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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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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川省名医辈出,但能卓然成家,著书立说以传世的,实为少见。直至晚清,成都医林中才出了个郑钦安。他长期致力于《伤寒论》研究,善用经方治病。尤其是善用大剂量姜(生姜、干姜)、桂(桂枝、肉桂)、附(生附子、熟附子)等大辛大热药救人于危而名震一时,被人们尊称为“火神”。由于年代久远,一般人对他的生平事迹、医学贡献,都不大了解。但我国中医学界,却根据他对祖国医学的贡献,推崇他为近代具有代表性的伤寒学家,肯定了他在医学史上的地位。
郑火神原名寿全,字钦安。道光四年(1824)生于四川临邛(今邛崃县)固驿镇。祖父郑守重,是乾隆时的拔贡。父亲郑本智,屡次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遂退而团聚一个私馆,教了二十来个大小不等、程度不齐的学生。钦安是一个独子,五岁即从父读,稍长,博览群书,年十六已读完四书五经,随父亲从邛崃迁居省城成都。其父因屡次困于场屋,痛恨科举压抑人才,令其子拜成都德高望重的一代通儒兼名医,号称愧轩教主的刘止唐为师,专门学医。刘氏见他聪颖异常,好学深思,曾赞许他将来的医学造诣,必将光大师门,要他熟读《内经》、《周易》、《伤寒》诸书,以明人身阴阳合一的道理,及张仲景(东汉名医,著有《伤寒论》)立法立方的要旨。到了二十四岁(1848)时,就开始在成都正式悬壶行医。
郑钦安在师承刘止唐的医学理论基础上,博览古今医书七十余种,取其所长,不断在医疗中总结经验。中年以后,为将艺术传于后代,除诊病外,就课徒著书。同治八年(1869)刊行《医理真传》,列举数十条目,详论人身疾病的内因、外因、阳虚、病情实据、用方用药、活泼园通之妙。其中辨认一切阳虚症法,阴虚症法,及阳虚症问答、阴虚症问答,均有独到见解,极切实用。五年后,即同治十三年(1874)又刊行《医法园通》,自叙谓:“天地一阴阳耳,以病参究,一病有一病之阴阳,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故采取杂症数十条,辨明内外,判以阴阳,经方时方,皆纳于内,俾学者易于进步,有户可入。”其中用方用药,皆以辨阴阳为主旨,认为只要辨明阴阳,随拈几味药皆可治病。一个药方能园通运用,可治多种病症”。如四逆汤一方,他自谓:“此方功用颇多,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余每用此方,救好多人,人咸目余为姜附先生,不知余非专用姜附者也,只因病当服此。难道余不会写几个参地归芍,芩连枝柏之方乎!……余非爱姜附,恶归地,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耳。”过了二十年,即光绪二十年(1889),又刊行《伤寒恒论》就仲景《伤寒论》原文,逐条一一剖晰阐明,言简意赅,在前人近百家《伤寒论》注解外,独树一帜。三书刻版印行,皆得其师门刘氏师兄弟的赞助,藏版于刘氏书屋。三书流传颇广,当时即被人尊为中医中圣手。
笔者每尝细读其书,服膺其学术造诣,故揣摩其精华之所在用之于临床治疗,效如桴鼓。近年来,曾专门几次走访他的谪孙及其亲属,进一步得到一些有关他的遗闻轶事。现仅谈他为成都朱知府夫人治病的一段经过,就不失为一则饶有意义的医林佳话。
清末同光年间,郑火神行医地点在成都东华门街弯弯栅子(现人民东路东鹅市巷口附近)一个小院内,门庭狭窄,很少轿马往来。有一天,一个差官模样的人,从小轿下来,手捧泥金红贴后面跟着四个大班抬着蓝呢大轿。捧泥金帖的差官,躬身向小院内一老妇人间道:“郑老师在家吗?”老妇回说:“郑老师已去晶仙楼喝茶。”差官转身向大班吆喝:“快!到青石桥晶仙楼。”一行人转弯抹角,到了晶仙楼外停下,语问堂倌:“谁是郑老师?”堂倌闲手一指,只见临窗一张桌上,围坐五人,其中有一鹤发童颜,两目炯炯有神的老人。差官立即向前,躬身一揖,捧上泥金红帖说:“知府朱大人,敬请老师为夫人治病,望不吝赐驾,轿在下面恭候。”
郑火神性情孤傲,平日少与大宦之家往来。今见知府以礼来请,慢条细理地向门徒说:“朱知府他知道有我郑某吗?他既以礼来请,只好去走一趟,等我回来讲书,先不要回去。”众门徒躬身起立说:“是。”便送老师下楼,眼看着老师上轿,随差官而去。
原来知府夫人患吐血病,已经一年多了,医药无效,成都府属十六州、县的知州、县令,纷纷推荐该地名医来为夫人治病,在众多的名医中留下六人,长住府衙,以便朝夕磋商用药。他们有的认为夫人的病是血热妄行;有的认为是阴虚火旺,逼血补溢;有的认为是血虚,有的认为是气血两虚,血不归经,以致吐血。先用四生丸、六味地黄汤、生地四物汤加炒芥、藕节、茅根之类,专主滋阴降火,治之不效。继用四物、八珍、十全大补、人参养荣、归脾汤等方,轮流服用。每剂药都用贵重药品——高丽参。一剂药最少要二、三十块银元,若是便宜了,夫人一定要闹着说:“便宜无好货,这药是吃了不中用的。”谁知还是愈医愈坏,非但无效,反而日趋严重,气息奄奄,把医生们急得如热锅蚂蚁一般,坐立不安。
郑火神原名寿全,字钦安。道光四年(1824)生于四川临邛(今邛崃县)固驿镇。祖父郑守重,是乾隆时的拔贡。父亲郑本智,屡次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遂退而团聚一个私馆,教了二十来个大小不等、程度不齐的学生。钦安是一个独子,五岁即从父读,稍长,博览群书,年十六已读完四书五经,随父亲从邛崃迁居省城成都。其父因屡次困于场屋,痛恨科举压抑人才,令其子拜成都德高望重的一代通儒兼名医,号称愧轩教主的刘止唐为师,专门学医。刘氏见他聪颖异常,好学深思,曾赞许他将来的医学造诣,必将光大师门,要他熟读《内经》、《周易》、《伤寒》诸书,以明人身阴阳合一的道理,及张仲景(东汉名医,著有《伤寒论》)立法立方的要旨。到了二十四岁(1848)时,就开始在成都正式悬壶行医。
郑钦安在师承刘止唐的医学理论基础上,博览古今医书七十余种,取其所长,不断在医疗中总结经验。中年以后,为将艺术传于后代,除诊病外,就课徒著书。同治八年(1869)刊行《医理真传》,列举数十条目,详论人身疾病的内因、外因、阳虚、病情实据、用方用药、活泼园通之妙。其中辨认一切阳虚症法,阴虚症法,及阳虚症问答、阴虚症问答,均有独到见解,极切实用。五年后,即同治十三年(1874)又刊行《医法园通》,自叙谓:“天地一阴阳耳,以病参究,一病有一病之阴阳,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故采取杂症数十条,辨明内外,判以阴阳,经方时方,皆纳于内,俾学者易于进步,有户可入。”其中用方用药,皆以辨阴阳为主旨,认为只要辨明阴阳,随拈几味药皆可治病。一个药方能园通运用,可治多种病症”。如四逆汤一方,他自谓:“此方功用颇多,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余每用此方,救好多人,人咸目余为姜附先生,不知余非专用姜附者也,只因病当服此。难道余不会写几个参地归芍,芩连枝柏之方乎!……余非爱姜附,恶归地,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耳。”过了二十年,即光绪二十年(1889),又刊行《伤寒恒论》就仲景《伤寒论》原文,逐条一一剖晰阐明,言简意赅,在前人近百家《伤寒论》注解外,独树一帜。三书刻版印行,皆得其师门刘氏师兄弟的赞助,藏版于刘氏书屋。三书流传颇广,当时即被人尊为中医中圣手。
笔者每尝细读其书,服膺其学术造诣,故揣摩其精华之所在用之于临床治疗,效如桴鼓。近年来,曾专门几次走访他的谪孙及其亲属,进一步得到一些有关他的遗闻轶事。现仅谈他为成都朱知府夫人治病的一段经过,就不失为一则饶有意义的医林佳话。
清末同光年间,郑火神行医地点在成都东华门街弯弯栅子(现人民东路东鹅市巷口附近)一个小院内,门庭狭窄,很少轿马往来。有一天,一个差官模样的人,从小轿下来,手捧泥金红贴后面跟着四个大班抬着蓝呢大轿。捧泥金帖的差官,躬身向小院内一老妇人间道:“郑老师在家吗?”老妇回说:“郑老师已去晶仙楼喝茶。”差官转身向大班吆喝:“快!到青石桥晶仙楼。”一行人转弯抹角,到了晶仙楼外停下,语问堂倌:“谁是郑老师?”堂倌闲手一指,只见临窗一张桌上,围坐五人,其中有一鹤发童颜,两目炯炯有神的老人。差官立即向前,躬身一揖,捧上泥金红帖说:“知府朱大人,敬请老师为夫人治病,望不吝赐驾,轿在下面恭候。”
郑火神性情孤傲,平日少与大宦之家往来。今见知府以礼来请,慢条细理地向门徒说:“朱知府他知道有我郑某吗?他既以礼来请,只好去走一趟,等我回来讲书,先不要回去。”众门徒躬身起立说:“是。”便送老师下楼,眼看着老师上轿,随差官而去。
原来知府夫人患吐血病,已经一年多了,医药无效,成都府属十六州、县的知州、县令,纷纷推荐该地名医来为夫人治病,在众多的名医中留下六人,长住府衙,以便朝夕磋商用药。他们有的认为夫人的病是血热妄行;有的认为是阴虚火旺,逼血补溢;有的认为是血虚,有的认为是气血两虚,血不归经,以致吐血。先用四生丸、六味地黄汤、生地四物汤加炒芥、藕节、茅根之类,专主滋阴降火,治之不效。继用四物、八珍、十全大补、人参养荣、归脾汤等方,轮流服用。每剂药都用贵重药品——高丽参。一剂药最少要二、三十块银元,若是便宜了,夫人一定要闹着说:“便宜无好货,这药是吃了不中用的。”谁知还是愈医愈坏,非但无效,反而日趋严重,气息奄奄,把医生们急得如热锅蚂蚁一般,坐立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