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
(1．河南中医学院《河南中医》编辑部，河南郑州王玉民450008;2．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河南郑州450004) 《伤寒论)成书后不久即遭散失，后又屡经编次，传写之讹、错简之误，必不能免。故古代医家强调看此类书当选精校善本，以免误入歧途，事倍功半。以错简立论，认为《伤寒论》条文秩序经叔和撰次后，而至“颠倒错乱殊甚”，而将全书重为编次者为方有执；而对众多条文字句集中校正者当推《医宗金鉴•正误存疑篇》。《正误存疑篇》中所列条文约百条，作者认为“尤有整节并谬者主十五条，证不与脉符，药不与病合，虽有是方，世无其病，即有其病，难用是药，承讹袭谬，无济实用”,“附于卷末，作为存疑”。
《医宗金鉴》对《伤寒论》条文的校正为补、删、移、改四法。其中认为当补者共11条，如92条：“病发热头痛，脉反沉，若不差，身体疼痛，当温其里，宜四逆汤。”《医宗金鉴》按曰：“身体疼痛之下，当有‘下利清谷’四字。若无此四字，则当温里之文竟无着落矣，未有表病而温里之理也。阅后太阴篇中云：‘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痛者，急当救之，四逆汤。’其义益明，遵经补之。”认为当删者共13条，如68条：“发汗病不解，反恶寒者，虚故也，芍药甘草附子汤主之。”《医宗金鉴》按云：“发汗病不解之‘不’字，衍文也，发汗病不解，则当恶寒，何谓反恶寒？病解恶寒，始可谓虚。当删之。”余则，认为当移者共6条，认为当改者共31条。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举示。
明代方有执首倡错简论后，引发《伤寒论》研究学术争鸣，结果促成了《伤寒论》研究史上维护旧次派与错简派两大流派的产生，影响至今，对《伤寒论》学术研究有很大推动。《医宗金鉴》对《伤寒论》条文的成批校正，亦有助于《伤寒论》研究的进展。且其校正独具慧眼，常在别人习焉而不察之处看出问题，尤为难得。如《医宗金鉴》首次从医理角度提出28条的去桂去芍的问题，引起了研究者们对此条文的争鸣，争鸣涉及医理与实证、文献问题与临床问题等，影响广泛。但由于《伤寒论》成书年代久远，原本不存，对校无据，他校亦难以为凭，故《医宗金鉴》之校正主要是采用理校辅以本校法进行，但并无文献学方面的过硬证据，只宜于作为研究《伤寒论》的参考，并不必急于将其作为定论。
《伤寒论》条文古朴，言简意丰，解释余地大，故释义纷出。对同一条文，此研究者固然可认为有误当校，校后再释；而彼研究者或认为无误，而随文顺释。二者均有其理。故在《伤寒论》研究中偏于保守谨慎的维护旧次派，对《医宗金鉴》中所指出的当校条文，并不以为错，“弗与理会”，仍是随文顺释。如对28条的去桂去芍之争，《医宗金鉴》虽提出质疑，言之凿凿，但也有研究者讲此方“转旋之妙”，认为“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者，助脾之转输，令小便一利，而诸病霍然矣。”而《医宗金鉴》对此认识并不正确，校正时多言日“当改之”、“当移之”、“当删之”、“当补之”等，未免过于武断。
再如篇中提出“当移”之数条，均不当移。因从古汉语修辞角度分析，这些条文之方剂之所以置于文末，乃为汉文倒装文法，古代医家对此已有认识，名之为“兜转法”或“倒笔法”。此为古汉语特殊修辞法之一，目的在于使随证所用之方剂醒目易见。此种修辞现象，并不宜作为校对对象。对于不明乎此者，在注解中说明即可。而《医宗金鉴》却将此类条文置于正误篇中，作校对处理，言其不通修辞过矣，但这样处理实属不妥。何况此类文句移位之“错误”，是很难归咎于传抄与错简的。
总之，《医宗金鉴》对《伤寒论》的校正虽然有缺点，但与一味随文顺释，唯原文是从者相比，无疑是更能积极地推动《伤寒论》研究的进展。这启发我们现代的《伤寒论》研究者，与其随文顺释，曲为说辞，何如大胆怀疑，提出问题。这样才能推动《伤寒论》研究不断深入开展。
(1．河南中医学院《河南中医》编辑部，河南郑州王玉民450008;2．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河南郑州450004) 《伤寒论)成书后不久即遭散失，后又屡经编次，传写之讹、错简之误，必不能免。故古代医家强调看此类书当选精校善本，以免误入歧途，事倍功半。以错简立论，认为《伤寒论》条文秩序经叔和撰次后，而至“颠倒错乱殊甚”，而将全书重为编次者为方有执；而对众多条文字句集中校正者当推《医宗金鉴•正误存疑篇》。《正误存疑篇》中所列条文约百条，作者认为“尤有整节并谬者主十五条，证不与脉符，药不与病合，虽有是方，世无其病，即有其病，难用是药，承讹袭谬，无济实用”,“附于卷末，作为存疑”。
《医宗金鉴》对《伤寒论》条文的校正为补、删、移、改四法。其中认为当补者共11条，如92条：“病发热头痛，脉反沉，若不差，身体疼痛，当温其里，宜四逆汤。”《医宗金鉴》按曰：“身体疼痛之下，当有‘下利清谷’四字。若无此四字，则当温里之文竟无着落矣，未有表病而温里之理也。阅后太阴篇中云：‘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痛者，急当救之，四逆汤。’其义益明，遵经补之。”认为当删者共13条，如68条：“发汗病不解，反恶寒者，虚故也，芍药甘草附子汤主之。”《医宗金鉴》按云：“发汗病不解之‘不’字，衍文也，发汗病不解，则当恶寒，何谓反恶寒？病解恶寒，始可谓虚。当删之。”余则，认为当移者共6条，认为当改者共31条。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举示。
明代方有执首倡错简论后，引发《伤寒论》研究学术争鸣，结果促成了《伤寒论》研究史上维护旧次派与错简派两大流派的产生，影响至今，对《伤寒论》学术研究有很大推动。《医宗金鉴》对《伤寒论》条文的成批校正，亦有助于《伤寒论》研究的进展。且其校正独具慧眼，常在别人习焉而不察之处看出问题，尤为难得。如《医宗金鉴》首次从医理角度提出28条的去桂去芍的问题，引起了研究者们对此条文的争鸣，争鸣涉及医理与实证、文献问题与临床问题等，影响广泛。但由于《伤寒论》成书年代久远，原本不存，对校无据，他校亦难以为凭，故《医宗金鉴》之校正主要是采用理校辅以本校法进行，但并无文献学方面的过硬证据，只宜于作为研究《伤寒论》的参考，并不必急于将其作为定论。
《伤寒论》条文古朴，言简意丰，解释余地大，故释义纷出。对同一条文，此研究者固然可认为有误当校，校后再释；而彼研究者或认为无误，而随文顺释。二者均有其理。故在《伤寒论》研究中偏于保守谨慎的维护旧次派，对《医宗金鉴》中所指出的当校条文，并不以为错，“弗与理会”，仍是随文顺释。如对28条的去桂去芍之争，《医宗金鉴》虽提出质疑，言之凿凿，但也有研究者讲此方“转旋之妙”，认为“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者，助脾之转输，令小便一利，而诸病霍然矣。”而《医宗金鉴》对此认识并不正确，校正时多言日“当改之”、“当移之”、“当删之”、“当补之”等，未免过于武断。
再如篇中提出“当移”之数条，均不当移。因从古汉语修辞角度分析，这些条文之方剂之所以置于文末，乃为汉文倒装文法，古代医家对此已有认识，名之为“兜转法”或“倒笔法”。此为古汉语特殊修辞法之一，目的在于使随证所用之方剂醒目易见。此种修辞现象，并不宜作为校对对象。对于不明乎此者，在注解中说明即可。而《医宗金鉴》却将此类条文置于正误篇中，作校对处理，言其不通修辞过矣，但这样处理实属不妥。何况此类文句移位之“错误”，是很难归咎于传抄与错简的。
总之，《医宗金鉴》对《伤寒论》的校正虽然有缺点，但与一味随文顺释，唯原文是从者相比，无疑是更能积极地推动《伤寒论》研究的进展。这启发我们现代的《伤寒论》研究者，与其随文顺释，曲为说辞，何如大胆怀疑，提出问题。这样才能推动《伤寒论》研究不断深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