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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异治”之我见
中医教育 1999年第5期第18卷 教育论坛
作者：王玉川
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100029
同方异治，在中医学里与同病异方应该具有同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因为两者都是千百年临床实践经验的结晶，是中医宝库里两颗交相辉映的明珠。这个问题笔者在《关于“有是证用是方”的反思》(以下简称《反思》)一文中曾经有所涉及(见《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因篇幅所限，未得展开，颇有意犹未尽之慨。今续撰此文，以补《反思》之不逮。仓促成文，谬误之处，在所难免，尚祈读者诸君多加指正。
1.从“同方异治”的基本概念说起
所谓“同方异治”即是，用同一个方剂治疗各不相同的多种病证。因而，与同一种病证可以用各不相同的方剂治疗的“同病异方”，是相互对立的。两者在思维方式上，也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对传统的辨证论治观念来说，是一种逆向思维，后者则是不背离传统辨证论治观念为准则的思维方式。
但是，它们在中医学防病治病方面都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对中医学的发展也都发挥过应有的作用。从辩证法的观点来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对立面的事物，一切事物只有在相互对立的统一中才能生长发展，因而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相互对立的双方，是不能孤立地存在的，“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①。中医学所谓“独阳不生、独阴不长”、“阴阳离决，精气乃绝”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因此，同方异治与同病异方之间必然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遗憾的是，这种关系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2.同方异治说的缘源
凡是读过《内经》的都知道，《素问》里只有“同病异治”之说(见于《病能论》和《五常政大论》)，本文在前面所说的“同病异方”，实际上即是《素问》“同病异治”的翻版。近年来出现的“同病同证异治”和“异病同证同治”的说法，则是随着“辨病和辨证相结合”的研究，在“同病异治”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必然结果(因为“病”与“证”在古代方书里往往是混用着的)。有人以为，这个结果是中医发展的标志之一。然而，它仍然以“证”为立足点，仍然囿于辨证论治、依证立方的传统理论，并没有多少进展可言。
至于“同方异治”，实际上是“异病同治”的同义语。由于“异病同治”这个命题在《内经》里不曾出现过，所以它的提出较“同病异治”要晚得多，远不及“同病异方”那样有着悠久的历史缘源，但至少已有359年的历史了，明末崇祯庚辰年(公元1640年)程衍道在其《重刻外台秘要方.自序》里的一段话可作证明。其文曰：“余亟欲以《外台秘要》公诸海内……向购写本，讹误颇多，因复殚力校雠……十载始竣厥功。客阅而谓余曰……同病而异方也，同方而异治也，毫厘不几千里乎?余曰：三部微妙，别之在指；五藏精华，察之在目。合色脉而后定方，求其曲当可也。”这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有关“同方异治”说的最早资料。
程氏在其《自序》里所谓的“客”，实际上很可能是他假设的一个人物。为的是便用于“问答”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和主张。此乃上自《自经》，下迄明清各家论著中常见的一种写作形式。由《自序》表明，程氏在校勘《外台秘要》长达10年的过程中发现：同方异治即用同一个方剂治疗多种不同病症的例子，在唐代及其以前的方书里早已不是什么罕见的个别的偶然现象了。我们认为，这个新的发现按理应该可以使长期禁锢在以同病异治为基础的辨证论治观念中的中医学获得解放，从而以新的面貌大踏步地向前发展。但是他的这个新发现，最终还是被他用“合色脉而后定方”的结论埋葬掉了。后之学者对此亦未深究，因而迄今为止的中医学，依然是辨证论治独领风骚的一统天下。当然，话还得说回来，程氏的这个新发现，即使在今天也只能作为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的突破口(一项重点课题)，要想从这个突破口冲将出去，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3.同方异治在中医学里的位置
我们在前面说过，在唐代及其以前的方书里，同方治异病的例子，相当普遍，不是什么罕见的偶然现象。为了证明这句话的真实性，除了《反思》提到的五苓散与金匮肾气丸之外，不妨再举数例：
(1)同方治二病之例：①《千金要方.卷九上》治伤寒太阳病发热无汗而喘的麻黄汤，与同书“卷二十五”的还魂汤，都是由麻黄、桂心、杏仁、甘草四味药物组成的，方名虽异而用药则同，实际上是同一个方剂。然而，还魂汤的主治证：“卒感忤、鬼击、飞尸、诸奄忽气色、无复觉或已死绞、口噤不开”，与伤寒无汗的表实证毫无共同之处，其病因病机亦截然不同。何以能用药物组成完全相同的方剂来治疗?②《肘后方》的“疗少年气盛，面生?b954?百包方”，与《和剂局方》主治“感冒风邪，鼻塞声重，语音不出，或伤风伤冷，头痛目眩，四肢拘倦，咳嗽多痰，胸满气短”的三拗汤，都是用麻黄、杏仁、甘草三药物组成，何以主治证如此迥别?③脾约麻仁丸，在现代方剂学里均依《伤寒论》所说，把它视作“润下剂”，说其功效为“润肠通便”，临床习用于“虚人及老人肠燥便秘，以及习惯性便秘”。然而，宋代名医以治学严谨著称的严用和，把它列在“水肿门”中，并说，“脾约麻仁丸，虽不言治肿，然水肿人，肾囊水光，不可行走者，三服神验”，又说：“此是古法今治，肾囊水光，只一二服，以退为度，不必利也”(见《济生方.卷四》)。笔者于1970年在河南省镇平县高丘公社巡回医疗队工作期间，遇到一个7岁左右的儿童，患阴囊积液，妨于行走而别无他苦。一时不知所措，偶忆严氏《济生方》之说，以脾约麻仁丸治之，获得良效。足证严氏之言非虚，然其取效之机理，迄今未明了。
(2)同方治多证之例：我们在中医古籍里看到，一方治多证曾经是古代医家们着意追求的理想目标。例如，《千金要方.卷十二》有“万病丸散”一门，载方一十三首，每首方剂的主治证无不多种多样。比如：①“耆婆丸”方后所列主治病证有20余条，并说：“服药不过三剂，万病悉除，说无穷尽”。②“芫花散”的主治更多达30余种病证。
以上两方，用药均极庞杂，“耆婆丸”由31味药物组成(具体药名从略)，其中有：发散风寒、清热燥湿、清热解毒、清热凉血、攻下、峻下逐水、利水渗湿、温里、活血化瘀、化痰、止咳平喘、安神、平肝熄风、开窍、补气、补血、收涩及其他等，计有19类不同功能的药物。“芫花散”所用药物更多，凡56味，分别属于：峻下逐水、化痰、止咳平喘、发散风寒、发散风热、清热燥湿、清热凉血、补血、补气、补阴、补阳、祛风湿、芳香化湿、利水渗湿、温里、理气、活血化瘀、开窍、安神以及其它，计有23类不同功能的药物。如此复杂的组方，即使造诣极深、学识广博、对方剂学研究有素的名家，也无能为它作出合乎传统理论的解释。孙思邈也不例外，所以，他在“芫花散”方后注云：此方“始吾得之于静智道人，将三纪(十二年为一纪——引者)于兹矣。时俗名医未之许也……其用药殊不伦次”。接下去又对该方赞赏有加，说“然比行之，极有神验……至于救急，其验特异。方知神物效灵，不拘常制，至理关感，智不能知……此其不知所然而然，虽圣人莫之辨也。故述之篇末，以贻后嗣好学君子详之”。孙氏按照传统理论研究了36年，仍无法解释其方组成原理的芫花散，在临床上却多次取得神奇的效验，因而感慨不已，并产生了将解开该方取效之谜的任务，寄希望于后人的深切心情。
寻找一个方剂治疗多种病症的热情，一直持续不断，所以此类方剂在宋代医家的著作里尚可见到。比如：①许叔微《普济本事方》就有一首名为“万病散”又称“无忧散”的方剂。其方由黄芪、木通、桑白皮、橘皮、白术、木香、胡椒、牵牛子8味药物组成。从方剂学角度来说，不至于象“芫花散”那样难于分析，其主治症似乎也不会太多。然而，许氏在方后注中说：“此药万病皆治……功效不可具载”。
如果说，上述3方今已无人使用，不必予以深究。那么，不妨再举至今还在使用的方剂，比如：王?da78?《是斋百一选方》第17卷所载的“紫金锭”。据原书所说，该方对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各不相同的16类病证都有效验。经现代医家临床应用报道证实的，即有感冒、腮腺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蛔虫病、食道梗阻、贲门痉挛、幽门梗阻、急性胃肠炎、萎缩性胃炎、中毒性痢疾、急性化脓性感染、慢性咽炎、药物中毒、药源性静脉炎、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癫痫、带状疱疹、接触性皮炎、顽癣、鹅掌风、晕车船、水土不服以及儿科急症、小儿惊风、小儿脏积等等，多达20余种不同的病证。由两味峻下逐水药(续随子、红芽大戟)、一味收涩药(五倍子)、一味清热解毒药(山慈姑)和一味开窍药(麝香)组合在一起，何以能治愈这么多的病症?迄今为止还是难解之题。难怪清代名医王旭高《医方歌括》说：“此秘药中之第一方也。所治之证，与《本草》不甚相合，确有良验，真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所以该方在现代方剂学教科书里难觅其踪影。
(3)单味方治多证之例：这一类例子，在古方书里更为多见，这里仅就李时珍《本草纲目.附方》收载者，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①一味白术为方的主治证有：“久泄痢”、“胸膈烦闷”、“湿气作痛”、“自汗不止”以及“牙齿日长”的“髓溢病”等5种不同的病证。②以黄连一味为方的主治证有：“心经实热”、“卒热心痛”、“伏暑发热作渴呕恶”、“赤白痢”、“消渴”、“肠风酒毒”、“泄泻”、“消渴尿多”、“热毒血痢”、“酒痔下血”、“鸡冠痔疾”、“痢痔脱肛”、“小儿赤眼”、“目卒痒痛”、“泪出不止”、“牙痛恶热”、“小儿鼻?FDA6?”、“小儿月蚀、生于耳后”、“预解胎毒”、“腹中儿哭”、“因惊胎动出血”、“妊娠子烦、口干不得卧”等20多种不同病证。③以一味甘草为方的主治证有“伤寒心悸脉结代”、“伤寒少阴咽痛”、“小儿初生解毒”、“小儿撮口发噤”、“小儿羸瘦”、“小儿遗尿”、“小儿尿血”、“大人羸瘦”、“舌肿塞口”、“一切痈疽”、“痈疽秘塞”、“乳痈初起”、“阴下悬痈”、“汤火灼疮”、“小儿中蛊”、“解牛马肉毒”、“解水莨菪毒”等等不同病症。此外，60年余前，笔者曾目睹一名3岁小儿，患阴茎卒然红肿，妨于小便之病，经多位小儿科医生诊治，或用清热解毒方，或用清热利湿方，皆未建寸功，最后，一名姓范的喉科医生，只看了一下日益红肿的患处，既不诊脉，也不视舌苔，即以甘草一两为方，浓煎为汤，外洗1日3次，便收全功。用一味药物治愈多种病证的例子还有很多，数不胜数，就此打住。最后必须指出：在那些沉湎于辨证论治的医家那里，对古代方书中许许多多同方治异病的例子往往视而不见、不屑一顾。尤其对单味方治多种病症，视作江湖医生的技俩，骗人的把戏而一笑置之。然而，单味方的疗效又往往出人意料。故民间有“单方一味，气死名医”之说。笔者以为，与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辨证论治规律，最后搞出许多令人眼花潦乱、莫衷一是的辨证分型，倒不如研究同方治异证的机制，对实现中医现代化更有意义，更能作出真正称得上创造性的成果。这是因为辨证论治并不是中医学的全部，而且它经过千百年众多医家的分析研究之后，发展的余地已十分有限。而“同方治异证”即是一块有待开垦的处女地。
4.结束语
发源于“同病异治”的辨证论治学说，在历史上日臻完善，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近20年来被众多学者视为“中医特色”的重要标志。但是，辉煌的背后，往往伴随着阴影。同病异治的辨证论治学说也不例外。首先，它的成就是在牺牲了“同方异治”的宝贵经验，扼杀了寻找广谱有效方药的热情之后才取得的。其次，它的辉煌成就使人们的思维陷入永恒不变的公式之中，从而在“坚持突出中医特色”口号下的中医理论教育和临床实验以及科研工作，也只能在辨证论治的圈子里打转转，与创新的客观要求越来越远。这就难怪1992年毕业的一位中医大学生说到中医问题时讲了这样一句话：“苍蝇撞玻璃，有光明没前途”。
众所周知，创新是硬道理，是科学技术的生命线。如果把中医固有的理论，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那么还用得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研究吗?历史是无情的，任何一门科学满足不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只能走上日趋消亡之路。诚如王永炎院士所说：“囿于原有的医学模式，恪守固有的理论体系和具体的治疗措施，顺其自然地进行，这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和人类卫生保健的需要，必须站在原有体系之上，洞察医学发展的趋势……把继承发展创新统一起来”②，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医学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笔者写到这里，忽然想起《庄子.在宥》里的一句名言：“世俗之人，皆喜之人同乎已，而恶人之异于已”。但愿当今之世的学术界，少一些“世俗人”的偏见，多一些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作者简介:王玉川，男，72岁，教授，学校顾问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1，328
2 王永炎.中医急诊医学.福建科技出版社，福建：1995，21
中医教育 1999年第5期第18卷 教育论坛
作者：王玉川
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100029
同方异治，在中医学里与同病异方应该具有同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因为两者都是千百年临床实践经验的结晶，是中医宝库里两颗交相辉映的明珠。这个问题笔者在《关于“有是证用是方”的反思》(以下简称《反思》)一文中曾经有所涉及(见《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因篇幅所限，未得展开，颇有意犹未尽之慨。今续撰此文，以补《反思》之不逮。仓促成文，谬误之处，在所难免，尚祈读者诸君多加指正。
1.从“同方异治”的基本概念说起
所谓“同方异治”即是，用同一个方剂治疗各不相同的多种病证。因而，与同一种病证可以用各不相同的方剂治疗的“同病异方”，是相互对立的。两者在思维方式上，也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对传统的辨证论治观念来说，是一种逆向思维，后者则是不背离传统辨证论治观念为准则的思维方式。
但是，它们在中医学防病治病方面都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对中医学的发展也都发挥过应有的作用。从辩证法的观点来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对立面的事物，一切事物只有在相互对立的统一中才能生长发展，因而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相互对立的双方，是不能孤立地存在的，“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①。中医学所谓“独阳不生、独阴不长”、“阴阳离决，精气乃绝”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因此，同方异治与同病异方之间必然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遗憾的是，这种关系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2.同方异治说的缘源
凡是读过《内经》的都知道，《素问》里只有“同病异治”之说(见于《病能论》和《五常政大论》)，本文在前面所说的“同病异方”，实际上即是《素问》“同病异治”的翻版。近年来出现的“同病同证异治”和“异病同证同治”的说法，则是随着“辨病和辨证相结合”的研究，在“同病异治”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必然结果(因为“病”与“证”在古代方书里往往是混用着的)。有人以为，这个结果是中医发展的标志之一。然而，它仍然以“证”为立足点，仍然囿于辨证论治、依证立方的传统理论，并没有多少进展可言。
至于“同方异治”，实际上是“异病同治”的同义语。由于“异病同治”这个命题在《内经》里不曾出现过，所以它的提出较“同病异治”要晚得多，远不及“同病异方”那样有着悠久的历史缘源，但至少已有359年的历史了，明末崇祯庚辰年(公元1640年)程衍道在其《重刻外台秘要方.自序》里的一段话可作证明。其文曰：“余亟欲以《外台秘要》公诸海内……向购写本，讹误颇多，因复殚力校雠……十载始竣厥功。客阅而谓余曰……同病而异方也，同方而异治也，毫厘不几千里乎?余曰：三部微妙，别之在指；五藏精华，察之在目。合色脉而后定方，求其曲当可也。”这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有关“同方异治”说的最早资料。
程氏在其《自序》里所谓的“客”，实际上很可能是他假设的一个人物。为的是便用于“问答”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和主张。此乃上自《自经》，下迄明清各家论著中常见的一种写作形式。由《自序》表明，程氏在校勘《外台秘要》长达10年的过程中发现：同方异治即用同一个方剂治疗多种不同病症的例子，在唐代及其以前的方书里早已不是什么罕见的个别的偶然现象了。我们认为，这个新的发现按理应该可以使长期禁锢在以同病异治为基础的辨证论治观念中的中医学获得解放，从而以新的面貌大踏步地向前发展。但是他的这个新发现，最终还是被他用“合色脉而后定方”的结论埋葬掉了。后之学者对此亦未深究，因而迄今为止的中医学，依然是辨证论治独领风骚的一统天下。当然，话还得说回来，程氏的这个新发现，即使在今天也只能作为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的突破口(一项重点课题)，要想从这个突破口冲将出去，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3.同方异治在中医学里的位置
我们在前面说过，在唐代及其以前的方书里，同方治异病的例子，相当普遍，不是什么罕见的偶然现象。为了证明这句话的真实性，除了《反思》提到的五苓散与金匮肾气丸之外，不妨再举数例：
(1)同方治二病之例：①《千金要方.卷九上》治伤寒太阳病发热无汗而喘的麻黄汤，与同书“卷二十五”的还魂汤，都是由麻黄、桂心、杏仁、甘草四味药物组成的，方名虽异而用药则同，实际上是同一个方剂。然而，还魂汤的主治证：“卒感忤、鬼击、飞尸、诸奄忽气色、无复觉或已死绞、口噤不开”，与伤寒无汗的表实证毫无共同之处，其病因病机亦截然不同。何以能用药物组成完全相同的方剂来治疗?②《肘后方》的“疗少年气盛，面生?b954?百包方”，与《和剂局方》主治“感冒风邪，鼻塞声重，语音不出，或伤风伤冷，头痛目眩，四肢拘倦，咳嗽多痰，胸满气短”的三拗汤，都是用麻黄、杏仁、甘草三药物组成，何以主治证如此迥别?③脾约麻仁丸，在现代方剂学里均依《伤寒论》所说，把它视作“润下剂”，说其功效为“润肠通便”，临床习用于“虚人及老人肠燥便秘，以及习惯性便秘”。然而，宋代名医以治学严谨著称的严用和，把它列在“水肿门”中，并说，“脾约麻仁丸，虽不言治肿，然水肿人，肾囊水光，不可行走者，三服神验”，又说：“此是古法今治，肾囊水光，只一二服，以退为度，不必利也”(见《济生方.卷四》)。笔者于1970年在河南省镇平县高丘公社巡回医疗队工作期间，遇到一个7岁左右的儿童，患阴囊积液，妨于行走而别无他苦。一时不知所措，偶忆严氏《济生方》之说，以脾约麻仁丸治之，获得良效。足证严氏之言非虚，然其取效之机理，迄今未明了。
(2)同方治多证之例：我们在中医古籍里看到，一方治多证曾经是古代医家们着意追求的理想目标。例如，《千金要方.卷十二》有“万病丸散”一门，载方一十三首，每首方剂的主治证无不多种多样。比如：①“耆婆丸”方后所列主治病证有20余条，并说：“服药不过三剂，万病悉除，说无穷尽”。②“芫花散”的主治更多达30余种病证。
以上两方，用药均极庞杂，“耆婆丸”由31味药物组成(具体药名从略)，其中有：发散风寒、清热燥湿、清热解毒、清热凉血、攻下、峻下逐水、利水渗湿、温里、活血化瘀、化痰、止咳平喘、安神、平肝熄风、开窍、补气、补血、收涩及其他等，计有19类不同功能的药物。“芫花散”所用药物更多，凡56味，分别属于：峻下逐水、化痰、止咳平喘、发散风寒、发散风热、清热燥湿、清热凉血、补血、补气、补阴、补阳、祛风湿、芳香化湿、利水渗湿、温里、理气、活血化瘀、开窍、安神以及其它，计有23类不同功能的药物。如此复杂的组方，即使造诣极深、学识广博、对方剂学研究有素的名家，也无能为它作出合乎传统理论的解释。孙思邈也不例外，所以，他在“芫花散”方后注云：此方“始吾得之于静智道人，将三纪(十二年为一纪——引者)于兹矣。时俗名医未之许也……其用药殊不伦次”。接下去又对该方赞赏有加，说“然比行之，极有神验……至于救急，其验特异。方知神物效灵，不拘常制，至理关感，智不能知……此其不知所然而然，虽圣人莫之辨也。故述之篇末，以贻后嗣好学君子详之”。孙氏按照传统理论研究了36年，仍无法解释其方组成原理的芫花散，在临床上却多次取得神奇的效验，因而感慨不已，并产生了将解开该方取效之谜的任务，寄希望于后人的深切心情。
寻找一个方剂治疗多种病症的热情，一直持续不断，所以此类方剂在宋代医家的著作里尚可见到。比如：①许叔微《普济本事方》就有一首名为“万病散”又称“无忧散”的方剂。其方由黄芪、木通、桑白皮、橘皮、白术、木香、胡椒、牵牛子8味药物组成。从方剂学角度来说，不至于象“芫花散”那样难于分析，其主治症似乎也不会太多。然而，许氏在方后注中说：“此药万病皆治……功效不可具载”。
如果说，上述3方今已无人使用，不必予以深究。那么，不妨再举至今还在使用的方剂，比如：王?da78?《是斋百一选方》第17卷所载的“紫金锭”。据原书所说，该方对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各不相同的16类病证都有效验。经现代医家临床应用报道证实的，即有感冒、腮腺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蛔虫病、食道梗阻、贲门痉挛、幽门梗阻、急性胃肠炎、萎缩性胃炎、中毒性痢疾、急性化脓性感染、慢性咽炎、药物中毒、药源性静脉炎、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癫痫、带状疱疹、接触性皮炎、顽癣、鹅掌风、晕车船、水土不服以及儿科急症、小儿惊风、小儿脏积等等，多达20余种不同的病证。由两味峻下逐水药(续随子、红芽大戟)、一味收涩药(五倍子)、一味清热解毒药(山慈姑)和一味开窍药(麝香)组合在一起，何以能治愈这么多的病症?迄今为止还是难解之题。难怪清代名医王旭高《医方歌括》说：“此秘药中之第一方也。所治之证，与《本草》不甚相合，确有良验，真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所以该方在现代方剂学教科书里难觅其踪影。
(3)单味方治多证之例：这一类例子，在古方书里更为多见，这里仅就李时珍《本草纲目.附方》收载者，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①一味白术为方的主治证有：“久泄痢”、“胸膈烦闷”、“湿气作痛”、“自汗不止”以及“牙齿日长”的“髓溢病”等5种不同的病证。②以黄连一味为方的主治证有：“心经实热”、“卒热心痛”、“伏暑发热作渴呕恶”、“赤白痢”、“消渴”、“肠风酒毒”、“泄泻”、“消渴尿多”、“热毒血痢”、“酒痔下血”、“鸡冠痔疾”、“痢痔脱肛”、“小儿赤眼”、“目卒痒痛”、“泪出不止”、“牙痛恶热”、“小儿鼻?FDA6?”、“小儿月蚀、生于耳后”、“预解胎毒”、“腹中儿哭”、“因惊胎动出血”、“妊娠子烦、口干不得卧”等20多种不同病证。③以一味甘草为方的主治证有“伤寒心悸脉结代”、“伤寒少阴咽痛”、“小儿初生解毒”、“小儿撮口发噤”、“小儿羸瘦”、“小儿遗尿”、“小儿尿血”、“大人羸瘦”、“舌肿塞口”、“一切痈疽”、“痈疽秘塞”、“乳痈初起”、“阴下悬痈”、“汤火灼疮”、“小儿中蛊”、“解牛马肉毒”、“解水莨菪毒”等等不同病症。此外，60年余前，笔者曾目睹一名3岁小儿，患阴茎卒然红肿，妨于小便之病，经多位小儿科医生诊治，或用清热解毒方，或用清热利湿方，皆未建寸功，最后，一名姓范的喉科医生，只看了一下日益红肿的患处，既不诊脉，也不视舌苔，即以甘草一两为方，浓煎为汤，外洗1日3次，便收全功。用一味药物治愈多种病证的例子还有很多，数不胜数，就此打住。最后必须指出：在那些沉湎于辨证论治的医家那里，对古代方书中许许多多同方治异病的例子往往视而不见、不屑一顾。尤其对单味方治多种病症，视作江湖医生的技俩，骗人的把戏而一笑置之。然而，单味方的疗效又往往出人意料。故民间有“单方一味，气死名医”之说。笔者以为，与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辨证论治规律，最后搞出许多令人眼花潦乱、莫衷一是的辨证分型，倒不如研究同方治异证的机制，对实现中医现代化更有意义，更能作出真正称得上创造性的成果。这是因为辨证论治并不是中医学的全部，而且它经过千百年众多医家的分析研究之后，发展的余地已十分有限。而“同方治异证”即是一块有待开垦的处女地。
4.结束语
发源于“同病异治”的辨证论治学说，在历史上日臻完善，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近20年来被众多学者视为“中医特色”的重要标志。但是，辉煌的背后，往往伴随着阴影。同病异治的辨证论治学说也不例外。首先，它的成就是在牺牲了“同方异治”的宝贵经验，扼杀了寻找广谱有效方药的热情之后才取得的。其次，它的辉煌成就使人们的思维陷入永恒不变的公式之中，从而在“坚持突出中医特色”口号下的中医理论教育和临床实验以及科研工作，也只能在辨证论治的圈子里打转转，与创新的客观要求越来越远。这就难怪1992年毕业的一位中医大学生说到中医问题时讲了这样一句话：“苍蝇撞玻璃，有光明没前途”。
众所周知，创新是硬道理，是科学技术的生命线。如果把中医固有的理论，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那么还用得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研究吗?历史是无情的，任何一门科学满足不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只能走上日趋消亡之路。诚如王永炎院士所说：“囿于原有的医学模式，恪守固有的理论体系和具体的治疗措施，顺其自然地进行，这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和人类卫生保健的需要，必须站在原有体系之上，洞察医学发展的趋势……把继承发展创新统一起来”②，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医学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笔者写到这里，忽然想起《庄子.在宥》里的一句名言：“世俗之人，皆喜之人同乎已，而恶人之异于已”。但愿当今之世的学术界，少一些“世俗人”的偏见，多一些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作者简介:王玉川，男，72岁，教授，学校顾问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1，328
2 王永炎.中医急诊医学.福建科技出版社，福建：199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