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
《辅行诀》陶氏云：“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晰，后学咸宗奉之。”接着介绍小阳旦、小阴旦、大阳旦、大阴旦、小青龙、大青龙、小白虎、大白虎、小朱鸟、大朱鸟、小玄武、大玄武等方主治及组方。陶氏又诸方进行了总结：“阳旦者，生阳之方，以黄芪为主；阴旦者，扶阴之方，以柴胡为主；青龙者，宣发之方，以麻黄为主；白虎者，收重之方，以石膏为主；朱鸟者，清滋之方，以鸡子黄为主；玄武者，温渗之方，以附子为主。此六方者，为六合之正精，升降阴阳，交互金木，既济水火，乃神明之剂也。”这段简明的总结与概括，起到了以简御繁的作用。接着又指出：“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药名之，亦推主为识之义耳。”按，青龙、白虎、朱雀(又名朱鸟)、玄鸟，古称“四神”。儒家经典和道家著作多有用之者。《礼记·曲礼上》“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正义》：“此名军行象天文而作阵法也。前南后北，左东右西。朱鸟、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张仲景首将以道家之称的命名方法改为以主要药味作为方剂名称的方法，对后世药剂命名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观《辅行诀》所载诸方，命名方法有三类。①以主治命名。如大补肝汤、小补肝汤等。②以道家特点命名，如大青龙、小玄武等。③以治疗手法命名。如点眼以通肝气方、启喉以通肺气方。张仲景避开道家命名的方法，改用“以某药名之”，这在方剂命名史上是一次重大举措。
《辅行诀》在《伤寒论》文献史上的重要启示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在研究《伤寒杂病论》文献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概括言之，有以下几点。
2.1.找到《伤寒论序》“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事实依据。
《汤液经法》是张仲景勤求博采的主要古医书。
2.2.证明我国的方剂学至迟在西汉已经基本成熟。
《汤液经法》32卷著录于《汉书艺文志》，这就证明《汤液经法》至迟也是西汉前期的著作。从《辅行诀》所载《汤液经法》六组方剂上观察，这些方剂具有卓越疗效，证明西汉时期我国许多方剂已经趋于成熟。
2.3.今传之《伤寒论》非为全帙。此虽为学者共识，但阙佚者何，难以确凿言之。今得《辅行诀》则可明确言之矣。
举例言之,《辅行诀》阴旦汤分为大小两种，《伤寒论》、《金匮要略》、《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卷八》均无其方。《千金要方》卷九第5节有其方名及组方，但不分大小，主治与组方亦与《辅行诀》略异。《辅行诀》阳旦汤分为大小两种，《伤寒论》有其名而无方。《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第30条云“证象阳旦，按法治之而增剧”，成无己注：“阳旦，桂枝汤别名。”《辅行诀》白虎汤分为大小两种，《伤寒论》不分大小。《辅行诀》有朱鸟汤，《伤寒论》、《金匮要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太平圣惠方》诸书均无。《辅行诀》玄武汤分为大小，宋本《伤寒论》不分大小。宋本《伤寒论》避“玄”字，改玄武汤作真武汤。《千金翼方》、《太平圣惠方》玄武汤亦无大小之分。因可推知，《伤寒论》阙佚之方治不仅此也。
2.4.《辅行诀》所载张仲景方之脉证并治之行文与《脉经》、宋本《伤寒论》、《金匮玉函经》、《千金翼方·卷九卷十》大异，与《千金要方·卷九》、《外台秘要》所载张仲景方行文合，《辅行诀》之行文乃保留仲景原始行文之古貌者。
举例言之，《辅行诀》方前之文字皆为“治……”，而不像宋本《伤寒论》作“某某方主之”。如《辅行诀》小阳旦汤云：“治天行病发热，自汗出而恶风，鼻鸣干呕者”。小阳旦相当宋本《伤寒论》桂枝汤，云：“太阳中风……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辅行诀》小阴旦汤云：“治天行病身热，汗出，头目痛，腹中痛，干呕，下利者。”《千金要方·卷九·发汗汤第五》：“阴旦汤治伤寒肢节疼痛，内寒外热虚烦方”，其行文方式皆为“治某某病”，不云以何方治某某病，而以“治”字开头。据我初步考察，将“治”字改为“主”字，当始于唐高宗李治时期。唐代重避讳，唐高宗时代避“治”为“理”、“疗”、“主”。以“理”、“疗”避“治”，例见唐高宗时代杨上善《太素》注及唐初孙思邈《千金要方》，或将“治”字最后一笔不写。以“主”避“治”举证如次：①陈垣《史讳举例》唐代避讳条。②敦煌卷子P3714；P3822；S4534。《脉经》方治行文体例虽与宋本同，但《脉经》系经宋臣大大修改过(见林亿序)，且修改时间在校正《伤寒论》后，为与《伤寒论》条文取得基本一致，将“治”字改为“主”字，并调整语序。
2.5.《辅行诀》所载张仲景方，其药量药味有些与宋本不同。
据陶弘景所云，这些不同，乃张仲景根据病情和他自己的医疗经验所增减。陶氏云：“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愍救疾苦，造福含灵。其间增减，虽各擅其异，或致新效，似乱旧经，而其旨趣，仍方圆之于规矩也。”陶弘景崇敬信仰《汤液经法》之情跃然纸上。陶氏又云：“《汤液经法》尽要之妙，学者能谙于此，医道毕矣。”依此观之，《辅行诀》引用之张仲景方十馀首，若求其原始出处，即引自《汤液经法》。《伤寒论》对诸方药量药味之增减，主要出自张仲景本人。此即皇甫谧《甲乙经序》所云“论广”之一端。
2.6.《五味补泻体用图》应从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角度深入研究加以破解。
《辅行诀》指出，《汤液经法》载360首方，从中选取60首方以备山中修道之需，又从60首药方中选取25味最有效中药作为最必备之药物。并说：“此二十五味，为诸药之精，多疗五脏六腑内损诸病，学者当深契焉。”为使此25味中药起到生克制化作用，又列一“五味补泻体用图”。指出：“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五气，化生五味，五味之变，不可胜数。今者约列二十五种，以明五行互含之迹，以明五味变化之用。”其下列一25味药生克制化之图，今命名为“五味补泻体用图”。《辅行诀》对此图评价甚高：“此图乃《汤液经法》尽要之妙，学者能谙于此，医道毕矣。”图呈五角形，双层，有详细说明。此图理论上的依据《金匮要略》卷上《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第一段及《素问·宣明五气论》、《素问·藏气法时论》、《灵枢·五味论》、《灵枢·九针论》、《甲乙经·卷六第九》诸篇。食物各有五味，药物亦各有五味，五味之生化补泻，实为确有，非为虚论。此25味药物依其气味之生克制化关系而运用之，疗五脏之虚实，若影随形，立竿见影。
金·成无己虽未见《辅行诀》,但对于五味生克制化、君臣佐使之配伍深会其意,其解仲景方剂之组成,一仍古人之教导。谨以小柴胡汤及小建中汤之解说为例,以观古人研究仲景方剂之方法。引文见成无己《伤寒明理论》。
小柴胡汤。
成氏曰:“小柴胡汤为和解表里之剂也。柴胡味苦平微寒,黄芩味苦寒。《内经》曰:热淫于内,以苦攻之。邪在半表半里,则半成热矣。热气内传,攻之不可,则迎而夺之,必先散热,是以苦寒为主,故以柴胡为君,黄芩为臣,以成撤热发汗之剂。人参味甘温,甘草味甘平,邪气传里,则里气不治,甘以缓之,是以甘物为之助,故用人参甘草为佐,以扶正气而复之也。半夏味辛微温,邪初入里,则里气逆,辛以散之,是以辛物为之助,故用半夏为佐,以顺逆气,而散邪也。里气平正，则邪气不得深入，是以三味佐柴胡以和里。生姜味辛温，大枣味甘温。《内经》曰：甘辛发散为阳。表邪未已，迤逦内传，即未作实，宜当两解，其在表者，必以甘辛之物发散，故生姜大枣为使，辅柴胡以和表，七物相和，两解之剂当矣。”
小建中汤。
成氏曰：“脾者土也，应中央，处四脏之中，为中州，治中焦，生育荣卫，通行津液，一有不调，则荣卫失所育，津液失所行，必以此汤温建中脏，是以建中名焉。胶饴味甘温，甘草味甘平，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建脾者，必以甘为主，故以胶饴为君，甘草为臣，桂枝辛热，辛，散也，润也。荣卫不足，润而散之，芍药味酸微寒。酸，收也，泄也，津液不逮，收而行之，是以桂枝芍药为佐，生姜味辛温，大枣味甘温，胃者卫之源，脾者荣之本……脾胃健而荣卫通，是以姜、枣为使。”
若依成氏之法研究《伤寒论》之方剂组成与五味配伍及君臣佐使之关系，则可谓执其枢要矣，则可得“五行互含之迹，五味变化之用”之核心矣。
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在西汉时代这些药物存在吗？如果存在，为何《汉书艺文志》未载《神农本草经》呢？在先秦时代我国有药物知识记载吗？为了深入领会《五味补泻体用图》所列25味药物的历史渊源，下面从广阔的历史背景略谈先秦时代关于药物知识的文献资料。
《周易》：“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国语·楚语》引武丁之言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是商周间已以本草治病。皇甫谧云：“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亦非虚言。
《周书·王会篇》言芣苡宜子。
《诗》载贝母可愈思虑，许穆夫人知之。卫国夫人知萱草解忧。
《春秋左传》载申叔展了解山鞠穷可治疗腹疾。医缓治疗晋景公病时说“药不至焉”。臧武仲言“孟孙之恶我，药石也”。
《论语》记载季康子馈药。
《周礼·天官·疾医》汉末郑玄注：“五药：草、木、虫、石、谷也。其治合之剂，则存于神农子仪之术。”谓扁鹊弟子子仪始定《本草》，观上述资料则不然矣。识药效，明处方，必早于子仪。《周礼·疡医》“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凡有疡者受其药焉。”郑玄注：“以类相养也。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辛，金味。金之缠合异物似筋。咸，水味。水之流行地中似脉。苦，火味。火出入无形似气。甘，土味。土含载四者似肉。滑，滑石也。凡诸滑物通利往来似窍。”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物我一体，比类取象，是中国文化特点，这种文化积淀延伸到中医学，就形成“五味补泻”思维定势。实践证明，这种思维模式在医疗上是有效的。由是言之，以五味疗疾，早在先秦时代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理论与方法。
又《神农本草经》于草部首列菖蒲。《吕览·遇合篇》记载“文王嗜菖蒲菹，孔子闻而服之，缩额而食之，三年然后胜之。”古人认为发虑宪、强心志，莫若菖蒲；求聪明，益智慧，宜勤服。故《千金要方》尚有服菖蒲方。周代将菖蒲视为上药。《神农本草经》将菖蒲列为草部首品，尚保留此书为周初医师编辑之痕迹。现传之《本经·序录》多杂神仙之言，乃汉人所增，部类有所调整，亦汉人所为。西汉《急就篇》“灸刺和药逐去邪”七字下，罗列药物35种，其中见于《神农本草经》者达31种，这确切证明西汉元帝时《神农本草经》已经形成，故成帝时之《楼护传》载楼护能够诵医经、本草、方数书数十万言。
最令人关注者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县跨湖桥的出土文物。2002年2月7日《北京晚报》第12版刊登这样一篇文章，题目是《14碳年代测定结果石破天惊 浙江文明史上溯两千年》，文章第一段说：“北京大学博学院实验室对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五个地层所出土的六个木头标本进行14碳测定，今日公布的结果石破天惊——跨湖桥遗址所处年代为距今八千至七千年间，也就是说，比名扬世界的河母渡人至少还早两千年。”接着是关于中医药在七八千年前情况的介绍：“跨湖桥遗址中新近证实身份的中药罐，带给我们更大的惊喜——距今八千年前的跨湖桥人原来已会煎药治病！遗址出土了一只盛有植物茎叶的陶釜，从现场观察，当属因故(陶釜烧裂)丢弃的煎药罐，药材的具体药性与名称，因有机物质不足不能确定。医学界将中药起源定在《黄帝内经》出现的战国时代，但事实上史前人们就早已认识到自然物材的药用价值了。传说商初重臣伊尹发明复方草药，而这次出土的显然是单方草药。据业内人士评价，这一珍贵资料，对研究我国中草药起源尤其是煎药起源具有重要价值。”
据上述所言，先秦时代人们对药性药效已有所认识并且载于古书。《神农本草经》形成于先秦乃至周初，增补于汉代，《汉书艺文志》所以无其名者，或与《汤液经法》32卷合为一书亦未可知。
《汤液经法》不言谁作，西汉已经流传。《辅行诀》将“五味补泻体用图”视为全书核心与机密，则其图当亦来源有自。
总之，此图所含意义甚为深广，研究之，破解之，对于理解仲景方剂可以达到以简驭繁、执要说详、条分缕析、纲举目张的目的，就是临证须对仲景方剂加减化裁，亦可以做到立法有据，心有准的。
《辅行诀》陶氏云：“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晰，后学咸宗奉之。”接着介绍小阳旦、小阴旦、大阳旦、大阴旦、小青龙、大青龙、小白虎、大白虎、小朱鸟、大朱鸟、小玄武、大玄武等方主治及组方。陶氏又诸方进行了总结：“阳旦者，生阳之方，以黄芪为主；阴旦者，扶阴之方，以柴胡为主；青龙者，宣发之方，以麻黄为主；白虎者，收重之方，以石膏为主；朱鸟者，清滋之方，以鸡子黄为主；玄武者，温渗之方，以附子为主。此六方者，为六合之正精，升降阴阳，交互金木，既济水火，乃神明之剂也。”这段简明的总结与概括，起到了以简御繁的作用。接着又指出：“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药名之，亦推主为识之义耳。”按，青龙、白虎、朱雀(又名朱鸟)、玄鸟，古称“四神”。儒家经典和道家著作多有用之者。《礼记·曲礼上》“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正义》：“此名军行象天文而作阵法也。前南后北，左东右西。朱鸟、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张仲景首将以道家之称的命名方法改为以主要药味作为方剂名称的方法，对后世药剂命名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观《辅行诀》所载诸方，命名方法有三类。①以主治命名。如大补肝汤、小补肝汤等。②以道家特点命名，如大青龙、小玄武等。③以治疗手法命名。如点眼以通肝气方、启喉以通肺气方。张仲景避开道家命名的方法，改用“以某药名之”，这在方剂命名史上是一次重大举措。
《辅行诀》在《伤寒论》文献史上的重要启示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在研究《伤寒杂病论》文献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概括言之，有以下几点。
2.1.找到《伤寒论序》“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事实依据。
《汤液经法》是张仲景勤求博采的主要古医书。
2.2.证明我国的方剂学至迟在西汉已经基本成熟。
《汤液经法》32卷著录于《汉书艺文志》，这就证明《汤液经法》至迟也是西汉前期的著作。从《辅行诀》所载《汤液经法》六组方剂上观察，这些方剂具有卓越疗效，证明西汉时期我国许多方剂已经趋于成熟。
2.3.今传之《伤寒论》非为全帙。此虽为学者共识，但阙佚者何，难以确凿言之。今得《辅行诀》则可明确言之矣。
举例言之,《辅行诀》阴旦汤分为大小两种，《伤寒论》、《金匮要略》、《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卷八》均无其方。《千金要方》卷九第5节有其方名及组方，但不分大小，主治与组方亦与《辅行诀》略异。《辅行诀》阳旦汤分为大小两种，《伤寒论》有其名而无方。《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第30条云“证象阳旦，按法治之而增剧”，成无己注：“阳旦，桂枝汤别名。”《辅行诀》白虎汤分为大小两种，《伤寒论》不分大小。《辅行诀》有朱鸟汤，《伤寒论》、《金匮要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太平圣惠方》诸书均无。《辅行诀》玄武汤分为大小，宋本《伤寒论》不分大小。宋本《伤寒论》避“玄”字，改玄武汤作真武汤。《千金翼方》、《太平圣惠方》玄武汤亦无大小之分。因可推知，《伤寒论》阙佚之方治不仅此也。
2.4.《辅行诀》所载张仲景方之脉证并治之行文与《脉经》、宋本《伤寒论》、《金匮玉函经》、《千金翼方·卷九卷十》大异，与《千金要方·卷九》、《外台秘要》所载张仲景方行文合，《辅行诀》之行文乃保留仲景原始行文之古貌者。
举例言之，《辅行诀》方前之文字皆为“治……”，而不像宋本《伤寒论》作“某某方主之”。如《辅行诀》小阳旦汤云：“治天行病发热，自汗出而恶风，鼻鸣干呕者”。小阳旦相当宋本《伤寒论》桂枝汤，云：“太阳中风……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辅行诀》小阴旦汤云：“治天行病身热，汗出，头目痛，腹中痛，干呕，下利者。”《千金要方·卷九·发汗汤第五》：“阴旦汤治伤寒肢节疼痛，内寒外热虚烦方”，其行文方式皆为“治某某病”，不云以何方治某某病，而以“治”字开头。据我初步考察，将“治”字改为“主”字，当始于唐高宗李治时期。唐代重避讳，唐高宗时代避“治”为“理”、“疗”、“主”。以“理”、“疗”避“治”，例见唐高宗时代杨上善《太素》注及唐初孙思邈《千金要方》，或将“治”字最后一笔不写。以“主”避“治”举证如次：①陈垣《史讳举例》唐代避讳条。②敦煌卷子P3714；P3822；S4534。《脉经》方治行文体例虽与宋本同，但《脉经》系经宋臣大大修改过(见林亿序)，且修改时间在校正《伤寒论》后，为与《伤寒论》条文取得基本一致，将“治”字改为“主”字，并调整语序。
2.5.《辅行诀》所载张仲景方，其药量药味有些与宋本不同。
据陶弘景所云，这些不同，乃张仲景根据病情和他自己的医疗经验所增减。陶氏云：“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愍救疾苦，造福含灵。其间增减，虽各擅其异，或致新效，似乱旧经，而其旨趣，仍方圆之于规矩也。”陶弘景崇敬信仰《汤液经法》之情跃然纸上。陶氏又云：“《汤液经法》尽要之妙，学者能谙于此，医道毕矣。”依此观之，《辅行诀》引用之张仲景方十馀首，若求其原始出处，即引自《汤液经法》。《伤寒论》对诸方药量药味之增减，主要出自张仲景本人。此即皇甫谧《甲乙经序》所云“论广”之一端。
2.6.《五味补泻体用图》应从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角度深入研究加以破解。
《辅行诀》指出，《汤液经法》载360首方，从中选取60首方以备山中修道之需，又从60首药方中选取25味最有效中药作为最必备之药物。并说：“此二十五味，为诸药之精，多疗五脏六腑内损诸病，学者当深契焉。”为使此25味中药起到生克制化作用，又列一“五味补泻体用图”。指出：“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五气，化生五味，五味之变，不可胜数。今者约列二十五种，以明五行互含之迹，以明五味变化之用。”其下列一25味药生克制化之图，今命名为“五味补泻体用图”。《辅行诀》对此图评价甚高：“此图乃《汤液经法》尽要之妙，学者能谙于此，医道毕矣。”图呈五角形，双层，有详细说明。此图理论上的依据《金匮要略》卷上《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第一段及《素问·宣明五气论》、《素问·藏气法时论》、《灵枢·五味论》、《灵枢·九针论》、《甲乙经·卷六第九》诸篇。食物各有五味，药物亦各有五味，五味之生化补泻，实为确有，非为虚论。此25味药物依其气味之生克制化关系而运用之，疗五脏之虚实，若影随形，立竿见影。
金·成无己虽未见《辅行诀》,但对于五味生克制化、君臣佐使之配伍深会其意,其解仲景方剂之组成,一仍古人之教导。谨以小柴胡汤及小建中汤之解说为例,以观古人研究仲景方剂之方法。引文见成无己《伤寒明理论》。
小柴胡汤。
成氏曰:“小柴胡汤为和解表里之剂也。柴胡味苦平微寒,黄芩味苦寒。《内经》曰:热淫于内,以苦攻之。邪在半表半里,则半成热矣。热气内传,攻之不可,则迎而夺之,必先散热,是以苦寒为主,故以柴胡为君,黄芩为臣,以成撤热发汗之剂。人参味甘温,甘草味甘平,邪气传里,则里气不治,甘以缓之,是以甘物为之助,故用人参甘草为佐,以扶正气而复之也。半夏味辛微温,邪初入里,则里气逆,辛以散之,是以辛物为之助,故用半夏为佐,以顺逆气,而散邪也。里气平正，则邪气不得深入，是以三味佐柴胡以和里。生姜味辛温，大枣味甘温。《内经》曰：甘辛发散为阳。表邪未已，迤逦内传，即未作实，宜当两解，其在表者，必以甘辛之物发散，故生姜大枣为使，辅柴胡以和表，七物相和，两解之剂当矣。”
小建中汤。
成氏曰：“脾者土也，应中央，处四脏之中，为中州，治中焦，生育荣卫，通行津液，一有不调，则荣卫失所育，津液失所行，必以此汤温建中脏，是以建中名焉。胶饴味甘温，甘草味甘平，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建脾者，必以甘为主，故以胶饴为君，甘草为臣，桂枝辛热，辛，散也，润也。荣卫不足，润而散之，芍药味酸微寒。酸，收也，泄也，津液不逮，收而行之，是以桂枝芍药为佐，生姜味辛温，大枣味甘温，胃者卫之源，脾者荣之本……脾胃健而荣卫通，是以姜、枣为使。”
若依成氏之法研究《伤寒论》之方剂组成与五味配伍及君臣佐使之关系，则可谓执其枢要矣，则可得“五行互含之迹，五味变化之用”之核心矣。
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在西汉时代这些药物存在吗？如果存在，为何《汉书艺文志》未载《神农本草经》呢？在先秦时代我国有药物知识记载吗？为了深入领会《五味补泻体用图》所列25味药物的历史渊源，下面从广阔的历史背景略谈先秦时代关于药物知识的文献资料。
《周易》：“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国语·楚语》引武丁之言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是商周间已以本草治病。皇甫谧云：“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亦非虚言。
《周书·王会篇》言芣苡宜子。
《诗》载贝母可愈思虑，许穆夫人知之。卫国夫人知萱草解忧。
《春秋左传》载申叔展了解山鞠穷可治疗腹疾。医缓治疗晋景公病时说“药不至焉”。臧武仲言“孟孙之恶我，药石也”。
《论语》记载季康子馈药。
《周礼·天官·疾医》汉末郑玄注：“五药：草、木、虫、石、谷也。其治合之剂，则存于神农子仪之术。”谓扁鹊弟子子仪始定《本草》，观上述资料则不然矣。识药效，明处方，必早于子仪。《周礼·疡医》“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凡有疡者受其药焉。”郑玄注：“以类相养也。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辛，金味。金之缠合异物似筋。咸，水味。水之流行地中似脉。苦，火味。火出入无形似气。甘，土味。土含载四者似肉。滑，滑石也。凡诸滑物通利往来似窍。”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物我一体，比类取象，是中国文化特点，这种文化积淀延伸到中医学，就形成“五味补泻”思维定势。实践证明，这种思维模式在医疗上是有效的。由是言之，以五味疗疾，早在先秦时代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理论与方法。
又《神农本草经》于草部首列菖蒲。《吕览·遇合篇》记载“文王嗜菖蒲菹，孔子闻而服之，缩额而食之，三年然后胜之。”古人认为发虑宪、强心志，莫若菖蒲；求聪明，益智慧，宜勤服。故《千金要方》尚有服菖蒲方。周代将菖蒲视为上药。《神农本草经》将菖蒲列为草部首品，尚保留此书为周初医师编辑之痕迹。现传之《本经·序录》多杂神仙之言，乃汉人所增，部类有所调整，亦汉人所为。西汉《急就篇》“灸刺和药逐去邪”七字下，罗列药物35种，其中见于《神农本草经》者达31种，这确切证明西汉元帝时《神农本草经》已经形成，故成帝时之《楼护传》载楼护能够诵医经、本草、方数书数十万言。
最令人关注者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县跨湖桥的出土文物。2002年2月7日《北京晚报》第12版刊登这样一篇文章，题目是《14碳年代测定结果石破天惊 浙江文明史上溯两千年》，文章第一段说：“北京大学博学院实验室对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五个地层所出土的六个木头标本进行14碳测定，今日公布的结果石破天惊——跨湖桥遗址所处年代为距今八千至七千年间，也就是说，比名扬世界的河母渡人至少还早两千年。”接着是关于中医药在七八千年前情况的介绍：“跨湖桥遗址中新近证实身份的中药罐，带给我们更大的惊喜——距今八千年前的跨湖桥人原来已会煎药治病！遗址出土了一只盛有植物茎叶的陶釜，从现场观察，当属因故(陶釜烧裂)丢弃的煎药罐，药材的具体药性与名称，因有机物质不足不能确定。医学界将中药起源定在《黄帝内经》出现的战国时代，但事实上史前人们就早已认识到自然物材的药用价值了。传说商初重臣伊尹发明复方草药，而这次出土的显然是单方草药。据业内人士评价，这一珍贵资料，对研究我国中草药起源尤其是煎药起源具有重要价值。”
据上述所言，先秦时代人们对药性药效已有所认识并且载于古书。《神农本草经》形成于先秦乃至周初，增补于汉代，《汉书艺文志》所以无其名者，或与《汤液经法》32卷合为一书亦未可知。
《汤液经法》不言谁作，西汉已经流传。《辅行诀》将“五味补泻体用图”视为全书核心与机密，则其图当亦来源有自。
总之，此图所含意义甚为深广，研究之，破解之，对于理解仲景方剂可以达到以简驭繁、执要说详、条分缕析、纲举目张的目的，就是临证须对仲景方剂加减化裁，亦可以做到立法有据，心有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