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中医药报(2007年12月21日 第2851期) 作者：温长路(中华中医药学会)
大凡与《黄帝内经》有关之书，我是一定要读的，因为学医的时间越久就越能感觉到它分量的沉重。《〈黄帝内经太素〉新校正》由钱超尘、李云两位教授任主编，学苑出版社出版，作为《素问》、《灵枢》的分类注释本，开创了《黄帝内经》类编的先河。它不仅体现了作者对《黄帝内经》体系的完整认识和深刻理解，而且表现了唐之前医家对《黄帝内经》理论的认知水平。将散在于《黄帝内经》诸论中的摄生、阴阳、四时、杂病等20个大类的内容集而类之，分而述之，如果没有洞察细微的能力和孜孜以求的精神，要达到“纲举目张，分合得所”的境地是不堪想象的。钱超尘和李云两位教授通力合作，五历寒暑，三易其稿，终于完成了一部耐人咀嚼的中医扛鼎之作!书中隐含着的诸多亮点，使人有读之耳目一新之感。
关于《太素》成书时代的界定
《太素》的作者杨上善，属何时之人，至今仍有隋、唐两说。说其隋人者，源于北宋校书局著名学者林亿的一锤定音，代有承袭；说其唐人者，自清末学者杨守敬始屡有其人，应者也众。钱超尘先生通过对《旧唐书•经济志》及《新唐书•艺文志》中著录杨氏著作的披沙拣金，最终把杨上善的生活时代界定为唐初，把《太素》的成书年代界定为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至弘道元年(公元686年)之间。这一界定，对了却这桩历时1300多年的历史公案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正如钱超尘先生所认为的：“确考一个医学家生活时代不是一件细事，而是事关全局之大事……《太素》杨上善注中丰富大量的中医理论反映了唐初以前我国中医理论所达到的水准，具有极高研究价值”、“对于研究中医学术发展史、中医思想史、《内经》发展史，都是重要的”。
关于《太素》流传日本年代的确定
《太素》何时传往日本？为什么现存《太素》最早的版本不在中国而在日本？面对一直困扰人们的这一谜团，钱先生在对古今中外大量史料的搜寻、甄别、研究认为：《太素》第一次是由鉴真大和尚携至日本。1910年和1952年，日本两次发现的800多年前丹波赖基的抄写本及其缺卷残本，是《太素》在流传过程中迄今最接近于杨上善原意的古本。这就是曾被日本政府两度定为“国宝”，且很快成为世人研究中医古典文献必读之作的“仁和寺影印本”。《〈黄帝内经太素〉新校正》所依据的正是这一底本，它首开我国使用该本其例，对后人认识《太素》原貌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国内《太素》原本的丢失，当是北宋末年之事，金人南侵，徽、钦二帝被虏获，使国家的文物、图书尽成劫灰，《太素》存世仅3卷而已，而早期传日之本因此成为最接近杨氏原著的珍本了。目前国内所出版的《太素》，均是以袁昶本和萧延平本为底本的，他们虽然在校注中有卓越的成就，在传播中有巨大的影响，而与真正的杨上善注本却存在着一定差异。其中讹衍倒夺之处可能与其所用杨守敬从日携归之传抄底本有误有关。
关于《太素》音韵学和俗字的研究
《黄帝内经》为有韵之文，正如清末学者黄以周所云：“《素问》、《灵枢》多韵语，今本之不谐于韵者，读《太素》无不叶。此可见《太素》之文之古。”(《旧抄太素经校本序》)我们今天研究《太素》的音韵是要以《太素》的古韵来校补《素问》、《灵枢》的失韵，纠正《黄帝内经》的讹字和通过古韵而通训诂。钱先生对《太素》音韵学的研究成果，为读者准确理解《黄帝内经》乃至中医基础理论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准确认识《太素》中的俗字，是研究整理《太素》首当其冲的任务和难题。见于仁和寺影印本《太素》中的俗字多达数百个，出现的频率逾万次以上。不要说今人不识不解不足为怪，就连被历史上公认为校释的大家们也有误读误解者。“经者古今之大常，理者天下之公义。议论之得失惟其言，不惟其人。”(《四库全书总目•论语集注考证》)钱先生敢为人先，知难而上，不仅广泛收录了《太素》中的俗字489个，并且列出规范的汉字一一对照附于书后，这对指导后人正确理解《太素》、深入研究《黄帝内经》的作用功莫大矣!
胡适先生云：“校勘是书的本子上的整理，训诂是书的字义上的整理。没有校勘，我们定读误书；没有训诂，我们便不能懂得书的真意义。这两层虽极重要，但是还需要有第三层整理的方法。这第三层，可叫做‘贯通’。贯通便是把一部书的内容要旨融合贯串，寻出一个脉络条理，演成一家有头绪有条理的学说。”(《中国哲学史大纲》)纵观《〈黄帝内经太素〉新校正》一书正是一篇“贯通”上的大文章，这正是钱超尘先生渊博学识、扎实学风的主要体现，需要我们去深刻思索、认真探究。
大凡与《黄帝内经》有关之书，我是一定要读的，因为学医的时间越久就越能感觉到它分量的沉重。《〈黄帝内经太素〉新校正》由钱超尘、李云两位教授任主编，学苑出版社出版，作为《素问》、《灵枢》的分类注释本，开创了《黄帝内经》类编的先河。它不仅体现了作者对《黄帝内经》体系的完整认识和深刻理解，而且表现了唐之前医家对《黄帝内经》理论的认知水平。将散在于《黄帝内经》诸论中的摄生、阴阳、四时、杂病等20个大类的内容集而类之，分而述之，如果没有洞察细微的能力和孜孜以求的精神，要达到“纲举目张，分合得所”的境地是不堪想象的。钱超尘和李云两位教授通力合作，五历寒暑，三易其稿，终于完成了一部耐人咀嚼的中医扛鼎之作!书中隐含着的诸多亮点，使人有读之耳目一新之感。
关于《太素》成书时代的界定
《太素》的作者杨上善，属何时之人，至今仍有隋、唐两说。说其隋人者，源于北宋校书局著名学者林亿的一锤定音，代有承袭；说其唐人者，自清末学者杨守敬始屡有其人，应者也众。钱超尘先生通过对《旧唐书•经济志》及《新唐书•艺文志》中著录杨氏著作的披沙拣金，最终把杨上善的生活时代界定为唐初，把《太素》的成书年代界定为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至弘道元年(公元686年)之间。这一界定，对了却这桩历时1300多年的历史公案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正如钱超尘先生所认为的：“确考一个医学家生活时代不是一件细事，而是事关全局之大事……《太素》杨上善注中丰富大量的中医理论反映了唐初以前我国中医理论所达到的水准，具有极高研究价值”、“对于研究中医学术发展史、中医思想史、《内经》发展史，都是重要的”。
关于《太素》流传日本年代的确定
《太素》何时传往日本？为什么现存《太素》最早的版本不在中国而在日本？面对一直困扰人们的这一谜团，钱先生在对古今中外大量史料的搜寻、甄别、研究认为：《太素》第一次是由鉴真大和尚携至日本。1910年和1952年，日本两次发现的800多年前丹波赖基的抄写本及其缺卷残本，是《太素》在流传过程中迄今最接近于杨上善原意的古本。这就是曾被日本政府两度定为“国宝”，且很快成为世人研究中医古典文献必读之作的“仁和寺影印本”。《〈黄帝内经太素〉新校正》所依据的正是这一底本，它首开我国使用该本其例，对后人认识《太素》原貌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国内《太素》原本的丢失，当是北宋末年之事，金人南侵，徽、钦二帝被虏获，使国家的文物、图书尽成劫灰，《太素》存世仅3卷而已，而早期传日之本因此成为最接近杨氏原著的珍本了。目前国内所出版的《太素》，均是以袁昶本和萧延平本为底本的，他们虽然在校注中有卓越的成就，在传播中有巨大的影响，而与真正的杨上善注本却存在着一定差异。其中讹衍倒夺之处可能与其所用杨守敬从日携归之传抄底本有误有关。
关于《太素》音韵学和俗字的研究
《黄帝内经》为有韵之文，正如清末学者黄以周所云：“《素问》、《灵枢》多韵语，今本之不谐于韵者，读《太素》无不叶。此可见《太素》之文之古。”(《旧抄太素经校本序》)我们今天研究《太素》的音韵是要以《太素》的古韵来校补《素问》、《灵枢》的失韵，纠正《黄帝内经》的讹字和通过古韵而通训诂。钱先生对《太素》音韵学的研究成果，为读者准确理解《黄帝内经》乃至中医基础理论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准确认识《太素》中的俗字，是研究整理《太素》首当其冲的任务和难题。见于仁和寺影印本《太素》中的俗字多达数百个，出现的频率逾万次以上。不要说今人不识不解不足为怪，就连被历史上公认为校释的大家们也有误读误解者。“经者古今之大常，理者天下之公义。议论之得失惟其言，不惟其人。”(《四库全书总目•论语集注考证》)钱先生敢为人先，知难而上，不仅广泛收录了《太素》中的俗字489个，并且列出规范的汉字一一对照附于书后，这对指导后人正确理解《太素》、深入研究《黄帝内经》的作用功莫大矣!
胡适先生云：“校勘是书的本子上的整理，训诂是书的字义上的整理。没有校勘，我们定读误书；没有训诂，我们便不能懂得书的真意义。这两层虽极重要，但是还需要有第三层整理的方法。这第三层，可叫做‘贯通’。贯通便是把一部书的内容要旨融合贯串，寻出一个脉络条理，演成一家有头绪有条理的学说。”(《中国哲学史大纲》)纵观《〈黄帝内经太素〉新校正》一书正是一篇“贯通”上的大文章，这正是钱超尘先生渊博学识、扎实学风的主要体现，需要我们去深刻思索、认真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