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岳云，张凤娥，郭霞(湖南中医学院)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2003年2月第23卷第l期
[作者简介]瞿岳云(1950一)，男，湖南望城人，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辨证规范和中医诊断学研究。
[摘要]作为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的《伤寒论》，开创了理、法、方、药系统的辨证论治先河，因而古今国内外治伤寒学者对其研究者众多，各有所见。然而对《伤寒论》中六经与六病、经证与腑证、六经提纲及伤寒处处为扶阳而设等基本理论，也造成与原著本意相悖的混乱。综合古今医家学者的见解，对《伤寒论》理论研究上述有关问题进行了反思辨析。
[关键词]伤寒论；反思；理论研究
《伤寒论》开创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先河，古今中外对其研究者众多，各有所见。同时也造成了与原著本意相悖的混乱，因而值得反思。
1《伤寒论》六经理论的反思
在《伤寒论》中，原本以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三阴三阳病”立论，分析了外感热病一系列病理变化及其传变规律。可是，自宋代朱肱着《类证活人书》对此而首以“太阳经”•“阳明经”•“太阴经”等称之后，遂致“六病”以“六经”之说代而漫延开去，沿袭至今，影响甚大。有关《伤寒论》研究的诸多曲解谬说，无不与这一“经”字有关。今当力排其非，拨乱反正。王琦先生[1]曾就此专门撰文，对《伤寒论》研究中传统的“六经”之说，大胆地提出了异议。归纳有关方面的观点有如下几种。
1.1“六经”之说原著没有根据
《伤寒论》中三阴三阳六病，之所以不能称为“六经”的理由，首先是因为在原著中找不到根据。仲景在《伤寒论》中只言“辨太阳病脉证并治”、“辨阳明病脉证并治”、“辨太阴病脉证并治”等，从未说过“太阳经病”、“阳明经病”、“太阴经病”……。《伤寒论》全书找不出“六经”二字，可见“六经”之说，实属强加于仲景。诚如章太炎[2]先生所说：“仲景本未用‘经’字，不烦改义”(《章太炎医论》)。然而有人说《伤寒论》的第4条：“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第5条：“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第8条：“太阳病，头痛至七八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这3条就是讲传经的。恰恰相反，这3条却证明无传之说。认为此是讲传经者，是抓住原文中“为传也”3个字在大作文章，说“传”就是“传经”。这就明明凭空在原著“传”字后面多加了一个“经”。而且又将原文第8条的“再经”，强解为“传经”，无中生有，进行曲解。何谓“传”？此传非传递之义，乃使传变之意。如《素问•水热穴论》说：“人伤于寒，而传为热”。王冰注解云："‘传’，为‘转’”。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变化了”的意思。故原文本意是说病有脉、症的变化，才有“传”；无脉、症的变化，就无所谓“传”；也就从根本上否认了外感伤寒，日传一经之说。正如清代柯韵伯所说“本论传字之义，各告不同，必牵强为传经则谬”。因此，把《伤寒论》所讲之“传”，强解为“传经”而作为“六经”之说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伤寒论》是言六病非言六经也。
1.2“经”是病程期限
《伤寒论》中所讲的“经”究竟是指什么？何谓“经”？何谓“经尽”？何谓“再经”？何谓“经不传”？若把诸“经”理解为六经之经，则属误也。《伤寒论》对外感病中的某些类型，大致以六日为一过程，称为“经”。第一个期限过了，就叫“经尽”；如果病未痊愈，又进人第二个过程，称之为“再经”。所以仲景说，太阳病头痛，经过七天以上，已经经过了一个期限，即“已行其经尽”之谓，故不言“传其经尽”，这样一般可以向愈。《伤寒论》不讲传经，那么讲不讲经络呢？有没有经络病变呢？回答是肯定的。如第8条“针足阳明”就是阳明经。由此说明，经病则病，经不病则不病，并不以“经”字的出现与否为据。而原文“经”字，又不可以此云彼，混淆概念。六病的任何临床表现和特点，究竟系何脏腑、何经络，或何脏腑经络的病变，得作具体分析。太阳病中的那么多证候，如果笼统地以“太阳经”解之，实在无法说通。同理显然，其它如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等中的诸多证候，代之以“阳明经病”、“少阳经病”、“太阴经病”的“六经”之说，于理难容。
1.3附会《内经》误之又误
有学者认为，伤寒六经与《素问•热论》、《灵枢•经脉》篇一脉相承，传经之说，源于《素问•热论》。其实，《热论》也不是讲传经。《热论》中所谓一日巨阳受之、二日阳明受之、三日少阳受之等等，“受”与“传”非同义语，旨在说明三阳经受邪发病的时期有深浅先后的不同，并不是传经日期。所以，下文说“七日巨阳病衰”,“八日阳明病衰”,“九日少阳病衰”,这说明病情向愈，大概需要经过一定的期限，并不是一经只病一日，日传一经。这一点《伤寒指掌》已经有所揭示，“传经”源于《热论》，实属加罪之词。柯韵伯说得更为概括明了：“仲景六经，是‘经界’之经，而非‘经络’之经”。又说“《热论》之六经，专主经脉为病，但有表里之实热，并无表里之虚寒，但有可汗可泄之清，并无可温可补之例。仲景之六经，是六区地面，所赅者广，凡风寒湿热，内伤外感，自表及里，有寒有热，或虚或实，无所不包”(《伤寒论翼》)。事实上，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六经”之说早已竭力匡谬。挥铁樵说：“故问六经为何物？则迁直答曰：六经者，就人体所署之病状为之界说也，是故病然后有六经可言，不病直无其物。执不病之躯体而指某处是太阳，某处是阳明，是不可得而指名，然则何解于《灵枢》之经络？”(《伤寒论研究》)。由是观之，《伤寒论》的三阴三阳与《素问•热论》根本是两回事，只要认真地考察研究，就能得出确切的结论。
1.4还本“六病”之说可释众疑
《伤寒论》流传至今，争论的间题很多，还本仲景“三阴三阳”六病原貌，就可以解释很多无谓的争议。过去，由于用某一经络脏腑与某一病机械配属，结果条文解释不通，常常回折穿凿，捉襟见肘，致一部灵巧活泼辨证专书，变得死板教条。去六经之说，则可走晦返真，澄清概念，重新回到二阴万阳六病的辨证体系中来。这样才能全面地、正确地理解《伤寒论》，阐发其真义。如果泥陷六经、传经，而不注意辨证，实背仲景之旨。因此，六病之论，可破传统的六经传变之疑，从而解决少阳位置之争。对于《伤寒论》中的少阳究竟位处何处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有的认为它位于太阳、阳明之间，有的则认为位于阳明、太阴之间。分析其争论的根本原因，实乃受“六经”传经次递的影响。然而，从《伤寒论》三阴三阳是六病的概念来看，少阳病作为外感病的一种类型，根本就不存在位于太阳与阳明之间，还是位于阳明与太阴之间的争论间题。同理，也可以解决厥阴病的争论。以《伤寒论》三阴三阳是六病的原始旨意为根据，抛开后世言此是“六经”、“气化”学说的栓桔，把厥阴病作为外感病中的一种类型来理解，就无须争论。说其是阴阳消长也好，寒热错杂也好，寒厥、热厥也好，凡此都应根据不同证候进行辨证，有是证，则用是药，根本无须多费口舌，争论不休。
2《伤寒论》提纲理论的反思
古今研究《伤寒论》的学者，大都习惯于将第1、180、263、273、281、362条称之为“六经提纲”。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一书，几经散佚，前贤多次辑集，早非南阳原书之旧。早在宋代，《伤寒论》已有各种版本，其撰次和内容各不完全相同。后世医家则以成无己注本所列“某某之为病”的条文为依据，逐步形成了“提纲”之说。此种提法始自清代《伤寒论》注家柯韵伯，他说：“仲景六经各有提纲一条，犹大将立旗鼓，使人之有方向，故必择本经至当之脉症而标之”(《伤寒来苏集•伤寒论翼》)。其在《六经正义》中又有“六经提纲，各立一局”之说。建国以来，中医学院全国统一教材《伤寒论讲义》、《伤寒论选读》，均将上述6条标明为“某某病提纲”。有关杂志、书刊为“提纲”申言述义者，更是不少。可见“六经提纲”之说由来以久，且已根深蒂固。然而，纵观《伤寒论》原文全貌，并结合临床实际来分析，六经提纲实非“纲”。所谓“提纲”，顾名思义，自当对某篇或某病具有“提纲挚领”的作用。但这六条条文实际上并不具有这一意义，故严世芸[3]、王琦[4]等就相继为此提出过不同的见解，对其六条原文进行了辨析。
例如，第1条所谓太阳病提纲：“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仲景《伤寒论》所称之太阳病，包括中风、伤寒、温病、中暍、痉病等多个病证，提纲之“恶寒”、“头项强痛”、“脉浮”均无法体现出其纲领性和概括性。如第6条“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明言太阳病，就无“恶寒”症状，由此可知，恶寒虽为太阳病所常见，但不是它必备的症状。“头项强痛”在最常提的太阳中风(第2条)和太阳伤寒(第3条)两证中均不见。至于“浮脉”更不尽然，如“太阳病，关节疼痛而烦，脉沉而细者，此名湿痹”。足见浮脉未必是太阳病的唯一脉象。所以，“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并不能对太阳病起到高度概括的作用。况且，验证于临床实际，太阳病中的项强，更非常见证候。故把该条文作为太阳病提纲，显然是不妥当的。有的甚至说；“凡称太阳病者，皆指此脉症而言”(《医宗金鉴》)，这就更为不实了。
又如第108条所谓阳明病提纲：“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条文本身就有破绽。历来被称为六经提纲的条文，虽然文字有简有繁，但其它五条的条文内容，都没有片字论述病因病机，并都直截了当地载明了脉与症，唯独阳明病“提纲”,既未言脉，又未载症，而仅空泛地用“胃家实”三个字的抽象名词来作为一病的“提纲”，岂不怪哉？《伤寒论》体例非常严谨，方证药法条理井然，而独对此所谓“提纲”的条文，仲景何以反而自乱其例如此洲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破绽。后世医家囿于旧说，莫能自拔，因而对“胃家实”就产生了不同的解释。尤在径认为是指阳明腑实证；程郊倩亦认为“指腑病而可攻之阳明也”；章虚谷认为胃家实是统括了经、腑两证，所谓“实”，乃指受邪的意思，不一定指有形的腑结燥屎才是实；还有的则认为，既不指经实，也不指腑实，而是泛指邪气实，如原南京中医学院《伤寒论译释》的作者说：“这里‘实’字，乃是邪实的意思，也就是《内经》所说的‘邪气盛则实’”。照此来说，太阳病、少阳病的提纲岂不都能用‘实’字来概括？可见，“胃家实”的概念本身模糊不清，还能视之为“纲”吗？其它几条“提纲”亦大致如此，也是不能成立的。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伤寒论》6条“提纲”原文，本来不是什么提纲，而是后世注家强拉到“纲”的地位上来的。这样以每“纲”来解释纲内之各病证，往往是文不对题，无法加以引申和联贯，而且它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纲”上，而忽视了对全篇每一病证的动态发展的认识和理解。同时，由于“提纲”本身的不严密，引起许多无谓的争论，导致思维上的混乱，阻碍了对《伤寒论》更深入的研究。既然有“提纲”之名，理应有“提纲”之实，若因其言而害其意的话，则毋宁立摒其名而求其实。所以，“提纲”之说必须打破。正如严世芸教授所说：“伤寒六经提纲，被后世医家推崇备至，奉作准绳，因而相袭，以为真理。而纵览《伤寒论》全貌，结合临床实际，认为六经提纲实是研究《伤寒论》的桎梏。”“因此，我们研究伤寒应当摆脱‘六经提纲’概念的束缚，从陈陈相因的片面认识中解放出来，而从仲景原文全貌进行深入研究，唯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深得仲景伤寒学说的真谛”。严氏之说，言之在理，实属高见。
3《伤寒论》经腑证理论的反思
长期以来，在中医学术界习惯于将《伤寒论》中的太阳病、阳明病分为“经证”和“腑证”来解释其病机，中医高等院校的《伤寒论》教材，也无不是执此而论之。然而却很少有人深虑这样做的根据和正确程度，以至这种观点一直流传至今。然而，王琦、陈亦人[5]等学者通过对《伤寒论》有关原文的分析、研究，认为太阳病和阳明病无须分为“经证”与“腑证”，强分经、腑的观点与张仲景原文旨意相悖，它严重影响了对《伤寒论》的理解和应用。因而有深入探讨的必要，以期还《伤寒论》的本来面目。
例如太阳病，如果按照划分“经”、“腑”的说法，太阳经证，即太阳经脉的病变；足太阳经脉所络属之腑是膀胱，故太阳腑证则就是指膀胱的病变。然而以原著为本分析来看，就会发现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伤寒论》太阳病篇，虽然多次提到“经”字，“如以行其经尽故也”、“过经”、“到经不解”、“太阳随经”等，但这些条文并不就是等于太阳经证。通观全篇，更无一处提到脏证，可见仲景当时并没有经证与腑证之分。经腑并提，首见于西晋王叔和所著的《伤寒例》，其曰：“此三经皆受病，未入于腑者，……已入于腑者，可下而已”。将太阳病分为经、腑证，始于金元成无己对《伤寒论》106条所谓“蓄血证”原文的注解，其云：“太阳，膀胱经也，太阳经邪不解，随经人腑，为热结膀胱”。他对124条作注时说：“太阳，经也；膀胱，腑也；此太阳随经入腑者也”。尔后，几经历代许多注家的发挥，于是就逐渐形成了太阳病分经、腑证之论。沿袭至今，可原书不见明确记载。
依据太阳病分经、腑之论，太阳腑证即膀胱的病变。主要根据其小便“利”与“不利”及其它症状，历来又将太阳腑证分为“膀胱蓄水证”与“膀胱蓄血证”。其实，《伤寒论》原文中并没有蓄水证的称谓。言蓄水证者，是以《伤寒论》太阳病篇第71条、72条、73条、74条原文所论病证归纳而来的。可是此4条原文，无一提及“蓄水”及“膀胱”字样，更没有称为“太阳腑证”。蓄血证所依法的《伤寒论》原文亦有4条，即第106条、124条、125条、126条。从临床表现上来看，4条“蓄血证”的主症是：少腹急结或疼痛，其人如狂或发狂。然而膀胱的功能与精神活动无关，血蓄膀胱为什么能引起“其人如狂”的精神症状呢？且膀胱主气化司小便，其有病者必然会影响排溺，但原文却反复强调，蓄血证当“小便自利”，可见其病变并不在膀胱。
综上所述，无论是“蓄水证”，还是“蓄血证”，皆非是或仅是膀胱的病变。因此，把它们称之为“太阳腑证”是与原著实际不符的。正如南京治伤寒学专家陈亦人先生所说：“把蓄水、蓄血说成膀胱腑证，全由附会而来，不足凭信”。阳明病分经、腑之证，亦是不足为凭的。仲景《伤寒论》以“三阴三阳”六病立论辩证，从未谈什么经证、腑证，即便是同一“三阳病”，少阳病则伤寒诸书从不作经、腑论，不知唯独太阳、阳明病与其它四病有何特殊之理言分经、腑证。硬从太阳病及阳明病中，强分出“经证”与“腑证”，实是仲景之所未言，而有悖仲景之旨意。既于原著中无依据，又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于实践中无指导意义，故应予废之。
4《伤寒论》扶阳理论的反思
伤寒与温病，是中医外感疾病的2大类型。古人认为，“温病最善伤阴”,“伤寒最易伤阳”。因此，论其治疗大法，常谓温病始终以救护阴津为主，而伤寒“处处为扶阳而设”,“伤寒法在救阳”。笔者认为实则并非尽然，伤寒不仅能伤阳，亦能伤阴。这是因为《伤寒论》所论之“伤寒”，乃广义的伤寒，其中也包括温病，温热病极易灼津伤阴。伤阳或伤阴，外邪的性质虽然是重要条件，但决定性的因素却是人的体质。阴虚之体，为驱其邪，若误用汗、吐、下法太过，也会致阴津亏损。另外，寒虽为寒，但其久羁可蕴而化火，火热伤津，亦可形成阴虚火旺之证。故实际上，仲景在《伤寒论》中，不但指出了“亡津液”的病因病机，而且还强调了“存津液”的重要性，创立了许多滋阴益津的大法和名方，为后世温病学家开辟了养阴治法的先河[6]。清代陈修园曾深有感慨地说：“读《伤寒论》数十年，然后悟出‘存津液’三字”。实为阅历之言。
例如，①清热救阴：凡外感热病，邪热火里化燥，势必伤阴。如《伤寒论》说：“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又说：“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白虎汤主之”二者治疗均用白虎汤重剂，从撤其热，保存津液。正如张锡纯所说：“方中重用石膏为主药，取其事辛凉之性，质重气轻，不但长于清热，且善排挤内蕴之热息息自毛孔达出也。用知母者，取其凉滋阴之性，既好佐石膏以退热，更可防阳明热久者之耗真阴……”。张氏善治伤寒之学，对石膏研究至深，对仲景用白虎汤独具卓识，值得效法。②泻热存阴：伤寒邪热入里，病传阳明或至少阴，其人多汗，津液外泄，热邪内聚胃肠，气机阻滞不利，因而致成胃中燥热，大便硬结之里热实证。《伤寒论》中的“阳明病篇”和“少阴病篇”各立有“三急下证”，均属阳热亢盛而致阴虚者。例如，“阳明病，发热，汗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第253条)；“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干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第320条)。用大承气汤者，以大黄、芒硝泻热，从厚朴、积实行气，泻热行气并用，使之达到清热顺气，泻热以存阴的目的。③润燥养阴：例如《伤寒论》中所述胃强脾弱的脾约证，治用“麻子仁丸主之”。其病机，因为弱者受强者之约束，气馁不用，脾失传输，不能布津，但输膀胱，所以小便数，大便硬。程郊倩说：“脾约者，脾阴外渗，无液以滋，脾家当先自干槁，何能以余阴荫及肠胃，所以胃火盛而肠枯，大便坚而粪粒小，麻子仁丸宽肠润燥，以软其坚，欲使脾阴从内转耳”。所谓“胃强”者，胃中余热未尽也；“脾弱”者，脾不能为胃行其津液而为肠中津亏失濡也。因此，脾约证既有邪热未除，又有阴液亏损，成虚实夹杂之势，治当润燥养阴，方用麻子仁丸。④降火滋阴：例如《伤寒论》303条云：“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黄连阿胶汤主之”。后世称此为阴虚火旺，心肾不交证。心居上焦属火，肾居下焦属水，肾阴亏虚，水不上升；心阳偏亢，火不下降；心肾上下不能交通，故心中烦热，不能安寐。治用黄连阿胶汤，是以方中阿胶、芍药、鸡子黄滋阴益肾，再以黄连、黄答清心降火，使水火既济，心肾相交。
如此等等，示人以外感病中，必须十分注意护阴，不得独重温阳。
参考文献：
[1]王琦.六经非“经”.[J]中医杂志1983(6):4 [2]章次公.仲景在医学上的成就.[J]中医杂志，1955,(2):8 [3]严世芸.对“伤寒论六经提纲”的商榷.[J]上海中医药杂志1982,(9):2
[4]王琦.提纲非“纲”论.[J]吉林中医药，1983,(2)：40 [5]王琦.无分“经”“腑”论.[J]云南中医杂志，1985,(3):10
[6]陈瑞春.略谈《伤寒论》的救阴法.[J]中医杂志，1982,(11):59
[作者简介]瞿岳云(1950一)，男，湖南望城人，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辨证规范和中医诊断学研究。
[摘要]作为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的《伤寒论》，开创了理、法、方、药系统的辨证论治先河，因而古今国内外治伤寒学者对其研究者众多，各有所见。然而对《伤寒论》中六经与六病、经证与腑证、六经提纲及伤寒处处为扶阳而设等基本理论，也造成与原著本意相悖的混乱。综合古今医家学者的见解，对《伤寒论》理论研究上述有关问题进行了反思辨析。
[关键词]伤寒论；反思；理论研究
《伤寒论》开创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先河，古今中外对其研究者众多，各有所见。同时也造成了与原著本意相悖的混乱，因而值得反思。
1《伤寒论》六经理论的反思
在《伤寒论》中，原本以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三阴三阳病”立论，分析了外感热病一系列病理变化及其传变规律。可是，自宋代朱肱着《类证活人书》对此而首以“太阳经”•“阳明经”•“太阴经”等称之后，遂致“六病”以“六经”之说代而漫延开去，沿袭至今，影响甚大。有关《伤寒论》研究的诸多曲解谬说，无不与这一“经”字有关。今当力排其非，拨乱反正。王琦先生[1]曾就此专门撰文，对《伤寒论》研究中传统的“六经”之说，大胆地提出了异议。归纳有关方面的观点有如下几种。
1.1“六经”之说原著没有根据
《伤寒论》中三阴三阳六病，之所以不能称为“六经”的理由，首先是因为在原著中找不到根据。仲景在《伤寒论》中只言“辨太阳病脉证并治”、“辨阳明病脉证并治”、“辨太阴病脉证并治”等，从未说过“太阳经病”、“阳明经病”、“太阴经病”……。《伤寒论》全书找不出“六经”二字，可见“六经”之说，实属强加于仲景。诚如章太炎[2]先生所说：“仲景本未用‘经’字，不烦改义”(《章太炎医论》)。然而有人说《伤寒论》的第4条：“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第5条：“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第8条：“太阳病，头痛至七八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这3条就是讲传经的。恰恰相反，这3条却证明无传之说。认为此是讲传经者，是抓住原文中“为传也”3个字在大作文章，说“传”就是“传经”。这就明明凭空在原著“传”字后面多加了一个“经”。而且又将原文第8条的“再经”，强解为“传经”，无中生有，进行曲解。何谓“传”？此传非传递之义，乃使传变之意。如《素问•水热穴论》说：“人伤于寒，而传为热”。王冰注解云："‘传’，为‘转’”。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变化了”的意思。故原文本意是说病有脉、症的变化，才有“传”；无脉、症的变化，就无所谓“传”；也就从根本上否认了外感伤寒，日传一经之说。正如清代柯韵伯所说“本论传字之义，各告不同，必牵强为传经则谬”。因此，把《伤寒论》所讲之“传”，强解为“传经”而作为“六经”之说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伤寒论》是言六病非言六经也。
1.2“经”是病程期限
《伤寒论》中所讲的“经”究竟是指什么？何谓“经”？何谓“经尽”？何谓“再经”？何谓“经不传”？若把诸“经”理解为六经之经，则属误也。《伤寒论》对外感病中的某些类型，大致以六日为一过程，称为“经”。第一个期限过了，就叫“经尽”；如果病未痊愈，又进人第二个过程，称之为“再经”。所以仲景说，太阳病头痛，经过七天以上，已经经过了一个期限，即“已行其经尽”之谓，故不言“传其经尽”，这样一般可以向愈。《伤寒论》不讲传经，那么讲不讲经络呢？有没有经络病变呢？回答是肯定的。如第8条“针足阳明”就是阳明经。由此说明，经病则病，经不病则不病，并不以“经”字的出现与否为据。而原文“经”字，又不可以此云彼，混淆概念。六病的任何临床表现和特点，究竟系何脏腑、何经络，或何脏腑经络的病变，得作具体分析。太阳病中的那么多证候，如果笼统地以“太阳经”解之，实在无法说通。同理显然，其它如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等中的诸多证候，代之以“阳明经病”、“少阳经病”、“太阴经病”的“六经”之说，于理难容。
1.3附会《内经》误之又误
有学者认为，伤寒六经与《素问•热论》、《灵枢•经脉》篇一脉相承，传经之说，源于《素问•热论》。其实，《热论》也不是讲传经。《热论》中所谓一日巨阳受之、二日阳明受之、三日少阳受之等等，“受”与“传”非同义语，旨在说明三阳经受邪发病的时期有深浅先后的不同，并不是传经日期。所以，下文说“七日巨阳病衰”,“八日阳明病衰”,“九日少阳病衰”,这说明病情向愈，大概需要经过一定的期限，并不是一经只病一日，日传一经。这一点《伤寒指掌》已经有所揭示，“传经”源于《热论》，实属加罪之词。柯韵伯说得更为概括明了：“仲景六经，是‘经界’之经，而非‘经络’之经”。又说“《热论》之六经，专主经脉为病，但有表里之实热，并无表里之虚寒，但有可汗可泄之清，并无可温可补之例。仲景之六经，是六区地面，所赅者广，凡风寒湿热，内伤外感，自表及里，有寒有热，或虚或实，无所不包”(《伤寒论翼》)。事实上，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六经”之说早已竭力匡谬。挥铁樵说：“故问六经为何物？则迁直答曰：六经者，就人体所署之病状为之界说也，是故病然后有六经可言，不病直无其物。执不病之躯体而指某处是太阳，某处是阳明，是不可得而指名，然则何解于《灵枢》之经络？”(《伤寒论研究》)。由是观之，《伤寒论》的三阴三阳与《素问•热论》根本是两回事，只要认真地考察研究，就能得出确切的结论。
1.4还本“六病”之说可释众疑
《伤寒论》流传至今，争论的间题很多，还本仲景“三阴三阳”六病原貌，就可以解释很多无谓的争议。过去，由于用某一经络脏腑与某一病机械配属，结果条文解释不通，常常回折穿凿，捉襟见肘，致一部灵巧活泼辨证专书，变得死板教条。去六经之说，则可走晦返真，澄清概念，重新回到二阴万阳六病的辨证体系中来。这样才能全面地、正确地理解《伤寒论》，阐发其真义。如果泥陷六经、传经，而不注意辨证，实背仲景之旨。因此，六病之论，可破传统的六经传变之疑，从而解决少阳位置之争。对于《伤寒论》中的少阳究竟位处何处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有的认为它位于太阳、阳明之间，有的则认为位于阳明、太阴之间。分析其争论的根本原因，实乃受“六经”传经次递的影响。然而，从《伤寒论》三阴三阳是六病的概念来看，少阳病作为外感病的一种类型，根本就不存在位于太阳与阳明之间，还是位于阳明与太阴之间的争论间题。同理，也可以解决厥阴病的争论。以《伤寒论》三阴三阳是六病的原始旨意为根据，抛开后世言此是“六经”、“气化”学说的栓桔，把厥阴病作为外感病中的一种类型来理解，就无须争论。说其是阴阳消长也好，寒热错杂也好，寒厥、热厥也好，凡此都应根据不同证候进行辨证，有是证，则用是药，根本无须多费口舌，争论不休。
2《伤寒论》提纲理论的反思
古今研究《伤寒论》的学者，大都习惯于将第1、180、263、273、281、362条称之为“六经提纲”。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一书，几经散佚，前贤多次辑集，早非南阳原书之旧。早在宋代，《伤寒论》已有各种版本，其撰次和内容各不完全相同。后世医家则以成无己注本所列“某某之为病”的条文为依据，逐步形成了“提纲”之说。此种提法始自清代《伤寒论》注家柯韵伯，他说：“仲景六经各有提纲一条，犹大将立旗鼓，使人之有方向，故必择本经至当之脉症而标之”(《伤寒来苏集•伤寒论翼》)。其在《六经正义》中又有“六经提纲，各立一局”之说。建国以来，中医学院全国统一教材《伤寒论讲义》、《伤寒论选读》，均将上述6条标明为“某某病提纲”。有关杂志、书刊为“提纲”申言述义者，更是不少。可见“六经提纲”之说由来以久，且已根深蒂固。然而，纵观《伤寒论》原文全貌，并结合临床实际来分析，六经提纲实非“纲”。所谓“提纲”，顾名思义，自当对某篇或某病具有“提纲挚领”的作用。但这六条条文实际上并不具有这一意义，故严世芸[3]、王琦[4]等就相继为此提出过不同的见解，对其六条原文进行了辨析。
例如，第1条所谓太阳病提纲：“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仲景《伤寒论》所称之太阳病，包括中风、伤寒、温病、中暍、痉病等多个病证，提纲之“恶寒”、“头项强痛”、“脉浮”均无法体现出其纲领性和概括性。如第6条“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明言太阳病，就无“恶寒”症状，由此可知，恶寒虽为太阳病所常见，但不是它必备的症状。“头项强痛”在最常提的太阳中风(第2条)和太阳伤寒(第3条)两证中均不见。至于“浮脉”更不尽然，如“太阳病，关节疼痛而烦，脉沉而细者，此名湿痹”。足见浮脉未必是太阳病的唯一脉象。所以，“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并不能对太阳病起到高度概括的作用。况且，验证于临床实际，太阳病中的项强，更非常见证候。故把该条文作为太阳病提纲，显然是不妥当的。有的甚至说；“凡称太阳病者，皆指此脉症而言”(《医宗金鉴》)，这就更为不实了。
又如第108条所谓阳明病提纲：“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条文本身就有破绽。历来被称为六经提纲的条文，虽然文字有简有繁，但其它五条的条文内容，都没有片字论述病因病机，并都直截了当地载明了脉与症，唯独阳明病“提纲”,既未言脉，又未载症，而仅空泛地用“胃家实”三个字的抽象名词来作为一病的“提纲”，岂不怪哉？《伤寒论》体例非常严谨，方证药法条理井然，而独对此所谓“提纲”的条文，仲景何以反而自乱其例如此洲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破绽。后世医家囿于旧说，莫能自拔，因而对“胃家实”就产生了不同的解释。尤在径认为是指阳明腑实证；程郊倩亦认为“指腑病而可攻之阳明也”；章虚谷认为胃家实是统括了经、腑两证，所谓“实”，乃指受邪的意思，不一定指有形的腑结燥屎才是实；还有的则认为，既不指经实，也不指腑实，而是泛指邪气实，如原南京中医学院《伤寒论译释》的作者说：“这里‘实’字，乃是邪实的意思，也就是《内经》所说的‘邪气盛则实’”。照此来说，太阳病、少阳病的提纲岂不都能用‘实’字来概括？可见，“胃家实”的概念本身模糊不清，还能视之为“纲”吗？其它几条“提纲”亦大致如此，也是不能成立的。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伤寒论》6条“提纲”原文，本来不是什么提纲，而是后世注家强拉到“纲”的地位上来的。这样以每“纲”来解释纲内之各病证，往往是文不对题，无法加以引申和联贯，而且它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纲”上，而忽视了对全篇每一病证的动态发展的认识和理解。同时，由于“提纲”本身的不严密，引起许多无谓的争论，导致思维上的混乱，阻碍了对《伤寒论》更深入的研究。既然有“提纲”之名，理应有“提纲”之实，若因其言而害其意的话，则毋宁立摒其名而求其实。所以，“提纲”之说必须打破。正如严世芸教授所说：“伤寒六经提纲，被后世医家推崇备至，奉作准绳，因而相袭，以为真理。而纵览《伤寒论》全貌，结合临床实际，认为六经提纲实是研究《伤寒论》的桎梏。”“因此，我们研究伤寒应当摆脱‘六经提纲’概念的束缚，从陈陈相因的片面认识中解放出来，而从仲景原文全貌进行深入研究，唯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深得仲景伤寒学说的真谛”。严氏之说，言之在理，实属高见。
3《伤寒论》经腑证理论的反思
长期以来，在中医学术界习惯于将《伤寒论》中的太阳病、阳明病分为“经证”和“腑证”来解释其病机，中医高等院校的《伤寒论》教材，也无不是执此而论之。然而却很少有人深虑这样做的根据和正确程度，以至这种观点一直流传至今。然而，王琦、陈亦人[5]等学者通过对《伤寒论》有关原文的分析、研究，认为太阳病和阳明病无须分为“经证”与“腑证”，强分经、腑的观点与张仲景原文旨意相悖，它严重影响了对《伤寒论》的理解和应用。因而有深入探讨的必要，以期还《伤寒论》的本来面目。
例如太阳病，如果按照划分“经”、“腑”的说法，太阳经证，即太阳经脉的病变；足太阳经脉所络属之腑是膀胱，故太阳腑证则就是指膀胱的病变。然而以原著为本分析来看，就会发现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伤寒论》太阳病篇，虽然多次提到“经”字，“如以行其经尽故也”、“过经”、“到经不解”、“太阳随经”等，但这些条文并不就是等于太阳经证。通观全篇，更无一处提到脏证，可见仲景当时并没有经证与腑证之分。经腑并提，首见于西晋王叔和所著的《伤寒例》，其曰：“此三经皆受病，未入于腑者，……已入于腑者，可下而已”。将太阳病分为经、腑证，始于金元成无己对《伤寒论》106条所谓“蓄血证”原文的注解，其云：“太阳，膀胱经也，太阳经邪不解，随经人腑，为热结膀胱”。他对124条作注时说：“太阳，经也；膀胱，腑也；此太阳随经入腑者也”。尔后，几经历代许多注家的发挥，于是就逐渐形成了太阳病分经、腑证之论。沿袭至今，可原书不见明确记载。
依据太阳病分经、腑之论，太阳腑证即膀胱的病变。主要根据其小便“利”与“不利”及其它症状，历来又将太阳腑证分为“膀胱蓄水证”与“膀胱蓄血证”。其实，《伤寒论》原文中并没有蓄水证的称谓。言蓄水证者，是以《伤寒论》太阳病篇第71条、72条、73条、74条原文所论病证归纳而来的。可是此4条原文，无一提及“蓄水”及“膀胱”字样，更没有称为“太阳腑证”。蓄血证所依法的《伤寒论》原文亦有4条，即第106条、124条、125条、126条。从临床表现上来看，4条“蓄血证”的主症是：少腹急结或疼痛，其人如狂或发狂。然而膀胱的功能与精神活动无关，血蓄膀胱为什么能引起“其人如狂”的精神症状呢？且膀胱主气化司小便，其有病者必然会影响排溺，但原文却反复强调，蓄血证当“小便自利”，可见其病变并不在膀胱。
综上所述，无论是“蓄水证”，还是“蓄血证”，皆非是或仅是膀胱的病变。因此，把它们称之为“太阳腑证”是与原著实际不符的。正如南京治伤寒学专家陈亦人先生所说：“把蓄水、蓄血说成膀胱腑证，全由附会而来，不足凭信”。阳明病分经、腑之证，亦是不足为凭的。仲景《伤寒论》以“三阴三阳”六病立论辩证，从未谈什么经证、腑证，即便是同一“三阳病”，少阳病则伤寒诸书从不作经、腑论，不知唯独太阳、阳明病与其它四病有何特殊之理言分经、腑证。硬从太阳病及阳明病中，强分出“经证”与“腑证”，实是仲景之所未言，而有悖仲景之旨意。既于原著中无依据，又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于实践中无指导意义，故应予废之。
4《伤寒论》扶阳理论的反思
伤寒与温病，是中医外感疾病的2大类型。古人认为，“温病最善伤阴”,“伤寒最易伤阳”。因此，论其治疗大法，常谓温病始终以救护阴津为主，而伤寒“处处为扶阳而设”,“伤寒法在救阳”。笔者认为实则并非尽然，伤寒不仅能伤阳，亦能伤阴。这是因为《伤寒论》所论之“伤寒”，乃广义的伤寒，其中也包括温病，温热病极易灼津伤阴。伤阳或伤阴，外邪的性质虽然是重要条件，但决定性的因素却是人的体质。阴虚之体，为驱其邪，若误用汗、吐、下法太过，也会致阴津亏损。另外，寒虽为寒，但其久羁可蕴而化火，火热伤津，亦可形成阴虚火旺之证。故实际上，仲景在《伤寒论》中，不但指出了“亡津液”的病因病机，而且还强调了“存津液”的重要性，创立了许多滋阴益津的大法和名方，为后世温病学家开辟了养阴治法的先河[6]。清代陈修园曾深有感慨地说：“读《伤寒论》数十年，然后悟出‘存津液’三字”。实为阅历之言。
例如，①清热救阴：凡外感热病，邪热火里化燥，势必伤阴。如《伤寒论》说：“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又说：“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白虎汤主之”二者治疗均用白虎汤重剂，从撤其热，保存津液。正如张锡纯所说：“方中重用石膏为主药，取其事辛凉之性，质重气轻，不但长于清热，且善排挤内蕴之热息息自毛孔达出也。用知母者，取其凉滋阴之性，既好佐石膏以退热，更可防阳明热久者之耗真阴……”。张氏善治伤寒之学，对石膏研究至深，对仲景用白虎汤独具卓识，值得效法。②泻热存阴：伤寒邪热入里，病传阳明或至少阴，其人多汗，津液外泄，热邪内聚胃肠，气机阻滞不利，因而致成胃中燥热，大便硬结之里热实证。《伤寒论》中的“阳明病篇”和“少阴病篇”各立有“三急下证”，均属阳热亢盛而致阴虚者。例如，“阳明病，发热，汗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第253条)；“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干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第320条)。用大承气汤者，以大黄、芒硝泻热，从厚朴、积实行气，泻热行气并用，使之达到清热顺气，泻热以存阴的目的。③润燥养阴：例如《伤寒论》中所述胃强脾弱的脾约证，治用“麻子仁丸主之”。其病机，因为弱者受强者之约束，气馁不用，脾失传输，不能布津，但输膀胱，所以小便数，大便硬。程郊倩说：“脾约者，脾阴外渗，无液以滋，脾家当先自干槁，何能以余阴荫及肠胃，所以胃火盛而肠枯，大便坚而粪粒小，麻子仁丸宽肠润燥，以软其坚，欲使脾阴从内转耳”。所谓“胃强”者，胃中余热未尽也；“脾弱”者，脾不能为胃行其津液而为肠中津亏失濡也。因此，脾约证既有邪热未除，又有阴液亏损，成虚实夹杂之势，治当润燥养阴，方用麻子仁丸。④降火滋阴：例如《伤寒论》303条云：“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黄连阿胶汤主之”。后世称此为阴虚火旺，心肾不交证。心居上焦属火，肾居下焦属水，肾阴亏虚，水不上升；心阳偏亢，火不下降；心肾上下不能交通，故心中烦热，不能安寐。治用黄连阿胶汤，是以方中阿胶、芍药、鸡子黄滋阴益肾，再以黄连、黄答清心降火，使水火既济，心肾相交。
如此等等，示人以外感病中，必须十分注意护阴，不得独重温阳。
参考文献：
[1]王琦.六经非“经”.[J]中医杂志1983(6):4 [2]章次公.仲景在医学上的成就.[J]中医杂志，1955,(2):8 [3]严世芸.对“伤寒论六经提纲”的商榷.[J]上海中医药杂志1982,(9):2
[4]王琦.提纲非“纲”论.[J]吉林中医药，1983,(2)：40 [5]王琦.无分“经”“腑”论.[J]云南中医杂志，1985,(3):10
[6]陈瑞春.略谈《伤寒论》的救阴法.[J]中医杂志，1982,(1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