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中医学院院长吴佩衡先生致力于祖国医学数十年，精研坟典、博览诸贤，所著《医药简述》一书，医、药思想并茂，论述深入浅出， 尤对附子、干姜、肉桂、麻黄、桂枝、细辛、石膏、大黄、芒硝、黄连等十味药品的性味、功效及临床运用阐述精辟，并指出此十味药品，余暂以‘十大主帅’名之，是形容其作用之大也。药海浩瀚，而独重此十味者，笔者窃思这是先生学术思想的体现。今不揣浅薄，冒昧将中药十大主帅的立论基础作一探索，庶几循此端倪而能窥先生学术思想之一斑，亦为千虑一得之幸事。
一、遵《品》理，两仪统万物；《易》云：一阴一阳之谓道
阴阳者太极之两仪，道者宇宙万物之本原及变化规律和法则。《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能弥伦天地之道而曲成万物，但都由一阳爻和一阴爻所组成， 可见两仪生万物而万物悉不离乎两仪。张景岳总结前人之论指出 欲赅易理，理止阴阳， 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闺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偶一奇；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方圆也， 动静也， 奇偶也，闺辟也，总不出一与二也 (《类经附翼?医易》)邵雍所谓“一分为二，分衍万物 是也.就疾病而言，百病发生皆缘于阴阳偏颇，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云 一阴一阳谓之道，偏阴偏阳谓之疾 。天地阴阳之偏，运气太过不及可致寒暑晦明易位，一变六气而为六淫， 本为万物所赖者反成万物之害，《素问.五常政大论》所谓 非其时则邪，当其位则正。人体阴阳之偏，清浊升降逆乱，脏腑出入失常，气血营卫不和，四肢九窍不利而疾病生焉。疾病的发生既由阴阳之偏所致，则疾病之性不出阴阳两端， 诚如李士材云 人之疾病，虽非一端， 皆不外乎阴阳。六经以阴阳概其性，八纲以阴阳为之总，卫气营血和三焦以阴阳为之分。所以张景岳指出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曰阴阳而已。阴阳二者为易道之变化，实为医道之纲领 (清邵葆诚《医易一理》)。吴氏深究阴阳至理， 明万物咸具两仪之变， 临证以明辨阴阳为纲 ，治病以调燮胡阳为要。同为阴证，阴之程度有别； 同为阳证，阳之轻重有殊。轻者为凉为温，重者为寒为热。凉为寒之渐，寒为凉之极；温为热之渐， 热为温之极，寒之极者无如少阴寒化证，热之极者无如阳明经府证。寒之极则现假热，热之极反见假寒。吴氏探明阴阳趋极之变，不但善治寒热重证，于真假寒热证之辨治尤精，每以姜附硝黄救沉疴于危殆，化险恶于重笃，所治验案多令人击节惊叹。张景岳尝云医不贵于能愈病，而贵于愈难病 。能疗疑难重证则轻浅易辨之疾不忧；能治阴阳证之极候则温凉平缓之恙不虑。吴氏能历峻涉险， 踏危如平， 诚是悟通两仪之理， 熟谙阴阳之变的结果。疾病有两仪而方药何独不然，《内经》从药物的气味轻重厚薄分属其阴阳属性。明孙一奎《医旨绪余太极图抄引》指出：在天地，统体一太极； 在万物，万物各具一太极，清‘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特撰 万物各有偏胜论“和 草木各有一太极论，此即言方药亦分两仪也。 疾病阴阳之偏须赖药物阴阳之偏以正之，徐大椿所谓以草木之偏性攻脏腑之偏胜 (《用药如用兵论》)。疾病之偏有轻重，药物之偏有微甚，偏之轻者其病轻，偏之重者其病重。轻者投以微，重者投以甚，偏热者奠过姜附肉桂，偏寒者奠过硝黄石膏。附子、干姜、肉桂、细辛、麻黄、桂枝趋阳之极；石膏、大黄、芒硝、黄连造阴之端，虽百药皆具阴阳二性，然无出其右者， 能谙此竣烈之品，则平和之辈自能洞澈。有非常之医而后可使非常之药，有非常之药而后可疗非常之病。欲救危笃于涂炭，解疾苦于倒悬者多藉峻猛之剂。在吴氏手中，姜、附、麻、桂为消冰融雪迎万物回春之丽照；石膏、硝黄乃沃焦救焚滋万物于祜槁之甘露。并认为四逆、承气 为先后天并重之方，能起死回生应用无穷 。因而诸阳之不足皆可赖姜、附、肉桂扶阳抑阴，益火之源以消阴翳，补少火而生气 ；诸热之伤阴则可求硝、黄、石膏“扶阴抑阳， 壮水之主以制阳光， 即泻壮火以免食气 。可见阴证阳证无论微甚.均可于十大“主帅 中求之.但能熟谙中药十大 主帅 ，巧以配伍，则诸病几能迎治而勿多它求。大凡治病无外祛邪与扶正， 此治法之两仪也。祛邪以扶正者，犹如贼寇乱国， 攻贼即是安民 ； 扶正以祛邪者， 因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正气得复邪气自退，《易》所谓君子道长，小人道消 。攻邪者阳也、刚也、霸道也； 扶正者阴也、柔也、王道也。然无论霸道、王道，但能治国平天下，疗疾安五脏， 皆是良法。故《文中子》云 以道王者德也， 以兵王者亦德也 。吴氏崇尚南阳，治病首重祛邪。认为“扶阳祛寒， 宜温而不宜补， 温则气血流通，补则寒湿易滞 (《著名中医学家的学术经验?吴佩衡》)， 故所论中药十大 主帅 均为祛邪之剂而无滋补之品。对于表证， 守《内经》 其在皮者汗而发之 之训，把住 太阳 一关， 采用桂枝汤、麻黄汤、麻杏甘石汤或麻辛附子汤分别擅治，对症下药，往往一汗而解 。(《吴佩衡医案》)对于温热证和里寒证， 悉本《内经》 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 及 壮火食气，少火生气 之旨立法处方 认为 邪热之壮火必须消灭， 真阴之少火，决不可损 当 壮火食气 伤阴耗液时， 无粮之师， 贵在速战 ， 以承气釜底抽薪 急下存阴，以白虎之甘寒 养阴制阳 ，俾 壮火之气衰 则 少火之气壮 ，这便是益气， 便是养阴。尝云 芒硝最能生金补水，与大黄同用 有滋阴补水 之功，而石膏能清热灭火而救焚 ， 有起死回生之效 。而当少火之气衰，寒从内生或寒邪直中三阴，戕伐阳气时则重在 温扶阳气 ，资四逆辈助少火生气，寒散阳复.便是益气。此所谓举凶器必杀，杀所以生之 (《吕氏春秋?论威》)之理，故多藉姜、附、硝、黄而少假参、芪、归、地，此深一层补法，非深究药物气化之道弗可为。故中药十大主帅不特为定国之良将，亦是安邦之贤臣也。
二、心肾， 宝阳为要务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
天为阳，地为阴. 日为阳， 月为阴， 在人体心主火居上为阳，肾主水居下为阴。心肾者，坎离也，人体之两仪。日月往来而成昼夜之常，心肾交泰而就五脏之和，《周易参同契》所谓 坎离冠首. 光辉垂敷，故心肾者先天之本也。吴氏强调 先天心肾是人身中最宝贵之主要生命线 ，认为先天心肾为母，后天脾胃为子，先天真火乃生命之火种，先天真水乃生命之沃土， 上奉无穷者，唯此真阴、真阳二气而已。二气充足， 其人多寿：二气衰弱，其人多天；二气绝灭，其人则死。指出 世之患脾胃病 虽属于后天脾胃之疾， 而先天心肾之衰弱实为主要原因，若为脾肾两虚……必赖桂附理中以获效，如独用理中汤专朴后天脾胃，是否能制寒水补少火而使病全愈尚属疑问 (《医药简述》)。吴氏在强调先天心肾的同时又尤为注重真阳。认为阳气乃人立命之根， 并延引《周易》、《内经》、《中藏经》及后贤之论以助其说，由于阳者生之本 故 宜常益 。阳者真火也，天非此火不能发育万物，人非此火不能生养命根 ，所以当随时注意顾护阳气。纵观历史，横览诸贤， 宝阳之说甚众。自《内经》倡明 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 之论后，继世诸家代有发挥。屈原《天问》云 天式纵横， 阳离爱死 ，道家《丹经》谓 分阴未尽则不仙，分阳未尽则不死 ，明季张景岳特作《大宝论》指出 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 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 ， 阳气至重如此不言而喻。因于此，吴氏将一团烈火 的附子作为回阳救逆第一品药 而列于中药十大 主帅之首，并精研而广用之，且博引陈修园、张隐庵、黄元御、郑钦安等论以强调附子的宏功及早用，重用的必要性。由是可明世称先生为吴附子的深义了。
三、药贵精，治病必求本
方药如林，而吴氏但立中药十大主帅为之干，方立桂、麻、四逆、白虎、承气为之主，若不明治病求本之道，何能以之应百疾?凡万事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大学》)故治本之道，非独为医所重，历代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皆然。《易》云 建其本而万物理 ，孔子云 本立而道生 ； 兵法《三十六计》专有 擒贼擒王计 之论。吴氏尝言 治病必求其本，本周而标自立矣 。盖天下之病，变态虽多，其本则一，但摧其坚， 夺其魁，拔其本,则诸症尽除。阳气亢极但用纯阴之剂，不杂一毫阳药，育阴正以济阳：阴气极甚，但用纯阳之剂，不杂一毫阴药，扶阳正以济阴；病在表则辛散以汗，不混一毫里药，表解而里自和，所谓 澄其源而流自清，灌其根而枝乃茂 。若不洞察真谛直取其本而面面俱到 广络原野 ，则必事倍功半徒劳而已。明确治病求本之要，又当集中优势兵力并力捣其中坚，方能克敌制胜。医之伐病，犹将之伐敌。将之伐敌 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选练角材欲其精也 (《吕氏春秋。简选》)，只要 简选精良，兵械镭利 (同上)又能克期不愆，布阵有方，则能 发之则不失，纵之则不当 (同上)；医之伐病，药不贵繁， 唯取其效，但能精选药味，严谨制方， 审之何经受病，何为成积，见之既确， 发直人之病以讨之，何患其不愈 。(《医宗必读》)。若 不究病因，不问病状，而概以不着痛痒，无甚寒温之笼统十数药一例投之， 可望去病者 未之有也(王德森《稳当之方论》)。观吴氏医案，其用药不可谓不精，其法度不可谓不严，尝云 正治之方决勿夹杂其它药品，如果加人寒凉之剂则引邪深人； 加人补剂犹闭门留寇，必致传经变证，渐转危笃费治 (《医药简述》)。师克在和不在众 (《左传?桓公十一年》)， 吴起以五万之众破秦五十万，此兵不在多，而在勇 (《吴子?励士》)， 故孙膑总结说 众，未居胜也，少，未居败也 ， 百万之众不用命，不如万人之斗也：万人之斗不如百人之奋也 (《尉缭子?兵令》)。若军大卒多而不能斗 则 众不若其寡也 (《吕氏春秋。决胜》)， 所以用药最忌夹杂，因 气纯而功愈速，攻补杂施，弗能专力 (《续医说’处方贵简》)。故吴氏用药不尚繁芜，唯求力专，君臣佐使朗若列眉， 反对用药 牛屎拌马粪”， 没有目标， 不分主次， 杂乱相投， 反使药力白毁医手。每取胜于四、五味之间， 其所论中药十大 主帅 乃集寒热两类药物之精良，桂、麻、四逆、白虎、承气则是阴阳二证之猛将， 如“纠纠武夫， 公候干城 (《诗经。国风》)， 吴氏 灵活运用，加减化裁，东档西杀，南征北剿，而收战无不胜， 攻无不克之效 (《医药简述》)。
四、结语
吴佩衡先生在《中药十大主帅》中说：据余数十年经验，如能掌握其性能， 与其它药物配伍得当，且不违背辩证论治的精神……不但治一般常见疾病效若桴鼓，并且治大多数疑难重证及顽固沉疴， 亦无不应手奏效 (《医药简述》)。可见中药十大主帅是吴氏在总结前人用药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临床实践的结晶重先天， 宝阳气是吴氏毕生的治病思想。 主张对于阳虚阴寒证的治疗， 必须抓住温扶先天心肾阳气这一主要环节， 方能获得阳复阴退，克敌制胜的效果 (《著名中医学家的学术经验》)，故于回阳救逆之中流砥柱— — 附子的研究颇深，且十大 主帅 中温热之剂重于寒凉之品。治病必求其本 是吴氏遵循的原则，临证单刀直人，迳取中军，本之一拨，诸症自溃。攻之即所以补之乃吴氏克守的法则。尝引陈修园云以毒药攻邪， 是回生妙手，后人立补等法，是模棱巧术 ，认为祛邪即是扶正， 攘外即所以安内， 故所论中药十大主帅 均为攻坚摧固之品。方药精炼为吴氏的用药特点 “药无次序，兵无纪律 (《珍珠囊指掌》)，兵力分散，药力相抵，欲破敌愈病者鲜矣。故吴氏用药不杂掣肘之剂，崇尚仲景方药法度，守之而不泥，变之而不悖， 故郭奇远称道吴氏是真能善读仲景书者(《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续编》)。吴氏中药十大 主帅 的立论基础殆源于他的这些独特的理法方药的医学思想。虽中药十大 主帅 力宏功著， 然如 诊断不确，或配伍不当，则不但无效，而反使病情增剧，变证百出 (《医药简述》)，故吴氏特告诫云 于临证时，应分清虚实寒热，当用则用，有是病用是药……切勿以人命为儿戏 。吉凶生于肘腋，春华发于指下， 峻猛之剂既可起死于瞬阃， 亦能毙命于倾刻，故吴氏之言又不可忽也。古人云 师其法而不师其意。不可谓之能师， 师其迹而不师其神，亦不可谓之能师 ，对吴佩衡先生的学术思想何以学之、师之、用之，或得或失，自可明矣。
一、遵《品》理，两仪统万物；《易》云：一阴一阳之谓道
阴阳者太极之两仪，道者宇宙万物之本原及变化规律和法则。《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能弥伦天地之道而曲成万物，但都由一阳爻和一阴爻所组成， 可见两仪生万物而万物悉不离乎两仪。张景岳总结前人之论指出 欲赅易理，理止阴阳， 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闺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偶一奇；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方圆也， 动静也， 奇偶也，闺辟也，总不出一与二也 (《类经附翼?医易》)邵雍所谓“一分为二，分衍万物 是也.就疾病而言，百病发生皆缘于阴阳偏颇，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云 一阴一阳谓之道，偏阴偏阳谓之疾 。天地阴阳之偏，运气太过不及可致寒暑晦明易位，一变六气而为六淫， 本为万物所赖者反成万物之害，《素问.五常政大论》所谓 非其时则邪，当其位则正。人体阴阳之偏，清浊升降逆乱，脏腑出入失常，气血营卫不和，四肢九窍不利而疾病生焉。疾病的发生既由阴阳之偏所致，则疾病之性不出阴阳两端， 诚如李士材云 人之疾病，虽非一端， 皆不外乎阴阳。六经以阴阳概其性，八纲以阴阳为之总，卫气营血和三焦以阴阳为之分。所以张景岳指出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曰阴阳而已。阴阳二者为易道之变化，实为医道之纲领 (清邵葆诚《医易一理》)。吴氏深究阴阳至理， 明万物咸具两仪之变， 临证以明辨阴阳为纲 ，治病以调燮胡阳为要。同为阴证，阴之程度有别； 同为阳证，阳之轻重有殊。轻者为凉为温，重者为寒为热。凉为寒之渐，寒为凉之极；温为热之渐， 热为温之极，寒之极者无如少阴寒化证，热之极者无如阳明经府证。寒之极则现假热，热之极反见假寒。吴氏探明阴阳趋极之变，不但善治寒热重证，于真假寒热证之辨治尤精，每以姜附硝黄救沉疴于危殆，化险恶于重笃，所治验案多令人击节惊叹。张景岳尝云医不贵于能愈病，而贵于愈难病 。能疗疑难重证则轻浅易辨之疾不忧；能治阴阳证之极候则温凉平缓之恙不虑。吴氏能历峻涉险， 踏危如平， 诚是悟通两仪之理， 熟谙阴阳之变的结果。疾病有两仪而方药何独不然，《内经》从药物的气味轻重厚薄分属其阴阳属性。明孙一奎《医旨绪余太极图抄引》指出：在天地，统体一太极； 在万物，万物各具一太极，清‘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特撰 万物各有偏胜论“和 草木各有一太极论，此即言方药亦分两仪也。 疾病阴阳之偏须赖药物阴阳之偏以正之，徐大椿所谓以草木之偏性攻脏腑之偏胜 (《用药如用兵论》)。疾病之偏有轻重，药物之偏有微甚，偏之轻者其病轻，偏之重者其病重。轻者投以微，重者投以甚，偏热者奠过姜附肉桂，偏寒者奠过硝黄石膏。附子、干姜、肉桂、细辛、麻黄、桂枝趋阳之极；石膏、大黄、芒硝、黄连造阴之端，虽百药皆具阴阳二性，然无出其右者， 能谙此竣烈之品，则平和之辈自能洞澈。有非常之医而后可使非常之药，有非常之药而后可疗非常之病。欲救危笃于涂炭，解疾苦于倒悬者多藉峻猛之剂。在吴氏手中，姜、附、麻、桂为消冰融雪迎万物回春之丽照；石膏、硝黄乃沃焦救焚滋万物于祜槁之甘露。并认为四逆、承气 为先后天并重之方，能起死回生应用无穷 。因而诸阳之不足皆可赖姜、附、肉桂扶阳抑阴，益火之源以消阴翳，补少火而生气 ；诸热之伤阴则可求硝、黄、石膏“扶阴抑阳， 壮水之主以制阳光， 即泻壮火以免食气 。可见阴证阳证无论微甚.均可于十大“主帅 中求之.但能熟谙中药十大 主帅 ，巧以配伍，则诸病几能迎治而勿多它求。大凡治病无外祛邪与扶正， 此治法之两仪也。祛邪以扶正者，犹如贼寇乱国， 攻贼即是安民 ； 扶正以祛邪者， 因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正气得复邪气自退，《易》所谓君子道长，小人道消 。攻邪者阳也、刚也、霸道也； 扶正者阴也、柔也、王道也。然无论霸道、王道，但能治国平天下，疗疾安五脏， 皆是良法。故《文中子》云 以道王者德也， 以兵王者亦德也 。吴氏崇尚南阳，治病首重祛邪。认为“扶阳祛寒， 宜温而不宜补， 温则气血流通，补则寒湿易滞 (《著名中医学家的学术经验?吴佩衡》)， 故所论中药十大 主帅 均为祛邪之剂而无滋补之品。对于表证， 守《内经》 其在皮者汗而发之 之训，把住 太阳 一关， 采用桂枝汤、麻黄汤、麻杏甘石汤或麻辛附子汤分别擅治，对症下药，往往一汗而解 。(《吴佩衡医案》)对于温热证和里寒证， 悉本《内经》 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 及 壮火食气，少火生气 之旨立法处方 认为 邪热之壮火必须消灭， 真阴之少火，决不可损 当 壮火食气 伤阴耗液时， 无粮之师， 贵在速战 ， 以承气釜底抽薪 急下存阴，以白虎之甘寒 养阴制阳 ，俾 壮火之气衰 则 少火之气壮 ，这便是益气， 便是养阴。尝云 芒硝最能生金补水，与大黄同用 有滋阴补水 之功，而石膏能清热灭火而救焚 ， 有起死回生之效 。而当少火之气衰，寒从内生或寒邪直中三阴，戕伐阳气时则重在 温扶阳气 ，资四逆辈助少火生气，寒散阳复.便是益气。此所谓举凶器必杀，杀所以生之 (《吕氏春秋?论威》)之理，故多藉姜、附、硝、黄而少假参、芪、归、地，此深一层补法，非深究药物气化之道弗可为。故中药十大主帅不特为定国之良将，亦是安邦之贤臣也。
二、心肾， 宝阳为要务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
天为阳，地为阴. 日为阳， 月为阴， 在人体心主火居上为阳，肾主水居下为阴。心肾者，坎离也，人体之两仪。日月往来而成昼夜之常，心肾交泰而就五脏之和，《周易参同契》所谓 坎离冠首. 光辉垂敷，故心肾者先天之本也。吴氏强调 先天心肾是人身中最宝贵之主要生命线 ，认为先天心肾为母，后天脾胃为子，先天真火乃生命之火种，先天真水乃生命之沃土， 上奉无穷者，唯此真阴、真阳二气而已。二气充足， 其人多寿：二气衰弱，其人多天；二气绝灭，其人则死。指出 世之患脾胃病 虽属于后天脾胃之疾， 而先天心肾之衰弱实为主要原因，若为脾肾两虚……必赖桂附理中以获效，如独用理中汤专朴后天脾胃，是否能制寒水补少火而使病全愈尚属疑问 (《医药简述》)。吴氏在强调先天心肾的同时又尤为注重真阳。认为阳气乃人立命之根， 并延引《周易》、《内经》、《中藏经》及后贤之论以助其说，由于阳者生之本 故 宜常益 。阳者真火也，天非此火不能发育万物，人非此火不能生养命根 ，所以当随时注意顾护阳气。纵观历史，横览诸贤， 宝阳之说甚众。自《内经》倡明 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 之论后，继世诸家代有发挥。屈原《天问》云 天式纵横， 阳离爱死 ，道家《丹经》谓 分阴未尽则不仙，分阳未尽则不死 ，明季张景岳特作《大宝论》指出 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 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 ， 阳气至重如此不言而喻。因于此，吴氏将一团烈火 的附子作为回阳救逆第一品药 而列于中药十大 主帅之首，并精研而广用之，且博引陈修园、张隐庵、黄元御、郑钦安等论以强调附子的宏功及早用，重用的必要性。由是可明世称先生为吴附子的深义了。
三、药贵精，治病必求本
方药如林，而吴氏但立中药十大主帅为之干，方立桂、麻、四逆、白虎、承气为之主，若不明治病求本之道，何能以之应百疾?凡万事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大学》)故治本之道，非独为医所重，历代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皆然。《易》云 建其本而万物理 ，孔子云 本立而道生 ； 兵法《三十六计》专有 擒贼擒王计 之论。吴氏尝言 治病必求其本，本周而标自立矣 。盖天下之病，变态虽多，其本则一，但摧其坚， 夺其魁，拔其本,则诸症尽除。阳气亢极但用纯阴之剂，不杂一毫阳药，育阴正以济阳：阴气极甚，但用纯阳之剂，不杂一毫阴药，扶阳正以济阴；病在表则辛散以汗，不混一毫里药，表解而里自和，所谓 澄其源而流自清，灌其根而枝乃茂 。若不洞察真谛直取其本而面面俱到 广络原野 ，则必事倍功半徒劳而已。明确治病求本之要，又当集中优势兵力并力捣其中坚，方能克敌制胜。医之伐病，犹将之伐敌。将之伐敌 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选练角材欲其精也 (《吕氏春秋。简选》)，只要 简选精良，兵械镭利 (同上)又能克期不愆，布阵有方，则能 发之则不失，纵之则不当 (同上)；医之伐病，药不贵繁， 唯取其效，但能精选药味，严谨制方， 审之何经受病，何为成积，见之既确， 发直人之病以讨之，何患其不愈 。(《医宗必读》)。若 不究病因，不问病状，而概以不着痛痒，无甚寒温之笼统十数药一例投之， 可望去病者 未之有也(王德森《稳当之方论》)。观吴氏医案，其用药不可谓不精，其法度不可谓不严，尝云 正治之方决勿夹杂其它药品，如果加人寒凉之剂则引邪深人； 加人补剂犹闭门留寇，必致传经变证，渐转危笃费治 (《医药简述》)。师克在和不在众 (《左传?桓公十一年》)， 吴起以五万之众破秦五十万，此兵不在多，而在勇 (《吴子?励士》)， 故孙膑总结说 众，未居胜也，少，未居败也 ， 百万之众不用命，不如万人之斗也：万人之斗不如百人之奋也 (《尉缭子?兵令》)。若军大卒多而不能斗 则 众不若其寡也 (《吕氏春秋。决胜》)， 所以用药最忌夹杂，因 气纯而功愈速，攻补杂施，弗能专力 (《续医说’处方贵简》)。故吴氏用药不尚繁芜，唯求力专，君臣佐使朗若列眉， 反对用药 牛屎拌马粪”， 没有目标， 不分主次， 杂乱相投， 反使药力白毁医手。每取胜于四、五味之间， 其所论中药十大 主帅 乃集寒热两类药物之精良，桂、麻、四逆、白虎、承气则是阴阳二证之猛将， 如“纠纠武夫， 公候干城 (《诗经。国风》)， 吴氏 灵活运用，加减化裁，东档西杀，南征北剿，而收战无不胜， 攻无不克之效 (《医药简述》)。
四、结语
吴佩衡先生在《中药十大主帅》中说：据余数十年经验，如能掌握其性能， 与其它药物配伍得当，且不违背辩证论治的精神……不但治一般常见疾病效若桴鼓，并且治大多数疑难重证及顽固沉疴， 亦无不应手奏效 (《医药简述》)。可见中药十大主帅是吴氏在总结前人用药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临床实践的结晶重先天， 宝阳气是吴氏毕生的治病思想。 主张对于阳虚阴寒证的治疗， 必须抓住温扶先天心肾阳气这一主要环节， 方能获得阳复阴退，克敌制胜的效果 (《著名中医学家的学术经验》)，故于回阳救逆之中流砥柱— — 附子的研究颇深，且十大 主帅 中温热之剂重于寒凉之品。治病必求其本 是吴氏遵循的原则，临证单刀直人，迳取中军，本之一拨，诸症自溃。攻之即所以补之乃吴氏克守的法则。尝引陈修园云以毒药攻邪， 是回生妙手，后人立补等法，是模棱巧术 ，认为祛邪即是扶正， 攘外即所以安内， 故所论中药十大主帅 均为攻坚摧固之品。方药精炼为吴氏的用药特点 “药无次序，兵无纪律 (《珍珠囊指掌》)，兵力分散，药力相抵，欲破敌愈病者鲜矣。故吴氏用药不杂掣肘之剂，崇尚仲景方药法度，守之而不泥，变之而不悖， 故郭奇远称道吴氏是真能善读仲景书者(《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续编》)。吴氏中药十大 主帅 的立论基础殆源于他的这些独特的理法方药的医学思想。虽中药十大 主帅 力宏功著， 然如 诊断不确，或配伍不当，则不但无效，而反使病情增剧，变证百出 (《医药简述》)，故吴氏特告诫云 于临证时，应分清虚实寒热，当用则用，有是病用是药……切勿以人命为儿戏 。吉凶生于肘腋，春华发于指下， 峻猛之剂既可起死于瞬阃， 亦能毙命于倾刻，故吴氏之言又不可忽也。古人云 师其法而不师其意。不可谓之能师， 师其迹而不师其神，亦不可谓之能师 ，对吴佩衡先生的学术思想何以学之、师之、用之，或得或失，自可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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