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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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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到美国都会感到压力，我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专业不是西医而是中医，要想在美国站住脚，就必须以自己的中医专长为主，而不是在西医界混饭吃，于是我开始在美国寻找施展中医专长的途径。
有一天，我悄悄地告诉一位美国博士，自己曾是中医，谁知他却好心地劝我不要向别人吐露真情，否则人家会认为你是“sorcerer”，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单词的含义。回到宿舍，翻开字典，使我非常难过，因为上面分明写着“巫师”二字，我虽然听说在美国中医没什么地位，但没有想到他们是将中医与巫师混为一谈的。
在国内，我不是针灸医生，但出国时仍然带了针灸器具。一次，一位美国学生手臂酸疼，我给他扎了一针，他顿时感到轻松舒服，连声道谢谢，但没想到与我同住一室的缅甸学生暗暗提醒我：“在美国不要随便给人扎针，因为你没有执照，别人会告你的。此外用酒精消毒不行，因为有的细菌靠酒精是杀不死的。”
听了这一番话，我感到心里阵阵发凉，一个东方医生虽然闯入了西医的大本营，但要想施展中医的专长，实在是难啊！但细细一想，路是人走出来的，事在人为，于是我这个中医便单枪匹马，在美国开始另辟蹊径，寻找新路。
在中国教堂，我结识了从台湾来的何氏夫妇。当他们听说我是大陆来的中医，显得格外热情，一定要邀请我到他们家做客吃饭。果然在一个周末，何氏夫妇开车把我接到了郊外的别墅。这是一座半旧的别墅，一楼放着各种健身器材，餐厅在二楼。吃饭前，我随他们向上帝祷告，感谢主赐给了这顿丰盛可口的饭菜，由于好长时间没吃到中餐了，那天真是吃得很开心。
吃完饭，他们才向我道出了真情，夫妻俩已结婚4年，何太太却至今没有怀孕，希望我能从中医上给予帮助。我按脉后，感到左关脉细，便询问月经是否量少、色淡，夜里有无抽筋现象，竟然一一符合。于是自信地说：“你主要的问题是肝血不足，引起了月事稀少。”说罢开了一个药方，嘱咐每次月经后连服2周，3个月为一疗程。
3个月后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了何太太的电话，她刚从医院回来，检查结果妊娠试验阳性。她激动地对我说：“在美国，你千万不要放弃中医，应该以中医为主，你一定会成功的！”放下电话，何太太的声音久久萦绕在耳边，或许这就是我在美国探索发展中医之路的原始动力吧。
记得出国前，父亲曾经郑重地把我叫到跟前，给我看美国杂志(Newsweek)登载的一篇文章，述说美国目前有一千多万人患有疱疹病毒感染的性病，但西医基本上没有什么办法。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是你们中医的机会。
结果出国前，我便多了一个心眼，带了几味中药，想在美国寻找一位合作者，研究中药抗疱疹病毒的作用。因为在临床上，中药治疗带状疱疹的效果是相当不错的。
有一天，我感到情绪不错，便穿了一身笔挺的西装，带着几分东方学者的风范，在富丽堂皇的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大厅踱步。一位护士迎过来，问我有何贵干？我问她：“你知道谁在这个医院里研究疱疹病毒？”回答是一位赫赫有名的教授，他是医院的皮科主任。我踌躇了一下，然后小心地问：“你能帮我引见一下吗？”
我被带进了一个大办公室，恩纳教授坐在椅子上，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这位东方学者，耐心地听我用不太熟练的英语介绍中药在临床上治疗疱疹病毒的效果。我将几味中药放在桌上，他拿在手中，闻了闻，有些疑惑地问：“这真的能治疱疹病吗？”我坚定地说：“如果你不信，可以试一个病人。”恩纳教授考虑了一会儿，最后说：“我们还是先在实验室做点研究吧。”然后在黑板上向我讲述实验的程序。
几天后，我在世界第一流的实验室里，用两个电炉同时煎熬中药，扑鼻的药味从实验室传出，引来不少好奇的美国人，他们一个个睁大了眼睛，观看我们所做的新奇实验。我心中充满了喜悦，因为一位来自东方的中医，不远万里，来到西方医学的最高领地，正在向他们展示古老神秘的中医药，这岂不是东、西方文化的一次伟大碰撞？
我熬制的中药样品，被送到了另一位病毒专家的实验室，以检测抗疱疹病毒的作用，不久结果出来了，报告是这样写的：
“我们收到了谢谢医生送来的4个中药样品，我们首先证实这些中药提取液对培养的正常细胞没有毒性，然后进行中药的抗病毒活性测试，方法采用斑块缩减试验，病毒从临床上分离的单纯性疱疹病毒，培养细胞为猴肾细胞，细胞在受到病毒感染后，坏死产生斑块，计算斑块数，可对中药抗病毒的活性定量，经测试显示，4种中药的抗病毒效应都达到了90%以上。”
结果是令人鼓舞的，因为美国最有效的药物，抑制疱疹病毒率为50%，并且有较强的副作用。开始我们都很激动，以为中西医的一项伟大合作就要开始了。然而当我们坐下来一起探讨时，发现了我们在思维上存在的差异，发现了中医、西医之间的水火不容。因为西医要进一步细化，要寻找其中的有效成分；而我则希望将几个中药相加，组成方剂，寻找更有效抗病毒的配伍关系。
我们的合作暂时中断了，最后不得不分道扬镳。后来恩纳教授领导了一个研究小组，花费了很多研究经费，试图找到抗疱疹病毒的有效成分，却始终没有成功；我则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并参照一个古方，增加几味中药，形成了更为有效的抗病毒组方(VS-C)，在美国最大的天然产品上市公司(Nature's Sunshine)生产至今，已快20个年头了。
有一天我正在帕玛诊所，看到老板派地哥的桌上，有几瓶完全用英文标的中药产品，我问这是中国产的，还是美国产的？回答居然是美国产的。我大为惊奇，不是美国不承认中药吗？怎么美国也会有公司生产中药呢？
派地哥先生看出了我的好奇，随手递给了我一张名片，于是我就认识了巴伯女士。她是美国阳光天然产品有限公司在克利夫兰的销售总代理。这个公司居然在美国生产中药产品，使我非常好奇和兴奋，因为这是我来美国后一直在苦苦寻找的。
电话打通了，话筒里传来了巴伯和蔼亲切的声音，她向我介绍了这家公司的全貌，它的总部设在犹他州的盐湖城，销售网遍布全国各地。阳光公司生产的天然产品，不进入商店，不做广告，而是通过直销的方式，层层进入美国人的千家万户。他们共生产14种中药产品，是由一位犹太人设计的，名叫达玛纳达，他是一位植物学博士，曾先后6次到中国大陆和台湾学习中医。巴伯女士答应，将这14种中药产品的介绍材料和达玛纳达写的一本书寄过来，希望能和我进一步合作。
我接到书和材料，细细读后，深为犹太人的智慧而感叹，达玛纳达博士对中医的理解和整体的设计思路都具有相当水平，这些产品显然是依据中医阴阳五行理论设计的，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与人体肺肝肾心脾相对应，通过用中药对人体各系统的抑制或促进作用，使人体五脏之间的相生相克处于平衡，最终调解了人体的阴阳平衡。
达玛纳达博士设计的中药产品，比起目前我们开发的中成药来说，也许更具有古代中医药的特色。只是在如何选择这些中药来纠正人体五脏阴阳平衡的失调时，他似乎不大懂中医的望闻问切和辩证施治，为了使美国人明白，达玛纳达博士专门写了一本书，将各种症状和疾病，分别列入各药品的适应症中，根据身患的疾病与出现的症状有多少相符而评定分数，当达到一定分数后，便可选择应该服用的中药了。
然而这种机械的方法，不能保证患者选到最合适的药物，所以收不到预期的效果。这或许也是巴伯女士在推销此类产品时所遇到的困难，于是她邀请我每个周末抽半天时间，到她家为病人做咨询，我自然一口答应。
美国人对中医的认识是从针灸开始的，这要感谢尼克松总统，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第一次访华时，大概在医院看过针刺麻醉，于是把针灸这一神秘的信息带回美国，结果在美国掀起了一股“针灸热”。
波士顿东方医学协会张会长，曾给我介绍了当时的情景。那时他的诊所接待的病人之多可谓是空前的，不要说是本市的患者，就是外地的患者，每天都要有两个大巴士汽车定时载来。张会长夫妇俩人都是中医，但也忙得疲于奔命，张会长诙谐地说，当时与其说是做针灸治疗，倒不如说是在“插秧”。
但是近年来由于艾滋病的蔓延，使针灸热开始降温，然而中药热又开始升温。在美国审批生产中药产品并不难，至少比中国国内容易得多，因为中药在美国被看作是食品，而不是药品，所有的草药产品，无论含有何种中药，最后都是以食品补充剂被批准生产，而国内能够加入食品的中药只限于几十种，因此中药产品的发展自然受到了限制。
在美国中药发展的环境虽然比国内好得多，但草药的配方则远不如我们，在我看来多少有些粗制滥造，他们大都采用各国民间收集到的配方盲目生产。有的作用不明显，有的则有严重的副作用，影响了整个草药产品市场的声誉。例如加州有个草药公司叫Herb Life，他们根据南美民间的一个配方，生产了一种减肥药，致使一位顾客腹泻不止而丧命，最后这家公司因不堪巨额赔款而宣告破产。
美国的医疗官司相当普遍，医生稍有差错，病人就可以诉讼医生，一个医疗事故的赔偿常在百万美元之上，所以美国医生无论在医院行医，还是个人开业都必须买昂贵的保险。我的一位台湾朋友，是位非常心细的医生，在10余年的行医生涯中，也曾被患者告倒了两次，幸有保险公司“兜着”，才没有破产。
因此美国的临床是碰不得的，中国大陆去的医生到了美国，无论是外科主刀，还是内科主任医师，都只能穿着白大褂，站在美国医生旁观摩，或者到实验室去吃力地做他在国内不擅长的研究工作。我能够在医疗制度森严的美国，除了进行研究和教学外，同时又搞临床，应当说是相当例外的。
既然沾了临床，有时免不了要担点儿风险。记得在帕玛诊所，有一天护士长让我为一位偏瘫老太太做针灸治疗。她坐在轮椅上，身旁站着一位秃顶的胖老头，应该是她的先生，从老头面赤睛红的脸色看，我断定他是属于患有高血压的肝阳上亢之人。
我为老太太扎了几针，有一针扎在合谷穴，略有内出血，当时不显，回家后皮肤出现了青色。于是性急的老头打来电话询问，我的回答是可能有些内出血，并无大碍，这是针刺治疗中有时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只要用热毛巾敷一下，两三天淤血就可消失。但在淤血没有消失的两天内，老头不断打来电话，大有要诉讼帕玛诊所之势，搞得派地哥先生和护士长非常紧张，频频给我打电话，我自始至终镇定自若，告诉他们过两天肯定不会有事了。
后来再没有听到有关的反应，大约两个星期后的一天，我正在帕玛诊所为一位病人做电刺激治疗，一位护士走进来，将我领到另一房间，那位老太太依然坐在轮椅上，希望我继续为她做针灸治疗，桌上放着一篮新鲜水果，说是给我道谢谢的。当我问及她的先生，护士偷偷告诉我，她的先生于10天前，因脑溢血死了。我万没有想到，这件事的结局竟是这样。
在我做中药咨询期间，来得最勤的是一对意大利中年夫妇，几乎每个月我都能看到他们，男的经商，女的曾是一位意大利歌星。我变化着中药，为他们做治疗，我看到那位歌手的面孔逐渐红润起来，精气神足了。
1年后，当我准备回国时，她激动地告诉我，大家都说她变了一个人，重新焕发了青春。她退出歌坛是因为身体的倦怠。而她的病症属于中医的湿证，湿性缠绵，不易治好，但经过长时间祛湿健脾的中药治疗，终于使她恢复了健康。在欢送我的宴席上，她一展歌喉，用我仰慕已久的意大利发音唱了一曲送别歌。
10年后，当我再次回到克利夫兰的时候，这对意大利夫妇已搬到离我住地一百多英里的地方，他们竟不辞辛苦，驱车数百里，将我接到家中，为他们全家每个人把脉开方，在那里我见到了他们家庭的新成员，9岁的女儿。
克利夫兰的华人很少，唐人街小得可怜，只有几家中国餐馆和一个华人杂货店，使我这个以中医药为特长的中医，无法施展自己的能力。但是阳光公司生产的14种中成药却为我提供了机会，在一年中我应诊了几百人，无论他们患有何种疾病，我都用这14种中药调治，绝大多数的人都获得了效果，并且还创造了一些典型的病例。
达玛纳达博士设计的中成药方，依据我的经验，如果稍加修改，会使疗效更好，但如灵活应用，也能获得满意的效果。例如我很喜欢用调和丸治疗妇科病，美国妇女患月经不调，西医治起来很棘手，而用调和丸则屡治屡效。
一位老妇人丧夫后，患了慢性腹泻，西医怎样也治不好她的病，我用调和丸竟治好了她的慢性腹泻。美国人大惑不解，问我为什么调肝的药能治好脾胃病。我的回答是，病人因情志不遂导致腹泻，是中医的木克土证，用调和丸正好是对症下药。
一位胖妇人，下肢浮肿，我用祛湿丸不仅使她浮肿消失，体重减了十几磅，还使她患了10年的慢性湿疹也获得治愈。一位5岁的小男孩，慢性咳嗽2月余，吃了大量的抗菌素不能控制，在服了一段补阴丸后，咳嗽被止住了。
我治疗的业绩，后来不仅促成了达玛纳达博士邀我到华盛顿州的波特兰市讲学，而且在我离开美国时，帕玛诊所、阳光公司和一个传统医药研究所，联合为我精心制作了一块奖牌，以表彰我为当地美国人的健康所作出的贡献。
我把这奖牌带回国，先挂在家中的墙上，却时常忐忑不安地想，会不会有一天这块奖牌成为了我在美国非法行医的物证呢？于是后来我把它摆放在了一个最不起眼、最不引人注意的地方。
有一天，我悄悄地告诉一位美国博士，自己曾是中医，谁知他却好心地劝我不要向别人吐露真情，否则人家会认为你是“sorcerer”，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单词的含义。回到宿舍，翻开字典，使我非常难过，因为上面分明写着“巫师”二字，我虽然听说在美国中医没什么地位，但没有想到他们是将中医与巫师混为一谈的。
在国内，我不是针灸医生，但出国时仍然带了针灸器具。一次，一位美国学生手臂酸疼，我给他扎了一针，他顿时感到轻松舒服，连声道谢谢，但没想到与我同住一室的缅甸学生暗暗提醒我：“在美国不要随便给人扎针，因为你没有执照，别人会告你的。此外用酒精消毒不行，因为有的细菌靠酒精是杀不死的。”
听了这一番话，我感到心里阵阵发凉，一个东方医生虽然闯入了西医的大本营，但要想施展中医的专长，实在是难啊！但细细一想，路是人走出来的，事在人为，于是我这个中医便单枪匹马，在美国开始另辟蹊径，寻找新路。
在中国教堂，我结识了从台湾来的何氏夫妇。当他们听说我是大陆来的中医，显得格外热情，一定要邀请我到他们家做客吃饭。果然在一个周末，何氏夫妇开车把我接到了郊外的别墅。这是一座半旧的别墅，一楼放着各种健身器材，餐厅在二楼。吃饭前，我随他们向上帝祷告，感谢主赐给了这顿丰盛可口的饭菜，由于好长时间没吃到中餐了，那天真是吃得很开心。
吃完饭，他们才向我道出了真情，夫妻俩已结婚4年，何太太却至今没有怀孕，希望我能从中医上给予帮助。我按脉后，感到左关脉细，便询问月经是否量少、色淡，夜里有无抽筋现象，竟然一一符合。于是自信地说：“你主要的问题是肝血不足，引起了月事稀少。”说罢开了一个药方，嘱咐每次月经后连服2周，3个月为一疗程。
3个月后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了何太太的电话，她刚从医院回来，检查结果妊娠试验阳性。她激动地对我说：“在美国，你千万不要放弃中医，应该以中医为主，你一定会成功的！”放下电话，何太太的声音久久萦绕在耳边，或许这就是我在美国探索发展中医之路的原始动力吧。
记得出国前，父亲曾经郑重地把我叫到跟前，给我看美国杂志(Newsweek)登载的一篇文章，述说美国目前有一千多万人患有疱疹病毒感染的性病，但西医基本上没有什么办法。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是你们中医的机会。
结果出国前，我便多了一个心眼，带了几味中药，想在美国寻找一位合作者，研究中药抗疱疹病毒的作用。因为在临床上，中药治疗带状疱疹的效果是相当不错的。
有一天，我感到情绪不错，便穿了一身笔挺的西装，带着几分东方学者的风范，在富丽堂皇的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大厅踱步。一位护士迎过来，问我有何贵干？我问她：“你知道谁在这个医院里研究疱疹病毒？”回答是一位赫赫有名的教授，他是医院的皮科主任。我踌躇了一下，然后小心地问：“你能帮我引见一下吗？”
我被带进了一个大办公室，恩纳教授坐在椅子上，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这位东方学者，耐心地听我用不太熟练的英语介绍中药在临床上治疗疱疹病毒的效果。我将几味中药放在桌上，他拿在手中，闻了闻，有些疑惑地问：“这真的能治疱疹病吗？”我坚定地说：“如果你不信，可以试一个病人。”恩纳教授考虑了一会儿，最后说：“我们还是先在实验室做点研究吧。”然后在黑板上向我讲述实验的程序。
几天后，我在世界第一流的实验室里，用两个电炉同时煎熬中药，扑鼻的药味从实验室传出，引来不少好奇的美国人，他们一个个睁大了眼睛，观看我们所做的新奇实验。我心中充满了喜悦，因为一位来自东方的中医，不远万里，来到西方医学的最高领地，正在向他们展示古老神秘的中医药，这岂不是东、西方文化的一次伟大碰撞？
我熬制的中药样品，被送到了另一位病毒专家的实验室，以检测抗疱疹病毒的作用，不久结果出来了，报告是这样写的：
“我们收到了谢谢医生送来的4个中药样品，我们首先证实这些中药提取液对培养的正常细胞没有毒性，然后进行中药的抗病毒活性测试，方法采用斑块缩减试验，病毒从临床上分离的单纯性疱疹病毒，培养细胞为猴肾细胞，细胞在受到病毒感染后，坏死产生斑块，计算斑块数，可对中药抗病毒的活性定量，经测试显示，4种中药的抗病毒效应都达到了90%以上。”
结果是令人鼓舞的，因为美国最有效的药物，抑制疱疹病毒率为50%，并且有较强的副作用。开始我们都很激动，以为中西医的一项伟大合作就要开始了。然而当我们坐下来一起探讨时，发现了我们在思维上存在的差异，发现了中医、西医之间的水火不容。因为西医要进一步细化，要寻找其中的有效成分；而我则希望将几个中药相加，组成方剂，寻找更有效抗病毒的配伍关系。
我们的合作暂时中断了，最后不得不分道扬镳。后来恩纳教授领导了一个研究小组，花费了很多研究经费，试图找到抗疱疹病毒的有效成分，却始终没有成功；我则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并参照一个古方，增加几味中药，形成了更为有效的抗病毒组方(VS-C)，在美国最大的天然产品上市公司(Nature's Sunshine)生产至今，已快20个年头了。
有一天我正在帕玛诊所，看到老板派地哥的桌上，有几瓶完全用英文标的中药产品，我问这是中国产的，还是美国产的？回答居然是美国产的。我大为惊奇，不是美国不承认中药吗？怎么美国也会有公司生产中药呢？
派地哥先生看出了我的好奇，随手递给了我一张名片，于是我就认识了巴伯女士。她是美国阳光天然产品有限公司在克利夫兰的销售总代理。这个公司居然在美国生产中药产品，使我非常好奇和兴奋，因为这是我来美国后一直在苦苦寻找的。
电话打通了，话筒里传来了巴伯和蔼亲切的声音，她向我介绍了这家公司的全貌，它的总部设在犹他州的盐湖城，销售网遍布全国各地。阳光公司生产的天然产品，不进入商店，不做广告，而是通过直销的方式，层层进入美国人的千家万户。他们共生产14种中药产品，是由一位犹太人设计的，名叫达玛纳达，他是一位植物学博士，曾先后6次到中国大陆和台湾学习中医。巴伯女士答应，将这14种中药产品的介绍材料和达玛纳达写的一本书寄过来，希望能和我进一步合作。
我接到书和材料，细细读后，深为犹太人的智慧而感叹，达玛纳达博士对中医的理解和整体的设计思路都具有相当水平，这些产品显然是依据中医阴阳五行理论设计的，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与人体肺肝肾心脾相对应，通过用中药对人体各系统的抑制或促进作用，使人体五脏之间的相生相克处于平衡，最终调解了人体的阴阳平衡。
达玛纳达博士设计的中药产品，比起目前我们开发的中成药来说，也许更具有古代中医药的特色。只是在如何选择这些中药来纠正人体五脏阴阳平衡的失调时，他似乎不大懂中医的望闻问切和辩证施治，为了使美国人明白，达玛纳达博士专门写了一本书，将各种症状和疾病，分别列入各药品的适应症中，根据身患的疾病与出现的症状有多少相符而评定分数，当达到一定分数后，便可选择应该服用的中药了。
然而这种机械的方法，不能保证患者选到最合适的药物，所以收不到预期的效果。这或许也是巴伯女士在推销此类产品时所遇到的困难，于是她邀请我每个周末抽半天时间，到她家为病人做咨询，我自然一口答应。
美国人对中医的认识是从针灸开始的，这要感谢尼克松总统，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第一次访华时，大概在医院看过针刺麻醉，于是把针灸这一神秘的信息带回美国，结果在美国掀起了一股“针灸热”。
波士顿东方医学协会张会长，曾给我介绍了当时的情景。那时他的诊所接待的病人之多可谓是空前的，不要说是本市的患者，就是外地的患者，每天都要有两个大巴士汽车定时载来。张会长夫妇俩人都是中医，但也忙得疲于奔命，张会长诙谐地说，当时与其说是做针灸治疗，倒不如说是在“插秧”。
但是近年来由于艾滋病的蔓延，使针灸热开始降温，然而中药热又开始升温。在美国审批生产中药产品并不难，至少比中国国内容易得多，因为中药在美国被看作是食品，而不是药品，所有的草药产品，无论含有何种中药，最后都是以食品补充剂被批准生产，而国内能够加入食品的中药只限于几十种，因此中药产品的发展自然受到了限制。
在美国中药发展的环境虽然比国内好得多，但草药的配方则远不如我们，在我看来多少有些粗制滥造，他们大都采用各国民间收集到的配方盲目生产。有的作用不明显，有的则有严重的副作用，影响了整个草药产品市场的声誉。例如加州有个草药公司叫Herb Life，他们根据南美民间的一个配方，生产了一种减肥药，致使一位顾客腹泻不止而丧命，最后这家公司因不堪巨额赔款而宣告破产。
美国的医疗官司相当普遍，医生稍有差错，病人就可以诉讼医生，一个医疗事故的赔偿常在百万美元之上，所以美国医生无论在医院行医，还是个人开业都必须买昂贵的保险。我的一位台湾朋友，是位非常心细的医生，在10余年的行医生涯中，也曾被患者告倒了两次，幸有保险公司“兜着”，才没有破产。
因此美国的临床是碰不得的，中国大陆去的医生到了美国，无论是外科主刀，还是内科主任医师，都只能穿着白大褂，站在美国医生旁观摩，或者到实验室去吃力地做他在国内不擅长的研究工作。我能够在医疗制度森严的美国，除了进行研究和教学外，同时又搞临床，应当说是相当例外的。
既然沾了临床，有时免不了要担点儿风险。记得在帕玛诊所，有一天护士长让我为一位偏瘫老太太做针灸治疗。她坐在轮椅上，身旁站着一位秃顶的胖老头，应该是她的先生，从老头面赤睛红的脸色看，我断定他是属于患有高血压的肝阳上亢之人。
我为老太太扎了几针，有一针扎在合谷穴，略有内出血，当时不显，回家后皮肤出现了青色。于是性急的老头打来电话询问，我的回答是可能有些内出血，并无大碍，这是针刺治疗中有时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只要用热毛巾敷一下，两三天淤血就可消失。但在淤血没有消失的两天内，老头不断打来电话，大有要诉讼帕玛诊所之势，搞得派地哥先生和护士长非常紧张，频频给我打电话，我自始至终镇定自若，告诉他们过两天肯定不会有事了。
后来再没有听到有关的反应，大约两个星期后的一天，我正在帕玛诊所为一位病人做电刺激治疗，一位护士走进来，将我领到另一房间，那位老太太依然坐在轮椅上，希望我继续为她做针灸治疗，桌上放着一篮新鲜水果，说是给我道谢谢的。当我问及她的先生，护士偷偷告诉我，她的先生于10天前，因脑溢血死了。我万没有想到，这件事的结局竟是这样。
在我做中药咨询期间，来得最勤的是一对意大利中年夫妇，几乎每个月我都能看到他们，男的经商，女的曾是一位意大利歌星。我变化着中药，为他们做治疗，我看到那位歌手的面孔逐渐红润起来，精气神足了。
1年后，当我准备回国时，她激动地告诉我，大家都说她变了一个人，重新焕发了青春。她退出歌坛是因为身体的倦怠。而她的病症属于中医的湿证，湿性缠绵，不易治好，但经过长时间祛湿健脾的中药治疗，终于使她恢复了健康。在欢送我的宴席上，她一展歌喉，用我仰慕已久的意大利发音唱了一曲送别歌。
10年后，当我再次回到克利夫兰的时候，这对意大利夫妇已搬到离我住地一百多英里的地方，他们竟不辞辛苦，驱车数百里，将我接到家中，为他们全家每个人把脉开方，在那里我见到了他们家庭的新成员，9岁的女儿。
克利夫兰的华人很少，唐人街小得可怜，只有几家中国餐馆和一个华人杂货店，使我这个以中医药为特长的中医，无法施展自己的能力。但是阳光公司生产的14种中成药却为我提供了机会，在一年中我应诊了几百人，无论他们患有何种疾病，我都用这14种中药调治，绝大多数的人都获得了效果，并且还创造了一些典型的病例。
达玛纳达博士设计的中成药方，依据我的经验，如果稍加修改，会使疗效更好，但如灵活应用，也能获得满意的效果。例如我很喜欢用调和丸治疗妇科病，美国妇女患月经不调，西医治起来很棘手，而用调和丸则屡治屡效。
一位老妇人丧夫后，患了慢性腹泻，西医怎样也治不好她的病，我用调和丸竟治好了她的慢性腹泻。美国人大惑不解，问我为什么调肝的药能治好脾胃病。我的回答是，病人因情志不遂导致腹泻，是中医的木克土证，用调和丸正好是对症下药。
一位胖妇人，下肢浮肿，我用祛湿丸不仅使她浮肿消失，体重减了十几磅，还使她患了10年的慢性湿疹也获得治愈。一位5岁的小男孩，慢性咳嗽2月余，吃了大量的抗菌素不能控制，在服了一段补阴丸后，咳嗽被止住了。
我治疗的业绩，后来不仅促成了达玛纳达博士邀我到华盛顿州的波特兰市讲学，而且在我离开美国时，帕玛诊所、阳光公司和一个传统医药研究所，联合为我精心制作了一块奖牌，以表彰我为当地美国人的健康所作出的贡献。
我把这奖牌带回国，先挂在家中的墙上，却时常忐忑不安地想，会不会有一天这块奖牌成为了我在美国非法行医的物证呢？于是后来我把它摆放在了一个最不起眼、最不引人注意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