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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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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未见过魏龙骧,但听说过他。从他的儿子、同事、学生那里了解到这位名医的为人处世;从医案、书法、信件知道他的性格特点,从照片、书籍、杂志看到他各个时期的慈祥面容。这位当代颇具众望的中医临床家、我国中医行政管理工作的先驱、中医界的优秀代表去世12年了,知道他的人特别是一些名老中医和早期中医管理者一提起他,都十分敬佩。
儿子眼中的魏龙骧
在魏龙骧生前称为“问庐”的客厅,记者采访了他的长子魏金石。谈到父亲,魏金石缓慢的话语中,流露出对父亲的敬重和眷恋。
生于北京的魏龙骧原名魏文玉,祖籍河北省东光县。求学期间患了伤寒,几乎被庸医所误。多亏一位袁姓中医及时治疗,才保全了性命。从此,他与中医结下了不解之缘。1932年,年仅21岁的他以“不为名相,便为名医”的远大志向,拜当时著名儒医杨叔澄为师,刻苦攻读中医经典著作。后随师临症,逐渐独立应诊。魏龙骧牢记恩师“慎重民命,崇尚医德”的谆谆教诲,奉为终生执医济世之圭臬。
1934年,他考取北平中医师行医执照,从此悬壶济世。解放前15年从医生涯中,他潜心研读经典专著,博览历代名家医论,特别对张仲景的《伤寒论》研读尤深。他不尚空谈重实践,终日致力临床诊病,不知救治了多少危重病人。魏龙骧对患者无论达官贵族,还是普通百姓均一视同仁,对贫病交迫的劳动人民尤为关切,施诊送药,视为亲人。因此,每天清晨,先给贫困百姓免费施诊10名,而对达官贵族则有病治病,从不奔走豪门,阿谀奉承。因此,他的高超医术为同道和病人所称颂,医德风范更为时人所景仰,被群众称为京城“四小名医”之一。
解放后,魏龙骧目睹共产党救劳苦大众于水火,为黎民百姓谋幸福的丰功伟绩,深受感动,在其父的大力支持下,他依然脱下长衫,换上中山装,参加卫生部政府工作,成为中医界率先从事中医管理工作的先驱。这对当时收入颇丰、生活优裕的魏龙骧来说,是需要足够的勇气和决心的。尽管上有老父需奉养,下有3个孩子在求学,政府实行的低薪金远远不够家用,他变卖家产贴补,维持粗茶淡饭,但他心甘情愿,终不言悔。
在儿子眼中,魏龙骧是严父。小的时候,魏龙骧对子女管教很严,特别是对两个儿子,认为80分才算及格,还专门请家教补习英语和数学。在他的严格教育下,两个儿子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一个是水利水电专家,一个是工程化学专家,其女是医学专家。
儿子回忆,文革期间,父亲与胡熙明、张志坤等人组织“众志成城”战斗队,捍卫党的中医政策,参与编写“中医药工作17年来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父亲耿直的为人给儿子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个中医教师带着礼物到家中,要求父亲推荐他当教授。父亲说,我是主任医师,完全有资格给你推荐,但这要看你够不够条件。我看病不接受礼物,评教授同样不收礼物。就凭你搞不正之风这一条,我就不能推荐你。
同事眼中的魏龙骧
著名老中医路志正是魏龙骧上个世纪50年代在卫生部中医司的同事。采访他时,他道出一些鲜为人知的一些往事。
1950年,卫生部召开首次中医座谈会,魏龙骧出席并接受筹建北京中医学会的任务。同年,在成立的北京中医学会中当选为第一届执行委员,并在学术组工作。
路志正记得,1955年石家庄流行乙脑,魏龙骧带领他们深入基层调查中医治疗的效果。同年,卫生部在河北省举办第一届学术会议暨代表大会,魏龙骧亲自参加协助调研,总结资料,保证大会顺利举行。
1956年,北京也发生乙脑,他积极组织北京名老中医到北京传染病医院、儿童医院积极参与抢救所收治的49名患者,45人治愈,且无后遗症,治愈率达91.8%,从而使中医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事实再次得到验证,震动了医药界。结果证明,中医完全可以治疗乙脑和肺炎,而且效果显著。同时在各地进行推广其经验,也充分证实了中医的疗效。
一位苏联专家因头痛、发烧就诊于北京医院,经检查确诊为乙脑,服用抗生素等西药后,病情逐步恶化,出现抽搐、说胡话、大小便失禁、半身麻痹、高烧不退以及潮式呼吸等现象。院内院外的中苏专家进行了多次会诊,一切对脑炎有效治疗的方法都用尽了,可患者病情没有丝毫好转,只能依靠供给氧气和注射各种强心剂来延续生命。
在这危急的关头,北京医院向卫生部求救。卫生部立即派中医司的魏龙骧等4位大夫前来治疗。他们会诊后认为,患者病症属于祖国医学中的“暑瘟病”,经辨证认为邪在气分,有气营两燔之势,拟出“白虎汤”、“银翘散”为主的方剂,同时加“局方至宝丹”。病人服后,当夜体温下降,但仍处于昏迷、抽搐状态。第二次还以“白虎汤”为主,加入“止痉散”以及“安宫牛黄散”,患者服后体温上升,有痰,抽搐未停。第三次处方同前,加了化痰治偏瘫的药。此后,病人体温逐渐正常,呼吸规则,痰量减少了,抽搐减轻了。3天后,已经昏迷5天的病人清醒了,并能回答问题,后来病人终于痊愈(此事曾以《转危为安》一文发表于1955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
在记者翻阅一些资料时,看到魏龙骧发表于1955年《中医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从中医治疗脑炎谈到祖国医学防治传染病的结果》,他预见,不论过去、现在以至于将来,祖国医学在传染病的防治上,都有极高的价值。这对如今防治SARS和禽流感无不有借鉴意义。
魏龙骧认为,威胁人口最大的疾病是传染病,祖国医学在传染病的防治方面是有很大贡献的。如果我们对古代医家的论著加以整理和研究,在这丰富的医学宝藏里,也有许多中医如何诊断和治疗这些传染病的宝贵经验。中医能够治疗乙型脑炎,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确如魏龙骧所言,去年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不就是铁的事实吗?
路志正还谈到,中医出身的魏龙骧在卫生部中医司任技术指导科科长时,怀着对中医事业特殊的感情以及振兴中医的责任感激励着他带领一班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指导和推动全国各省市中医学会的建立和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为全国中医学院、中医医院以及中医科研机构的建立倾注了大量心血;为挖掘和整理祖国医学,发现和保护民间有真才实学的名、老中医单方、验方以及一技之长,改变后继乏人乏术的现状据理力争,奔走呼号。
1978年,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发表以后,卫生部和人民日报联合邀请在京著名老中医和西学中有成就的同志座谈。魏龙骧在会上主张,认真学习、落实中医政策,彻底清除歧视、排斥中医的现象,创造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完成毛主席、周总理的遗愿。
魏龙骧担任中央保健医工作期间,为众多的中央领导尽心尽力,精心治疗,其中有叶剑英、刘伯承、宋庆龄、杨成武、贺龙、胡耀邦、荣毅仁等。他担任邓小平同志的保健工作多年,精心负责,邓小平、卓琳夫妇曾摘下自己院内种植的最大一个石榴送给了魏龙骧。这一纪念品曾在魏龙骧的书房珍藏过。
此外,魏龙骧还给不少外国元首和国际友人诊过病。1979年,他专程赴朝鲜为金日成诊病保健,取得较好疗效。
儿子眼中的魏龙骧
在魏龙骧生前称为“问庐”的客厅,记者采访了他的长子魏金石。谈到父亲,魏金石缓慢的话语中,流露出对父亲的敬重和眷恋。
生于北京的魏龙骧原名魏文玉,祖籍河北省东光县。求学期间患了伤寒,几乎被庸医所误。多亏一位袁姓中医及时治疗,才保全了性命。从此,他与中医结下了不解之缘。1932年,年仅21岁的他以“不为名相,便为名医”的远大志向,拜当时著名儒医杨叔澄为师,刻苦攻读中医经典著作。后随师临症,逐渐独立应诊。魏龙骧牢记恩师“慎重民命,崇尚医德”的谆谆教诲,奉为终生执医济世之圭臬。
1934年,他考取北平中医师行医执照,从此悬壶济世。解放前15年从医生涯中,他潜心研读经典专著,博览历代名家医论,特别对张仲景的《伤寒论》研读尤深。他不尚空谈重实践,终日致力临床诊病,不知救治了多少危重病人。魏龙骧对患者无论达官贵族,还是普通百姓均一视同仁,对贫病交迫的劳动人民尤为关切,施诊送药,视为亲人。因此,每天清晨,先给贫困百姓免费施诊10名,而对达官贵族则有病治病,从不奔走豪门,阿谀奉承。因此,他的高超医术为同道和病人所称颂,医德风范更为时人所景仰,被群众称为京城“四小名医”之一。
解放后,魏龙骧目睹共产党救劳苦大众于水火,为黎民百姓谋幸福的丰功伟绩,深受感动,在其父的大力支持下,他依然脱下长衫,换上中山装,参加卫生部政府工作,成为中医界率先从事中医管理工作的先驱。这对当时收入颇丰、生活优裕的魏龙骧来说,是需要足够的勇气和决心的。尽管上有老父需奉养,下有3个孩子在求学,政府实行的低薪金远远不够家用,他变卖家产贴补,维持粗茶淡饭,但他心甘情愿,终不言悔。
在儿子眼中,魏龙骧是严父。小的时候,魏龙骧对子女管教很严,特别是对两个儿子,认为80分才算及格,还专门请家教补习英语和数学。在他的严格教育下,两个儿子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一个是水利水电专家,一个是工程化学专家,其女是医学专家。
儿子回忆,文革期间,父亲与胡熙明、张志坤等人组织“众志成城”战斗队,捍卫党的中医政策,参与编写“中医药工作17年来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父亲耿直的为人给儿子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个中医教师带着礼物到家中,要求父亲推荐他当教授。父亲说,我是主任医师,完全有资格给你推荐,但这要看你够不够条件。我看病不接受礼物,评教授同样不收礼物。就凭你搞不正之风这一条,我就不能推荐你。
同事眼中的魏龙骧
著名老中医路志正是魏龙骧上个世纪50年代在卫生部中医司的同事。采访他时,他道出一些鲜为人知的一些往事。
1950年,卫生部召开首次中医座谈会,魏龙骧出席并接受筹建北京中医学会的任务。同年,在成立的北京中医学会中当选为第一届执行委员,并在学术组工作。
路志正记得,1955年石家庄流行乙脑,魏龙骧带领他们深入基层调查中医治疗的效果。同年,卫生部在河北省举办第一届学术会议暨代表大会,魏龙骧亲自参加协助调研,总结资料,保证大会顺利举行。
1956年,北京也发生乙脑,他积极组织北京名老中医到北京传染病医院、儿童医院积极参与抢救所收治的49名患者,45人治愈,且无后遗症,治愈率达91.8%,从而使中医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事实再次得到验证,震动了医药界。结果证明,中医完全可以治疗乙脑和肺炎,而且效果显著。同时在各地进行推广其经验,也充分证实了中医的疗效。
一位苏联专家因头痛、发烧就诊于北京医院,经检查确诊为乙脑,服用抗生素等西药后,病情逐步恶化,出现抽搐、说胡话、大小便失禁、半身麻痹、高烧不退以及潮式呼吸等现象。院内院外的中苏专家进行了多次会诊,一切对脑炎有效治疗的方法都用尽了,可患者病情没有丝毫好转,只能依靠供给氧气和注射各种强心剂来延续生命。
在这危急的关头,北京医院向卫生部求救。卫生部立即派中医司的魏龙骧等4位大夫前来治疗。他们会诊后认为,患者病症属于祖国医学中的“暑瘟病”,经辨证认为邪在气分,有气营两燔之势,拟出“白虎汤”、“银翘散”为主的方剂,同时加“局方至宝丹”。病人服后,当夜体温下降,但仍处于昏迷、抽搐状态。第二次还以“白虎汤”为主,加入“止痉散”以及“安宫牛黄散”,患者服后体温上升,有痰,抽搐未停。第三次处方同前,加了化痰治偏瘫的药。此后,病人体温逐渐正常,呼吸规则,痰量减少了,抽搐减轻了。3天后,已经昏迷5天的病人清醒了,并能回答问题,后来病人终于痊愈(此事曾以《转危为安》一文发表于1955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
在记者翻阅一些资料时,看到魏龙骧发表于1955年《中医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从中医治疗脑炎谈到祖国医学防治传染病的结果》,他预见,不论过去、现在以至于将来,祖国医学在传染病的防治上,都有极高的价值。这对如今防治SARS和禽流感无不有借鉴意义。
魏龙骧认为,威胁人口最大的疾病是传染病,祖国医学在传染病的防治方面是有很大贡献的。如果我们对古代医家的论著加以整理和研究,在这丰富的医学宝藏里,也有许多中医如何诊断和治疗这些传染病的宝贵经验。中医能够治疗乙型脑炎,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确如魏龙骧所言,去年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不就是铁的事实吗?
路志正还谈到,中医出身的魏龙骧在卫生部中医司任技术指导科科长时,怀着对中医事业特殊的感情以及振兴中医的责任感激励着他带领一班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指导和推动全国各省市中医学会的建立和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为全国中医学院、中医医院以及中医科研机构的建立倾注了大量心血;为挖掘和整理祖国医学,发现和保护民间有真才实学的名、老中医单方、验方以及一技之长,改变后继乏人乏术的现状据理力争,奔走呼号。
1978年,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发表以后,卫生部和人民日报联合邀请在京著名老中医和西学中有成就的同志座谈。魏龙骧在会上主张,认真学习、落实中医政策,彻底清除歧视、排斥中医的现象,创造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完成毛主席、周总理的遗愿。
魏龙骧担任中央保健医工作期间,为众多的中央领导尽心尽力,精心治疗,其中有叶剑英、刘伯承、宋庆龄、杨成武、贺龙、胡耀邦、荣毅仁等。他担任邓小平同志的保健工作多年,精心负责,邓小平、卓琳夫妇曾摘下自己院内种植的最大一个石榴送给了魏龙骧。这一纪念品曾在魏龙骧的书房珍藏过。
此外,魏龙骧还给不少外国元首和国际友人诊过病。1979年,他专程赴朝鲜为金日成诊病保健,取得较好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