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探讨民国时期著名医家陈伯坛注解《伤寒论》方法学上的特点。认为陈伯坛在全文注解《伤寒论》时采用了以经释论、以论释论、以经验证经的方法。注释经文主要引用《内经》等有关理论详为阐发，并列举《伤寒论》、《金匮要略》有关条文以互文见义，再参合自己的临证经验反复阐述，对帮助读者理解《伤寒论》内容，把握仲景本意很有帮助。
【关键词】《读过伤寒论》；陈伯坛；注释；中医学术发掘
自《伤寒论》问世以来，历代研究《伤寒论》者不乏其人，研究方法亦层出不穷。民国期间以传统方法研究《伤寒论》的流派虽不算主流，但仍有一定的影响。叶发正［1］156-157认为他们的特点是忠实仲景原著，忠实中医的基本理论，以中医固有之理论选精拔粹来注释发挥《伤寒论》，思想趋于遵经，把《伤寒论》视为治百病的基础和轨范，强调其在临床上的指导意义。陈伯坛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陈氏在研究注释《伤寒》上，不落前人窠臼，独抒己见，有许多创新之处，不愧是“民国期间以传统方法研究伤寒学的著名医家”［1］161。其代表作《读过伤寒论》的问世，对弘扬仲景学说，推动岭南伤寒学术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金代成无己所作的《注解伤寒论》，首开全文逐条注解《伤寒论》之先河，其注释特点及研究方法，对后世影响极大，是历代医家学习和研究的范本。民国时期陈伯坛着《读过伤寒论》，亦受成无已注释影响。从“太阳篇”起至“痉湿暍篇”止，共十八卷，陈伯坛将其全文做了串解。陈伯坛注释《伤寒论》所采用的方法与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基本相同，也是主张用“以经解经”的方法来研究注释《伤寒论》，其注释方法的特点如下。
1以经释论
重点是以《内经》(《内》)、《神农本草经》、《脉经》等的观点来解释《伤寒论》原文。陈伯坛认为仲景著作的理论本源来自《内经》、《难经》(《难》)，而《伤寒论》“妙能与《素问》、《八十一难》诸旧本异其辞却同其旨”［2］2，若要读懂仲景之书，首先应从《内》、《难》诸经溯本求源，弄清它们之间的源流关系，才能领悟其真谛要旨。因此，他强调说：“《内》、《难》、《伤寒杂病论》可以一揆贯之。……凡读《伤寒》而不能作《阴阳大论》读者，究未曾读叔和所读之书”［2］7。
陈伯坛以经释论，可以从其引文中得到证实。《读过伤寒论》共引14家著作，引文次数最多的是《素问》，共128处。此外，《灵枢》、《本草经》各有18处，《脉经》5处，《难经》2处。上述所指的是明引，即直接出书名，而书中暗引则大大超过此数。
《内经》的问世，为《伤寒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内经》对外感热病有专门的论述，且内容丰富。如《素问•热论篇》、《素问•评热论篇》、《灵枢•寒热病篇》等专篇，以及散见于全书各篇的基本理论，都为《伤寒论》提供了理论依据、借鉴和启迪。陈伯坛注释《伤寒论》，所引《内经》原文范围甚广，涉及《素问》的篇数有32篇，《灵枢》的篇数有11篇。其中，引用最多的是《素问•热论篇》，计有36处，主要用于阐明伤寒概念、伤寒分证、治疗大法及其预后转归。其次，引《素问•至真要大论篇》内容13次，重在解释伤寒的病因病机。此外，引用较多的还有《素问•痹论篇》、《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素问•举痛论篇》、《素问•五常政大论篇》等。下举一例以窥其貌：
如对太阳病篇“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惊痫，时瘈瘲，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的注解，陈氏引《素问》释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寒之温也，属个人之病；冬不藏精，春必病温，风之温也，属时行之病。仲景互文见义而两及之”［2］54。又曰：“无论自汗误汗，一逆尚引日，无论被下被火，再逆促命期，此与伤寒正比例。经谓‘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为温病，后夏至日为暑病’。温与暑皆得自伤寒，热论已连类及之。本篇未引暑热为陪客，先引温病为陪客，非恐人谓伤寒非温病，恐人谓温病非伤寒。故特冠太阳病三字，即论末中热中暍三书太阳之义也”［2］55。该引证恰当，切中病机。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本草书。约成书于秦汉时期(一说战国时期)。此书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日本人森立之评价说：“夫医之有《本草》犹学之有《说文》也。……未有不辨药性而能为医者”。张仲景于东汉末年着成《伤寒杂病论》，自序中曾提及参考过《胎胪药录》等书。对此，陈伯坛认为：“药而曰录，则《本草经》亦有所遗。最宜玩者，方下咀二字，匪独以牙代刀之谓，有尝药精意。仲圣可以入口作神农，有调药精意。仲圣可以餂舌成伊尹，是有神农为先导”［3］4。而且，《伤寒杂病论》用药174种，绝大多数为《本草经》所有，只有少数见于《名医别录》，其用药规律亦与《本草经》主治基本一致，由此可知《伤寒杂病论》用药之渊源。基于此，陈伯坛于《读过伤寒论》中每引《本草经》来阐释药物的主治功效，阐明仲景用药理论。例如：他解释用治太阳病心阳虚损，心神浮越之心悸烦躁证的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方义时说：“龙牡非清火也，能镇火耳，《本草》并称其治惊。二物俱得天地之静机，乃阴阳之互根，不为外物所挠，故能航海梯山，殊无障碍。用以镇摄龙雷之火，以静制动，舍龙牡无以易矣”［2］168。对太阳中风兼太阳经脉不利的桂枝加葛根汤方，则释曰：“葛之义，针对项背之葛藤；根之义，拨正阴阳之互根也。……葛根入土最深，得土味最厚，《本草》称其起阴气。味‘起阴气’三字，正教人物色葛根之真诠。盖起地气以为云，自尔引天气以为雨，一味药能上下其阴阳，已非寻常所可及，尤异在右旋者根，而左旋者纹，更莫名其转圜之妙。即谓手足太阴，首以葛根为更始可也。凡用葛根，皆本此义”［2］61。可见，陈氏引文不仅确切，而且从理论上进行了阐释，使人一目了然方中加葛根的意义
陈伯坛除以经文释伤寒，还引用了《脉经》、《外台秘要》等其它医书来发明仲景奥旨。不过，从内容上看，陈氏引文不甚严格，往往根据需要进行省略，或只引原文大意来证实医理，阐释理论。故多为节引方式，亦有部分意引。
2以论释论
陈伯坛大量引用《金匮要略》、《伤寒论》的内容来串释仲景原文，阐幽发微，相互印证，使之前后照应，血脉贯通。首先，主张读《伤寒》应与《金匮》合璧而观。陈氏认为仲景自序明言“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而“杂病论云者，即将《金匮》纳入《伤寒论》中，犹乎将《针经》纳入《素问》卷中也”［2］7。《伤寒》与《金匮》是“论合卷亦合，分之则书亡”［3］1，因此，两书不应割裂，要参照学习。
其次，主张研读《伤寒论》应从原著入手，而不要被注家拘定眼目。陈氏指出：“《伤寒》毋庸注，原文自为注”，“仲圣所已言者，如‘阴’字、‘阳’字、‘外’字、‘表’字，正题中最大眼目。其余数不尽之语助辞，如‘其’字、‘自’字、‘而’字、‘此’字之类，莫不有虚神实义于其间”［2］6。尝谓：“读仲景书当从原文上探讨，勿以注家先入为主所囿”［4］。他对仲景汤证立法和应用均了然于心，在注解《伤寒论》时，每每列举有关方证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阐发其义理。
如对太阳病篇“淋家，不可发汗，发汗必便血”，陈氏注曰：“五不可发汗证《金匮》有其四，本条载在淋病类矣。淋有五，曰石、曰沙、曰血、曰气、曰膏，《金匮》只以‘小便如粟状’五字形容之，太息其水谷之精变为粟也。粟状之坚者为沙为石，似精凿而不华；粟状之软者为血为气为膏，似精微而不泽，此精不归化之病形。正如《金匮》所云：胃中有热，即消谷引饮。水谷与寒水不相入，但热流下焦而止。热在下焦主尿血，亦令淋閟不通，尿血不言痛者，血未成淋耳”［2］137。解说概念明确，条理清晰，阐发仲景之旨，融会贯通。
再如释霍乱篇“吐已，下断，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脉微欲绝者，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主之”这条经文时，陈氏将与之相关联的方证一一进行比较阐述，他分析说：“是又与脉微欲厥同论，非通脉四逆不为功。少阴病脉厥尤可治，本证则当预防其脉厥矣。何以上文仅主四逆汤耶？上两条一则手足厥冷无脉绝，一则脉微欲绝无厥冷，且非吐已下断，正腑病连经之时，非经病连脏之候，故厚集其药力于中州也。四逆汤与通脉四逆之比较：两半干姜则草为君，守中之力余于达外；三两干姜则姜为君，达外之力余于守中也。四逆由中以及旁，通脉则由胃脉通经脉，由经脉通肾脉，脉生于胃而始于肾，交通趺阳少阴，故曰通脉也。虽然，邪不入阴而药力则入阴，倘药力未到，而邪气先窜，势必以少阴为逋逃薮，是驱邪入阴者通脉四逆汤也。加猪胆汁汤主之，神乎神乎！太阳加减法具在，何尝有加猪胆汁乎？人尿取给于三焦，以人尿通调其水道。胆与三焦同气化，以胆汁涤荡其三焦。且胆为中正之官，十一经皆取决于胆，胆气并能折服阴经之乱邪也。人尿和令相得，胆汁人尿皆腑中之资料，后纳则二味先行，令乱邪先受胆尿之气从腑解。缘霍乱乃少阳腑乱，故纵乱邪之出路者以此，杜绝乱邪之去路者亦以此也。又与白通加猪胆汁汤反比例。彼方引真阳以归坎肾，无胆亦可用；本方恐乱邪之入坎肾，未有曰无胆亦可用也”［2］389。行文流畅，层层剖析，铺陈排比，解释透彻。非熟读医论者，岂能有此高见？
《读过伤寒论》引《金匮要略》文共有128处，引《伤寒论》文标书名者2处，其余大量引文未给出书名。
3以经验证经
陈伯坛医术高明，与赵鹤琴、黎庇留、陈月谯并称民国广东四大名医。他临床经验丰富，注解《伤寒论》既以经解经，复以经验证经。他尊古而不泥古，着《读过伤寒论》“既不取前贤注释只言片语，亦不采一时风靡之西说，一切解说均独出自胸臆”［1］160。对仲景原文的阐释，其“不管条文错简与否，字句是否通达，不纠缠各派之纷争而以临床实践出发”［1］160。陈氏认为：仲景学说“是即教人从没字句之空白处寻出字句来，还向病人身上寻出有字句之书，简直是仲景全集已藏入病人十二经中矣，失病人便是失仲景”［2］2，故此，“须认定正气之所在，对照邪气之所在，息心静气逐句逐字读《伤寒》”［2］6。这种以实践来检验真理的方法，的确独具慧眼。
陈伯坛注释经文，常常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明辨详论，以透仲景之旨。如“太阳与阳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一条，陈氏解释用葛根汤义在：“合病则合治，方足尽葛根之长，匪特变通麻桂也，且推广葛根也”。他认为：“是证得诸幼龄为居多，俗传乳孩出牙，必自下利者，可与本证参看。以手足阳明脉入齿中，阳明欲反阖为开，当然泻而不存，俟太阴开则阳明自阖，勿治之可也”。并指出医者治疗此证往往“防患太甚，遇下利动以急当救里为务，致虑中一失”［2］80，应引以为戒。
陈氏注释经文，不落前人窠臼，自成一家之言。如在解释“伤寒，阴阳易之为病，其人身体重，少气，少腹里急，或引阴中拘挛，热上冲胸，头重不欲举，眼中生花，膝胫拘急者，烧裩散主之”时，就对历代注家之说提出质疑。他说：“本条注家读作男女易之为病也。原文则曰阴阳易之为病。注家谓女病差后传不病之男，男病差后传不病之女，何以冠首不曰病差后乎？且病既差矣，男以何病传女，女以何病传男乎？即传亦不过毫末之余病，何至发生种种剧证乎？”他认为：“书阴阳易之为病，明明太阳病易为少阴病，非指少阴病易为太阳病。太阳篇伤寒二字不胜书，少阴篇无伤寒二字，少阴病三字又不胜书。冠伤寒不冠少阴，阳病易为阴可知”。陈氏还举例说明之：“粤俗向有夹色伤寒之臆说，动以苦寒生草药戕命无算，对于本证，则茫然不知所云。吾姑如其说以破若人之惑，假令为伉俪者立防闲。与其警告之曰慎勿夹色伤寒，毋宁警告之曰慎勿伤寒夹色。盖夹色得伤寒，则太阳方受病，而房事已毕，断无阴阳易病之理，作太阳病治可也。惟伤寒再夹色，是将太阳病印入情欲之中，安得不阴阳易位乎？间有因入房而六日死者，乃太少两感证。入房固死，不入房亦死，然亦百不遇一也。其余死于生草药者十之九，不能卸过于闺房之事也。长沙特为带病入房者戒，而以秽亵之物相馈饷，殆有人道之理存焉也”。［2］391-392此论不囿前人之说，密切结合临床，见解颇具创意，令人耳目一新。
陈伯坛治学皓首穷经，临证经验老到，在《读过伤寒论》里用了很多功夫作经文考证，点评伤寒注家的过失。如释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方，陈氏曰：“方末一本有黄耳柸三字，汪苓友云想系置水器，吾谓当系量水器，取限制之义。楚人谓限不得曰柸治。可悟二升药大有分寸，初服则气浮于味，尽服则味余于气，取一升之气，留一升之味，非止妨逾量也”［2］111。
再如他解释大柴胡汤方时指出：“方下云一方用大黄二两数语，疑属后贤补遗，姑存其说，为强人服大柴者进一解。惟本方当然无大黄，以余邪全非剧烈，一降则下也。末又云少阳之枢，并于阳明之阖，故用大黄以调胃，类修园语，削之”［2］154。解释柴胡加芒硝汤方时也提到：“上条两柴胡汤作一汤用，本条一柴胡汤分两汤用，同是变通柴胡汤，而有先后大小轻重之不同，况以他药妄投之乎？注家不明方旨，徒于等分上较量，末附此药剂之最轻者数句，又类修园语气，要其所以轻用之故，皆由其实状不及柴胡证之半，非故为避重也。彼欲为重用汤方者戒，雅不欲没其一见之长，姑照录之云尔”［2］155。
陈氏在《读过伤寒论》最后的注文中总结曰：“全论以本条(痉湿暍篇最后条文)为总结，热论亦以暑病为总结。热论以勿止汗为叮咛，本条以汗下加针为叮咛。章法句法，务与热论相吻合，以示其撰用《素问》之微意。长沙圣不自圣，其本原之学可师也。虽然，热论不过医学之萌芽耳。若枝叶蕃茂，庇荫千载以下之病人者《伤寒论》也。苟人人知论内一训一诫，不啻为我病而设。曰与其文字相周旋，则仲圣是我临床之神物。无论热可也，寒可也，仲圣必应念而来，行将俯仰遇之也”［2］410。由此可见仲景撰写《伤寒论》的理论渊源以及陈伯坛“以经解经”研究《伤寒论》的立论依据。
4结语
陈伯坛研究仲景学说数十年，颇具独立思考之精神。他自称《读过伤寒论》“非集注体裁，无一句敢取材于注，但求与仲圣之言诠相吻合，方且寻绎《内》、《难》、《伤寒杂病论》之不暇，何暇搜罗各家之学说”［2］7。他诠注《伤寒论》，文理严谨，行文规范，遣词造句，精练含蓄，前后照应，互文见义。文中喜用对偶排比、设问比喻等修辞手法，文字功夫相当深厚，岭南特色并不突出。陈氏串解《伤寒论》，在体例上最显着的特点就是“以经解经”。他强调说：“若引用《内》、《难》为《伤寒》脚注，觉《伤寒》还超出《内》、《难》，《内》、《难》复融入《伤寒》，欲征明其处处有来历，必以意逆志而始得。若引用《伤寒》为《伤寒》脚注，觉下条即上条之变相，彼证即此证之陪客，欲征明其笔笔有照应，必互文见义而始详”［2］7。据此，其注释经文往往引《内经》、《难经》有关阴阳、气化、开阖、标本中气等理论详为阐发；并列举《伤寒论》、《金匮要略》有关条文以互文见义；再参合自己的心得见解和临证经验反复阐述，旨在帮助读者理解伤寒内容，把握仲景本意。
【参考文献】
［1］叶发正.伤寒学术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2］陈伯坛.读过伤寒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4.
［3］陈伯坛.读过金匮卷十九［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4.
［4］陈坤华.陈伯坛先生学术经验简介［J］.广东中医，1963(5)：1.
【关键词】《读过伤寒论》；陈伯坛；注释；中医学术发掘
自《伤寒论》问世以来，历代研究《伤寒论》者不乏其人，研究方法亦层出不穷。民国期间以传统方法研究《伤寒论》的流派虽不算主流，但仍有一定的影响。叶发正［1］156-157认为他们的特点是忠实仲景原著，忠实中医的基本理论，以中医固有之理论选精拔粹来注释发挥《伤寒论》，思想趋于遵经，把《伤寒论》视为治百病的基础和轨范，强调其在临床上的指导意义。陈伯坛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陈氏在研究注释《伤寒》上，不落前人窠臼，独抒己见，有许多创新之处，不愧是“民国期间以传统方法研究伤寒学的著名医家”［1］161。其代表作《读过伤寒论》的问世，对弘扬仲景学说，推动岭南伤寒学术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金代成无己所作的《注解伤寒论》，首开全文逐条注解《伤寒论》之先河，其注释特点及研究方法，对后世影响极大，是历代医家学习和研究的范本。民国时期陈伯坛着《读过伤寒论》，亦受成无已注释影响。从“太阳篇”起至“痉湿暍篇”止，共十八卷，陈伯坛将其全文做了串解。陈伯坛注释《伤寒论》所采用的方法与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基本相同，也是主张用“以经解经”的方法来研究注释《伤寒论》，其注释方法的特点如下。
1以经释论
重点是以《内经》(《内》)、《神农本草经》、《脉经》等的观点来解释《伤寒论》原文。陈伯坛认为仲景著作的理论本源来自《内经》、《难经》(《难》)，而《伤寒论》“妙能与《素问》、《八十一难》诸旧本异其辞却同其旨”［2］2，若要读懂仲景之书，首先应从《内》、《难》诸经溯本求源，弄清它们之间的源流关系，才能领悟其真谛要旨。因此，他强调说：“《内》、《难》、《伤寒杂病论》可以一揆贯之。……凡读《伤寒》而不能作《阴阳大论》读者，究未曾读叔和所读之书”［2］7。
陈伯坛以经释论，可以从其引文中得到证实。《读过伤寒论》共引14家著作，引文次数最多的是《素问》，共128处。此外，《灵枢》、《本草经》各有18处，《脉经》5处，《难经》2处。上述所指的是明引，即直接出书名，而书中暗引则大大超过此数。
《内经》的问世，为《伤寒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内经》对外感热病有专门的论述，且内容丰富。如《素问•热论篇》、《素问•评热论篇》、《灵枢•寒热病篇》等专篇，以及散见于全书各篇的基本理论，都为《伤寒论》提供了理论依据、借鉴和启迪。陈伯坛注释《伤寒论》，所引《内经》原文范围甚广，涉及《素问》的篇数有32篇，《灵枢》的篇数有11篇。其中，引用最多的是《素问•热论篇》，计有36处，主要用于阐明伤寒概念、伤寒分证、治疗大法及其预后转归。其次，引《素问•至真要大论篇》内容13次，重在解释伤寒的病因病机。此外，引用较多的还有《素问•痹论篇》、《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素问•举痛论篇》、《素问•五常政大论篇》等。下举一例以窥其貌：
如对太阳病篇“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惊痫，时瘈瘲，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的注解，陈氏引《素问》释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寒之温也，属个人之病；冬不藏精，春必病温，风之温也，属时行之病。仲景互文见义而两及之”［2］54。又曰：“无论自汗误汗，一逆尚引日，无论被下被火，再逆促命期，此与伤寒正比例。经谓‘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为温病，后夏至日为暑病’。温与暑皆得自伤寒，热论已连类及之。本篇未引暑热为陪客，先引温病为陪客，非恐人谓伤寒非温病，恐人谓温病非伤寒。故特冠太阳病三字，即论末中热中暍三书太阳之义也”［2］55。该引证恰当，切中病机。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本草书。约成书于秦汉时期(一说战国时期)。此书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日本人森立之评价说：“夫医之有《本草》犹学之有《说文》也。……未有不辨药性而能为医者”。张仲景于东汉末年着成《伤寒杂病论》，自序中曾提及参考过《胎胪药录》等书。对此，陈伯坛认为：“药而曰录，则《本草经》亦有所遗。最宜玩者，方下咀二字，匪独以牙代刀之谓，有尝药精意。仲圣可以入口作神农，有调药精意。仲圣可以餂舌成伊尹，是有神农为先导”［3］4。而且，《伤寒杂病论》用药174种，绝大多数为《本草经》所有，只有少数见于《名医别录》，其用药规律亦与《本草经》主治基本一致，由此可知《伤寒杂病论》用药之渊源。基于此，陈伯坛于《读过伤寒论》中每引《本草经》来阐释药物的主治功效，阐明仲景用药理论。例如：他解释用治太阳病心阳虚损，心神浮越之心悸烦躁证的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方义时说：“龙牡非清火也，能镇火耳，《本草》并称其治惊。二物俱得天地之静机，乃阴阳之互根，不为外物所挠，故能航海梯山，殊无障碍。用以镇摄龙雷之火，以静制动，舍龙牡无以易矣”［2］168。对太阳中风兼太阳经脉不利的桂枝加葛根汤方，则释曰：“葛之义，针对项背之葛藤；根之义，拨正阴阳之互根也。……葛根入土最深，得土味最厚，《本草》称其起阴气。味‘起阴气’三字，正教人物色葛根之真诠。盖起地气以为云，自尔引天气以为雨，一味药能上下其阴阳，已非寻常所可及，尤异在右旋者根，而左旋者纹，更莫名其转圜之妙。即谓手足太阴，首以葛根为更始可也。凡用葛根，皆本此义”［2］61。可见，陈氏引文不仅确切，而且从理论上进行了阐释，使人一目了然方中加葛根的意义
陈伯坛除以经文释伤寒，还引用了《脉经》、《外台秘要》等其它医书来发明仲景奥旨。不过，从内容上看，陈氏引文不甚严格，往往根据需要进行省略，或只引原文大意来证实医理，阐释理论。故多为节引方式，亦有部分意引。
2以论释论
陈伯坛大量引用《金匮要略》、《伤寒论》的内容来串释仲景原文，阐幽发微，相互印证，使之前后照应，血脉贯通。首先，主张读《伤寒》应与《金匮》合璧而观。陈氏认为仲景自序明言“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而“杂病论云者，即将《金匮》纳入《伤寒论》中，犹乎将《针经》纳入《素问》卷中也”［2］7。《伤寒》与《金匮》是“论合卷亦合，分之则书亡”［3］1，因此，两书不应割裂，要参照学习。
其次，主张研读《伤寒论》应从原著入手，而不要被注家拘定眼目。陈氏指出：“《伤寒》毋庸注，原文自为注”，“仲圣所已言者，如‘阴’字、‘阳’字、‘外’字、‘表’字，正题中最大眼目。其余数不尽之语助辞，如‘其’字、‘自’字、‘而’字、‘此’字之类，莫不有虚神实义于其间”［2］6。尝谓：“读仲景书当从原文上探讨，勿以注家先入为主所囿”［4］。他对仲景汤证立法和应用均了然于心，在注解《伤寒论》时，每每列举有关方证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阐发其义理。
如对太阳病篇“淋家，不可发汗，发汗必便血”，陈氏注曰：“五不可发汗证《金匮》有其四，本条载在淋病类矣。淋有五，曰石、曰沙、曰血、曰气、曰膏，《金匮》只以‘小便如粟状’五字形容之，太息其水谷之精变为粟也。粟状之坚者为沙为石，似精凿而不华；粟状之软者为血为气为膏，似精微而不泽，此精不归化之病形。正如《金匮》所云：胃中有热，即消谷引饮。水谷与寒水不相入，但热流下焦而止。热在下焦主尿血，亦令淋閟不通，尿血不言痛者，血未成淋耳”［2］137。解说概念明确，条理清晰，阐发仲景之旨，融会贯通。
再如释霍乱篇“吐已，下断，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脉微欲绝者，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主之”这条经文时，陈氏将与之相关联的方证一一进行比较阐述，他分析说：“是又与脉微欲厥同论，非通脉四逆不为功。少阴病脉厥尤可治，本证则当预防其脉厥矣。何以上文仅主四逆汤耶？上两条一则手足厥冷无脉绝，一则脉微欲绝无厥冷，且非吐已下断，正腑病连经之时，非经病连脏之候，故厚集其药力于中州也。四逆汤与通脉四逆之比较：两半干姜则草为君，守中之力余于达外；三两干姜则姜为君，达外之力余于守中也。四逆由中以及旁，通脉则由胃脉通经脉，由经脉通肾脉，脉生于胃而始于肾，交通趺阳少阴，故曰通脉也。虽然，邪不入阴而药力则入阴，倘药力未到，而邪气先窜，势必以少阴为逋逃薮，是驱邪入阴者通脉四逆汤也。加猪胆汁汤主之，神乎神乎！太阳加减法具在，何尝有加猪胆汁乎？人尿取给于三焦，以人尿通调其水道。胆与三焦同气化，以胆汁涤荡其三焦。且胆为中正之官，十一经皆取决于胆，胆气并能折服阴经之乱邪也。人尿和令相得，胆汁人尿皆腑中之资料，后纳则二味先行，令乱邪先受胆尿之气从腑解。缘霍乱乃少阳腑乱，故纵乱邪之出路者以此，杜绝乱邪之去路者亦以此也。又与白通加猪胆汁汤反比例。彼方引真阳以归坎肾，无胆亦可用；本方恐乱邪之入坎肾，未有曰无胆亦可用也”［2］389。行文流畅，层层剖析，铺陈排比，解释透彻。非熟读医论者，岂能有此高见？
《读过伤寒论》引《金匮要略》文共有128处，引《伤寒论》文标书名者2处，其余大量引文未给出书名。
3以经验证经
陈伯坛医术高明，与赵鹤琴、黎庇留、陈月谯并称民国广东四大名医。他临床经验丰富，注解《伤寒论》既以经解经，复以经验证经。他尊古而不泥古，着《读过伤寒论》“既不取前贤注释只言片语，亦不采一时风靡之西说，一切解说均独出自胸臆”［1］160。对仲景原文的阐释，其“不管条文错简与否，字句是否通达，不纠缠各派之纷争而以临床实践出发”［1］160。陈氏认为：仲景学说“是即教人从没字句之空白处寻出字句来，还向病人身上寻出有字句之书，简直是仲景全集已藏入病人十二经中矣，失病人便是失仲景”［2］2，故此，“须认定正气之所在，对照邪气之所在，息心静气逐句逐字读《伤寒》”［2］6。这种以实践来检验真理的方法，的确独具慧眼。
陈伯坛注释经文，常常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明辨详论，以透仲景之旨。如“太阳与阳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一条，陈氏解释用葛根汤义在：“合病则合治，方足尽葛根之长，匪特变通麻桂也，且推广葛根也”。他认为：“是证得诸幼龄为居多，俗传乳孩出牙，必自下利者，可与本证参看。以手足阳明脉入齿中，阳明欲反阖为开，当然泻而不存，俟太阴开则阳明自阖，勿治之可也”。并指出医者治疗此证往往“防患太甚，遇下利动以急当救里为务，致虑中一失”［2］80，应引以为戒。
陈氏注释经文，不落前人窠臼，自成一家之言。如在解释“伤寒，阴阳易之为病，其人身体重，少气，少腹里急，或引阴中拘挛，热上冲胸，头重不欲举，眼中生花，膝胫拘急者，烧裩散主之”时，就对历代注家之说提出质疑。他说：“本条注家读作男女易之为病也。原文则曰阴阳易之为病。注家谓女病差后传不病之男，男病差后传不病之女，何以冠首不曰病差后乎？且病既差矣，男以何病传女，女以何病传男乎？即传亦不过毫末之余病，何至发生种种剧证乎？”他认为：“书阴阳易之为病，明明太阳病易为少阴病，非指少阴病易为太阳病。太阳篇伤寒二字不胜书，少阴篇无伤寒二字，少阴病三字又不胜书。冠伤寒不冠少阴，阳病易为阴可知”。陈氏还举例说明之：“粤俗向有夹色伤寒之臆说，动以苦寒生草药戕命无算，对于本证，则茫然不知所云。吾姑如其说以破若人之惑，假令为伉俪者立防闲。与其警告之曰慎勿夹色伤寒，毋宁警告之曰慎勿伤寒夹色。盖夹色得伤寒，则太阳方受病，而房事已毕，断无阴阳易病之理，作太阳病治可也。惟伤寒再夹色，是将太阳病印入情欲之中，安得不阴阳易位乎？间有因入房而六日死者，乃太少两感证。入房固死，不入房亦死，然亦百不遇一也。其余死于生草药者十之九，不能卸过于闺房之事也。长沙特为带病入房者戒，而以秽亵之物相馈饷，殆有人道之理存焉也”。［2］391-392此论不囿前人之说，密切结合临床，见解颇具创意，令人耳目一新。
陈伯坛治学皓首穷经，临证经验老到，在《读过伤寒论》里用了很多功夫作经文考证，点评伤寒注家的过失。如释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方，陈氏曰：“方末一本有黄耳柸三字，汪苓友云想系置水器，吾谓当系量水器，取限制之义。楚人谓限不得曰柸治。可悟二升药大有分寸，初服则气浮于味，尽服则味余于气，取一升之气，留一升之味，非止妨逾量也”［2］111。
再如他解释大柴胡汤方时指出：“方下云一方用大黄二两数语，疑属后贤补遗，姑存其说，为强人服大柴者进一解。惟本方当然无大黄，以余邪全非剧烈，一降则下也。末又云少阳之枢，并于阳明之阖，故用大黄以调胃，类修园语，削之”［2］154。解释柴胡加芒硝汤方时也提到：“上条两柴胡汤作一汤用，本条一柴胡汤分两汤用，同是变通柴胡汤，而有先后大小轻重之不同，况以他药妄投之乎？注家不明方旨，徒于等分上较量，末附此药剂之最轻者数句，又类修园语气，要其所以轻用之故，皆由其实状不及柴胡证之半，非故为避重也。彼欲为重用汤方者戒，雅不欲没其一见之长，姑照录之云尔”［2］155。
陈氏在《读过伤寒论》最后的注文中总结曰：“全论以本条(痉湿暍篇最后条文)为总结，热论亦以暑病为总结。热论以勿止汗为叮咛，本条以汗下加针为叮咛。章法句法，务与热论相吻合，以示其撰用《素问》之微意。长沙圣不自圣，其本原之学可师也。虽然，热论不过医学之萌芽耳。若枝叶蕃茂，庇荫千载以下之病人者《伤寒论》也。苟人人知论内一训一诫，不啻为我病而设。曰与其文字相周旋，则仲圣是我临床之神物。无论热可也，寒可也，仲圣必应念而来，行将俯仰遇之也”［2］410。由此可见仲景撰写《伤寒论》的理论渊源以及陈伯坛“以经解经”研究《伤寒论》的立论依据。
4结语
陈伯坛研究仲景学说数十年，颇具独立思考之精神。他自称《读过伤寒论》“非集注体裁，无一句敢取材于注，但求与仲圣之言诠相吻合，方且寻绎《内》、《难》、《伤寒杂病论》之不暇，何暇搜罗各家之学说”［2］7。他诠注《伤寒论》，文理严谨，行文规范，遣词造句，精练含蓄，前后照应，互文见义。文中喜用对偶排比、设问比喻等修辞手法，文字功夫相当深厚，岭南特色并不突出。陈氏串解《伤寒论》，在体例上最显着的特点就是“以经解经”。他强调说：“若引用《内》、《难》为《伤寒》脚注，觉《伤寒》还超出《内》、《难》，《内》、《难》复融入《伤寒》，欲征明其处处有来历，必以意逆志而始得。若引用《伤寒》为《伤寒》脚注，觉下条即上条之变相，彼证即此证之陪客，欲征明其笔笔有照应，必互文见义而始详”［2］7。据此，其注释经文往往引《内经》、《难经》有关阴阳、气化、开阖、标本中气等理论详为阐发；并列举《伤寒论》、《金匮要略》有关条文以互文见义；再参合自己的心得见解和临证经验反复阐述，旨在帮助读者理解伤寒内容，把握仲景本意。
【参考文献】
［1］叶发正.伤寒学术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2］陈伯坛.读过伤寒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4.
［3］陈伯坛.读过金匮卷十九［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4.
［4］陈坤华.陈伯坛先生学术经验简介［J］.广东中医，196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