与今本《黄帝内经》合在一起者实源于晋代皇甫谧《甲乙经•自序》。该序说：“按：《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后来唐代王冰在次注《黄帝素问》自序中亦宗其说：“班固《汉书•艺文志》曰：‘《黄帝内经》十八卷’，《素问》即其经之九卷也，兼《灵枢》九卷，乃其数焉。”一直流传至今，从而成为正统的权威说法。

而清•姚际恒则认为并非如此，在其著作《古今伪书考》说：“《汉志》有《黄帝内经》十八卷，《隋志》始有《黄帝素问》九卷，唐王冰为之注，冰以《汉志》有《内经》一十八卷，以《素问》九卷，《灵枢》九卷，当《内经》十八卷，实附会也。故后人于《素问》系以《内经》者，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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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者廖育群《重构秦汉医学图像》说：“突破《素问》、《灵枢》两书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十八卷’的禁锢之后，即打破了今本《黄帝内经》成书下限不会晚于刘歆《七略》的限制，使得我们需要重新考虑《素问》和《灵枢》作为两部独立的著作，其成书的上、下限究竟在何时。根据确切的文字记载，只能将这两部著作的成书下限定在东汉末年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成书之前。而其上限则应该定在刘歆《七略》之后。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汇集各种早期医学著作，进行校勘汇编工作，恐怕只有官府才能办到。如果在《七略》成书之前就完成了这样两部大型医书的整理加工，而不加著录是不可能的。而且《七略》之前的许多其他医学著作，即或漏而未录，其命运也理应与《七略》著录之书的命运一样。不可能单独地、完整地保存流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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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赵洪钧先生《内经时代》通过与《内经》同时代或之前的相关著作如经史子集等相比较即通过横向比较，及对两汉的政治、思想、科技、文化脉络背景等梳理后，对《内经》的成书年代而言，赵先生早已胸中了然。于书中已明确指出“《内经》成书的基本条件到西汉初才具备，灵素骨干内容成型不会早于两汉，一些篇章可粗定成文于东汉。‘七篇大论’出现更晚。”并且广征博引近现代学者如梁启超、顾颉刚、杨向奎、范文澜、冯友兰、任继愈、张岱年等之观点，是为了说明“阴阳五行哲学在汉代占统治地位，最盛行。《内经》的成书时代不应提前到汉代以前去。”读完《内经时代》一书，则会认为此书与考证《内经》的成书年代有关，但非只限于考证。该书除资料详实外，其方法独特，形式新颖，可谓独具匠心，与以往考证大不同，而且字里行间无不是与考证有关，觉得赵先生的说法非常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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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先生说：看来，必须对“成书”二字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即怎么样才算“成书”。我在《内经时代》中有一个暗含的说法，即“核心篇章大体完成”，也就是《内经》体系(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脏腑学说、经脉学说，针刺学说、养生学说、诊法学说等)大体完成，(除七篇大论之外)，一般说来也编纂在一起了，算是成书。

我认为《汉书•艺文志》中的《黄帝内经》至少包括了今《内经》主要的核心篇章。试读班固关于“医经”的定义，今《内经》的内容完全符合要求，而其他的现有汉代及以前的文献，基本上都不符合要求(十一脉灸经是单篇出土文献，暂不考虑)。故应该承认《艺文志》当中的《黄帝内经》就是今《内经》的祖本。否则，《素问》《灵枢》都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一下子出现了。不过，都是九卷、八十一篇的《素问》和《灵枢》最可能是东汉中期、班固之后出现的。这一点廖育群说得比较好。即刘歆的《七略》不可能漏掉这样两部大书。我再加上：班固也不可能漏掉这两本大书。或者说，班固写《艺文志》的时候，很可能还没有皇普谧看到的《素问》和《灵枢》。

不过，对看《白虎通》可以肯定，那时中医的脏腑和经脉学说(以及阴阳五行学说)这几个《内经》的理论硬核和超硬核已经完全稳定或成熟。故可以断定《白虎通》是《内经》成书的下限。

《内经时代》中还提出不少考据依据。如《灵枢•肠胃》只可能是王莽之后成文的；马王堆医书早于今《内经》，而且是当时流传的医书；扁鹊、仓公、华佗与《内经》的关系结论；九卷和八十一篇是典型的汉代烙印；汉初尚黄老是《内经》的政治和哲学思想背景；《内经》带有董仲舒的思想的明显烙印；天文学上的汉代特点；重火的五行说痕迹等等。总之，《内经时代》虽然不限于考证《内经》成书时代，对成书时代这个大问题，还是必须做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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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简短内容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史学知识、史学头脑，就理不清这两汉四百年的政治思想背景、文化科技等发展脉络，就很难能读懂产生于此时期的“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最高理论”的《内经》和解读《内经》的《内经时代》，故欲穷其源流，知其所以，《史记》、《汉书》和或《后汉书》等史学典籍乃必读之书，甚则可成为解读其钥匙之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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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内经》那个时代，即战国、秦汉时期，读一读那个时代的著作，感受一下先哲们的思想境界，诸如《国语》、《老子》、《庄子》、《管子》、《列子》、《孟子》、《荀子》、《春秋左传》、《周礼》、《礼记》、《周易》、《尚书》、《吕氏春秋》、《春秋繁露》、《淮南子》、《白虎通》、《史记》、《汉书》等诸子经史古籍。经与《内经时代》比对后发现，赵先生一书中应有尽有。赵先生搜求诂训，博采群经，以求得《内经》一书之正解。赵先生做到了这一点，“即通过阴阳五行之学通释《内经》，并把《内经》放回产生阴阳五行的时代去，将和它有关的政治思想背景，及各种同时代的学术进行比较研究”。赵先生研究《内经》的最后见解，“《内经》的体系是天人相应体系，《内经》的方法是比类取象方法”，并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内经》最高理论”。赵先生说：“阴阳五行是《内经》的统帅、灵魂。有了它，尽管各篇错乱重复，矛盾之处举不胜举，仍不失为一个整体。没有它，《内经》只剩下一堆零碎的臆测和经验知识。”诚然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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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古籍史书发现，阴阳五行学说在汉代，先于道家，后融儒家，成为儒化的阴阳五行之道，后来又掺入“谶纬”之学，从而披上了神学和宗教的外衣，附会并辅佐汉代帝王政治统治，霸业天下，稳定社稷，巩固江山，繁荣经济，昌盛九州，其功德无量。文景之治、汉武之盛，与此有关；两汉四百年的发展史，更与此有关。阴阳五行之道，是精华还是糟粕？是科学还是迷信？现在看来，兼而有之，全盘否定，与《史》相左。《内经》亦正是那个时代的作品，纵观《内经》全书内容分析，与阴阳五行学说无关的篇章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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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学说附会帝王政治思想为统治阶级服务，始作俑者(梁启超之意-宜负罪者三人焉：曰邹衍、曰董仲舒、曰刘向)为战国时期稷下学宫的邹衍，其“五德终始”之说与《吕氏春秋》相合，汉代称为阴阳家，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代已完成。所谓阴阳家，司马迁之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说：“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是否有《内经》的韵味？(《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当时阴阳家之空气弥漫于一般人的思想中，并深信此理。后刘向父子《七略》、《别录》综论上古学术的源流派别，予以归类。其内容保存于《汉书•艺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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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学说在汉代盛行，先有邹衍，后与董仲舒附会《春秋》而作《春秋繁露》所倡导的“天人感应”思想等有巨大的关系。因此《内经》的“天人相应”体系，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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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植山教授撰文说：“《黄帝内经》是建立在阴阳五行理论基础上的医学著作，冠以‘黄帝’之名是标示该书汇编的内容在学术上属于‘黄帝之道’。其基本思想形成于周、秦之前。学习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对领悟《黄帝内经》确有触类旁通的作用，但他们之间是同源异流互通的关系，中医之本、之根还是在《黄帝内经》。《黄帝内经》的许多理论可以给国学其他方面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并填补一些缺失。通过对《黄帝内经》文化源头的梳理和阐述，有助于恢复和弘扬被湮没和已被曲解的古代文化的原貌，对中华文明的历史正本清源，作出新的评估。”(中医之魂在《黄帝内经》中.《中国中医药报》，201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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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内容分析，要想真正读通、读懂《内经》一书，“学习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对领悟《黄帝内经》确有触类旁通的作用”，故必须以国学知识即经史子集之内容，来解读《内经》其书。这是因为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以《四库全书》为内容的、封建社会所谓正统的权威性百科巨著。有学者云“《内经》有文化之美”，的确如此，《内经》中经史子集之内容无所不有。所以赵先生说：“两汉以前的文献均在查考之列，重点是战国秦汉的文献，即那时的经、史、子、集都要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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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欲成为一代大医、一代国医大师者，《内经》当读，而那时的经史子集亦当在学习范围之内。孙思邈在其著作《千金方•大医习业》中曾说：“如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泥，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曜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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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经史子集”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专名。对于其解释，《辞源•糸部》云：“旧时图书分类的专名。古代著录家序录群书，多分为七，如汉刘向《七略》等。晋荀勖(xu)《中经》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南朝齐王俭有《元徽四部书目》。至《隋书•经籍志》分图书为经史子集四部。自唐以后，直至清人修《四库全书》，皆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每类下再分子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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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