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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金声(贵阳中医学院，550002)
“治未病”包括未病先防及既病防变两个方面，是祖国医学防治疾病的重要原则，源于《内经》。仲景勤求古训，继承了这一重要的预防思想，所撰《伤寒论》一书，在外感疾病的辩证论治中始终贯穿这一预防原则；继承并发扬了这一理论，对外感病的防治具有重要意义。兹探讨如下，不妥之处，敬祈指正。
一、未雨绸缪 防重于治
仲景在《伤寒论》中创立了六经辨证论治体系，阐明了外感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及辨证论治原则与方法。外邪侵袭人体，初及皮毛，在太阳之表，病浅而治之易，若正气能驱邪外出，则可病愈。反之，病邪可深入阳明、少阳，甚而传入三阴，疾病由表入里，由浅至深，逐步深入，正气受损，邪气犹存，铸成攻补两难之局面，其治亦难，呈如《医学源流》所云：“盖病之始入，风寒既浅，气血脏腑未伤，自然治之甚易；至于邪气深入，则邪气与正气相乱，欲攻邪则碍正，欲扶正则助邪，即使邪渐去，而正气已不支矣，若夫得病之后，更或劳动、感风、伤气、伤食。谓之病后加病，尤极危殆。”仲景深知顾护正气在预防疾病发生中的重要性，亦晓疾病传变演化的诸多因素，故在自序中谆谆告诫人们要“保身长全，以养其身”，《金匮》首条便引《素问》“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之言，在外感疾病辨证论治，差后调摄中都体现了预防为主的思想，足见仲景对“治未病”原则之重视。
二、截断病势 御其病进
外感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主要与正气的强弱、邪气的盛衰、治疗当否等因素密切相关。若正气盛，邪气衰，治疗恰当，则病情可向好转向愈方向发展：反之，正气衰，邪气盛，治疗不当，则疾病可向重深方向发展，故在《伤寒论》中尤其重视病机变化、传变与否的分析，强调致病因素的治疗，从而截断病势，以防疾病传变与恶化。
明晰病机变化，预防病情发展。《伤寒论》十分重视病机变化的分析，从而把握疾病发展趋势，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以防疾病发展。外感疾病辨证论治过程中，既病防变的原则已寓其中。如“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指出太阳病不解，邪气有向阳明传变之势，则针足阳明，使经气流畅，抗邪能力增强，从而预防传经之变。此与“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同理。又如“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当救里；后身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救里宜四逆汤，救表宜桂枝汤。”说明误下太阳，少阴里虚兼表时，里虚为急，当先温里，后行解表。若先解表，表证未必能除，反徒伤里气，导致少阴阳衰阴盛之变。明示了下利清谷兼表时，先里后表的治则，使里气恢复再行解表，则无亡阳之虞。从而预防病变向少阴阳衰方向发展。又如苓桂术甘汤条，乃水停中焦之证，治当健脾利水，不可发汗。若发汗，可伤阳气，筋脉失养，不特动经振摇，进而可致阳虚水泛的身瞤动，振振欲擗地。识此病机变化之势，拟健脾利水，不可发汗之治则与治禁，令脾健水饮得除，则免病情发展至阳虚水泛地步。此外，诸如六急下证、少阴急温之例，均是分析病机，见微知著，预防疾病向深重发展所采取的急下、急温之法，以防重证之变。
顾护机体正气，防御病邪深入。经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古人亦云：“至虚之地，便是留邪之所”均说明正气不足，是疾病发生的主要原因。《素问》上古天真论及四气调神篇阐述了注意养身，顺应四时变化，方可无病长寿，要保持健康，当“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精神内守” “虚邪贼风，避之有时”等等。仲景继承了这一养生防病之道，深知正气内虚，则淫邪猖獗，六淫为患，在论中极为重视顾护正气，以防邪变及病变。三阳病，治以祛邪为主，但祛邪不忘扶正。如桂枝汤用芍药、炙甘草、大枣，在祛风中既能益阴和营，又能助正以调和营卫；药后啜粥、温覆，既助药力，取微似汗，又资汗源，以防伤正。服汤后，中病即止，不必尽剂，不可如水淋漓，亦是避免过汗伤正而设。又如桂枝汤中的芍药、人参，以益气和营，助正祛邪；麻黄汤中的炙甘草，以防大汗伤津；大青龙汤之大枣，以资汗源；炙甘草汤之补心阴心阳；十枣汤中大枣，使邪去而正不伤。慎其用量，中病即止，药后得畅利，靡粥自养等等，均为祛邪中注意扶正之举。三阴证，正气已虚，论治时更其重视扶正的治疗。总之，六淫邪气伤人，总因正气亏欠、不能抵御外邪侵犯，则病乃成，或正虚邪陷，病情加重。不论在辨证及论治中均体现了顾护正气是防病治病的关键。
逐除致病邪气，防止病变深入。《伤寒论》中重视祛邪，务使邪去正安，截断病势深入之因，从而制止疾病传变。如太阳病，风寒之邪侵犯体表，仲景制汗法，使汗出邪去，则表证解除，从而截断病邪向阳明、少阳、三阴传变之势。又如“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是先刺风池、风府，以疏通经络而泻邪，再用桂枝汤解肌、针药并举，祛邪外出，以截断病势发展。又如热入血室诸条，当刺期门，以泻其实邪；或用小柴胡汤，使邪热随枢外解；或邪热随经水而出，邪去正安，截断热与血结之势，防其病邪深入。变生它患。此外，诸如白虎、承气、栀子豉汤、陷胸汤等等，均属此例。
三、立法处方 全面兼顾
《伤寒论》对六经病证的论治、立法、处方，兼顾全面，如扶正祛邪、治疗宜忌、用药配伍、饮食禁忌、方后注意等均有阐述，防患未然的法则亦贯穿其中。如桂枝汤，既有桂芍配伍之调和营卫，解肌祛风，又有枣草之扶正，令邪去正安，以防病势发展。及时正确的治疗，是预防疾病传变的关键。此外，论中若干治禁的确立、早早告戒，以防误治变证发生。如太阳伤寒，立诸多不可发汗之禁，若误汗，不伤阳，则损阴，将会导致各种变证发生；太阴病禁下，若误下，可致胸下结硬，自利益甚之变证。说明治禁之立法，是为防误治变证而设。处方用药，重视配伍，扬长避短，以免毒副作用发生。如十枣汤，以大枣顾护脾胃，以防甘遂等峻逐伤正；附子汤、真武汤中附子、芍药相伍，刚柔相济，可防附子辛热走窜，反耗其营血，以防痛无收摄之弊。用药强调中病即止，不可过量伤正；祛邪之时，配伍扶正之品，以顾正气。论中例证犹多，如小柴胡汤中的参、枣、草，则是在和解少阳邪热之时，益气和中，助正以祛邪，亦防病邪入侵中焦；又有方后所云忌口，是注意饮食，避免加重病情，如桂枝汤后云：“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意即如此。
四、差后调摄、避免复发
仲景在“辩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治”篇中阐明了大病初愈，正气尚虚，余邪未尽，若不慎食节劳，则正气难复，死灰复燃，病可复作，故犹为重视病后饮食起居有节，劳逸适度，务使正气恢复，以免复发，此正气复而邪气自退之理，这对预防疾病复发颇为重要。
综上所述，可见《伤寒论》六经辨证论治中，亦体现“治未病”原则。预防为主，顾护正气，驱除邪气，明析病机变化，预测疾病传变趋势，正确立法处方，及时治疗，截断病势发展，防其变证发生，重视差后调摄，以防疾病复发等等，均是《内经》防治原则的继承与发扬。经云：“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这一防患于未然之原则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治未病”包括未病先防及既病防变两个方面，是祖国医学防治疾病的重要原则，源于《内经》。仲景勤求古训，继承了这一重要的预防思想，所撰《伤寒论》一书，在外感疾病的辩证论治中始终贯穿这一预防原则；继承并发扬了这一理论，对外感病的防治具有重要意义。兹探讨如下，不妥之处，敬祈指正。
一、未雨绸缪 防重于治
仲景在《伤寒论》中创立了六经辨证论治体系，阐明了外感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及辨证论治原则与方法。外邪侵袭人体，初及皮毛，在太阳之表，病浅而治之易，若正气能驱邪外出，则可病愈。反之，病邪可深入阳明、少阳，甚而传入三阴，疾病由表入里，由浅至深，逐步深入，正气受损，邪气犹存，铸成攻补两难之局面，其治亦难，呈如《医学源流》所云：“盖病之始入，风寒既浅，气血脏腑未伤，自然治之甚易；至于邪气深入，则邪气与正气相乱，欲攻邪则碍正，欲扶正则助邪，即使邪渐去，而正气已不支矣，若夫得病之后，更或劳动、感风、伤气、伤食。谓之病后加病，尤极危殆。”仲景深知顾护正气在预防疾病发生中的重要性，亦晓疾病传变演化的诸多因素，故在自序中谆谆告诫人们要“保身长全，以养其身”，《金匮》首条便引《素问》“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之言，在外感疾病辨证论治，差后调摄中都体现了预防为主的思想，足见仲景对“治未病”原则之重视。
二、截断病势 御其病进
外感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主要与正气的强弱、邪气的盛衰、治疗当否等因素密切相关。若正气盛，邪气衰，治疗恰当，则病情可向好转向愈方向发展：反之，正气衰，邪气盛，治疗不当，则疾病可向重深方向发展，故在《伤寒论》中尤其重视病机变化、传变与否的分析，强调致病因素的治疗，从而截断病势，以防疾病传变与恶化。
明晰病机变化，预防病情发展。《伤寒论》十分重视病机变化的分析，从而把握疾病发展趋势，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以防疾病发展。外感疾病辨证论治过程中，既病防变的原则已寓其中。如“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指出太阳病不解，邪气有向阳明传变之势，则针足阳明，使经气流畅，抗邪能力增强，从而预防传经之变。此与“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同理。又如“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当救里；后身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救里宜四逆汤，救表宜桂枝汤。”说明误下太阳，少阴里虚兼表时，里虚为急，当先温里，后行解表。若先解表，表证未必能除，反徒伤里气，导致少阴阳衰阴盛之变。明示了下利清谷兼表时，先里后表的治则，使里气恢复再行解表，则无亡阳之虞。从而预防病变向少阴阳衰方向发展。又如苓桂术甘汤条，乃水停中焦之证，治当健脾利水，不可发汗。若发汗，可伤阳气，筋脉失养，不特动经振摇，进而可致阳虚水泛的身瞤动，振振欲擗地。识此病机变化之势，拟健脾利水，不可发汗之治则与治禁，令脾健水饮得除，则免病情发展至阳虚水泛地步。此外，诸如六急下证、少阴急温之例，均是分析病机，见微知著，预防疾病向深重发展所采取的急下、急温之法，以防重证之变。
顾护机体正气，防御病邪深入。经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古人亦云：“至虚之地，便是留邪之所”均说明正气不足，是疾病发生的主要原因。《素问》上古天真论及四气调神篇阐述了注意养身，顺应四时变化，方可无病长寿，要保持健康，当“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精神内守” “虚邪贼风，避之有时”等等。仲景继承了这一养生防病之道，深知正气内虚，则淫邪猖獗，六淫为患，在论中极为重视顾护正气，以防邪变及病变。三阳病，治以祛邪为主，但祛邪不忘扶正。如桂枝汤用芍药、炙甘草、大枣，在祛风中既能益阴和营，又能助正以调和营卫；药后啜粥、温覆，既助药力，取微似汗，又资汗源，以防伤正。服汤后，中病即止，不必尽剂，不可如水淋漓，亦是避免过汗伤正而设。又如桂枝汤中的芍药、人参，以益气和营，助正祛邪；麻黄汤中的炙甘草，以防大汗伤津；大青龙汤之大枣，以资汗源；炙甘草汤之补心阴心阳；十枣汤中大枣，使邪去而正不伤。慎其用量，中病即止，药后得畅利，靡粥自养等等，均为祛邪中注意扶正之举。三阴证，正气已虚，论治时更其重视扶正的治疗。总之，六淫邪气伤人，总因正气亏欠、不能抵御外邪侵犯，则病乃成，或正虚邪陷，病情加重。不论在辨证及论治中均体现了顾护正气是防病治病的关键。
逐除致病邪气，防止病变深入。《伤寒论》中重视祛邪，务使邪去正安，截断病势深入之因，从而制止疾病传变。如太阳病，风寒之邪侵犯体表，仲景制汗法，使汗出邪去，则表证解除，从而截断病邪向阳明、少阳、三阴传变之势。又如“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是先刺风池、风府，以疏通经络而泻邪，再用桂枝汤解肌、针药并举，祛邪外出，以截断病势发展。又如热入血室诸条，当刺期门，以泻其实邪；或用小柴胡汤，使邪热随枢外解；或邪热随经水而出，邪去正安，截断热与血结之势，防其病邪深入。变生它患。此外，诸如白虎、承气、栀子豉汤、陷胸汤等等，均属此例。
三、立法处方 全面兼顾
《伤寒论》对六经病证的论治、立法、处方，兼顾全面，如扶正祛邪、治疗宜忌、用药配伍、饮食禁忌、方后注意等均有阐述，防患未然的法则亦贯穿其中。如桂枝汤，既有桂芍配伍之调和营卫，解肌祛风，又有枣草之扶正，令邪去正安，以防病势发展。及时正确的治疗，是预防疾病传变的关键。此外，论中若干治禁的确立、早早告戒，以防误治变证发生。如太阳伤寒，立诸多不可发汗之禁，若误汗，不伤阳，则损阴，将会导致各种变证发生；太阴病禁下，若误下，可致胸下结硬，自利益甚之变证。说明治禁之立法，是为防误治变证而设。处方用药，重视配伍，扬长避短，以免毒副作用发生。如十枣汤，以大枣顾护脾胃，以防甘遂等峻逐伤正；附子汤、真武汤中附子、芍药相伍，刚柔相济，可防附子辛热走窜，反耗其营血，以防痛无收摄之弊。用药强调中病即止，不可过量伤正；祛邪之时，配伍扶正之品，以顾正气。论中例证犹多，如小柴胡汤中的参、枣、草，则是在和解少阳邪热之时，益气和中，助正以祛邪，亦防病邪入侵中焦；又有方后所云忌口，是注意饮食，避免加重病情，如桂枝汤后云：“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意即如此。
四、差后调摄、避免复发
仲景在“辩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治”篇中阐明了大病初愈，正气尚虚，余邪未尽，若不慎食节劳，则正气难复，死灰复燃，病可复作，故犹为重视病后饮食起居有节，劳逸适度，务使正气恢复，以免复发，此正气复而邪气自退之理，这对预防疾病复发颇为重要。
综上所述，可见《伤寒论》六经辨证论治中，亦体现“治未病”原则。预防为主，顾护正气，驱除邪气，明析病机变化，预测疾病传变趋势，正确立法处方，及时治疗，截断病势发展，防其变证发生，重视差后调摄，以防疾病复发等等，均是《内经》防治原则的继承与发扬。经云：“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这一防患于未然之原则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