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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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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建方证理论体系框架之前，请大家谨记的是：“方证”划分证候法是与脏腑及其它证候划分法不同的一种“证候”划分法。“方证”划分证候法是与脏腑及其它证候划分法不同的一种“证候”划分法。“方证”划分证候法自身对证候划分亦存在“交叉”关系，或者说方证之间的界限示模糊的。研究方证的目的是：探讨“病证”与“方证”的关系，说的更明确一点即探讨“病证”概念与“方证”概念之间 关系，通过寻找两个概念的共同“所指”，以指导临床治疗。1 方证体系的形成方剂的出现与形成应该是这样的。必须承认的是我们的祖先会患病，出于动物的本能，在患病的情况下要寻找一种后来被称之为“药”的一种东西来治疗。最初他们根本不知道哪些东西对疾病 有效，只是在碰“运气”。可能是在经历了n次实践后，终于出现了“运气”好的人，“疾病好了”。一次次的“好运”渐渐形成了后来被称之为“经验”的东西，人们通过某种形式相互间传递了这种经验的信息，并被保留下来。这种最初被患者食用或食用的且使“疾病好了”的东西，就是后来成了被称之为治疗方法或手段的“工具”，其中方剂只是一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即最初的疾病治疗形式是：疾病—方剂。其中并不存在一个先于方剂而存在的“治法”，或者说最初没有一个“治法”的独立存在。我们在这里称之为“治法”的东西是指人们已经认识到的东西源于人们后来的抽象与归纳。但是我们并不像否认有一个“法”已经“内在的”孕育于所应用的“方剂”之中，但这个“法”是具体的，它指针于这个方剂只对这一方剂而言。它不是我们后来称之为那种对方剂功效概括的“治法”。可以设想，当水来临之际，人们可以用土来拦截水，这个以图拦截水的办法，是源于先有了土可以拦截水的经验，还是人们先有了水可以以土拦截的想法。我们更为倾向的是“经验”在先，“理论”在后。起码可以说最初以土拦截水的行为只是一种尝试，成功地结果给了人们一种经验，对经验的总结形成了“水来土湮”的想法。最初的那个土它首先是一个工具。于此反复论证这一砍死纠缠不清的哲学问题，乃在于我们想说明方证体系可能是疾病治疗最早的一种形式，且是先于“证—法—方”的一种治疗形式。假设“证—方”是最早的治疗形式，那么晚我们继续要问法师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会有“证—法—方”形式的出现？“证—方”治疗形式的优势何在？“法”其实是对“方”的一种概括与抽象。我们知道以土拦截水在于土由阻挡水的作用，但能够起到阻挡作用的不只是土，树木也能阻挡水，水泥也能阻挡水。“阻挡”是土、树木、水泥拦截水的共性，对共性的抽象与归纳形成了“水可以拦截”的想法。做一并不十分恰当的类比，如果说拦截的想法相当于中医学中的“治法”，那么，土、树木、水泥即相当于中医学中的“方剂”。治法与方剂的关系也就成了“一般”与“个体”或者是“怎么做”和“具体怎么做”的关系，“我去北京”和“我乘汽车去北京”是不一样的。“怎么做”比“具体怎么做”要宽泛的多。去北京可以乘汽车，也可以乘火车，且可以选择步行，只要能到达北京就可以。但乘汽车只能是乘汽车。如果从概念的角度对中医学中的“治法”与“方剂”做一比较，就可以发现“治法”的“外延”大于“方剂”的外延，而其“内涵”小于“方剂”的内涵。在针对某一具体的“证候”而言，对“方”进行概括的“法”则显得有些宽泛，不如“方”具体。形象地做一比喻，“法”更像路标，他只是指出方向，至于走哪条路？选择哪种交通工具，则是“方”要做的事情。“方—证”体系没有路标，人们将如何走？只能是人们走过的路，人们曾经经验过，知道这条路可以通向要到达的目标或目的地。“证—法—方”与“证—方”治疗疾病的形式就相当于A、B两人要到达同意目的地M，A从未到达过M，也没有看过别人怎样走，任何人也没有告诉过他怎样走，他凭借路标的指引最后到达了目的地M；B以前到达过M，或看别人怎样走过，或别人告诉过他怎样走，他也到达了目的地M。虽然都是到达，但到达的过程中可能是不一样的，有可能他们走得根本就不是一条路。凭我们的经验是B可能到达的更顺利一些，因为它经历过，走起来更顺利。但谁又能排除在B上路的时候恰巧修好了一条以前没有的到达M的更便捷的路，而A走的正是这一条路。这里存在着诸多的可能，使得我们难以比较A、B的优劣。但人们会问，假设B要到达他从未去过的目的地N，他该怎样走？去问别人，别人也没有去过呢？他所做的只能是类比了，即将到达M的经验移植到到达N的过程中。作者：贾春华 王永炎 黄启福 鲁兆麟 王庆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