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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看的不多,回的更不多。果然此道人少。能深得其中三昧者,日间言语中,自是能看得出些分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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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曰:治有先后乎?
师曰:凡两感病俱作,治有先后,发表攻里,本自不同,而执迷用(一作“妄”)意者,乃云神丹甘遂合而饮之,且解其表,又除其里。言巧似是,其理实违。(千金中有“寸口脉弦,心下,微头痛,心下有水气,宜服甘遂丸,”)
这里仲景用一个“两感病”的例子,来强调“治有先后”顺序不可混淆。不问先后、胡乱投方,则易成坏症。发表、攻里,先后顺序很重要,本是一从表解、一从里下,病邪去路自不相同。
这里先说一下“神丹甘遂合而饮之”中的“神丹、甘遂”。
“神丹”,是指“神丹丸”。神丹丸是汉唐以前用以发汗解表散寒的首选用药。同时,神丹丸也是用以避晦、祛恶的常用丹药。所以坊间、家舍多有常备,是那个年代的“中成药”,临病发散,取用便宜。
孙真人《千金方》中说:“春夏无大吐下,秋冬无大发汗。发汗法,冬及始春大寒时,宜服神丹丸,亦可摩膏火炙。”
“•神丹丸•治伤寒敕涩,恶寒发热,体疼者方。附子 乌头(各四两) 人参 茯苓 半夏(各五两) 朱砂(一两) 上六味末之,蜜丸,以真丹为色,先食服,如大豆二丸,生姜汤下,日三,须臾进热粥二升许,重覆出汗止。若不得汗,汗少不解复服如前法。若得汗足应解而不解者,当服桂枝汤。此药多毒,热者令饮水,寒者温饮解之。治疟先发服二丸。(《要略》用细辛不用人参。”(此句不可考。《要略》不知是否为《金匮要略》?但《金匮》中未见此方。)
“甘遂”,是指“甘遂丸”。孙真人《千金方》中说:“寸口脉弦,心下,微头痛,心下有水气,宜服甘遂丸,针期门泻之。”可知,“甘遂丸”是用来攻里、逐心下水气的。此外,仲景“大陷胸汤”中用甘遂,也是攻下胸中之里邪的。
知道了文中“神丹甘遂”是指什么,就不难理解“神丹甘遂合而饮之,且解其表,又除其里”这句话了。这里说的是,有些草莽、蒙昧的医生说:这种两感的疾病,就用发表的“神丹丸”加上攻里的“甘遂丸”合并使用,就可以“且解其表”同时“又除其里”了。
仲景评论说:这种言论看似精妙、机巧,好像很有道理。其实,这种用药的方式,已经违背了用药的理法。所以“言巧似是,其理实违。”
至于怎么违背了理法?向下看。
这里插两句题外话:
第一、从孙真人说的“发汗法,冬及始春大寒时,宜服神丹丸,亦可摩膏火炙”一句中,从“摩膏火炙”四个字就知道在汉唐之时,常用“火炙”之法以发散表邪的。这也就可以知道仲景在论述中讨论“误治救逆”时,提到的“以火劫发汗”中的“火劫”究竟指的是什么。如经文“太阳病中风,以火劫发汗,邪风被火热,血气流溢,失其常度,两阳相熏灼,其身发黄”。呵呵,后面再谈。
第二、细读《千金方》、《千金翼方》,可知孙真人在撰写《千金方》时“其中风疮痈可谓精至,而伤寒一门,皆以汤散膏丸类聚成篇,疑未得其详矣。”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所以,孙真人在早期,可能是看不到多少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全书的。只是偶尔摘录了一些仲景的方药而已。一直到孙真人晚年时,才看到仲景书。并评价说:“以为其方行之以来,未有不验。”所以,在其晚年编纂的《千金翼方》中大规模地录入了仲景的伤寒内容。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除了“药王”对“医圣”的致敬以外;还应该看到有更深层的——孙真人《千金方》中的方药,显然和仲景的“伤寒杂病用药”的路数并不一致的。
这就是说,在汉唐之间,医门至少可以分为“仲景传承一支”和“孙真人传承一支”。而这两个分支的用药理法,存在明显的差异。但是,里面对病因、病机核心的东西,都还没有变的。例如,仲景的论“風寒”,以及孙真人论“中風”中的用药理论,神髓还是相通的。但是在某些问题上,却也存在着分歧的。如孙真人的所谓“中風”,并不完全是仲景所言的“中風”,而是与仲景的中“風、寒合邪”很近似。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医圣、药王两者的承袭很显然也都是源自于上古,其中却又各有差异。
哪个更正确?
或许没有“更正确”,而是应该说“或许两者都不全面的”。
那么,这些东西的背后,还有什么?
嘿嘿,这里咱们只留一个“暗扣”放这儿。咱们现在讨论的是“汉医经纬”,超出的部分,请允许我自己藏私了。呵呵,有兴趣?就自己深入进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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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曰:治有先后乎?
师曰:凡两感病俱作,治有先后,发表攻里,本自不同,而执迷用(一作“妄”)意者,乃云神丹甘遂合而饮之,且解其表,又除其里。言巧似是,其理实违。(千金中有“寸口脉弦,心下,微头痛,心下有水气,宜服甘遂丸,”)
这里仲景用一个“两感病”的例子,来强调“治有先后”顺序不可混淆。不问先后、胡乱投方,则易成坏症。发表、攻里,先后顺序很重要,本是一从表解、一从里下,病邪去路自不相同。
这里先说一下“神丹甘遂合而饮之”中的“神丹、甘遂”。
“神丹”,是指“神丹丸”。神丹丸是汉唐以前用以发汗解表散寒的首选用药。同时,神丹丸也是用以避晦、祛恶的常用丹药。所以坊间、家舍多有常备,是那个年代的“中成药”,临病发散,取用便宜。
孙真人《千金方》中说:“春夏无大吐下,秋冬无大发汗。发汗法,冬及始春大寒时,宜服神丹丸,亦可摩膏火炙。”
“•神丹丸•治伤寒敕涩,恶寒发热,体疼者方。附子 乌头(各四两) 人参 茯苓 半夏(各五两) 朱砂(一两) 上六味末之,蜜丸,以真丹为色,先食服,如大豆二丸,生姜汤下,日三,须臾进热粥二升许,重覆出汗止。若不得汗,汗少不解复服如前法。若得汗足应解而不解者,当服桂枝汤。此药多毒,热者令饮水,寒者温饮解之。治疟先发服二丸。(《要略》用细辛不用人参。”(此句不可考。《要略》不知是否为《金匮要略》?但《金匮》中未见此方。)
“甘遂”,是指“甘遂丸”。孙真人《千金方》中说:“寸口脉弦,心下,微头痛,心下有水气,宜服甘遂丸,针期门泻之。”可知,“甘遂丸”是用来攻里、逐心下水气的。此外,仲景“大陷胸汤”中用甘遂,也是攻下胸中之里邪的。
知道了文中“神丹甘遂”是指什么,就不难理解“神丹甘遂合而饮之,且解其表,又除其里”这句话了。这里说的是,有些草莽、蒙昧的医生说:这种两感的疾病,就用发表的“神丹丸”加上攻里的“甘遂丸”合并使用,就可以“且解其表”同时“又除其里”了。
仲景评论说:这种言论看似精妙、机巧,好像很有道理。其实,这种用药的方式,已经违背了用药的理法。所以“言巧似是,其理实违。”
至于怎么违背了理法?向下看。
这里插两句题外话:
第一、从孙真人说的“发汗法,冬及始春大寒时,宜服神丹丸,亦可摩膏火炙”一句中,从“摩膏火炙”四个字就知道在汉唐之时,常用“火炙”之法以发散表邪的。这也就可以知道仲景在论述中讨论“误治救逆”时,提到的“以火劫发汗”中的“火劫”究竟指的是什么。如经文“太阳病中风,以火劫发汗,邪风被火热,血气流溢,失其常度,两阳相熏灼,其身发黄”。呵呵,后面再谈。
第二、细读《千金方》、《千金翼方》,可知孙真人在撰写《千金方》时“其中风疮痈可谓精至,而伤寒一门,皆以汤散膏丸类聚成篇,疑未得其详矣。”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所以,孙真人在早期,可能是看不到多少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全书的。只是偶尔摘录了一些仲景的方药而已。一直到孙真人晚年时,才看到仲景书。并评价说:“以为其方行之以来,未有不验。”所以,在其晚年编纂的《千金翼方》中大规模地录入了仲景的伤寒内容。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除了“药王”对“医圣”的致敬以外;还应该看到有更深层的——孙真人《千金方》中的方药,显然和仲景的“伤寒杂病用药”的路数并不一致的。
这就是说,在汉唐之间,医门至少可以分为“仲景传承一支”和“孙真人传承一支”。而这两个分支的用药理法,存在明显的差异。但是,里面对病因、病机核心的东西,都还没有变的。例如,仲景的论“風寒”,以及孙真人论“中風”中的用药理论,神髓还是相通的。但是在某些问题上,却也存在着分歧的。如孙真人的所谓“中風”,并不完全是仲景所言的“中風”,而是与仲景的中“風、寒合邪”很近似。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医圣、药王两者的承袭很显然也都是源自于上古,其中却又各有差异。
哪个更正确?
或许没有“更正确”,而是应该说“或许两者都不全面的”。
那么,这些东西的背后,还有什么?
嘿嘿,这里咱们只留一个“暗扣”放这儿。咱们现在讨论的是“汉医经纬”,超出的部分,请允许我自己藏私了。呵呵,有兴趣?就自己深入进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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