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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以术为精，术为医之基。一好的医生，必须具备高明的医术才能解除患者的痛苦，解民于倒悬。所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研讨医术，如何使自己的医术精益求精，又怎样把自己的医术贡献给人类这几个命题，自古至今都被作为是医生最重要的职业道德，即医德的标准。关于这一医德思想，《素问》中有大量的论证和记述。
首先，医生要认真研究医学理论，从事医疗实践，“通书受事众多”(《徵四失论》)，否则，“百病所起，始以自怨，遗师其咎”(同上)，等遇到困难的时候才埋怨自己学术不精或归罪老师教得不好，那就晚了。如果造成“绝人长命，予人夭殃”(《离合真邪论》)的悲剧发生，把痛苦留给了患者，把本不该死的人给治死了，那就更应该受到道德的遣责。
鉴于此，医生必须从多方面下功夫，对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治疗、预防、康复的各个环节上去进行深钻细研，“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像加工骨角那样切之而复蹉之，像加工玉石那样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真精。
《素问》中记载了多种多样的治疗原则，可谓“术之精”反映的一个侧面。有从八纲辨治入手的，如“阳病治阴，阴病治阳”(《阴阳应象大论》)，此阴阳之治也；“其在皮者，汗而发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同上)，此表里之治也，“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至真要大论》)，撕热之治也；“盛者泻之，虚者补之?同上)，此虚实之治也。有从运用五行生克规律入手的，如“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六元纪大论》)还有从调整机体平衡关系入手的，如“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润之，急者缓之”(《至真要大论》)，“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阴阳应象大论》)等。
《素问》中集中了丰富多彩的治法，可谓“术之精”反映的又一个侧面。有从整体出发而决定的标本先后和逆从正反的不同治法，在《标本病传论》和《至真要大论》中有详尽的论述，指出“病发而有余，本而标之，先治其本，后治其标。病发而不足，标而本之，先治其标，后治其本。”“微者逆之，甚者从之。逆者正治，从者反治。”有从疾病的不同情况入手而采取各种不同治法的，分布于全书许多章节中。如以手法为主的针法、灸法、洗浴、熨贴、按摩(《玉机真藏论》)、导引(《奇病论))等法，以药物治疗为主的汗法(《玉机真藏论》)、下法(《热论》)、清法、消法(《六元纪大论》)、温法、补法、和法(《至真要大论》)等和放血(《三部九候论》)、食疗(《病能(态)论》)、隔离(《刺法论》)、康复(《热论》)等其它方法。
《素问》中汇集了精要的药物学知识，这也可以认为是“术之精”的反映。它运用了谷、生铁落、血余炭、泽泻、鸡矢白、乌贼骨、佩兰、辰砂、雄黄、雌黄、金箔等多种动物、植物、矿物作为治病的药物，并制成汤、丸、散、膏、丹等多种供内服和外用的不同剂型，有的用于疾病的预防，有的用于疾病的治疗，不仅开创了我国方剂学的先河，而且对后世方剂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对药物的认识也达到了相对臻善的程度，指出药物的性味与其作用于人体部位的关系是“味厚者为阴”，“阴味出下窍”；“气厚者为阳”，“阳味出上窍”(《阴阳应象大论》)；与治疗的关系是“味厚则泄，薄则通”(同上)；具体作用是“甘缓”、“辛散”、“酸收”、“苦燥”、“淡泄”、“咸泻”(《至真要大论》)等。
其它像对病因病机、辨证施治、防治手段等方面的精辟论断在《素问》中亦属常见，均可反映出“以术为精”的医德思想精华。医生只要按照“以术为精”的医德思想进行修养，“见微得过，用之不殆”(《阴阳应象大论》)，以能在纷纭复杂的情况下得心应手地对疾病进行准确诊疗的目的是能够实现的，从而最终成为“善诊者”、“善用针者”(同上)，使“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异法方宜论》)，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解除人类的疾患之苦。
《黄帝内经》中的医德学思想奠定了我国传统医德学的基础，对我国传统医德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对整个祖国医学的不断发展和繁荣、对保障中华民族的休养生息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它的许多内容不仅作为历代医家顶膜的圣典被模仿、效法并不断发挥，而且在今天看来还不失为一面有益的镜子，这正是它思想上的人民性和学术上的继承性的表现。但是，决不能因此而把它和社会主义医德打等号，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应用。这是因为，第一，这些理论本身尽管在字面上和我们今天讲的医德规范有相似之处，但实质上并不完全相同，第二，我们择引的是其精华部分，而不是其全部。
对于《黄帝内经》中的医德思想，我们大体上可分为三种情况来对待：一是优秀的部分，可以认为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食粮中的珍品，值得我们学习继承，但必须结合新的历史条件的要求不断发展它、丰富它、提高它，赋予它新的时代精神，使它成为社会主义医德的构成。二是基调尚好，但存在有恩赐观点和唯心主义成分的那部分，则需要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存精、扬利除弊的改造，吸收其有益的成分，改造和处理其中的消极因素，然后再去发展、丰富、提高它。三是对于反映统治阶级道德观念、剥削阶级陈旧意识、封建礼教思想、迷信思想等属于糟粕的部分，当然要毫不吝惜地把它摒弃掉。
首先，医生要认真研究医学理论，从事医疗实践，“通书受事众多”(《徵四失论》)，否则，“百病所起，始以自怨，遗师其咎”(同上)，等遇到困难的时候才埋怨自己学术不精或归罪老师教得不好，那就晚了。如果造成“绝人长命，予人夭殃”(《离合真邪论》)的悲剧发生，把痛苦留给了患者，把本不该死的人给治死了，那就更应该受到道德的遣责。
鉴于此，医生必须从多方面下功夫，对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治疗、预防、康复的各个环节上去进行深钻细研，“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像加工骨角那样切之而复蹉之，像加工玉石那样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真精。
《素问》中记载了多种多样的治疗原则，可谓“术之精”反映的一个侧面。有从八纲辨治入手的，如“阳病治阴，阴病治阳”(《阴阳应象大论》)，此阴阳之治也；“其在皮者，汗而发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同上)，此表里之治也，“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至真要大论》)，撕热之治也；“盛者泻之，虚者补之?同上)，此虚实之治也。有从运用五行生克规律入手的，如“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六元纪大论》)还有从调整机体平衡关系入手的，如“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润之，急者缓之”(《至真要大论》)，“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阴阳应象大论》)等。
《素问》中集中了丰富多彩的治法，可谓“术之精”反映的又一个侧面。有从整体出发而决定的标本先后和逆从正反的不同治法，在《标本病传论》和《至真要大论》中有详尽的论述，指出“病发而有余，本而标之，先治其本，后治其标。病发而不足，标而本之，先治其标，后治其本。”“微者逆之，甚者从之。逆者正治，从者反治。”有从疾病的不同情况入手而采取各种不同治法的，分布于全书许多章节中。如以手法为主的针法、灸法、洗浴、熨贴、按摩(《玉机真藏论》)、导引(《奇病论))等法，以药物治疗为主的汗法(《玉机真藏论》)、下法(《热论》)、清法、消法(《六元纪大论》)、温法、补法、和法(《至真要大论》)等和放血(《三部九候论》)、食疗(《病能(态)论》)、隔离(《刺法论》)、康复(《热论》)等其它方法。
《素问》中汇集了精要的药物学知识，这也可以认为是“术之精”的反映。它运用了谷、生铁落、血余炭、泽泻、鸡矢白、乌贼骨、佩兰、辰砂、雄黄、雌黄、金箔等多种动物、植物、矿物作为治病的药物，并制成汤、丸、散、膏、丹等多种供内服和外用的不同剂型，有的用于疾病的预防，有的用于疾病的治疗，不仅开创了我国方剂学的先河，而且对后世方剂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对药物的认识也达到了相对臻善的程度，指出药物的性味与其作用于人体部位的关系是“味厚者为阴”，“阴味出下窍”；“气厚者为阳”，“阳味出上窍”(《阴阳应象大论》)；与治疗的关系是“味厚则泄，薄则通”(同上)；具体作用是“甘缓”、“辛散”、“酸收”、“苦燥”、“淡泄”、“咸泻”(《至真要大论》)等。
其它像对病因病机、辨证施治、防治手段等方面的精辟论断在《素问》中亦属常见，均可反映出“以术为精”的医德思想精华。医生只要按照“以术为精”的医德思想进行修养，“见微得过，用之不殆”(《阴阳应象大论》)，以能在纷纭复杂的情况下得心应手地对疾病进行准确诊疗的目的是能够实现的，从而最终成为“善诊者”、“善用针者”(同上)，使“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异法方宜论》)，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解除人类的疾患之苦。
《黄帝内经》中的医德学思想奠定了我国传统医德学的基础，对我国传统医德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对整个祖国医学的不断发展和繁荣、对保障中华民族的休养生息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它的许多内容不仅作为历代医家顶膜的圣典被模仿、效法并不断发挥，而且在今天看来还不失为一面有益的镜子，这正是它思想上的人民性和学术上的继承性的表现。但是，决不能因此而把它和社会主义医德打等号，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应用。这是因为，第一，这些理论本身尽管在字面上和我们今天讲的医德规范有相似之处，但实质上并不完全相同，第二，我们择引的是其精华部分，而不是其全部。
对于《黄帝内经》中的医德思想，我们大体上可分为三种情况来对待：一是优秀的部分，可以认为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食粮中的珍品，值得我们学习继承，但必须结合新的历史条件的要求不断发展它、丰富它、提高它，赋予它新的时代精神，使它成为社会主义医德的构成。二是基调尚好，但存在有恩赐观点和唯心主义成分的那部分，则需要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存精、扬利除弊的改造，吸收其有益的成分，改造和处理其中的消极因素，然后再去发展、丰富、提高它。三是对于反映统治阶级道德观念、剥削阶级陈旧意识、封建礼教思想、迷信思想等属于糟粕的部分，当然要毫不吝惜地把它摒弃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