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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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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医学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国内外学术界，在保障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健康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正引起人们的强烈兴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今天的中医学，可以说是繁花似锦，百花争艳。如果要盘根究底，那么，几乎所有的中医学的成就，都可以回溯到同一个根源，那就是《黄帝内经》。如果说，《黄帝内经》在当时是一颗小小的种子的话，那么，它已经发展成一棵参天的大树。换句话说，在二千年的历史进程中，通过无数前贤的辛勤劳动，以及今人的继承和发扬，《黄帝内经》已经发展成一门内涵极其丰富、理论极为深邃的“内经学”。
对于《内经》的研究之所以称之为内经学，并非杜撰或虚构，而是有其客观事实依据的。它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独立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特定的研究范围和深厚的历史渊源，有着一支生机勃勃的研究队伍。以王洪图教授为总主编的《〈内帝内经〉研究大成》(北京出版社1997年出版，以下简称《大成》)一书，使人信服地看到一门独立的“内经学”的确已经形成并出现在我国的医学舞台上。
两千多年来，围绕《内经》的研究，古今的学术著作已有400余部，论文何止万篇；涉及的理论问题浩繁、临床技法无数，可谓千头万绪，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大成》的编著者以敏锐的眼光，抓住其中具有规律性的东西，创造性地把千百年来的这些研究成果加以系统化、条理化，把内经学的几乎全部内涵提纲挈领地介绍给读者，是对两千年以来国内外对内经研究的概括和第一次全面的总结。作者们的聪明睿智、高超技巧，确实令人佩服。与以往一般的大成类出版物不同，《大成》不是把几百部书、万篇论文的资料堆砌在一起，或者加以简单的归纳分类，几乎原封不动或稍加整理，就端出来给读者。相反，《大成》的编著者们从数以亿字计的文献资料中，在全面检读的基础上，在总主编的精心设计和策划下，集全体编撰人员的智慧，殚精覃思，作出十分巧妙而合理的安排，将全部内经学的精华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是一个多么庞大而艰巨的中医文献学的系统工程啊!他们不仅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收集所有的资料并进行分析研究，更可贵的是他们通过自己认真负责的搜集、阅读、研究和分析，并加以消化，取其精华，使之升华，使读者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了解整个内经学研究所走过的道路和所已经取得的成果，所达到的水平，更在恰当的地方画龙点睛，提出编撰者个人的见解。尽管这些见解未必都是完全正确的，但却能发人深省，启迪思路，指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和道路。感谢编撰者们为此所付出的艰巨劳动!
《大成》全书七编，430万字，近2800页，内容异彩纷呈。笔者认为每一编的内容都有其各自的特点，其中关于内经学术研究发展史，前所未见；语言文字学的研究，见解精辟，高度概括；理论研究和临床研究，也发人深省；多学科研究，使人思路开阔，极有启迪作用。所有这些，均成为中医药学是一人伟大的宝库的强有力的证明，可谓美不胜收。我作为一名从事医学史研究40余年的专业研究者，对《内经》并无专门研究，但通过浏览《大成》，的确了解了当今内经学发展的水平以及所已取得的成就，对此有了较全面的印象的概念。应该说，《大成》的读者并不仅限于从事《内经》专业研究的学者，对于从事其他学科的中医学专家也是不可多得的参考书，具有很高阅读价值，值得一读。举个例子，我本人正在研究一个关于古代脉学的问题，想了解我国脉学发展的过程、已取得的成绩，以及对这些过程的研究现状。对此，我从《大成》中取得了相当完整的印象和启示，如对于古代脉理的精华、脉象与气血经络的关系、藏象学说与脉象的关系、脉象上所体现的“天人合一”的现象，诊脉从脏腑经脉遍身诊法到三部九候法、人迎寸口诊脉法到独取寸口法的发展过程等都有精彩的论述，此外，还引用近人王玉川教授对人寸诊法的评论，用敦煌古医经残卷之异文考释《素问·三部九候论》的论述，互为印证，并作出自己的判断，当以何者为佳。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大成》确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关于《内经》历史文献学的空前总结，既有对前人研究的总结和概述，更有编撰者创新的见解。它为中医文献学研究树立了一个楷模和典型，创造了新的研究方法，值得认真加以总结和学习。
但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对像《大成》这样一个前无古人的文献学巨大系统工程，当然不可能要求它完美无缺。出于对《大成》的爱护，笔者在这里提出几点希望。
首先，对一部400余万字的巨著，全书缺少一个可以检索的索引，这不能不说是美中不足。学术著作不附全书索引，这似乎是我国自古以来的学术著作的通病，只有极个别著作给读者提供了这种方便。索引不仅是读者检索的便利，也是一部理想的学术著作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如此巨大的学术著作，涉及的名词、术语、事项何止百千。举个十分简单的例子，在《大成》中的前言(代序)中，曾提到《灵枢》中有一种叫“振埃”的刺法，对过敏性哮喘有奇效。然而，找遍全书有关刺法、针灸、经络的篇章，未能找到这一刺法。这种《内经》中提到的古老治法既然有奇效，理应发掘总结。但要在这部400余万字的书中找到这种治法，真有到大海捞针之感。如果有一个完整的索引，读者就能轻而易举地知道除了代序中提到它以外，有在其他地方提及。这样看来，索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衡量全书的完整性、深度和广度。现今电脑检索业已广泛应用于学术研究及出版事业中，编制一个完整的索引当不会再像古代那样困难了吧。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多学科研究内经学的过程中，不能不提及这个领域的问题，但《大成》对此是疏漏了。《素问·异法方宜论》中的有关段落早已被各族医学专家学者引为该民族对中医(汉族医)学贡献的依据。既然认为吴又可的温疫学说导源于对《内经》疫疠的发挥，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把朝鲜族的“四象人”和“四象医学”的渊源追溯到《内经》有关篇章。朝医经典《东医寿世保元》(李济马著)指出：“《灵枢》书中有太少阴阳五行人论，而各得外形，未得脏理，未尽精究也。”四象人的理论显然导源于五行人。同理，也不能不把藏医学中的“冲甘恰”诊脉部位和诊脉时机、脉位与脏腑的关系等，与《内经》的脉学理论互相联系起来。诸如此类，都体现了祖国医学是全国各族人民所共同创造的。
《内经》中“治未病”的预防思想，早已被现代的一些学者奉为预防医学思想的萌芽，是中医预防医学的嚆矢，有的学者甚至提出“未病学”的学科。《大成》中虽有个别章节涉及一点治未病的内容，但着笔不多，未能形成专节，似乎是一个缺陷。
在个别有关医史文献的问题上，《大成》的处理方法，似还应该再斟酌。如在第二编一章一节中，有秦越人对《黄帝内经》脉学、脏象等的发挥的内容。文中指的是《难经》对《内经》脉学等方面的发挥。文中又述及秦越人是春秋战国时人。然而，《内经》本身的部分篇章最早也出现在春秋战国，与秦越人是同时代的作品，秦越人又如何对它加以发挥?这个医学史上有争论的问题，是基于有学者认为《难经》是秦越人本人或反映秦越人的思想，或者是该学派的著作。准此，如把此标题改为《难经》对《内经》的发挥，则无不妥。《大成》没有必要陷入关于《难经》作者之争的漩涡里。
笔者注意到在《大成》的编委中，有韩国学者，表明内经学的国际性。但全书对韩国于内经学的贡献谈之甚少，只是在书末附有韩国在现代发表于学术期刊上的若干论文目录。但是，除上述四象医学可以认为导源于《内经》有关记载的发挥之外，古代朝鲜国的医籍还有诸如光武八年李圭?所撰的《黄帝素问节要》四卷；其他重要经典如金礼蒙等的《医方类聚》及《东医宝鉴》中，也都大量引用《素问》及《灵枢》和其他后代的有关著作，这些似不应忽略。
最后，就是《大成》的行文风格的问题，一部多人合作的集体著作，难免有风格各异的行文方法，这是这类创作难以避免的技术性通病。但对于明显的不协调处，似应由一二位编撰人在通读全稿后，尽量予以统一。本书总体上行文流畅，文字通顺优美，无懈可击。但有些用词似较难解，如“本格”，“回溯到流派的相异中”，“反论”(P.809)一类语言，似乎不合汉语习惯，如能作些修改，使汉文读者较易读懂则更好。
“金无足赤”，《大成》的这些问题，绝不影响这部学术巨著的高尚品位。它是迄今笔者所见到的一部最为精彩的、有关中国经典文献学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上乘佳作。限于个人水平，对它的特点、优点，体会还不够深刻，未能尽述，而前面所提的几点希望，又不免有吹毛求疵之嫌。但是，出于对一部杰作的爱护，只要是对它的更臻完善有所帮助，哪怕算是锦上添“花”，我认为那也是值得的。
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北京，100700) 蔡景峰
对于《内经》的研究之所以称之为内经学，并非杜撰或虚构，而是有其客观事实依据的。它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独立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特定的研究范围和深厚的历史渊源，有着一支生机勃勃的研究队伍。以王洪图教授为总主编的《〈内帝内经〉研究大成》(北京出版社1997年出版，以下简称《大成》)一书，使人信服地看到一门独立的“内经学”的确已经形成并出现在我国的医学舞台上。
两千多年来，围绕《内经》的研究，古今的学术著作已有400余部，论文何止万篇；涉及的理论问题浩繁、临床技法无数，可谓千头万绪，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大成》的编著者以敏锐的眼光，抓住其中具有规律性的东西，创造性地把千百年来的这些研究成果加以系统化、条理化，把内经学的几乎全部内涵提纲挈领地介绍给读者，是对两千年以来国内外对内经研究的概括和第一次全面的总结。作者们的聪明睿智、高超技巧，确实令人佩服。与以往一般的大成类出版物不同，《大成》不是把几百部书、万篇论文的资料堆砌在一起，或者加以简单的归纳分类，几乎原封不动或稍加整理，就端出来给读者。相反，《大成》的编著者们从数以亿字计的文献资料中，在全面检读的基础上，在总主编的精心设计和策划下，集全体编撰人员的智慧，殚精覃思，作出十分巧妙而合理的安排，将全部内经学的精华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是一个多么庞大而艰巨的中医文献学的系统工程啊!他们不仅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收集所有的资料并进行分析研究，更可贵的是他们通过自己认真负责的搜集、阅读、研究和分析，并加以消化，取其精华，使之升华，使读者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了解整个内经学研究所走过的道路和所已经取得的成果，所达到的水平，更在恰当的地方画龙点睛，提出编撰者个人的见解。尽管这些见解未必都是完全正确的，但却能发人深省，启迪思路，指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和道路。感谢编撰者们为此所付出的艰巨劳动!
《大成》全书七编，430万字，近2800页，内容异彩纷呈。笔者认为每一编的内容都有其各自的特点，其中关于内经学术研究发展史，前所未见；语言文字学的研究，见解精辟，高度概括；理论研究和临床研究，也发人深省；多学科研究，使人思路开阔，极有启迪作用。所有这些，均成为中医药学是一人伟大的宝库的强有力的证明，可谓美不胜收。我作为一名从事医学史研究40余年的专业研究者，对《内经》并无专门研究，但通过浏览《大成》，的确了解了当今内经学发展的水平以及所已取得的成就，对此有了较全面的印象的概念。应该说，《大成》的读者并不仅限于从事《内经》专业研究的学者，对于从事其他学科的中医学专家也是不可多得的参考书，具有很高阅读价值，值得一读。举个例子，我本人正在研究一个关于古代脉学的问题，想了解我国脉学发展的过程、已取得的成绩，以及对这些过程的研究现状。对此，我从《大成》中取得了相当完整的印象和启示，如对于古代脉理的精华、脉象与气血经络的关系、藏象学说与脉象的关系、脉象上所体现的“天人合一”的现象，诊脉从脏腑经脉遍身诊法到三部九候法、人迎寸口诊脉法到独取寸口法的发展过程等都有精彩的论述，此外，还引用近人王玉川教授对人寸诊法的评论，用敦煌古医经残卷之异文考释《素问·三部九候论》的论述，互为印证，并作出自己的判断，当以何者为佳。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大成》确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关于《内经》历史文献学的空前总结，既有对前人研究的总结和概述，更有编撰者创新的见解。它为中医文献学研究树立了一个楷模和典型，创造了新的研究方法，值得认真加以总结和学习。
但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对像《大成》这样一个前无古人的文献学巨大系统工程，当然不可能要求它完美无缺。出于对《大成》的爱护，笔者在这里提出几点希望。
首先，对一部400余万字的巨著，全书缺少一个可以检索的索引，这不能不说是美中不足。学术著作不附全书索引，这似乎是我国自古以来的学术著作的通病，只有极个别著作给读者提供了这种方便。索引不仅是读者检索的便利，也是一部理想的学术著作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如此巨大的学术著作，涉及的名词、术语、事项何止百千。举个十分简单的例子，在《大成》中的前言(代序)中，曾提到《灵枢》中有一种叫“振埃”的刺法，对过敏性哮喘有奇效。然而，找遍全书有关刺法、针灸、经络的篇章，未能找到这一刺法。这种《内经》中提到的古老治法既然有奇效，理应发掘总结。但要在这部400余万字的书中找到这种治法，真有到大海捞针之感。如果有一个完整的索引，读者就能轻而易举地知道除了代序中提到它以外，有在其他地方提及。这样看来，索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衡量全书的完整性、深度和广度。现今电脑检索业已广泛应用于学术研究及出版事业中，编制一个完整的索引当不会再像古代那样困难了吧。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多学科研究内经学的过程中，不能不提及这个领域的问题，但《大成》对此是疏漏了。《素问·异法方宜论》中的有关段落早已被各族医学专家学者引为该民族对中医(汉族医)学贡献的依据。既然认为吴又可的温疫学说导源于对《内经》疫疠的发挥，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把朝鲜族的“四象人”和“四象医学”的渊源追溯到《内经》有关篇章。朝医经典《东医寿世保元》(李济马著)指出：“《灵枢》书中有太少阴阳五行人论，而各得外形，未得脏理，未尽精究也。”四象人的理论显然导源于五行人。同理，也不能不把藏医学中的“冲甘恰”诊脉部位和诊脉时机、脉位与脏腑的关系等，与《内经》的脉学理论互相联系起来。诸如此类，都体现了祖国医学是全国各族人民所共同创造的。
《内经》中“治未病”的预防思想，早已被现代的一些学者奉为预防医学思想的萌芽，是中医预防医学的嚆矢，有的学者甚至提出“未病学”的学科。《大成》中虽有个别章节涉及一点治未病的内容，但着笔不多，未能形成专节，似乎是一个缺陷。
在个别有关医史文献的问题上，《大成》的处理方法，似还应该再斟酌。如在第二编一章一节中，有秦越人对《黄帝内经》脉学、脏象等的发挥的内容。文中指的是《难经》对《内经》脉学等方面的发挥。文中又述及秦越人是春秋战国时人。然而，《内经》本身的部分篇章最早也出现在春秋战国，与秦越人是同时代的作品，秦越人又如何对它加以发挥?这个医学史上有争论的问题，是基于有学者认为《难经》是秦越人本人或反映秦越人的思想，或者是该学派的著作。准此，如把此标题改为《难经》对《内经》的发挥，则无不妥。《大成》没有必要陷入关于《难经》作者之争的漩涡里。
笔者注意到在《大成》的编委中，有韩国学者，表明内经学的国际性。但全书对韩国于内经学的贡献谈之甚少，只是在书末附有韩国在现代发表于学术期刊上的若干论文目录。但是，除上述四象医学可以认为导源于《内经》有关记载的发挥之外，古代朝鲜国的医籍还有诸如光武八年李圭?所撰的《黄帝素问节要》四卷；其他重要经典如金礼蒙等的《医方类聚》及《东医宝鉴》中，也都大量引用《素问》及《灵枢》和其他后代的有关著作，这些似不应忽略。
最后，就是《大成》的行文风格的问题，一部多人合作的集体著作，难免有风格各异的行文方法，这是这类创作难以避免的技术性通病。但对于明显的不协调处，似应由一二位编撰人在通读全稿后，尽量予以统一。本书总体上行文流畅，文字通顺优美，无懈可击。但有些用词似较难解，如“本格”，“回溯到流派的相异中”，“反论”(P.809)一类语言，似乎不合汉语习惯，如能作些修改，使汉文读者较易读懂则更好。
“金无足赤”，《大成》的这些问题，绝不影响这部学术巨著的高尚品位。它是迄今笔者所见到的一部最为精彩的、有关中国经典文献学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上乘佳作。限于个人水平，对它的特点、优点，体会还不够深刻，未能尽述，而前面所提的几点希望，又不免有吹毛求疵之嫌。但是，出于对一部杰作的爱护，只要是对它的更臻完善有所帮助，哪怕算是锦上添“花”，我认为那也是值得的。
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北京，100700) 蔡景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