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博大精深，是医学史上的一个亮点，作为一部临床医学著作能够流传1800余年而不衰，而且渐渐演变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足见其价值。注《伤寒论》者，凡数百家，名贤辈出，今研治伤寒者，更是曾出不穷。李时珍《本草纲目》对《伤寒论》也多有研究，本文仅就《本草纲目》对《伤寒论》方药的贡献作以探讨，旨在将李时珍《本草纲目》对《伤寒论》方药研究昭彰于世。其言亦不被掩质埋光，或于研究伤寒者有竹头木屑之益。1《本草纲目》对仲景麻黄汤的新解《本草纲目》对太阳病病理的发挥，提出主于肺卫的新解。如卷十五麻黄条下，李时珍曰：“麻黄乃肺经专药，故治肺病多用之。张仲景治伤寒无汗用麻黄，有汗用桂枝，历代名医解释皆随文敷会，未有究其精微者。时珍常绎思之，似有一得，与昔人所解不同云。津液为汗，汗即血也。在营则为血，在卫则为汗。夫寒伤营，营血内涩，不能外通于卫，卫气闭固，津液不行，故无汗发热而憎寒。夫风伤卫，卫气外泄，不能内护于营，营气虚弱，津液不固，故有汗发热而恶风。然风寒之邪，皆由皮毛而入，皮毛者，肺之合也。肺主卫气，包罗一身，天之象也，是证虽属乎太阳，而肺实受邪气。……故用麻黄、甘草同桂枝引出营分之邪，达之肌表，……是则麻黄汤虽太阳发表重剂，实为发散肺经火郁药也。……是则桂枝虽太阳解肌之轻剂，实为理脾救肺之药。此千古未之发秘旨，愚因表而出之”。自《伤寒论》问世以后，历代医家都认为“麻黄汤”为伤寒太阳病解表发汗之剂，而独李时珍结合麻黄汤方的主治病证及病因病机，对其药物配伍和功效提出自己新见解，认为是证虽属乎太阳，而肺实受邪气，麻黄汤实为发散肺经火郁之药，而麻黄为肺经之专药。2《本草纲目》中大黄的应用痞证是太阳病的变证之一。多由表证失治、误治、邪气内陷中焦，脾胃不和，升降紊乱，气机奎塞所致。临床以心下痞满不适，按之濡软或疼痛为证候特点，根据病机性质的不同，分为五大类，对应治疗用泻心汤系列方剂。然对《伤寒论》心下痞证，李时珍之前的医家多不得其解，有人将心下痞之“心”和泻心汤之“心”当作五脏六腑中的“心”，直到李时珍时代才改变了这种现象，李时珍根据仲景用药之旨，阐述并发挥了大黄药用之理。如《本草纲目》大黄条下曰：“大黄乃足太阴、手足阳明、手足厥阴五经血分之药。凡病在五经血分者，宜用之。若在气分用之，是谓诛伐无过矣。泻心汤之心气不足吐血鲤血者，乃真心之气不足，而手厥阴心包络、足厥阴肝、足太阴脾、足阳明胃之邪火有余也。虽曰泻心，实泻四经血中之伏火也。又仲景治心下痞满、按之软音，用大黄黄连泻心汤主之，此亦泻脾胃之湿热，非泻心也。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则作痞满，乃寒伤营血，邪气乘虚结于上焦。胃之上院在于心，故日泻心，实泻脾也。《素问》云：太阴所致为痞满，又云：浊气在上，则生膜胀，是矣。病发于阳而反下之，则成结胸，乃热邪陷人血分，亦在上院分野。仲景大陷胸汤丸皆用大黄，亦泻脾胃血分之邪，而降其浊气也。若结胸在气分，则只用小陷胸汤；痞满在气分，则用半夏泻心汤矣”。以上说明了李时珍，深获仲景《伤寒论》用药之秘，并能结合临床发前人所未发，对于后人运用半夏泻心汤等治疗脾胃消化性疾病很有启发。3《本草纲目》对肾气丸中牡丹皮、泽泻的新解李时珍对仲景学说的研究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引用了先贤诸医家对仲景方药的研究论述，阐明药物性能功效；第二，摘录仲景有关条文或所用方药，对其进行综合分析，并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如肾气丸中的牡丹皮，古代医家多随文敷衍，不求甚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知道牡丹皮是三泻之一，却不知道泻的是什么，只有李时珍指明牡丹皮在此起到泻相火的作用。如他所说：“牡丹皮治手足少阴、厥阴四经血分伏火。盖伏火即阴火也，阴火即相火也。古方惟以此治相火，故仲景肾气丸用之。后人乃专以黄柏治相火，不知牡丹皮之功更胜也”。又泽泻在肾气丸中的作用，诸多医家认为肾气丸中的泽泻亦不过引接桂附等，归于肾经；李时珍则分析认为仲景用泽泻，“乃取其泻膀胧之气也，非引接也。”李时珍读书求甚解值得效法。4《本草纲目》对小青龙汤、十枣汤的新解李时珍为了区别仲景方药的应用，常将仲景方药的主治病证进行分析比较，以方带药，阐发方药精义。如我们现在知道小青龙汤治太阳病伤寒证兼有水气证，十枣汤治太阳中风兼悬饮的证治。然李时珍之前医家仅知道二方都能治饮证，惟李时珍分析两方证的病因病机指出了两者的区别。曰：“张仲景治伤寒太阳证，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或渴而利者，小青龙汤主之。或表已解，有时头痛汗出，不恶寒，心下有水气，干呕，痛引两胁，或喘或咳者，十枣汤主之。盖小青龙汤治未发散表邪，使水气自毛窍而出，乃《内经》所谓开鬼门法也。十枣汤驱逐里邪，使水气自大小便而泄，乃《内经》所谓洁净府，去陈挫法”。小青龙汤之外寒水饮证与十枣汤之水饮聚胸腼证诚有很多相似之处，然两方作用之强弱，组方之法度则大相径庭，李时珍结合仲景有关条文以及《内经》的相关论述，指出小青龙汤治表不解，心下有水气，症见干呕发热而咳，或喘或利等症状，治未发散表邪，使水气自毛窍而出，乃《内经》“开鬼门”之法。十枣汤治表已解，胁下有水气，症见干呕，痛引两胁，或喘或咳等症状，该方能驱逐里邪，使水气从大小便而泄，属于《内经》洁净府，去宛陈董法。5《本草纲目》对黄芩新解伤寒诸方中多次用到黄芩，其使用之妙，难于一言而终。李时珍却以“折火”一语道破。他说：“洁古张氏言黄芩泻肺火，治脾湿；东垣李氏言黄荃治肺火，治大肠火；丹溪朱氏言黄芩治上中二焦火；而张仲景治少阳证小柴胡汤，太阳少阳合病下利黄芩汤，少阳证下后，心下满而不痛泻心汤并用之，以发传经之热，芍药、黄芩之苦，以坚敛肠胃之气，殊味其治少阳之妙。杨士瀛《直指方》云：柴胡退热不仅黄芩，盖亦知柴胡之退热，乃苦以发之，散火之标也。黄芩之退热，乃寒能盛热，折火之本也。仲景又云：少阳证腹中痛者，去黄芩，加芍药，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黄芩加茯苓，似与《别录》治少阳绞痛，利小便之文不合，成氏言黄芩害中，苦能坚肾，故去之，盖亦不然，至此当以意逆之，辨以脉证可也。若饮寒受寒，腹中痛，及饮水心下悸，小便不利，而脉不数者，是里无热证，则黄芬不可用也，若热厥腹痛，肺热而小便不利者，黄芩其可不用乎？故善观书者，先求其理，毋徒泥其文”。李时珍以临证变化为依据，来论及仲景黄芩的不同用法，非必拘泥文辞，而胶柱鼓瑟，而是真正领悟了仲景“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真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李时珍《本草纲目》所选仲景方，以药味少者为多。李时珍在临床实践中，能够加减化裁、灵活运用仲景方剂。如治疗一中满腹胀，黄肿如土的病人，他以平胃散合伐木丸加减化裁治之，果有效验，取其燥湿化痰、利小便、消食积之功效，认为这种用法“其源则自张仲景用硝石矾石散治女劳疽方中变化而来。”可见李时珍灵活化裁运用仲景方药，独有心法。以上可见，李时珍《本草纲目》汲取了大量的仲景《伤寒论》的学术思想，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推动我国医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