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伤寒网论坛
一位日本人，花费25年时间，走访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对中医典籍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保存和传播，进行了目前学术界首次大规模的“盘点”。他就是日本茨城大学教授真柳诚，以他的工作为基础，科技部启动了一个有关中医典籍恢复的项目。
真柳诚，1976年毕业于东京理科大学医药专业，1981年到中国留学，1992年获得昭和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从1996年起在日本茨城大学任教，主要教授中国文化。
费时费力的盘点
谈及25年工作的学术缘起，真柳说，日本、朝鲜、越南都曾在很长的时间内使用汉字表达自己的语言，并通过汉字接受中医文化的影响，但由于各国水土、风俗、文化各不相同，中医文化就在各国形成了更适合本国的体系。以往对汉字文化圈的医学史研究，大多是各国做各国的，日本人研究日本的医学史，韩国人研究韩国的医学史。偶尔进行的比较研究，也都是在二元层面上展开，比如中日、中韩、日韩等两国间的比较。真柳认为，这种比较只能得出一好一坏的结论，只有用同样的尺度对多个对象进行比较，才能得出公正的评价，才能更全面地认识中医在汉文化圈的接受史。
于是，25年前，真柳诚把中医典籍的流传——这个最费时费力的对象设定为进行比较的同一尺度。在25年的时间里，他一边在大学教授中文，一边走访了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其中日本30家、中国大陆15家、中国台湾7家、韩国4家，越南、美国、英国、意大利、荷兰、德国等国各两三家图书馆或学术机构，对中医典籍在各国的保存和传播，进行了世界上首次最彻底的盘点和记录。这次盘点和记录，不仅仅是他个人工作的基础，同行的中国专家一致认为，他的工作为今后医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致的量化依据”。
2006年3月中旬，在中国中医科学院，真柳诚首次把他25年的成果与中国同行进行了公开交流。根据真柳的统计，目前中国大陆共存有中医典籍约10000种(同书不同版，计为一种)，日本有1000种，中国台湾有500种，韩国和欧美共有200种。其中，在中国大陆佚失而保存在国外的中医典籍有195种，真柳称之为佚存书。根据真柳对佚存书的调查结果，科技部启动了一个恢复中医典籍的项目，把这195种典籍在国内重新出版。项目的参与者、中国医史专家郑金生介绍说，项目启动后，佚存书的数量还在增长，目前已经达到200余种。
引发争议的对比结论
根据真柳的统计，目前世界上宋代医典的保存量以日本为最，超过了中国，其中大多数是天皇的藏书。从藏书内容上，真柳发现，尽管日本、韩国、越南出版的大部分中医图书是临床使用类和启蒙类的——像《医学入门》、《医学正传》、《明代医学全书》等曾在韩国多次出版，但相比之下，日本与韩、越两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日本喜欢研究医学，而不仅仅是使用。
在日本，有两类医学图书的出版数量明显高于其他两国，一类是《素问》、《伤寒论》等研究用书；另一类是日本人撰写的研究和解读中医典籍的图书，这一类图书的总量甚至高出中国人撰写的同类书籍。于是，一个问题产生了：为什么日本人喜欢研究中医、研究中医典籍？这个问题，将对比的量化研究引向了文化的比较。
在公开交流时，真柳诚向中国学者介绍了他的初步结论，并因此引发了争议。
真柳对问题的解答从地理、政治、文化三个方面展开。首先他认为，从地理环境上，日本是岛国，与中国交通不便，阻碍了日本学者向中国学者直接交流和学习。像《素问》等比较难解的中医典籍，由于不能向中国学者请教，他们只能自己展开研究。
其次，真柳认为，日本与韩、越两国不同，没有被中国征服变成属国的经历；而韩、越两国都曾长期是中国属国，心理上有要求文化独立的愿望，对中国文化的排斥感相对比较强。
从文化地位上，真柳分析认为，韩、越和中国一样，曾长期采取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而医学是一种技能，不是改变社会地位的手段。因此，知识分子热衷于儒术而不是医术。而日本则不同，它那里没有科举制，社会的四个阶层基本是世袭制，只有僧侣和研究医学的儒医在四个世袭阶层之外，社会地位和收入较高。任何一个阶层的人，都可以通过精研佛典和医典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吸引了很多有才华的人对医学进行学习和研究。
真柳诚的初步结论在中国同行中引起了较大的争议，郑金生认为，真柳在统计典籍数量和内容差异时，没有将战争因素考虑进去，由于韩国和越南都曾经历战争的洗劫，现存图书的数量和内容不会像日本那样完整，这有可能降低结论的说服力。而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所长廖育群则认为，真柳在对三国的民族性格和文化接受心理的分析方面，存在理解上的误差。一些年轻的学者提出，是不是应该把这些数据和历史上医学思潮的变化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尽管争执和疑问不少，但郑金生的点评应该代表了一种共识：真柳25年工作的结晶，对大家是一种启发，为质的分析提供了参照。
站在真柳的肩膀上
“站在真柳的肩膀上”，是廖育群的一种表述。在这种表述中，他一方面肯定了真柳的工作，另一方面流露出一位中国科学史学者的无奈。对真柳的工作，中国科学史学者们大多有一种羡慕的心情，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朱建平说，这样的工作，“我们不是不想做，而是没有钱去做。我们哪有那么多经费跑那么多地方去收集第一手资料？”
真柳诚在大学教授中文，他的工作和他的教学没有直接关联，而他的“盘点”费用却全部由所在大学承担下来。廖育群说：“真柳不靠医史研究吃饭，所以他有条件做这个费时费力的工作，而我们这些搞科学史的，如果像他一样20多年来光在世界各地逛图书馆和书店，恐怕早就下岗了。”但是我们可以“站在真柳的肩膀上”，在他的量化研究的基础上做点什么。
于是，世界上对中医典籍的首次盘点由一位日本人完成了，我们科技部的项目要在他的工作基础上展开。这样的情形，对我们来说早就不是第一次了，这是我们的幸运，还是无奈？
一位日本人，花费25年时间，走访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对中医典籍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保存和传播，进行了目前学术界首次大规模的“盘点”。他就是日本茨城大学教授真柳诚，以他的工作为基础，科技部启动了一个有关中医典籍恢复的项目。
真柳诚，1976年毕业于东京理科大学医药专业，1981年到中国留学，1992年获得昭和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从1996年起在日本茨城大学任教，主要教授中国文化。
费时费力的盘点
谈及25年工作的学术缘起，真柳说，日本、朝鲜、越南都曾在很长的时间内使用汉字表达自己的语言，并通过汉字接受中医文化的影响，但由于各国水土、风俗、文化各不相同，中医文化就在各国形成了更适合本国的体系。以往对汉字文化圈的医学史研究，大多是各国做各国的，日本人研究日本的医学史，韩国人研究韩国的医学史。偶尔进行的比较研究，也都是在二元层面上展开，比如中日、中韩、日韩等两国间的比较。真柳认为，这种比较只能得出一好一坏的结论，只有用同样的尺度对多个对象进行比较，才能得出公正的评价，才能更全面地认识中医在汉文化圈的接受史。
于是，25年前，真柳诚把中医典籍的流传——这个最费时费力的对象设定为进行比较的同一尺度。在25年的时间里，他一边在大学教授中文，一边走访了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其中日本30家、中国大陆15家、中国台湾7家、韩国4家，越南、美国、英国、意大利、荷兰、德国等国各两三家图书馆或学术机构，对中医典籍在各国的保存和传播，进行了世界上首次最彻底的盘点和记录。这次盘点和记录，不仅仅是他个人工作的基础，同行的中国专家一致认为，他的工作为今后医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致的量化依据”。
2006年3月中旬，在中国中医科学院，真柳诚首次把他25年的成果与中国同行进行了公开交流。根据真柳的统计，目前中国大陆共存有中医典籍约10000种(同书不同版，计为一种)，日本有1000种，中国台湾有500种，韩国和欧美共有200种。其中，在中国大陆佚失而保存在国外的中医典籍有195种，真柳称之为佚存书。根据真柳对佚存书的调查结果，科技部启动了一个恢复中医典籍的项目，把这195种典籍在国内重新出版。项目的参与者、中国医史专家郑金生介绍说，项目启动后，佚存书的数量还在增长，目前已经达到200余种。
引发争议的对比结论
根据真柳的统计，目前世界上宋代医典的保存量以日本为最，超过了中国，其中大多数是天皇的藏书。从藏书内容上，真柳发现，尽管日本、韩国、越南出版的大部分中医图书是临床使用类和启蒙类的——像《医学入门》、《医学正传》、《明代医学全书》等曾在韩国多次出版，但相比之下，日本与韩、越两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日本喜欢研究医学，而不仅仅是使用。
在日本，有两类医学图书的出版数量明显高于其他两国，一类是《素问》、《伤寒论》等研究用书；另一类是日本人撰写的研究和解读中医典籍的图书，这一类图书的总量甚至高出中国人撰写的同类书籍。于是，一个问题产生了：为什么日本人喜欢研究中医、研究中医典籍？这个问题，将对比的量化研究引向了文化的比较。
在公开交流时，真柳诚向中国学者介绍了他的初步结论，并因此引发了争议。
真柳对问题的解答从地理、政治、文化三个方面展开。首先他认为，从地理环境上，日本是岛国，与中国交通不便，阻碍了日本学者向中国学者直接交流和学习。像《素问》等比较难解的中医典籍，由于不能向中国学者请教，他们只能自己展开研究。
其次，真柳认为，日本与韩、越两国不同，没有被中国征服变成属国的经历；而韩、越两国都曾长期是中国属国，心理上有要求文化独立的愿望，对中国文化的排斥感相对比较强。
从文化地位上，真柳分析认为，韩、越和中国一样，曾长期采取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而医学是一种技能，不是改变社会地位的手段。因此，知识分子热衷于儒术而不是医术。而日本则不同，它那里没有科举制，社会的四个阶层基本是世袭制，只有僧侣和研究医学的儒医在四个世袭阶层之外，社会地位和收入较高。任何一个阶层的人，都可以通过精研佛典和医典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吸引了很多有才华的人对医学进行学习和研究。
真柳诚的初步结论在中国同行中引起了较大的争议，郑金生认为，真柳在统计典籍数量和内容差异时，没有将战争因素考虑进去，由于韩国和越南都曾经历战争的洗劫，现存图书的数量和内容不会像日本那样完整，这有可能降低结论的说服力。而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所长廖育群则认为，真柳在对三国的民族性格和文化接受心理的分析方面，存在理解上的误差。一些年轻的学者提出，是不是应该把这些数据和历史上医学思潮的变化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尽管争执和疑问不少，但郑金生的点评应该代表了一种共识：真柳25年工作的结晶，对大家是一种启发，为质的分析提供了参照。
站在真柳的肩膀上
“站在真柳的肩膀上”，是廖育群的一种表述。在这种表述中，他一方面肯定了真柳的工作，另一方面流露出一位中国科学史学者的无奈。对真柳的工作，中国科学史学者们大多有一种羡慕的心情，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朱建平说，这样的工作，“我们不是不想做，而是没有钱去做。我们哪有那么多经费跑那么多地方去收集第一手资料？”
真柳诚在大学教授中文，他的工作和他的教学没有直接关联，而他的“盘点”费用却全部由所在大学承担下来。廖育群说：“真柳不靠医史研究吃饭，所以他有条件做这个费时费力的工作，而我们这些搞科学史的，如果像他一样20多年来光在世界各地逛图书馆和书店，恐怕早就下岗了。”但是我们可以“站在真柳的肩膀上”，在他的量化研究的基础上做点什么。
于是，世界上对中医典籍的首次盘点由一位日本人完成了，我们科技部的项目要在他的工作基础上展开。这样的情形，对我们来说早就不是第一次了，这是我们的幸运，还是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