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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界习用的《伤寒论》乃是宋本《伤寒论》(明赵开美万历二十七年刊刻于《仲景全书》的《伤寒论》)，而对于《伤寒论》的学习一般是推崇阅读及背诵原文或是结合阅读后世的注解来研习；但仲景遗著，虽由叔和搜集编次，后又历经战乱，原书内容，散失甚多，至宋代林亿等整理成《伤寒论》、《金匮要略》时，已非其全。故中医界推崇通过上考《内经》、《难经》，旁参《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来研究《伤寒论》，从而了解仲景原意，可《伤寒论》为汉时所著，因年移代隔，其文字含义已经是有很多变化，故用平行阅读法来研究《伤寒论》就显得尤为重要，平行阅读法即用同时代的文献，做平行比对阅读来研究《伤寒论》。而随着后世对中医文献的挖掘整理，仲景的著作或是与仲景差不多同时代的著作也逐渐浮出水面，这样就不仅仅只是通过上考《内经》、《难经》，旁参《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来研究《伤寒论》，而是可以通过其他更多的著作来研究《伤寒论》，而这些著作为平行阅读法研究《伤寒论》提供了更多的参考资料。
其参考文献如下：
1、《金匮玉函经》 《金匮玉函经》是《伤寒论》的古传本，同体而异名，北宋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由孙奇、林亿等校定完成后呈送朝廷，雕版印行。南北宋之际的医家虽然有所研习，但其流传却远较治平二年校讫的宋本《伤寒论》稀微，后散佚，直到清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公元1712年)，陈世杰(字怀三)从当时著名藏书家何焯(1661~1722年)那里得到了何氏据宋刻本抄录下来的手抄本《金匮玉函经》，历经4年艰辛校勘，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重新雕版刊行，他在距离初刊整整650年后的《重刻张仲景金匮玉函经序》中简单记述了勘校经过：“岁壬辰义门何内翰(指何焯)以予粗习张书句读，手抄宋本见授，拜受卒业，喜忘寝食。惜其讹脱者多，甚或不能以句。既无他本可校，乃博考众籍，以相证佐，补亡灭误，十得八九，稿凡数易，而始可读。”[1]后旋即流失日本，1932年返回我国，195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清.何义门鉴定藏本，并参考1988年日本北里研究所附属东洋医学综合研究所医史文献研究室编集燎原书店发行的清.陈世杰本《金匮玉函经》。成无己在《注解伤寒论》中曾多次引用《金匮玉函经》(其书每将《金匮玉函经》省称作《金匮玉函》或《玉函》)之文)。文献学家研究发现，张仲景遗著经王叔和整理，始见录于《隋书•经籍志》，名《张仲景方》十五卷，保留着《伤寒杂病论》的全部内容或主要内容，在唐代一直存在而没有佚失，而此后不久，《张仲景方》即离析。被后人命名为《金匮玉函经》的卷子单独传抄流行，即为《伤寒论》。[2]作为一种较早的古传本，在校勘和研究《伤寒杂病论》方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桂林古本《伤寒论》 桂林古本《伤寒》，一名《伤寒十二稿》，前清同治六年，桂林左修之先生受之于医圣张仲景先生四十六世孙张绍祖氏。绍祖先生之言曰：“吾家《伤寒》一书，相传共有十三稿，每成一稿，传抄殆遍城邑。兹所存者为第十二稿，余者或为族人所秘，或会劫灰，不外是矣。叔和所得相传为第七次稿，与吾所藏者较，其间阙如固多，编次亦相类。”(录左序)至光绪二十年，罗君哲初问业于左公，尽得其传。 (录左序)观其师生受授之际，叮咛如此，则此书之价值可知。罗君得此书以后，抱不得其人不传之旨，精录什藏历三十余年，秘不示人。既挟医术游江南，所至负盛名，治病用古方，辄著奇验。从游者无虑百十辈，竟莫知其师之有是书也。及民国初年，长沙刘昆湘氏得古本《伤寒》于江西张隐君，历十余年湖南何芸樵氏为之手写付印，即今之所谓长沙古本也(亦称湘本)。时罗君居甬，与不佞交至笃，不佞既得是书持示罗君，罗君阅竟笑谓余曰：佳则佳矣，然犹不如吾所藏者精且备也。即略举数条以正其误，不佞大惊异，亟欲一观，罗君未即允也。不数日而黄君竹斋自关中来甬，欲登天一阁观仲景佚书不得，纡驾见过，不佞乃亟为介而见之于罗君，并怂恿罗君出其藏书，黄君一见之下，惊喜赞叹，断为仲景原稿无疑。翌年介聘罗君至中央国医馆，时战祸已起，黄君手录副本携赴西安，及南京沦陷，罗返桂林，途遭匪劫，而此书于兵火弥天之中幸存副本，绝学之不坠，[3]黄竹斋先生于1939年在西安校刊公世，世称白云阁本(“白云阁”乃左盛德书斋名)。
关于白云阁本《伤寒杂病论》，叶桔泉重印《康平伤寒论》时曾引用以证康平本之误。近年对桂本的研究较为深入，已有不少学者予以评介。如李景荣先生介绍白云阁本、木刻版《伤寒杂病论》有如下特点：1．该书是合《伤寒论》、《金匮要略》为一帙的十六卷本，其书名与卷数与张仲景原序合；2．该版本内容之编排，先总论，后各论，先诊断，后治疗，符合一般医学论著撰写体例；3．对六淫病邪论述较详尽；4．全书以整体观点为指导思想，以三阴三阳为辨证纲领，以脏腑经络学说为理论根据，符合仲景思想；5．全书首尾呼应，结构严谨；6．有《伤寒》、《金匮》原书所无的 88方。李氏还介绍说：“此书重印后，深受各方赞许，据日本矢数道明来函云：该书传至日本后，日本学者争先研求，共赞珍贵。大冢敬节在病危时还要求读此书。日本《医事新报》称：这样珍贵的文献，在日本还是初次见到。”关于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的真伪问题虽难以确考落实，但作为仲景书传本之一，而且篇章齐全，内容丰富，载方无缺，错讹较少，并对有疑条文，都能予以较合理的解决，故可供研读《伤寒》金匮》之参考。尤其桂本比宋本多出三分之一的内容，其学术价值亦不可低估，皆有待于理论研究和实践验证。[4]白云阁原本由广西人民出版社据罗哲初手抄本整理成的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即白云阁原本，但内容多《六气主客》一篇)，1960年已出第一版，又于1980年改竖排为横排本第二次印行3万册，此书方得以普及，虽该本标点有误，但亦早已售罄。现能见到的唯学苑出版社出版的《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中附有桂林古本《伤寒论》，但无论是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还是《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中附有的桂林古本《伤寒论》，都不及民间中医论坛经典古籍编撰组2006年整理校印之新版《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其内容完备，文字无误，标点正确，条目清晰。又附编方剂索引，极便检索。
3、《汤液经法》 《汤液经法》又称《伊尹汤液经》，简称《汤液经》或《汤液》。《汉书•艺文志》方技略经方类记有《汤液经法》三十二卷，《汤液经法》是早于《伤寒杂病论》的经典著作，冯世纶先生认为：“汉晋许多名医都看到过《汤液经法》，陶弘景从《汤液经法》中检录60首，记录于《辅行诀》中，张仲景主要依此撰写《伤寒杂病论》。”钱超尘先生认为：“《辅行诀》以确切的资料证明,《伤寒杂病论》是在《汤液经法》一书的基础上撰成。”[5]所以研究伤寒论的时候参看《汤液经法》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此书在《汉书•艺文志》记载后却再难寻踪迹，直到 20世纪70年代张大昌献家藏敦煌传抄本《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谓“二旦、六神、大小”等六十方证为伊尹《汤液经》之主要内容。而杨绍伊先生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撰写了有关《伤寒杂病论》经方的考证专著，认为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保存了《伊尹汤液经》的全部内容。杨先生通过经学考证、医理探讨，自认为辑复了商代伊尹所著的《汤液经》，故将《解读《伊尹汤液经》》命名为《伊尹汤液经》。杨绍伊先生在编排条文时，他判断出哪些是商伊尹《汤液经》原文、哪些是后汉张仲景论广、哪些是西晋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即张仲景弟子整理其师的遗留论述)，为研究经方发展史、《伤寒杂病论》成书、六经辨证论治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另杨绍伊先生以西晋皇甫谧《甲乙经•序》“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为据，认为《汤液》出自殷商，且标明伊尹著，原文在东汉“岿然独存”，张仲景根据伊尹《汤液》原文论广，故伊尹《汤液》内容一字无遗保存于今传本《伤寒论》中。又分析《伤寒论》条文，据“与《商书》、《商颂》形貌即相近，其方质廉厉之气比东汉之逸靡、西京之宏肆、秦书之谯谯、周书之谔谔”类比，把条文分成：《汤液》原文、仲景论广、仲景遗论三类，辑复成《伊尹汤液经》一书。虽然杨绍伊先生辑复的《伊尹汤液经》存在着多种疑问，但《伊尹汤液经》刊世后，深受中医界重视，惜《解读《伊尹汤液经》》当年刊行量少，初版很难寻觅，后未再版，即使得见者，亦因《汤液经》经文简练古拙，“方质廉厉”，杨氏考证之文文辞古雅，用典丰富，不易读懂，故疏而远之，因此《解读《伊尹汤液经》》一直未引起普遍关注。冯世纶等人鉴于《解读《伊尹汤液经》》以传统经学考证研究经方传承，其功底之深厚，其观点之鲜明，其见解之独到，在中医史上是独树一帜的，因此对杨绍伊先生辑复的《伊尹汤液经》予以解读，由学苑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发行。[6]
4、《辅行诀》 《辅行诀》乃是《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或作《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简称。原题“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书名冠以“辅行诀”，即将医药作为辅助修道的手段之意。《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不分卷，全书由十一篇构成。前半部为辨五脏病证文并方，每脏一篇，有篇目；后半部为救诸病误治方、劳损病方、五行互含五味变化、《汤液经法》图、外感天行病方、中恶卒死方，共六篇，无篇目。[7]经学者研究考证，此书主要源自古佚书《汤液经法》，收录了其中的60余首方剂，与《伤寒杂病论》经方同出一源。更令人震惊的是，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找到了《伤寒论》中的一些佚失千年的经方，如大、小朱鸟汤，大、小玄武汤，大、小阳旦汤，大、小阴旦汤等。不仅如此，还有数十首以五脏辨证补泻治疗杂病的医方及开五窍救猝死诸法。如此丰富的“新鲜”材料，对于研究医学史和仲景学说价值颇大。 钱超尘先生认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在研究《伤寒杂病论》文献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辅行诀藏府用药法要》直承仲景《伤寒论》，且可溯源《汉志》之《汤液经法》，具有极高文献价值与临证价值。”冯世纶先生认为：“汉晋许多名医都看到过《汤液经法》，陶弘景从《汤液经法》中检录60首，记录于《辅行诀》中，张仲景主要依此撰写《伤寒杂病论》。《辅行诀》中许多方剂和其适应证都可以在《伤寒杂病论》中找到相应的方剂和适应证。”钱超尘先生的弟子石琳和王庆国认为：“敦煌遗书《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简称《辅行诀》)的发现，以确切的资料证明《伤寒杂病论》是在《汤液经法》一书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给《伤寒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思路，是《伤寒论》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8]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原为卷子本，出于敦煌石室，此书1918年由张广荣(偓南)氏从敦煌某道士手中以重金购得，传给其嫡孙张大昌先生，却不幸于一九六六年毁于“破四旧”。这也就造成了一直以来研究《辅行诀》的诸多困难。对于一本仅8000字左右，可谓言简意赅、字字珠玑，牵一发可动全身的“经方祖书” 而言，如何尽量恢复其历史原貌，从而展现其最根本最纯粹的医学思想体系，也就成为了揭开《辅行诀》之谜亟待解决和必须解决的问题。而在“文革”之末，张大昌先生将他的追记本和他的学生根据原卷的转抄本，寄给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今名中国中医科学院)。
王雪苔先生接触此事后，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和一九七六年一月两次赴威县调查，并先后整理出两个校勘本。第二个校勘本是在一九八八年春，王雪苔先生应马继兴研究员的特别邀请而写的校注考释本，收载在由马继兴研究员主编的《敦煌古医籍考释》一书中，这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首次公之于世。然而由于该内容不是单行本，所以至今知道其详者不多。后来人们对这部书的书名、内容、传本、流传经过、校勘经过有了不同的理解和说法，甚至以讹传讹而不自知，促使王雪苔先生把当年调查研究的情况和所掌握的早期资料公之于世，并且以此为基础进行考证辨析，以期正本清源，尽可能地还《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本来面目。从而编著《<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一书，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也正是由于原书被毁，人们对这部书的书名、内容、传本、流传经过、校勘经过有了不同的理解和说法，这样张大昌先生诸弟子手中的传抄本诸本就显得格外珍贵，这些传承诸本是目前可以得见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本子行文各异，也互有复重，但内容上仍各有千秋，均有极高的保存、研究价值，非一人一书可以全揽。故钱超尘等人于2005年10月至2008年9月对存世抄本进行重新整理，其间，钱超尘先生两次深入张大昌的家乡河北邢台，深入实地调查研究，总凡发掘出了21种极有价值的不同抄本，其中多数是张大昌的弟子抄出，也有张大昌本人及其挚友所录的本子。历时3年，终于有了《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传承集》一书的撰著由学苑出版社出版。
5、华佗之学————《华佗考》 华佗与张仲景都是著名的中医学家，也都生活在东汉末年的汉献帝时期，他们既然同时生于那个时代，必定会面对相似的医学难题，比如伤寒病的流行、疫病造成的大量人口死亡等，因此，他们都留下了关于伤寒病诊治的医学著作。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既收录了张仲景《伤寒论》的内容，也把华佗的有关论述记录下来，成了两人对于那段难忘历史如何认识的珍贵史料。[9] 华佗的事迹，始见于陈寿《魏志》，相传华佗有《脉经》、《灸刺经》等著作。但唐以后的医书所载华佗医学著作、医疗方法多系伪托。 王叔和曾感叹说：“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故伤寒有承气之戒，呕哕发下焦之问。”尽管如此，却出现了“遗文远旨，代寡能用，旧经秘述，奥而不售”的现象，张仲景学术面临着失传的危险。王叔和尽管整理了张仲景的著作，在论述伤寒传变的时候，他学习的还是华佗的“六部传变”，而不是张仲景的“六经辨证”。[10]由此可见由于华佗与张仲景是同时代的人，研究华佗之学对于研究仲景之学是很有帮助的，但世传《中藏经》，又名《华氏中藏经》，传说为华佗所作，有名邓处中者尝为该书作序，言此书系从华氏寝室遗藏中获得，然语多怪诞，颇不足信，且《隋书》及新旧《唐书》均未著录，疑为六朝人所作，特假托华佗之名而已。[11]那么华佗之学就已经完全消失了吗？不然，皖籍名医尚启东先生历时数十年，潜心医籍，钩稽史乘，考订华驼之学，辑得《观形察色并三部脉经一卷》、《枕中灸刺经一卷》、《华佗方三卷》，并将考订之文悉数附于《华佗考》之中，使华佗之学几近于完璧也。[12]当然还有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华佗研究集成》，内容包括华佗生平介绍，华佗研究性著作以及已公开发表的研究华佗及其著作的数百篇论文，几乎囊括了从华佗逝世到2005年底所有和华佗有关的学术著作，对于华佗研究及我国中医药发展史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13]但已不是华佗之学，不足为研究《伤寒论》的平行阅读法采用。
中医界习用的《伤寒论》乃是宋本《伤寒论》(明赵开美万历二十七年刊刻于《仲景全书》的《伤寒论》)，而对于《伤寒论》的学习一般是推崇阅读及背诵原文或是结合阅读后世的注解来研习；但仲景遗著，虽由叔和搜集编次，后又历经战乱，原书内容，散失甚多，至宋代林亿等整理成《伤寒论》、《金匮要略》时，已非其全。故中医界推崇通过上考《内经》、《难经》，旁参《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来研究《伤寒论》，从而了解仲景原意，可《伤寒论》为汉时所著，因年移代隔，其文字含义已经是有很多变化，故用平行阅读法来研究《伤寒论》就显得尤为重要，平行阅读法即用同时代的文献，做平行比对阅读来研究《伤寒论》。而随着后世对中医文献的挖掘整理，仲景的著作或是与仲景差不多同时代的著作也逐渐浮出水面，这样就不仅仅只是通过上考《内经》、《难经》，旁参《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来研究《伤寒论》，而是可以通过其他更多的著作来研究《伤寒论》，而这些著作为平行阅读法研究《伤寒论》提供了更多的参考资料。
其参考文献如下：
1、《金匮玉函经》 《金匮玉函经》是《伤寒论》的古传本，同体而异名，北宋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由孙奇、林亿等校定完成后呈送朝廷，雕版印行。南北宋之际的医家虽然有所研习，但其流传却远较治平二年校讫的宋本《伤寒论》稀微，后散佚，直到清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公元1712年)，陈世杰(字怀三)从当时著名藏书家何焯(1661~1722年)那里得到了何氏据宋刻本抄录下来的手抄本《金匮玉函经》，历经4年艰辛校勘，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重新雕版刊行，他在距离初刊整整650年后的《重刻张仲景金匮玉函经序》中简单记述了勘校经过：“岁壬辰义门何内翰(指何焯)以予粗习张书句读，手抄宋本见授，拜受卒业，喜忘寝食。惜其讹脱者多，甚或不能以句。既无他本可校，乃博考众籍，以相证佐，补亡灭误，十得八九，稿凡数易，而始可读。”[1]后旋即流失日本，1932年返回我国，195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清.何义门鉴定藏本，并参考1988年日本北里研究所附属东洋医学综合研究所医史文献研究室编集燎原书店发行的清.陈世杰本《金匮玉函经》。成无己在《注解伤寒论》中曾多次引用《金匮玉函经》(其书每将《金匮玉函经》省称作《金匮玉函》或《玉函》)之文)。文献学家研究发现，张仲景遗著经王叔和整理，始见录于《隋书•经籍志》，名《张仲景方》十五卷，保留着《伤寒杂病论》的全部内容或主要内容，在唐代一直存在而没有佚失，而此后不久，《张仲景方》即离析。被后人命名为《金匮玉函经》的卷子单独传抄流行，即为《伤寒论》。[2]作为一种较早的古传本，在校勘和研究《伤寒杂病论》方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桂林古本《伤寒论》 桂林古本《伤寒》，一名《伤寒十二稿》，前清同治六年，桂林左修之先生受之于医圣张仲景先生四十六世孙张绍祖氏。绍祖先生之言曰：“吾家《伤寒》一书，相传共有十三稿，每成一稿，传抄殆遍城邑。兹所存者为第十二稿，余者或为族人所秘，或会劫灰，不外是矣。叔和所得相传为第七次稿，与吾所藏者较，其间阙如固多，编次亦相类。”(录左序)至光绪二十年，罗君哲初问业于左公，尽得其传。 (录左序)观其师生受授之际，叮咛如此，则此书之价值可知。罗君得此书以后，抱不得其人不传之旨，精录什藏历三十余年，秘不示人。既挟医术游江南，所至负盛名，治病用古方，辄著奇验。从游者无虑百十辈，竟莫知其师之有是书也。及民国初年，长沙刘昆湘氏得古本《伤寒》于江西张隐君，历十余年湖南何芸樵氏为之手写付印，即今之所谓长沙古本也(亦称湘本)。时罗君居甬，与不佞交至笃，不佞既得是书持示罗君，罗君阅竟笑谓余曰：佳则佳矣，然犹不如吾所藏者精且备也。即略举数条以正其误，不佞大惊异，亟欲一观，罗君未即允也。不数日而黄君竹斋自关中来甬，欲登天一阁观仲景佚书不得，纡驾见过，不佞乃亟为介而见之于罗君，并怂恿罗君出其藏书，黄君一见之下，惊喜赞叹，断为仲景原稿无疑。翌年介聘罗君至中央国医馆，时战祸已起，黄君手录副本携赴西安，及南京沦陷，罗返桂林，途遭匪劫，而此书于兵火弥天之中幸存副本，绝学之不坠，[3]黄竹斋先生于1939年在西安校刊公世，世称白云阁本(“白云阁”乃左盛德书斋名)。
关于白云阁本《伤寒杂病论》，叶桔泉重印《康平伤寒论》时曾引用以证康平本之误。近年对桂本的研究较为深入，已有不少学者予以评介。如李景荣先生介绍白云阁本、木刻版《伤寒杂病论》有如下特点：1．该书是合《伤寒论》、《金匮要略》为一帙的十六卷本，其书名与卷数与张仲景原序合；2．该版本内容之编排，先总论，后各论，先诊断，后治疗，符合一般医学论著撰写体例；3．对六淫病邪论述较详尽；4．全书以整体观点为指导思想，以三阴三阳为辨证纲领，以脏腑经络学说为理论根据，符合仲景思想；5．全书首尾呼应，结构严谨；6．有《伤寒》、《金匮》原书所无的 88方。李氏还介绍说：“此书重印后，深受各方赞许，据日本矢数道明来函云：该书传至日本后，日本学者争先研求，共赞珍贵。大冢敬节在病危时还要求读此书。日本《医事新报》称：这样珍贵的文献，在日本还是初次见到。”关于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的真伪问题虽难以确考落实，但作为仲景书传本之一，而且篇章齐全，内容丰富，载方无缺，错讹较少，并对有疑条文，都能予以较合理的解决，故可供研读《伤寒》金匮》之参考。尤其桂本比宋本多出三分之一的内容，其学术价值亦不可低估，皆有待于理论研究和实践验证。[4]白云阁原本由广西人民出版社据罗哲初手抄本整理成的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即白云阁原本，但内容多《六气主客》一篇)，1960年已出第一版，又于1980年改竖排为横排本第二次印行3万册，此书方得以普及，虽该本标点有误，但亦早已售罄。现能见到的唯学苑出版社出版的《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中附有桂林古本《伤寒论》，但无论是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还是《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中附有的桂林古本《伤寒论》，都不及民间中医论坛经典古籍编撰组2006年整理校印之新版《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其内容完备，文字无误，标点正确，条目清晰。又附编方剂索引，极便检索。
3、《汤液经法》 《汤液经法》又称《伊尹汤液经》，简称《汤液经》或《汤液》。《汉书•艺文志》方技略经方类记有《汤液经法》三十二卷，《汤液经法》是早于《伤寒杂病论》的经典著作，冯世纶先生认为：“汉晋许多名医都看到过《汤液经法》，陶弘景从《汤液经法》中检录60首，记录于《辅行诀》中，张仲景主要依此撰写《伤寒杂病论》。”钱超尘先生认为：“《辅行诀》以确切的资料证明,《伤寒杂病论》是在《汤液经法》一书的基础上撰成。”[5]所以研究伤寒论的时候参看《汤液经法》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此书在《汉书•艺文志》记载后却再难寻踪迹，直到 20世纪70年代张大昌献家藏敦煌传抄本《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谓“二旦、六神、大小”等六十方证为伊尹《汤液经》之主要内容。而杨绍伊先生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撰写了有关《伤寒杂病论》经方的考证专著，认为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保存了《伊尹汤液经》的全部内容。杨先生通过经学考证、医理探讨，自认为辑复了商代伊尹所著的《汤液经》，故将《解读《伊尹汤液经》》命名为《伊尹汤液经》。杨绍伊先生在编排条文时，他判断出哪些是商伊尹《汤液经》原文、哪些是后汉张仲景论广、哪些是西晋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即张仲景弟子整理其师的遗留论述)，为研究经方发展史、《伤寒杂病论》成书、六经辨证论治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另杨绍伊先生以西晋皇甫谧《甲乙经•序》“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为据，认为《汤液》出自殷商，且标明伊尹著，原文在东汉“岿然独存”，张仲景根据伊尹《汤液》原文论广，故伊尹《汤液》内容一字无遗保存于今传本《伤寒论》中。又分析《伤寒论》条文，据“与《商书》、《商颂》形貌即相近，其方质廉厉之气比东汉之逸靡、西京之宏肆、秦书之谯谯、周书之谔谔”类比，把条文分成：《汤液》原文、仲景论广、仲景遗论三类，辑复成《伊尹汤液经》一书。虽然杨绍伊先生辑复的《伊尹汤液经》存在着多种疑问，但《伊尹汤液经》刊世后，深受中医界重视，惜《解读《伊尹汤液经》》当年刊行量少，初版很难寻觅，后未再版，即使得见者，亦因《汤液经》经文简练古拙，“方质廉厉”，杨氏考证之文文辞古雅，用典丰富，不易读懂，故疏而远之，因此《解读《伊尹汤液经》》一直未引起普遍关注。冯世纶等人鉴于《解读《伊尹汤液经》》以传统经学考证研究经方传承，其功底之深厚，其观点之鲜明，其见解之独到，在中医史上是独树一帜的，因此对杨绍伊先生辑复的《伊尹汤液经》予以解读，由学苑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发行。[6]
4、《辅行诀》 《辅行诀》乃是《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或作《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简称。原题“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书名冠以“辅行诀”，即将医药作为辅助修道的手段之意。《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不分卷，全书由十一篇构成。前半部为辨五脏病证文并方，每脏一篇，有篇目；后半部为救诸病误治方、劳损病方、五行互含五味变化、《汤液经法》图、外感天行病方、中恶卒死方，共六篇，无篇目。[7]经学者研究考证，此书主要源自古佚书《汤液经法》，收录了其中的60余首方剂，与《伤寒杂病论》经方同出一源。更令人震惊的是，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找到了《伤寒论》中的一些佚失千年的经方，如大、小朱鸟汤，大、小玄武汤，大、小阳旦汤，大、小阴旦汤等。不仅如此，还有数十首以五脏辨证补泻治疗杂病的医方及开五窍救猝死诸法。如此丰富的“新鲜”材料，对于研究医学史和仲景学说价值颇大。 钱超尘先生认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在研究《伤寒杂病论》文献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辅行诀藏府用药法要》直承仲景《伤寒论》，且可溯源《汉志》之《汤液经法》，具有极高文献价值与临证价值。”冯世纶先生认为：“汉晋许多名医都看到过《汤液经法》，陶弘景从《汤液经法》中检录60首，记录于《辅行诀》中，张仲景主要依此撰写《伤寒杂病论》。《辅行诀》中许多方剂和其适应证都可以在《伤寒杂病论》中找到相应的方剂和适应证。”钱超尘先生的弟子石琳和王庆国认为：“敦煌遗书《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简称《辅行诀》)的发现，以确切的资料证明《伤寒杂病论》是在《汤液经法》一书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给《伤寒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思路，是《伤寒论》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8]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原为卷子本，出于敦煌石室，此书1918年由张广荣(偓南)氏从敦煌某道士手中以重金购得，传给其嫡孙张大昌先生，却不幸于一九六六年毁于“破四旧”。这也就造成了一直以来研究《辅行诀》的诸多困难。对于一本仅8000字左右，可谓言简意赅、字字珠玑，牵一发可动全身的“经方祖书” 而言，如何尽量恢复其历史原貌，从而展现其最根本最纯粹的医学思想体系，也就成为了揭开《辅行诀》之谜亟待解决和必须解决的问题。而在“文革”之末，张大昌先生将他的追记本和他的学生根据原卷的转抄本，寄给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今名中国中医科学院)。
王雪苔先生接触此事后，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和一九七六年一月两次赴威县调查，并先后整理出两个校勘本。第二个校勘本是在一九八八年春，王雪苔先生应马继兴研究员的特别邀请而写的校注考释本，收载在由马继兴研究员主编的《敦煌古医籍考释》一书中，这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首次公之于世。然而由于该内容不是单行本，所以至今知道其详者不多。后来人们对这部书的书名、内容、传本、流传经过、校勘经过有了不同的理解和说法，甚至以讹传讹而不自知，促使王雪苔先生把当年调查研究的情况和所掌握的早期资料公之于世，并且以此为基础进行考证辨析，以期正本清源，尽可能地还《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本来面目。从而编著《<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一书，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也正是由于原书被毁，人们对这部书的书名、内容、传本、流传经过、校勘经过有了不同的理解和说法，这样张大昌先生诸弟子手中的传抄本诸本就显得格外珍贵，这些传承诸本是目前可以得见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本子行文各异，也互有复重，但内容上仍各有千秋，均有极高的保存、研究价值，非一人一书可以全揽。故钱超尘等人于2005年10月至2008年9月对存世抄本进行重新整理，其间，钱超尘先生两次深入张大昌的家乡河北邢台，深入实地调查研究，总凡发掘出了21种极有价值的不同抄本，其中多数是张大昌的弟子抄出，也有张大昌本人及其挚友所录的本子。历时3年，终于有了《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传承集》一书的撰著由学苑出版社出版。
5、华佗之学————《华佗考》 华佗与张仲景都是著名的中医学家，也都生活在东汉末年的汉献帝时期，他们既然同时生于那个时代，必定会面对相似的医学难题，比如伤寒病的流行、疫病造成的大量人口死亡等，因此，他们都留下了关于伤寒病诊治的医学著作。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既收录了张仲景《伤寒论》的内容，也把华佗的有关论述记录下来，成了两人对于那段难忘历史如何认识的珍贵史料。[9] 华佗的事迹，始见于陈寿《魏志》，相传华佗有《脉经》、《灸刺经》等著作。但唐以后的医书所载华佗医学著作、医疗方法多系伪托。 王叔和曾感叹说：“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故伤寒有承气之戒，呕哕发下焦之问。”尽管如此，却出现了“遗文远旨，代寡能用，旧经秘述，奥而不售”的现象，张仲景学术面临着失传的危险。王叔和尽管整理了张仲景的著作，在论述伤寒传变的时候，他学习的还是华佗的“六部传变”，而不是张仲景的“六经辨证”。[10]由此可见由于华佗与张仲景是同时代的人，研究华佗之学对于研究仲景之学是很有帮助的，但世传《中藏经》，又名《华氏中藏经》，传说为华佗所作，有名邓处中者尝为该书作序，言此书系从华氏寝室遗藏中获得，然语多怪诞，颇不足信，且《隋书》及新旧《唐书》均未著录，疑为六朝人所作，特假托华佗之名而已。[11]那么华佗之学就已经完全消失了吗？不然，皖籍名医尚启东先生历时数十年，潜心医籍，钩稽史乘，考订华驼之学，辑得《观形察色并三部脉经一卷》、《枕中灸刺经一卷》、《华佗方三卷》，并将考订之文悉数附于《华佗考》之中，使华佗之学几近于完璧也。[12]当然还有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华佗研究集成》，内容包括华佗生平介绍，华佗研究性著作以及已公开发表的研究华佗及其著作的数百篇论文，几乎囊括了从华佗逝世到2005年底所有和华佗有关的学术著作，对于华佗研究及我国中医药发展史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13]但已不是华佗之学，不足为研究《伤寒论》的平行阅读法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