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神”热的冷思考

[菟丝子]

来源：道少斋主人
(1)
引言
两年前，我在与爱爱医朋友交流的时候，就有人问我对火神派的学术观点有何看法，实话说，我当时对“火神派”提法并无什么印象，后来又有人问我对李可先生的《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大剂量用附子的看法，这下我明白了，“火神派”大概是指善用附子温扶阳气的中医名家一类学术派别吧。由此，我想到以前所读过的祝味菊、吴佩衡的一些著作，但我不敢胡乱评说，毕竟学术浅薄，岂可胡言以误导后学者。
由于临床工作的繁忙，一直没静下心来重温上述医家的学术著作，认真拜读现代“火神派”的新作。但在去年上半年有一样事大大地触动了我，认为有必要认真研究一下“火神派”的主要学术观点，和用药特色。一个刚跟我上临床的研究生，看见我几乎每天都会用到附片，问我“老师，你是火神派的吗？”当时我非常惊奇，我从没有意识到我的学术观点是以温阳为主，我在临床特别注重“辨证施治”四字，该扶阳就扶阳，该益阴就益阴，对各家学说主张取长以补短。接下来学生和我的交谈更让我感到惊讶。学生说：“老师你用附片治心衰多是以小剂量开始，要是能象李可老先生一样一开始就大剂量使用，那临床疗效就会更好，会有更大的提高!” 我问我的学生：“你是从哪儿学来的用附片一定要大剂量？”学生回答很有味：“老师，火神派啊，你连这也不明白？”由此，我意识到“火神派”影响之大，也从我的研究生盲目追捧“火神派”大量使用附片意识到“火神”之热可能出现了一些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我开始关注网上的有关“火神派”的一些评论，发现当今 “火神派”真的就“火”了，不仅“火”了，而且这“火”有点过度。网上不仅争论火热，还出现一些不太正常的现象，甚至由“口水战”演变成“谩骂”，而大部分参予争论的人都是问道中医不久的大学生、或者是从业不久对中医很多理论缺乏深度理解的医师，或者是请当今“火神”们诊治过疾病的人!
“火神派”不仅网上火，著作的出版也非常火爆，近年来，“火神派”及其传人或倡导者所著“扶阳”书籍层出不穷，市面有张存悌著《中医火神派探讨》(人民卫生出版社)及《中医火神派医案全解》(人民军医出版社)、卢崇汉著《扶阳讲记》(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祝味菊、陈苏生著《伤寒质难：火神师门问答录》(人民军医出版社)、唐步祺著《郑钦安医书阐释》(四川巴蜀出版社)、庄严著《姜附临证经验谈》、李可著《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及邢斌著《危症难病倚附子》(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等等，可谓蔚为大观。足见当世“火神派”之火，“扶阳”理论影响之大。作为非常专业的中医“火神”专作，销量之大也令人振奋，似乎中医的春天就将来临。
然而，“火神派”热潮在给对目前走入低迷状态的中医的继承、发展、重新认识带来巨大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一些人非理性的盲目狂热追捧“火神派”，将临床水平的高低、疗效的好坏与附子的用量直接划上等号，少则三、五十克附子信手拈来，多则四、五百克放手使用，更有甚者，有人认为“说附片有毒是胡言”，甚至把附子的用量作为判断医生医疗水平高低的“标准”，已经演变到以使用附片剂量大小“论英雄”的境地。这种长期、大量滥用附子的反常现象，严重偏离了"火神"鼻祖郑钦安学术思想原意，长此以往，将遗祸无穷。这种状况的出现非常令人担忧，如不加以纠正和引导，在诸多危重证患者得以挽救的同时，必会有大量“附片”冤魂产生，此话绝非耸人听闻!
如何正确地把握“火神派”的主要学术观点，客观地评论“火神派”学术的临床价值，也就是说，通过学习“火神派”的著作我们应该掌握什么？接受什么？这点对于中医初学者来说非常重要。
我想把我学习“火神派”著作的一点心得体会，结合我在临床用附片的实践经验写下来和大家一起交流，希望能借此对广大医患理性看待“火神”现象，科学看待大剂量运用附子类温热中药有所帮助，也希望在交流中能和大家一起进步，一起更好地掌握温阳药物的使用技巧。可能我的一些观点有失偏颇，恳请大家指正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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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道少斋主人
(2)
有关《扶阳讲记》争鸣面面观
按一般的原则，对一学术流派的评论首先应该从源头说起，也就是说谈论“火神派”应当从郑钦安的主要学术观点入手，逐步向下探索，进一步分析其门人的发扬和拓展，这样会显得脉络清晰，也易于把握“火神派”的精神实质。
然而，我想用另一种形式谈我读“火神派”书籍的一点体会，即从末端逐渐向上溯源的方法，把现代“火神派”的主要思想和郑钦安的一些学术观点进行对比分析，这样可能有助于大家正确看待现代热销的“火神派”著作的内涵是什么？背后倒底是什么？必须声明的是，我的有些观点可能和目前“火神派”追随者相去甚远，写此系列文章非为沽名钓誉，而是为了和大家交流，能更好地掌握姜、附、桂等温阳药的适应证和使用技巧，做到不盲目扩大使用温阳药、乱用温阳药之目的。
“火神派”热潮的兴起，卢崇汉、刘力红可谓功不可没。卢氏的《扶阳讲记》借着《思考中医》给中医带来的学习热潮，销售得极为火爆，从2006年7月第一次印刷到2008年8月仅一年的时间，一共印了5次，总印数达31000册，在当今原创的中医专著的销售中实属罕见。然而，在一遍赞歌声中，开始出现“不和谐”的音调，一些中医有识之士，开始以冷静的思考去看待分析《扶阳讲记》真正的学术价值，客观地评价《扶阳讲记》给学习中医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所带来的争论。
首先，我想和学习中医的朋友们谈谈我读《扶阳讲记》的感想，所有观点仅从学术上进行交流，其中可能出现大家不认同的东西，欢迎争鸣。
一、卢氏诊疗统计数据的可信度
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在《爱爱医》里有人写了这样一段话：
“作为火神派的忠实粉丝，余不欲，不愿，也不忍公开此贴。然仔细推敲，觉此案当非空穴来风，当卢先生大言全年仅用42味药，治疗有效率达98%以上时，余就有些怀疑了……现在，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将它从中医名家网转载到此，望大家冷静分析，客观品评此事。”
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推测，有人在开始怀疑卢崇汉教授所说的数据真实性了，也就是说有人在怀疑卢崇汉教授的做学问的诚信度了，怀疑他扶阳理论的临床基石了。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在《扶阳讲记》第2页，卢氏说他一年共诊治了2745人，20013人次，开出了20076张处方，在这20076张处方，用姜的有20016张处方，包括生姜、干姜、筠姜、煨姜、黑炮姜等占99.7%；用桂的，包括桂枝、官桂、肉桂等有19825张处方，占98.8%；而附平之类的药物包括天雄片、黄附片、黑顺片、熟附片、制川乌等占96.8%，一共有19423张处方。
从上面数据，我们可以作一下推测，卢氏所看的疾病，至少有19000号人是桂、附、姜同用，也是是说在他所诊治的疾病中，按中医证治的常理的来分析，至少有95%以上的病人是阳气不足，而其它证型的病人则廖廖无几，由于每个医生临床接触的病人群不同，阴虚、阳虚所占比率会有所差异，但卢氏所诊阳虚比率如此之高，一般而言，确实是有点使人难以置信。对此，可能是读者感到疑惑的原因之一。而在该书第134页，刘力红教授说其跟随卢抄方一下午，几十个病人没有一张处方用了附片，其提出的理由是“确确实实发现现在的附子有问题”，而卢氏前面统计的数据又是何年的未作交待，有人怀疑其可信度也在情理之中了。但卢氏治病强调“病在阴者，扶阳抑阴；病在阳者，用阳化阴”，也就是说卢氏治病不仅阳虚用桂、附、姜，而且阴虚、火旺也这么用，这可能是其姜、附、桂使用频率高的原因。“病在阳者，用阳化阴”的合理性，我将在后面和大家进行交流和探讨，谈谈个人看法。
卢氏统计数据令人生疑的第二点是，卢氏在其书中第4页说，他10余年前一个半天就要看40~50号病人，坐过门诊的人都知道，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想把全年一个人所有开出去的处方都完整的抄下保留几乎可能性很小，卢氏未能清楚的交待原始数据的收集方法，其数据的原始资料的可信度让人怀疑也就难免了。
卢氏治疗的有效率在98%以上，统计了一年的处方“所涉及的病种共有83种”，而全年所用的药物只有42种。对其有效率姑且我们不妄加以讨论，而这种有效率肯定是“上上之工”，卢氏在其书的后面着重阐述扶阳的对临床疗效的重要性，可以将此看作是为后面讨论所作的垫笔。但83个病种，只用到42种药物，和卢在其书第4页说的一个跟他抄方的博士统计了他的700张处方，涉及47个病种，仅用了27味药物，根据中医“有是证用是药”的基本原则，涉及病种如此之多，而用药如此之少，确实是令人惊叹，也就不能怪网友置疑了。我在初读到《中医火神派探讨》开始怀疑是张存悌教授摘录错误，后来读到《扶阳讲记》才确定是卢氏原说。实话说，当时第一印象也是对卢氏用药之精少感到意外。
当今中医学术界确实存在一些学风浮躁，急于名扬天下之人，也不泛沽名钓誉之辈，有人在网上和我交流说现在有些人出书是为了“发中医不兴这个国难财”。但卢氏为知名教授，火神派的嫡传弟子，从学术的严谨性上分析，应该说他的统计数据不会掺杂水份，如卢氏统计数据有问题，那么他在书中极力主张的“人的生命以火立极”学术观点就缺乏临床实践的基石了。况且卢崇汉教授所主张的很多扶阳理论已经很大程度上不同于郑钦安的原意，有了很大的发挥。这一点经过通读《扶阳讲记》我们不难明白，在下文我会谈谈卢、郑学术观点异同的比较之我见。
关于卢氏统计的数据，我的看法是没必要妄加猜疑和纠缠，重要的是理解和把握卢氏合理的学术思想，取其精粹，用于临床，服务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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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道少斋主人
(3)
二、卢氏的扶阳理论与郑钦安学术观点的比较
香港大学中医学院寨王潮在网上发文“浅谈对火神派的认识”一文，文中说到“火神派”传人，“把郑氏此‘阴阳当分清论’，变成了‘有阳无阴论’，甚至有卢崇汉‘天下没有阴虚’以及李可‘从未见过一例纯阴虚患者’等等类似的言论在流传着。”认为现今的“‘火神’并非郑钦安原意’”、“随意演绎、以偏概全”、当今的火神已经错解了“阴阳”二字的内涵。
寨王潮的论文比较全面的讨论了火神派的主要观点，并提出了个人的不同看法和见解，尽管与今“火神热”不相适宜，不合追捧“火神派”热潮的主流，但其说有理有据，实是一篇难得之佳作。
赛的文章点名指出卢崇汉“天下没有阴虚”有违郑氏学术理念，其说是否能成立，有必要把《扶阳讲记》的扶阳观点和郑钦安的主要学术观点加以对比分析。
1．郑钦安的“阴阳至理”浅说
作为被称作“火神派”的鼻组郑钦安，著有《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三书，已故中医名家何绍奇有一段十分中肯的评价：“追溯郑钦安的学术渊源，其理论实以《内经》为宗，其临床则‘用仲景之法’，宗《内经》则在‘洞明阴阳之理’，宗仲景则‘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因此他的真传就是：‘认证只分阴阳’，‘病情变化，非一端能尽，万变万化，不越阴阳两法’。阳证自有阳证治法，阴证则宜益火之源，或甘温扶阳，或破阴返阳，如此，则仲景之四逆、白通、理中诸方，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为他的习用之方了。‘予非专用姜附者也，只因病当服此。’这便是他的夫子自道”。又说郑的代表作《医法圆通》，“是为补偏救弊而设，他强调阴证，是因为人们往往忽视阴证的缘故。但综观全书，他之持论并不偏颇，这是其可贵之处，也是他区别于明清贵阳贱阴论医家的地方”。
“火神鼻祖”郑钦安最为强调阴阳两纲，他主张临证应以阴阳为实据，明辨内外，判明阴阳，认为“医学一途，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识症，亦不难于识症，而难于识阴阳”，倡导学者务必在阴阳二气上求之。他在《医法园通•用药弊端说》：“用药一道，关系生死，原不可执方，亦不可以执药，贵在认证之有实据耳。实据者何？阴、阳、虚实而已。”在《医法园通•胃病不食》中不仅强调胃病阴阳证辨证，还着重指出：“以上内外诸法俱备，学者务要仔细理会…至于变化园通，存乎其人，又安可执一说而谓尽括无遗”。郑钦安并不只是囿于温热药物的使用，其用药的思路遵循阴阳辨证的规律，这在郑氏《医理真传》一书中明朗可见。
郑钦安对姜桂附等品的运用是从阳虚证的根本病机出发的，有明确的适应症，并非毫无原则的一味滥用。他在“辨认一切阳虚证法”中明确指出阳虚证的,辨证要素及立方治疗原则：“阳虚病，其人必面色唇口青白无神，目瞑倦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畏寒，口吐清水，饮食无味，舌青滑，或黑润青白色，淡黄润滑色，满口津液，不思水饮，即饮亦喜热汤，二便自利，脉浮空，细微无力，自汗肢冷，爪甲青，腹痛囊缩，种种病形，皆是阳虚的真面目，用药即当扶阳抑阴”。
郑氏强调辨病治病“工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认为“病情变化非一端能尽，万变万化，不越阴阳两法”。“认证只分阴阳”，以阴阳统分万病，他说““万病不出阴阳两字”，“凡遇一症，务将阴阳虚实辨清，用药方不错误”。在“辨认一切阳虚证法”后接着就写有“辨认一切阴虚证法”：“凡阴虚之人，阳气自然必盛(阳气二字，指火旺，郑说的阴虚病实包括阳热火盛证)……阴虚病，其人必面目唇口红色，精神不倦，张目不眠，声音响亮，口臭气粗，身轻恶热，二便不利，口渴饮冷，舌苔干黄或黑黄，全无津液，芒刺满口，烦躁谵语，或潮热盗汗，干咳无痰，饮水不休，六脉长大有力，种种病形，皆是阴虚的真面目，用药即当益阴以破阳”
对于阳虚之人，郑氏崇尚仲景之治法，他说“在上者，仲景用桂枝以扶心阳；在中者，仲景用建中、理中以扶脾阳；在下者，仲景用四逆、白通以救肾阳。”除善用桂、附治阳虚证外，郑氏同样亦精于阳热证辨治，在其《医理真传•阴虚证问答》中共设二十九症进行探讨，病机多为元阴不足、脏腑火旺，治法多为养阴清热降火、峻补真阴，方药多用导赤散、人参白虎汤、小柴胡汤、大承气汤、葛根芩连汤、六味地黄丸、大黄黄连泻心汤等泻火清热养阴之剂。可见“火神鼻祖”治病并不是仅仅局限于“姜附”之间。在《医法圆通》中，郑氏一句‘阴虚一切病症忌温补也……若扶其阳，则则阳愈旺而阴愈消，每每酿出亢龙有悔之候，不可不知’。在《医理真传•卷三》中说“大承气汤乃起死回生之方，也泻火救阴之方也……仲景立法，就是这元阴元阳上探盛衰，阳盛极者阴必亡脉阴不可不急，故药之分两(指大承气汤)，不得不重……阴盛极者阳必亡，回阳不可不急，故四逆汤之分两亦不不得不重。二方皆有起死回生之功，仲景一生学问，阴阳攸分，即在此二方见之”，已经完全告诉了我们，他绝非重附、桂而不用寒凉。这与目前“火神”一味强调桂附治法有霄壤之别。
可见郑氏强调阳气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性，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针对当时医家喜寒凉、恶辛热，“病家甘死于参、芪、归、地之流，怕亡于姜、附、硝、黄之辈” 之世之通病的境况，所作的救偏补弊之举。其立论不偏，用方阴阳指征明确，虽强调桂附温阳药物的起死回功之效，但并不否认寒凉攻下之品的力挽狂澜之功，只要通读过郑氏著作的读者当无异议。
“一病有一病之阴阳”，“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认证只分阴阳”，“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突出阴阳作为辨证总纲的地位和作用，是郑氏临床辨证的最基本的学术思想，以阴阳为纲统分万病这一观点，他称之为“阴阳至理”。他说“学者苟能于阴阳上探求至理，便可入仲景之门也。”这一学术思想通篇都贯穿在他的著作中。
要真正做到对郑氏的学术思想全面了解就必须阅读其原著，只有这样才能理弄清“火神派”鼻祖真正的学术思想，避免盲目追随现代“火神派”，错误把姜、附、桂当作万病之良药。
我们再来看看郑氏的再传弟子卢崇汉教授《扶阳讲记》中的主要学术观点，很容易发现卢的扶阳理念和郑氏学说有着极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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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卢氏的“阳主阴从”理论
通读《扶阳讲记》，我们不难发现，卢氏强调“阳主阴从”，他说：“在上个世纪70年代，我提出了一个看法，在中医阴阳学说里面，它存在“阳主阴从”的关系。”并且这一点一直贯穿于他的著作中。我们先看看他的“阳主阴从”的立论理论依据。
1.《周易》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能统天。”坤元呢？在论述坤元的时候，它提出了“乃顺承天”并且在《乾凿度》里面提到了“气者生之充也。”“夫有形者生于无形。”
2《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
“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
“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
在判定卢氏立论的依据是否合乎《内经》、《伤寒论》的原旨之前。有必要看看卢氏是如何理解上述引文并得出“阳主阴从”的理论的。
卢说：“在先秦的时候，先秦诸子百家在他们的一些著述里面，也明确的谈到了这些问题，都可以找到很多重要的思想。比如在《周易》，它的论述，在这个著述里面，它明确的谈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能统天’。坤元呢？在论述坤元的时候，它提出了‘乃顺承天’。它强调了什么呢？在这个著述里，它强调了‘阳’在万物的生命活动当中，它应该居主导地位。‘阴’应属于从属地位。并且在《乾凿度》里面提到了‘气者生之充也。’‘夫有形者生于无形。’这说明阳气是构成我们机体化生四肢百骸的原动力。如果没有阳气，也就不能够温煦化育，如果没有阳气的温煦化育，阴也就不能够独立存在，更不能够发展壮大。在《内经》里面，实际上重阳的思想也是很突出的。在《素问.上古天真论》，它指出了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存真阳之气，才能够达到‘恬淡虚无，真气从之’。”
“钦安的弟子卢铸之，也就是我祖父，他在他的著述里面就谈到了，“人之生存，纯在天地之中。阴阳之内，五行之间。一切动静都随阴阳之机而转。业医者，须识得《内经》所论‘凡阴阳之要，阳秘乃固。’‘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等奥义，说明了阴阳之虚实、变化之盈缩，刻刻都随五行变化之中，上、下、内、外，息息相通，一刻都不停息，昼作夜息，为养生治病之一大纲领。他说的这个纲领，实质上是提示我们应该认识到阳气的极端重要性。”
由此认为，“我们人体生命有活动，它始终存在着阳主阴从的关系。就是在正常的生理状态下，都是存在着阳主阴从的关系。也就是在阴阳的动态平衡的、阴平阳秘的状态也是以阳为主导的阴阳的动态平衡，以阳为主导的阴平阳秘”。“阳”在万物的生命活动当中，它应该居主导地位。“阴”应属于从属地位。论病识病力主“阳主阴从”的相术观点，崇尚“阳气宜通”。
“在疾病的病因、病理方面，卢氏认为，很多疾病的病因病理，都是因为机体的阳气的虚损、郁结，或者邪气伤阳。这样导致的发病。”
“在治疗方面，从治疗的角度来看，卢氏强调扶持和温通阳气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治疗原则。”
在这个理论思想的指导下，卢氏提出了“人身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的这一种学术见解。谈到治病立法应当以扶阳为核心。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他在《扶阳讲记》的第67页写出了这么一段话：“我认为《内经》的作者和仲景也都受了重阳的思想。郑钦安也好，卢铸之也好，都始终强调以阳为根本，甚至提出了‘天下没有阴虚’的观点。”卢铸之的著作我没有读到，但说郑钦安认为“天下没有阴虚”值得怀疑，不仅在郑的著作中没有看到这句话，而且郑氏在他的著作中始终以阴阳为纲，讨论温阳的时候并没忽视益阴治疗论述!是否我的阅读有疏漏、看法不正确，请诸位明哲指点迷津。
“病在阳者，扶阳抑阴”来自郑的观点，符合经旨，对临床有很大指导作用。
对于卢氏提出的“病在阴者，用阳化阴，所用的药都是以姜桂附为主的药”则令人难以理解，卢氏的自我解释是“在临证上，阴虚的本质仍然是阳气不足，这是由于阳气化生阴精的功能受到影响，才会出现阴阳两者关系的失调。所以……姜、附、桂不但不会伤阴液，反而能够促进津液回生，从而起到阳生阴长的作用”，但这一理论的在具体运用，卢氏并未举例加以说明。按常理来说阴虚证予以大辛温之品无疑是火上浇油，“病在阴者，用阳化阴”实难使人理解。此与郑氏的“阴虚真面目，治当益阴以破阳”的治法是大相径庭。已完全摆脱了郑钦安的告诫：“阴虚一切病症忌温补也……若扶其阳，则阳愈旺而阴愈消，每每酿出亢龙有悔之候，不可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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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朋友的“阴主阳从”论
有人在http://www.zhongyimingjia.com/viewthread.php?tid=23442&page=2&authorid=19246
发文批评现在火神断章取义，强立新说，言辞颇为偏激：“不知诸牛(火神)是为了哗众取崇？还是唯我独占鳌头？还是只会此一招？别的没学？难道天下无阴虚之病？尽是阳虚？现已有人受其害，如此下去，流害必将无穷！用治了一个阳虚病人的方，不管何病均用之，不论何病，都归结到阳虚。什么潜阳，阳生阴长，皆是断章取义！偏！偏！偏！……”
最近，有人给我看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啊，对《扶阳讲记》的主要观点持相左意见，也对目前“火神”过“火”深感担忧。于是他针对《扶阳讲记》的“阳主阴从”写了一篇“阴主阳从”论，我问他为什么写这文章？我说我不看，他说你看了我们再讨论，呵呵，看完了我们就此文争论了一场，呵呵。我们来一起看看他的立论依据：
1.《素问•阴阳离合论》言：“阳予之正，阴为之主。”
2.《灵枢-本神篇论》说：“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人体生命起源于精，精是与生俱来的，禀受于先天，精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阴阳应象大论》说：“精化为气”。没有饮食精微物质，气无生化之源；营卫皆出中焦，营属阴，卫属阳，所以对于人来说阴比阳重要。
3.张介宾说“阳不可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
4.张景岳阐发《灵枢•本神》“五脏主藏精者也，不可伤，伤则失守而阴虚，阴虚则无气，无气则死矣”之说，强调指出“阴为阳之根”，“阳以阴为基”，“而人生于阳而根于阴，根本衰则人必病，根本败则必危。”其“所谓根本者，即真阴也”，充分说明真阴具有决生死的重要意义。景岳熟悟经旨，所以在治疗上大倡“凡欲治病者必以形体为主，欲治形者必以精血为先”的重要治则。
5.《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阴者，藏精而起极也，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并乃狂”。
由以上几点他得出的结论是凡治病当先巩固人身之根基，大补真阴，阴足则阳有所化。并说啊，《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壮火散气，少火生气。”马莳《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注解说：“气味太厚者，火之壮也。用壮火之品，则吾人之气不能当之而反衰也。如用乌附之类，而吾人之气不能胜之，故发热。气味之温者，火之少也，用少火之品，则吾人之气渐尔生旺，而益壮矣，如用参归之类，而气血渐旺者是也”。
所以过用辛热之品助阳必伤人体之正气，大剂量、长期使用附、桂、姜必害人不浅。
看完这篇文章，我是哭笑不能，为什么？如果对《内经》没进行过系统学习，可以说他的立论的依据很充足，原文都是出自经典或古代大家。不仅如此，他还搬出张景岳的原话来了，卢氏的“阳主阴从”论好象是引用张景岳的《类经附翼•大宝论》的论述：“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人是小乾坤，得阳则生，失阳则死。”以张氏之矛攻张氏之盾的手法，去批评卢氏“以阳立极”的依据。
其实，我这朋友充分利用了“阴阳互根”的原则，把阴阳破离开来、只执一端的手法，来批判火神唯阳为重的思想。换言之，他认为卢氏过份强调“以火立极”为“阴阳至理”的论述也是采用的这手法。
我问他为什么要写这文章，当前中医不兴，有《扶阳讲记》推动大家学习中医是件好事。他说：“我这是纠偏，火神学术之太偏，也能毁中医。”
可以说我这同事很有水准，他采用了断章取义的手法来反驳扶阳学说，其实，阴阳二者不可偏废，对于人体的生命活动来说都是同等重要的。
阴与阳只是分指事物相互对待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既互有差异乃至对立、斗争、冲突，但又不可分离，离开对方均不能单独存在。虽然古人未能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对立、统一的哲学概念，但综观历代的阴阳论述，意似近之，仅有一步之遥。如说:“阴阳上下交争，虚实更作”。“阳生阴长，阳杀阴藏”。“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无疑，这是揭示阴与阳的斗争。“阳气根于阴，阴气根于阳:无阴则阳无以生，无阳则阴无以化；全阴则阳气不极，全阳则阴气不穷。”“阴不可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阳为阴之用，阴为阳之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期。”此类不胜枚举的阴阳互根、互依之论，明显、深刻地揭示了阴阳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统一的关系。
阴阳相互为根、互相转化是唯系人体生命功能的重要方面。经云“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如二者关系被破坏，必致“孤阳不长，独阴不生”，人体的生命健康必会受到损害。
所以古今医家都接受和运用阴阳调和原则。认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因而和之，是谓圣度。”这就是说，阴阳两方面相对平衡、协调，人体就健康任何一方的偏盛偏衰乃至离决，人的生命就有危险以致死亡。因而一切医疗措施和养生方法，都是着眼于调和阴阳。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记，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故治病必求于本”。治病必求于本，“本”在文中指阴阳而言，为什么？因为阴阳是“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记，变化之父母”，说明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阴阳失调，“求本”求什么，就是弄清“阴阳失衡”，诊察阴阳的失调状态，弄清了，怎么治疗？《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得很明白：“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也就是说治疗的要点在于纠正阴阳是盛衰偏颇，恢复和助进其平衡协调。
那么又如何看待卢氏的用来说明“阳主阴从”的引文，诸如：“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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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郑钦安说的“阴阳至理”是什么？
卢崇汉在他的《扶阳讲记》第45页有这么一段话：“郑钦安的‘立极之要’、‘阴阳至理’，谈的是什么？它实际上包含了从自然界到人体，都是以阳为主、以阴为从的道理。正如我们对自然界的天文、气象、历法的认识，以及万物的生长存亡的变化，都决定和依赖于是阳光，我认为中医阴阳学说的实质，应该包括在这一道理里面”
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卢说了2个方面的问题：
1．郑钦安的“阴阳至理”是什么，就是“立极之要”，“立极之要”是什么，是“阳主阴从”，最后的结论就是卢的“以火立极”。
2．万物生长，只要有阳就行，其他的都是次要的。阴阳双方不存在相互平衡、而是以阳为主的不平衡的对立和统一的双方。
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卢所说的是否合理，第一点我们暂不加讨论，在后面我会联系郑钦安的原文进行分析，看看卢所说的“阴阳至要”的含义，与郑钦安的“阴阳至要”实质所指有何不同。
我们来看看第二点，卢说：“正如我们对自然界的天文、气象、历法的认识，以及万物的生长存亡的变化，都决定和依赖于是阳光”。抛开天文、气象、历法(只指公历，农历要排出)不说，就万物的生长来说，按卢氏的说法太阳是阳，水属阴，万物的生长说完全只依靠阳光肯定是不对的，为什么？简单地说吧，每年的四季阳光都明媚，但就是不下雨，来个大旱灾，田野干裂，没水，你看什么生物能生长？!，“孤阳不长”，《内经》最就说过。更有一句话叫做“水是生命之源”，可以引用深海生物加以佐证，在几千英尺的海底没阳光的地方，同样有生命存在，当然这是诡辨。也许啊，火神者们说，只说阳重要，但没说不要阴，呵，但《扶阳讲记》里面第47页说阴虚者仍也以姜附桂为主进行治疗。并说这是以卢氏提出的“人身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的学术见解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医论医理、论治法，极重形象思维。一个盆，里面的水很少，想把水加满，通过火烤的办法只能使盆里的水越来越少，永远也不可能满起来，这是基本常识。这姜附桂便同烈火、盆中少水便同阴虚，想使盆中的水满起来却用火烧的办法岂不荒唐!“人身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这句话根据《扶阳讲记》的整体理解来说，应该是阳虚也好、阴虚也好都要温阳。说个笑话，大家现在都说中医师承的重要性，这大概是卢氏家传的治病密诀。我想郑老先生要是复活的话，他一定也会向卢氏请教，为什么？他在他的讲稿里说了啊：“阴虚一切病症忌温补也……若扶其阳，则阳愈旺而阴愈消，每每酿出亢龙有悔之候，不可不知”。
《扶阳讲记》里面还有更值得商榷的一些说法，我们来看该书第99页的一段话：“我们再看这个“草”，神农尝百草，……我们看看“草”这个造字，上面是“两个十”，中间是个“日”，下面又是个“十”，实际上就是“三十日为草”。这意味着什么呢？……中医讲的“四气”寒热温凉，实际上就是各个草含的“日”是多少，所以神农尝的，无外乎就是尝这东西。
这卢崇汉教授也就真是富于想象力了、敢于创立新说。《神农本草经》中明明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乃解”。神农尝的什么？辨别药性啊，药物有毒无毒啊。怎么变成了尝“日”了呢？真尝“日”了，这神农就真的笨了，他的东西就不可学。万物都有生存期，算一算不就知道活了多少天，估计一下不就知道有多少有太阳的“日”了。当然了，卢的真实含义是神农尝百草是为了判断药物的温凉如何，但要为“以火立极”找依据也不能这样解字。“草”字就是一个形声字，上面的字头形符表意，下面的“早”为声符为读音。
类似的还有为了说明疼痛与阳虚寒凝有关，说“疼”字里面是个“冬”字，冬主寒主水，所以“疼”字就与寒与水有关了。学中医的都要学“六书”，这“疼”其实就是一个形声字，病字头为形符表意，“冬”字为声符，古今读音有差异，并没其它多的含义。硬是要来个强求新解。刘力红在《思考中医》中最喜咬文嚼字，总希望在咬文嚼字中咬出新的医理来，功夫远比其师卢氏深，开个玩笑，卢教授这两个字是不是刘力红教授给他这么解释的。但遗憾的是他们大多数的解释违背了有关文字学的规律。
卢氏违背汉字的发展规 律，违背文化的发展规律这样解字的目的无非是为他的“阴阳至理”--“以火立极”寻找更多的依据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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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郑钦安说的“阴阳至理”到底说的是什么？这就要我们一起来复习下郑氏《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三书了。
“阴阳至理”始终贯穿在这三书中，郑氏直接使用“阴阳至理”四字的地方仅有数处。现举其提到“阴阳至要”四字的五处，加以说明，从中我们可以明白郑氏所说的“阴阳至要”的实质内涵是什么。
一是《医法园通卷二•外科约言》说：“外科者，疮科谓也。凡疮之生，无论发于何部，统以阴阳两字判之为准……。阴证其疮皮色如常，漫肿微疼，疮溃多半清水，清脓，黄水，血水，豆汁水，辛臭水。其人言语、声音、脉息、起居动静，一切无神，口必不渴，即渴定喜滚饮，舌必青滑，大小便必成疮。阴盛阳微，不能化阴血以成脓，故见以上病形。法宜辛甘化阳为主。……阳证其疮红肿痛甚，寒热往来，人多烦躁，喜清凉而恶热，大便多坚实，小便多短赤，饮食精神如常，脉息有力，声音响亮，疮溃多稠脓。此等疮最易治，皆由邪火伏于其中，火旺则血伤。法宜苦甘化阴为主。总之，阴阳理明，法自我立，药自我施，不无妙处也。”
此处“阴阳至要”乃是强调外科辨证，首当分清阴证、阳证，此为外科立法、处方的关键点。
二是《医法园通卷三•伤寒溯源解》说：“最可鄙者，今人云仲景之方，是为冬月伤寒立法，并非为内伤与杂证立法。试问内伤失血肺痿，有服甘草干姜汤而愈者否？……肾脏不温，水泛为痰，有服真武汤而愈者否？寒湿腰痛，有服麻黄附子细辛汤而愈者否？少气懒言，困倦嗜卧，咳嗽潮热，有服建中汤而愈者否？温病初起，有服麻杏石甘汤、鸡子黄连汤、四逆汤而愈者否？……痘证初起，有服桂枝汤、升麻葛根汤而愈者否？老人便艰涩，有服麻仁丸而愈者否？阳虚大便下血，有服四逆汤而愈者否？阴虚大便脓血，有服鸡子黄连汤而愈者否中？今人不体贴，只记时行几个通套方子，某病用某方，倍其味，某病用某方，减某味，如此而已。究其阴阳至理，全然莫晓，六经变化，罕有得知，愈趋愈下，不堪问矣。
这是郑氏批评当时医家不明仲景立法之要，在例举大量疾患证治即可服用清热养阴之品获效，又可以温阳方剂以建功之后，批评医界时弊，不讲阴阳辨证，只知套方套药，与仲景立法背道而驰的错误。他通过多年对《伤寒论》的研究得出“仲景一生学问就在这阴阳两字，……学者苟能于阴阳上探求至理，便可入仲景之门也” “学者苟能于阴阳上探求至理，便可入仲景之门也” 的结论，认为把握阴阳作为辨证总纲的地位和作用是学好《伤寒论》的关键。
三是《医法园通•午后身热》批评时医“全不在阴阳至理处探取盈缩消息，一见午后、夜间发热，便云阴虚，便云滋水”。指出“阴盛隔阳于外，阳气不得潜藏、阳浮于外”也可见到午后、夜间发热。仍是强调“一病有一病之阴阳”，不可执一端以偏概全，不则治必有失 误。
四是在《医法园通•虚劳脉动》批评时医，不讲阴阳辨证，使病家不死于病而死于药的时况。他说“近阅市习，一见此等病情，每称为阴虚，所用药品，多半甘寒养阴。并未见几个胆大用辛温者，故一成虚劳，十个九死。非死于病，实死于药，非死于药，实死于医。皆由医家不明阴阳至理，病家深畏辛温，故罕有几个得生，真大憾也。”在书中指出“学者切切不可一味见病治病，务要将内外病形，阴阳实据熟悉胸中，方不致误人性命。”
五是在《医理真传卷四•问曰：怔忡起于何因？》中方解桂枝龙骨牡蛎汤时提及四字：“此方本意，非专为太阳而设，实为阴阳不调而设，要知阴阳调和之人，六邪不侵，七情不损。阳不调之人，必有阳不调之实据，以辨阳虚法辨之；阴不调之人，必有阴不调之实据，以辨阴虚法辨之。阳不调之人，用此方，桂、甘、姜、枣宜重，稍加白芍以敛阴；阴不调之人，芍药、甘、枣宜重以调阴，少加桂以宣阳。阴阳两不足之人，分两平用，彼此不偏，此立法之苦心，亦变通之道。如大、小建中与此方，皆桂枝汤之变局也。识得阴阳至理者，始信余非妄说也。”指出把握阴阳平衡之理，明辨阴阳，是立方组方的重要依据。
从以上可们可以明确的看出，郑氏所说的“阴阳至要”的内涵就是治病当首先从阴阳辨证入手，立法、处方也当以明辨阴阳为基础。
“认证只分阴阳” ，“万病不出阴阳两字” “病有千端，漫云易为窥测，苟能识得阴阳两字，而万变万化之机，亦可由此而推也。”便是郑氏所说的“阴阳至要”。以阴阳为纲统分万病，可以使医者执纲挈领，不在脏腑五行上追求，不被复杂的症状迷惑，不至陷入“见病医病”的粗浅地步。郑氏在书中屡次批评世医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流俗和一见什么病就用什么方，袭用“套方套药”的市习。他们不问阴阳，“不求至理”，一味在“五行生克上追求”，“逐经、逐脏、逐腑论之，“是知其末而未知其本也”。
不可将郑氏的“阴阳至理”误解为卢氏所说的“以火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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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郑钦安的并不贵阳浅阴
前面我们说过，郑钦安其学术思想的最基本观点，是以阴阳为纲，认识人体生理病理，辨证识病，选方用药等等一切医学问题，由此出发，郑氏所论乾坤坎离、脏腑生克、五行六气、三焦六经、气血水火、外感内伤等均以阴阳为纲，形成非常鲜明而独特的的学术体系和理论特色。他在《医理真传》自序中说：‘医学一途，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识症，亦不难于识症，而难于识阴阳’。在《医法园通》自述中说：‘以病参究，一病有一病之虚实，一病有一病之阴阳，知此始明仲景之六经还是一经，人身五气还是一气，三焦还是一焦，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从这两篇自序中我们可以看出，郑氏抓住仲景以阴阳为总纲的核心思想，并将此贯穿在书中而大加发挥。书中辨认一切阳虚症法与一切阴虚症法，尤为切要。
与现代火神派所不同的是，他认为元阴元阳为赖以生存的根本，认为阴阳平衡是人体得以健康的前提。他以《周易》丰富的辩证法和天地整体运动为指导，用八卦原理阐发人体的病理生理的阴阳法则。其中坎卦解、离卦解、他说‘坎为水，属阴，血也，而真阳寓焉。中一爻，即天也。天一生水，在人身为肾，一点真阳，含于二阴之中，居于至阴之地，乃人立命之根，真种子也。’‘离为火，属阳，气也，而真阴寄焉。中二爻，即地也。地二生火，在人为心，一点真阴，藏于二阳之中……人身之主也。’以此论点出发，则心肾为人身立命之本，人身赖以生存的元阴元阳，彼此互为根基，相互依存转化，体现出分则我二，合则为一的对立统一观。他说：‘坎中真阳，肇自乾元，一也；离中真阴，肇自坤元，二也。一而二，二而一，彼此互为其根。’这也是对《素问•生气通天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绝，精神乃绝’的阐发。以此立论，联系人体病理则认为‘此阴阳二气原本均平，自然百病不生’，如果不能使之均平，故有盛衰之别，水盛则火衰，火旺则水弱，此阴证阳证所由来也。在辨证施治中，也始中突出阴阳这个总纲，阴盛者阳必衰，阳盛者阴必弱，不易之理也。
然而，为什么郑钦安又特别强调阳气在人体中的重要务作用呢？这就需要我们对郑氏学说所产生的时代背景要有所了解。清初，温病学说逐渐兴起，受叶天士学述之影响，医家多推崇用药以寒谅轻灵，相延日久，形成一种倾向，不求经旨，拘于成法，远离辨证，出现崇尚阴柔，恣用寒凉的流弊大流于世，加上长期以来形成的喜补畏攻、喜轻避重的世风，更加助长了这种恣用寒凉，不考虑寒流药物损伤人体之阳的弊端的时风。
为了扭转时弊，郑氏著书立说，批判当时喜寒凉惧温热的错误倾向，由于时医不知顾护人体阳，滥用寒凉，以致阳损虚寒证由生，他说“近阅市习，一见此等病情，每称为阴虚，所用药品，多半甘寒养阴。并未见几个胆大用辛温者，故一成虚劳，十个九死。非死于病，实死于药，非死于药，实死于医。皆由医家不明阴阳至理，病家深畏辛温，故罕有几个得生，真大憾也。”因此在其书中反复强调“阳气”的重要性，详细阐述仲景伤寒三阴证的病理方药，但同时亦指出“阴虚一切病证忌温补也”。郑钦安虽善用姜附，影响了几代人，但他并不专用姜附，也不是偏爱干姜附子，恶当归地黄，而是当用则用。他说“余非爱姜附，恶归地，功夫在阴阳上打算耳”。在《医理真传》卷二、卷三中，列举31条阳虚病症，29条阴虚病症，采用问答形式，详加论证。在《医法园通》卷一、卷二中，对心病不安、肺病咳嗽等51种病证，逐症逐条分析阴阳辨证要点。充分体现了仲景辨证论治以阴阳为纲的学述思想。当代已故名家何绍奇先生评价说：“他的代表作《医法圆通》，是为补偏救弊而设，他强调阴证，是因为人们往往忽视阴证的缘故。但综观全书，他之持论并不偏颇，这是其可贵之处，也是他区别于明清贵阳贱阴论医家的地方。”
通览郑氏著作，我们可以确定郑氏为纠时弊，反复强调阳气重要性，但依旧强调阴阳平衡，并不贵阳浅阴。并不这与当今一些火神们过分强调“以火立极”，贵阳浅阴，似乎万病由阳虚而生，“世上无一例真正的阴虚”极端说法，不论阴虚、阳虚，均以姜附桂为主进行治疗的极端做法绝非一码事。也可以说当今的火神派的学术论点已经大大的偏离了郑氏是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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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说郑氏的温阳不挟阴药与张氏的阴中求阳
研究过多火神派的人都可能知道，郑钦安和大医家张景岳都注重阳气，张景岳说“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得阳者生，失阳者死”；郑钦安认为：“夫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惟赖先天一点真气耳。”“人之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有阳则生，无阳则死”。
然而者人在扶阳的方法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张氏强调“阴中求阳”，他说：“他说："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其组方以大剂熟地狱、山茱萸、怀山药、枸杞子、鹿胶等补益肾精，以小量附片、肉桂等微生少火之气，认为“附子性悍，独任为难，必得大甘之品，如人参熟地炙甘草之类，皆足以制其刚而济其勇，以补倍之”(《景岳全书•热略》)。代表方如右归饮、右归丸等。
郑氏补阳，则不主张使用阴柔之药，也就是说不主张在温阳的方中加入滋阴之品，用药专注附子，推崇以附子“补坎中之阳”，主张纯用辛甘，重用附子，方以仲景四逆辈为主。
郑氏赞同张氏强调阳气为人之根本的学术思想，但对张氏补阳讲究阴阳相济、阴中求阳的方法持反对态度。他在《医法园通•反胃》中说：“既曰命门无火，理宜专用桂、附以补火，何得用地、枣以滋阴，丹皮以泻火乎？此皆景岳不读仲景之书，而未明阴阳之道也。”在《医法园通•阳虚一切病证忌滋阴也》中说：“凡阳虚之人，多属气衰血盛，无论发何疾病，多缘阴邪为殃，切不可再滋其阴。若更滋其阴，则阴愈盛而阳愈消，每每酿出真阳外越之候，不知不知”，认为张景岳补阳远离仲景温阳之旨，他批评张说：“独不思仲景为立法之祖，于纯阴无阳之证，只用姜、附、草三味，即能起死回生，并不杂一养阴之品，未必仲景不知阴中求阳乎？仲景求阳，在人身坎宫中说法，景岳求阳，在药味养阴里注解。相隔天渊，无人窥破，蒙蔽有年，不忍坐视，故特申言之。”
郑氏这种主张纯用刚药的观点，为后世大多火神所接受。象吴佩衡、范仲林等。
那么我们又如何区别看待张、郑温阳正不同观点呢？到底谁是谁非？我们该接受谁的？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郑氏著作中的一段话，《医法园通•申明阴盛扶阳阳盛扶阴的确宗旨》说：万病一阴阳耳，阴盛者扶阳为急，阳盛者扶阴为先。此二语实治病金针……所谓偏盛者何？偏于阴者宜扶阳，是言阴邪之盛，不是言肾中之真阴偏盛也。偏于阳者，宜扶阴，是言邪火之盛，不是言肾中之真阳偏盛也。”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郑氏所指的“病在阴者，宜扶阳以抑阴”，这阴字便是阴寒之邪，也就是说郑氏的温阳法从仲景的少阴病治法来，在强调少阴阳气不足的同时，正合景岳所说“阳虚阴盛，言寒邪有余”着眼于“阴盛”二字。所以以四逆辈之姜、附、桂大辛温大补肾火，驱阴以散寒。
张景岳在《景岳全书•阳不足再辨》中说：“又若精在人身，精盛则阳强，精衰则阳痿，此精之为阴否？再若养生家所重者，惟曰纯阳，纯阳之阳，以精言也。精若渗漏，何阳之有。”强调精与阳气的关系，精足则阳旺，精衰则阳气亦衰。其立论从“虚损”二字入手，与伤寒三阴证着点不同。
他在《景岳全书•虚损篇》中指出：“病之虚损，变态不同……此惟阴阳偏困所以致然。凡治此者，但当培其不足，不可伐其有余。”在《新方八阵•补略》中说“补方之制，补其虚也。凡气虚者，宜补其上，人参、黄之属是也。精虚者，宜补其下，熟地、枸杞之属是也。阳虚者，宜补而兼暖，桂、附、干姜之属是也。”此“其有气因精而虚者，自当补精以化气”。其立论当从“精亏”二字着眼。这从其右归丸、右归饮组方中就可看出，二方实以金匮肾气丸化裁加减而来，均去掉了“三泻”，正合古人“肾无泻法”，以填补为先的思想。
其实景岳的温阳法更适用于慢性的衰老性疾病，随着人的衰老，肾精减亏，元阳生化不足，在出现头晕耳鸣、腰酸膝软、脚弱、夜间尿频，阳痿遗精的同时，更具有四肢不温，舌质淡胖，脉沉细等先天阴阳两亏的证候。右归类方剂组方甘温同施、阴阳并补，可以长久使用而无温燥伤阴之弊。其使用要点以“虚损”二字为要点。
案例1.
某女，62岁，患“甲状腺功能度下症”，经服西药甲状腺素片后，查甲状腺功能生化指标恢复正常。但半年来一直感头晕耳鸣，心悸恐慌不安，胫酸乏力，夜尿频，畏寒，纳差，舌质淡胖，苔白，脉沉细。辨证为肾阳亏虚，治宜温补肾阳，方以右归丸加减：
熟地24 山药12 山萸肉10 枸杞子12 菟丝子12 鹿角霜12 杜仲12 当归9 熟附片6 仙茅6 仙灵脾10 生龙骨30(先煎) 生牡蛎30(先煎)
服方10剂诸症若失。
此症在中医来说，属当从“虚劳”治疗，证属纯虚不挟实，故以右归阴中求阳，增入仙茅、仙灵脾加强温阳力度，予生龙骨、生牡蛎重镇宁心安神，方虽简，但确中病机，故取效颇捷。
四逆辈方剂的使用，更适用于阴寒内盛，少阴阳衰。常常使用于一些急性病的危重阶段。证见精神萎靡，嗜睡昏睡，四肢不温，下利清谷，冷汗淋漓，脉沉细欲绝等症，或如郑氏所说的阳虚证：“阳虚病，其人必面色唇口青白无神，目瞑倦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畏寒，口吐清水，饮食无味，舌青滑，或黑润青白色，淡黄润滑色，满口津液，不思水饮，即饮亦喜热汤，二便自利，脉浮空，细微无力，自汗肢冷，爪甲青，腹痛囊缩，种种病形。”这些证候常常出现在疾病的危重阶段，只要认证准确，投以四逆辈常可随手起效。正确合理地使用四逆辈方剂当着眼于“阴盛”二字。也就是说，在虽用四逆辈的时候不仅患者常常有阳虚，同时常挟有“阴邪”，如痰饮、水肿等；或为阳气衰危，虚阳浮越之候。
案例2.
余某，女，89岁，因股骨粗隆间骨折入院住骨科，入院第二天出现肺部感染，骨科予以头胞吡胺抗炎，越四日病情加重，当时我去会诊，看到病人的情况不妙，建议转入内科治疗。
转入内科后，管床的医师再予头胞吡胺联用克林霉素静滴，3日无效而病情进一步加重。10月1日请我会诊，证见患者神志欠清，静卧不烦，呈昏睡状态，右下肢架在勃朗氏架上做骨牵引，上半身平仰卧于床，面部苍白浮肿，很远的地方就可闻及喉间痰鸣，咳 嗽，不断咯出大量白色泡沫痰，但不能自吐，其女不断的用手指在患者口中掏痰，护士也在一边不断的使用吸痰器，扪之四肢不温，问之小便量少，已三日未曾进食，大便未解，唇绀，张口呼吸，舌底淡红而干，以压舌板撬开口腔，舌面淡而多津，苔小而白，脉沉细。双肺可闻及大量痰鸣罗音。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110次/分，血氧饱合度87%，呼吸30次/分。
我是如何辨证的呢？我就是从治有病的人出发，根据患者神志欠清，静卧不烦，呈昏睡状态，喉间痰声漉漉，吐大量白色痰涎，四肢不温，小便量少，脉沉细无力。首先考虑患者属少阴病，少阴阳气不足!《伤寒论》里不是说嘛：“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这神志不清，静卧不烦与“但欲寐”便是极为相似。结合四肢不温，小便量少，脉沉细无力断为少阴阳气衰危。阳虚不能蒸腾气化，津液代谢谢失常，液聚而为痰，痰蓄于肺!
《金匮要略》说：“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待患者阳回，饮邪自化，不祛痰则痰饮自祛，痰祛则无痰蒙蔽心神，神当自清，用方绝不将化痰作为首先考虑，而是从整体出发，不着眼于肺部感染的局部，根据患者阳气虚衰的主要病机把扶阳放在第一味，此正合“治病当求之于本”的宗旨。方以四逆汤回阳，苓桂术甘汤温阳化饮，加桔梗、薏米化痰排痰，细辛加强温阳化饮的作用。西药停克林霉素，联用阿米卡星。中药处方如下：
制附片6 干姜6 炙甘草10 桂枝10 茯苓20 桔梗15 细辛3 生黄芪30 薏米30
1剂，鼻饲
中午服药，2小时后咳吐大量白色泡沫痰，足有一痰盂，患者神去就转清。
其后渐入坦途。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每个医家在其一生中都会独特的心得，若能细心体会，掌握其精妙，萃众家之长为我所用，必能大大提高临床技能与疗效。又何必执一端而废他，偏信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