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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中医药学会
李 致 重
(2009年5月4日于香港医院管理局演讲厅)
此次甲型流感(H1N1)在出现之初，因为该病毒由先致猪发病，而后再传给人，所以不少国家、地区的报导将其称之为“猪流感”。看到这个病名，令人顿生难堪——猪病传人，便将人之病也以“猪”命名，这在现代文明的社会里，诚可谓史无前例、有失风雅了。
几天之后，各种不同的说法相继出现。香港称之为“人类猪流感”。更多的则有“美洲流感”、“北美流感”、“墨西哥流感”、“2009大流感”等。也许墨西哥人有一些特殊的情绪化反应，将这次的流感称之为“国家恐怖主义”。于是，世界卫生组织于5月初才将其定名为“甲型流感(H1N1)”。
4月中旬以来，有关甲型流感病名纷呈的情况表明：人类在遭受病毒肆虐的同时，又一次承受着心理上的病毒恐怖。而且，这一次病毒恐怖起于北美，比起2003年的SARS和2005年的禽流感，其来势更猛，波及范围也更广。
2005年，笔者在《太乙天符年人、禽流感的中医学解析》一文中曾经说过：“上帝派病毒来，来医治人们的忘记”。平心而论，对于形下性的西医来说，的确缺乏治疗病毒性疾病的特异性药物——这原本是不足为怪的。而对于形上性的中医来说，过去的50年，几乎是“中医西医化”的50年。我们把中医与自身发展的历史，人为地切断了；把曾经有过的辉煌，也随之淡忘了。如果说，接连三次的病毒性疾病真的有什么“医治”之意，恐怕是要医治我们对于中医的数典忘祖。但愿这一次甲型流感(H1N1)的降临，能帮助我们恢复对中医特色与优势的遗忘。
一、2003年SARS防治的回顾
2003年以国内和港、台为主要疫区的SARS肆虐，给人们留下了许许多多的记忆和启示。
1. 撞击人心的病死率
据相关资料，2003年SARS的病死率，平均为12%左右。而在医疗条件相对较差的国内，病死率为5.9%；在医疗条件相对优越的台湾为12%，香港为17%。那一年，SARS最先在广东出现时，由于病人可以在不受任何干预的情况下，自我选择中医医院或者西医医院接受治疗，病死率仅为3.6%。广东SARS接近尾声的时候，当年3月12日香港才出现首例病人。如果香港能够在广东防治经验的基础上，及时采取中西医配合的防治方式，相信病死率不会是全世界发病地区之最高。这一教训至今仍让香港人记忆犹新，时而依然心有余悸。
2. SARS肆虐北方的拐点
2003年4月，SARS在国内北方出现。由于管理上的原因，中医没有能够及时介入治疗。于是，SARS病情急剧恶化，病死率居高不下，举国人心惶惶，宛如大祸临头。5月8日，国务院新任命的卫生部部长，即国家副总理吴仪主持召开中医专家会议，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同时，当即做出了中医参与SARS治疗的决定。决定的当天，就有多个中医专家分队进入SARS临床第一线。从此很快煞住了SARS的势头。不到两个星期，即5月20日左右，整个北方SARS的疫情，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并很快转入SARS疫情的尾声。这一事实，令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从此对中医刮目相看。
3. 罕见的“三个零”
在整个SARS治疗过程中，最罕见、最值得庆幸的是“三个零”。那一年，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前前后后共收治了45例SARS病人。病人完全是在本人自主选择的情况下，进入该医院接受治疗的。最后取得的治疗效果是：病人零死亡，医护人员零感染，病人零转院。这里特别应当一提的，是病人零转院。这一家附属医院绝不是把病情轻的病人留给自己，把病情重的病人转到西医院。这样的治疗结果，不言而喻证明了中医治疗SARS的卓越疗效。这一事实至今让人谈起，一种油然而生的骄傲之意，隐隐约约涌动在心头。
4. SARS令中医学术走出历史的谷底
在SARS肆虐时，中医以无可辩驳的临床疗效，向世界展示了中医的特色、优势和价值，不期而然地引起了国内更多人对中医的关注。记得2003年10月，在北京香山召开的专题讨论中医基础理论发展的科学会议上，邓铁涛老教授兴奋地说：“SARS必将让我们的中医走出发展的低谷”。他还说：“中医的基础理论是临床的生命线。我们这一次拿疗效给社会看，给老百姓看，就是那些主观上想‘西化中医’的人，也要接受这个事实，承认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科学性”。这几年，国内中医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SARS之后，在吴仪副总理领导卫生部期间，他多次在多种场合强调：要重视中医，特别要发挥中医的特色与优势，要按照中医内在的自身规律发展中医。最近的几年，中医在国内的整个形势大有改观，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社会对于中医的需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政府对于中医的发展特别重视。2009年元旦以来，不断传来了令人兴奋新消息。
2008年在讨论我国国务院“医改”方案时，有人说：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如果忘记了中医，那将永远是、必然是彻底失败的改革。2009年3月，卫生部陈竺部长在谈到“健康中国2020战略规划”时指出：这是中国卫生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与“医改”相辅相成的。并强调：“中医药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一个核心的部分”。
2009年4月6日，由国务院批准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即“三定”方案)，进一步突出了“加强促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的发展”的职责。并把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与发展中医摆在并列位置上的中西医结合，放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内设的“医政司”管理。这对于正确贯彻“中西医并重”的卫生工作总方针，对于推进中医与西医以并存并重，共同繁荣为前提，以临床相互配合为重心，是一项明智而重要的调整。这一重要的调整，体现了本屆政府在医疗体制改革上的决心和勇气。
2009年4月21日，在中央关于“要坚持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的精神基础上，又颁发了《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的若干意见》。《意见》就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以及许多具体内容和要求，做了部署。
此次甲型流感(H1N1)一出现，国家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4月24日，及时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在医疗卫生应急工作中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的通知》。这与2003年SARS期间的情况相比，是令人振奋的新气象、新局面。
香港与国内，在行政体制上是一国两制。然而，科学技术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国内中医发展的形势对香港来说，既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也需要快马扬鞭急奋蹄。当前，也正是香港向国内学习、借鉴的大好时机。我们今天这一次讲座，是甲型流感(H1N1)肆虐以来，香港医院管理局中医部组织的全港第一次关于中医防治的学术讲座。这是SARS期间所没有的，我为此感到高兴。
二、中医外感病防治的基本观念
1.哲学智慧把中医推向理论医学的台阶
2005年1月，本人与德国M.波克特先生应邀在国内举办的一次报告会上，M.波克特先生曾以《中医是成熟的科学》为题，发表了他对中医的看法，以及对中国中医发展的期盼。他认为“中医是成熟的科学，而且在两千五百年前就达到了成熟科学的水平”。他的演讲如雷贯耳，与会者为之大震。
换一个角度说，中国的哲学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已经把中医推上了理论医学的台阶。因为中医研究的“人”，涉及到“天道”、“人道”、“个体化之道”三个层次。这里的“道”，即规律、原理、法则的意思。把这些规律用在发病的角度上讲，疾病的形成应该包括相应的三个方面：第一，天地(自然)的大规律与人类疾病的关系；第二，人类生命的共同规律与人类疾病的关系；第三，每一个人的个体特点与他本人发生疾病时的关系。以上三方面，是西医所没有的。这是从哲学理论上讲的，应当说中医是认识人类生命的一种大智慧。
接下来，再把这些哲学理论上的大智慧，运用于具体的人、具体的疾病的预防与治疗，于是便形成了中医防病治病的临床技术体系与经验。如此以来，就整个中医学体系而言，它包括了理论(科学)体系、技术体系与经验三个层次的知识内容。因此，中医防病治病的过程，就是在中医学理论指导之下，运用中医的临床技术，或者临床经验的过程。
我们这里不便作太多的理论阐述，但是有三点需要我们予以正视：第一，中医是人类医学史上历经了两千年实践检验的医学；第二，中医也是世界传统医学里，唯一成熟的医学，它已经具备了完善的理论体系，而不是一种简单的经验医学；第三，中医是形上性的医学科学体系，前面提到的“天道”、“人道”、“个体化之道”，指的就是人的形上属性。因此，基于历经了两千年实践检验的、唯一成功的，而且属于形上性医学的这些基本特点，我们在这次甲型流感(H1N1)的预防与治疗中，就可以更好地发挥中医的防治特色与优势。
令世界感到恐惧的病毒性疾病，在中医的理论上是如何认识和理解的呢？
2. 是敌我关系，也是共生关系
在中医来看，人和病毒、细菌既是敌我关系，也是共生关系。就病毒、细菌可以致病，人也可以免疫病毒、细菌这一方面而言，双方是敌我的关系。但是，就《黄帝内经.保命全形论》关于“人以天地之气生，以四时之法成”这一说法，在“天地之气”，“四时之法”中，当然也包括病毒与细菌在内。所以病毒与细菌，也是天地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共生，指的就是这种特定的关系。
(1). 水能浮舟，亦能覆舟
《金匮要略》说：“夫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里面的“风”，包括了风、寒、暑、湿、燥、火。从四时气候正常变化的角度上讲，中医的藏象学说中的“五气”，即风、火、湿、燥、寒，显然是自然界正常气候变化与人体生理关系的内容。这正如恽铁樵先生所说：“《内经》之五脏，非血肉的五脏，乃四时的五脏”。人既然是“天地之气”所生，“四时之法”所成，所以“天地之气”、“四时之法”当然是中医藏象理论的重要内容。因此在中医看来，人的生命与四时气候变化密切相关，这就是“水能浮舟”的意思。
“亦能覆舟”，则正好相反。四时的风、寒、暑、湿、燥、火，如果太过或者不及，就是四时变化的反常，中医便将其称之为六淫邪气。在中医发病学角度上讲，即致人于病的风、寒、暑、湿、燥、火之邪了。四时变化的反常，《金匮要略》上这样说：“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过”。这四句话，其实从时间演变的先与后，讲了四时变化反常的太过或者不及两个方面。人若不能做到既知常，又达变，那就难免要发病。这就叫“亦能覆舟”了。
这里还需进一步强调一点：我们决不能用西医对待病毒和细菌的覌念，理解或者讲解中医在外因上所说的六淫邪气。也就是说，理解或者讲解风、寒、暑、湿、燥、火六淫，应当着重从疾病过程中，病情的六种不同属性特点上来理解。否则，我们就会把六淫与西医所讲的病毒和细菌等同起来，把中医的外因等同为西医的致病因子，从而陷进“外因决定论”的歧途。我在讲《伤寒论》、《中西医比较》等课程时常说：病机这一概念包含了发病原因、疾病性质、疾病发展趋势这三方面要素。所以病因实际上是归属于病机的，应当把病因放在病机之内来理解。这样，就与疾病的属性特点相互呼应，联系为一了。同时在讲《伤寒论》、《中西医比较》还强调：我们拿不出一粒风、一颗寒、一袋暑、一杯湿、一瓶燥、一寸火来；既然有“浮舟”、“覆舟”的二重性，那么离开了疾病现场的具体病人，六淫便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了。这一点，如果我们站在哲学、形上学的角度上，把风、寒、暑、湿、燥、火视之为类比概念或者抽象概念，而不是把它误认为具体概念或者实体概念，那就不会在病因的问题上，陷进西医的“外因决定论”了。我知道，在唯物质论的文化背景之中，我们的头脑很难一下子转过来，转到中医的特色上来。但是在这一原则问题上，我们是非转不可，不转不行的。这个问题貌似简单，实则是一个复杂而又至关重要的学术大问题。这里似乎与今天的专题讲远了，不过还是非讲不可，不讲不行的。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另行深入地专题讨论。
(2). 没有病毒、病菌就没有人类免疫系统
刚才讲到，按照水能浮舟，亦能覆舟的观点，病毒、细菌对于人具有二重性。世界上如果没有病毒，如果没有细菌，那就没有人类不断完善、相对健全的免疫系统。当然，这里说的免疫系统，是借用西医的概念讲的。
在人的整个生、长、化、收、藏全过程中，当然包括了病毒和细菌的作用在内。借用西医的术语讲，如果自然界没有病毒与细菌，便不会有人类的免疫系统；正是因为病毒与细菌致人于病，也才逐渐使人类的免疫系统健全了起来。从病毒和细菌产生的时间而言，应该说，病毒和细菌的出现，远比人类要早得多。至于医学的出现，那是很晚以后的事了。所以中医学的形成过程里，不可能不会感知到病毒、细菌的存在。只是中医从临床疾病出发，以内、外因相互作用而为病的理论，把包括病毒和细菌在内的“六淫”，统统称之为外邪罢了。至于一个人在疫情出现之时，病还是不病，那是这个人内、外因相互胜负、消长关系的问题，是中医在发病理论上讨论的内容。在内、外因的问题上，中医紧紧抓住“邪正消长”四个字。这其中，显然包含了内因与外因、邪与正，相互作用、相互消长的二元关系。如果只把病毒、细菌视为敌人，不考虑内因和正气，那就不是中医的思维了，而且有失简单、幼稚了。
所以，病毒、病菌可能致人于病；病毒、病菌也是人类免疫系统形成、完善的动力。这一点，不论从中医角度上讲，还是从西医角度上讲，其实都应该这样看待。有了这一基础，往下要讲的甲型流感(H1N1)的预防与治疗，共同话题就会多一些的。
(3). 邪正共生的最佳预期是“阴平阳秘”状态
《内经》讲：“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所谓“阴平阳秘”，即“以平为期”、“阴阳自和”的健康状态。用《中庸》的话讲，就是“中”与“和”的状态，也是“致中和”思想所预设的最佳目标。
如果我们这里对“阴平阳秘”用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加以形容的话，那就是：把阴比作为“0”，把阳比作为“1”，那么“阴平阳秘”即是0与1的之间的，阴阳各0.5的平均数。阴、阳各0.5的平衡状态，这就是《中庸》所指的最佳点的“中”；如果阴阳相消长在0.4至0.6的范围之内，即可比作《中庸》所指的仅次于“中”的“和”。“中”与“和”虽有差异，但在动态的生命过程里，都可以视为“阴平阳秘”。再按照《内经》在《生气通天论》里所讲的“人以阳气为本”的精神，生命过程里的阴平阳秘状态，也是人以阳气为本前提下的阴阳自和。人以阳气为本的思想，习惯上也用“阳主阴从”来表达。所以换一句话说，“阴平阳秘”，也就是“阳主阴从”的邪正消长过程中，机体处于动态平衡的健康状态。这一段可能太理论了些，请大家仔细理解清楚。
接下来从我们要讨论的甲型流感(H1N1)来看：如果人体在“阴平阳秘”的状态中，人和病毒相接触时即可以经过“和”到“中”与的动态变化，以不发病为前提，平安自然地产生抗体。这种不受疾病之苦而预防甲型流感(H1N1)的方式，当然是最理想的最佳预期。这也是按照中医的智慧，不费力气即可以做到的。
要使人群达到这个预期，可以说是医学家的责任，但更应当是人类固有的机能。这种固有的机能，不论中医与西医，尤其是作为中医工作者而言，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因为这不仅是数千年临床实践证明了的道理，也是SARS和禽流感期间人所共知的事实。
(4). 邪正消长的相互关系不可忽视
为了进一步说明动态中的阴平阳秘和邪正消长的相互关系，我们不妨联系2003年的SARS，再作一下回忆。下面举一些具体数字，以作说明。
第一，2003年时，香港人口680万。SARS期间发病者为1755人，占总人口的0.025%，也就是一万人中，平均有两个半人发病。这个比例，应该说不算高。
第二，在2004年4月12日，香港大学袁国勇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检查化验了若干香港人的SARS抗体存在的状况，然后根据检出SARS抗体的比例推出，SARS期间全港感染病毒者约为三万五千人左右。但是，SARS期间全港的发病人数为1755人，发病率占全港感染病毒者的5%左右。这就是说，有95%的人在直接感染病毒之后，并没有发病。所以可以认定，他们是在“阴平阳秘”前提下，未经疾病之苦而获得抗体。这表明中医阴平阳秘和邪正消长的学说，是科学的、翔实的、可靠的。
第三，2003年SARS之后，本人所在的香港浸会大学对患过SARS的病人，进行后期关怀性的询访与调理。本人在对50多位SARS病人的询访中发现，不少于70%的病人，发病之后病情相对较轻。在西医缺乏可靠的特效药的前提下，3天之内缓解，体温恢复正常，隔离调护期满之后而出院。这个比例，与后来多处关于SARS期间患者病情轻重的比例报导，基本一致。从中医邪正消长的关系看，对于病情较轻的解释无非是两种：其一感邪较轻，其二正气较旺。所以，如果中医早期介入，予以及时、有效地治疗，这70%的比例，必将会大幅度提升。
上述事实表明，从医学研究而言，医学家欲全面掌握SARS的预防、传染、发病、治疗、控制、抢救等等一系列内在规律，更应该关注的是：其一，SARS流行中未病的99.75%；其二，感染病毒而不发病的95%；其三发病后病情较轻的70%以上。其实，这些方面始终是中医学关注的重心。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中医关注的人，是“天道”、“人道”、“个体化之道”的整体的人，因而是形上性的人。认清了这些大前提、大样本，对于具体、个别病人的治疗，大方向、大思路便清晰得多了。
3.“以病毒为本”与“以人为本”
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病毒为本”，倾向于“多因素相关性”，还是“外因决定论”，这是中医与西医在对待和处理外感病时的明显区别。
(1). 病毒是致病的相关因素，而不是决定因素
在谈到中医治疗外感病的优势时，常常会提到西医的“外因决定论”的问题。所谓“外因决定论”，是指西医在讨论传染病、外感病的发病原因时，往往把病毒和细菌，作为致病的决定性原因来看待。所以治疗传染病、外感病的主要目标和方法，就是灭菌、抗毒。认为只要把入侵体内的病毒和细菌杀灭了，治疗的主要目标就达到了。因此，西医对抗生素或抗病毒药的使用，从发病用到痊愈，不论传染病、外感病的初期、危重期、恢复期，药物的品种可有更换，但灭菌、抗毒的治疗原则一点不会改变。这种针对外来的病毒和细菌，彻头彻尾，一用到底的治疗，正是西医外因决定论所决定了的。
20世纪前半叶，西医在外感病治疗上的进步，主要是细菌性疾病。先是磺胺类药物的广泛使用，以后则是不断问世、不断淘汰、不断更新换代的抗生素。但是，在病毒性疾病的防冶上，至今没有杀灭病毒的特异性药物可用。这使“外因决定论”变得一筹莫展，也使人类的“病毒恐俱症”愈演愈烈。究其原因，当然归咎于形下性的西医生物医学的局限性了。这一点，本人在香港浸会大学期间开设的“中西医比较”一课里，已经从哲学，从科学史，从人类生活史上做了讲解。这里仅提一下，不详细说明了。
中医从天、地、人、我诸多因素的相互关联中，寻求具体疾病的病机特征，这是中医学的天然优势。在中医看来，任何疾病的发生，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一点，我们习惯称之为“多因素的相关性”。所谓天、地，其实就是自然界，是人所存在的客观环境；而这里的人，指的是人类之人；这里的我，是个体化的我。病毒在传染病、外感病的发病中，仅仅是多因素相关性中的一个因素，当然不能视之为传染病、外感病发病的决定性因素了。这里讲的天、地、人、我，可以大体分为外与内两大类。而每一类之中，又可以分解出许许多多与疾病相当的因素。所以我常常告诫学生，中医就是以广阔的视野，开放的思维为前提，遵循多因素相关性的理念，在对诸多疾病相关因素的理性思维中，准确把握临床病机，而立法、用方的。因此，多因素相关性是中医的天然优势，是对西医单因素决定性的形而上的互补。防治甲型流感(H1N1)，正需要这一优势。
(2).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有了以上的观点，我们可以这样说：细胞是病毒入侵者，但不能说人是病毒的入侵者。这句话的意思是，病毒进入一个细胞，导致该细胞坏死，最后使整体层次上的人，病情不断加重；人不是病毒的入侵者，因为人是由器官，组织，细胞构成的，细胞只是人的整体层次以下的局部。我们前面讲过，一个阴平阳秘之人，对病毒有充分的免疫力。为什么整体层次以下的细胞虽然受病毒感染了，而95%以上的人却不发病呢？因为这个人是中医认为的阴平阳秘之人，他可以把病毒自然而然地免疫在自身之内。
面对甲型流感(H1N1)的肆虐，相信人们看到了这一点，对病毒就不会那么恐惧了。
(3).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所谓邪气，是指干扰正常生命的不正常因素；所谓正气，是指天道、人道、个体之道在人生命过程中，综合统一而成的生命力。这个意思我们在以前已经讲过，这里不再赘述。
其气必虚的“虚”，可以从两方面理解。其一是正气不足，生命力低下的意思；其二是人体气血阴阴失调，有外来邪气的可乘之机。《内经》在其《百病始生》一篇里说：“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这里的“虚”，即包括上面两层含义。接下来说的“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一句中的“两虚”，其实指的是外因与内因两个方面。两个方面在发病上相互契合，于是才会发生疾病。所以外因与内因，无一不成，唯一不成。而且就在发病学上来看，中医更强调人为本，邪为标。这是重视内因的观点，或者可以说是中医的内因决定论观点。这与哲学的内因决定论观点一致，而与西医的外因决定论，恰好是相对的。
4. 鱼与塘，同时并重、缺一不可
在讨论外感病时，有一句有趣的哲言值得我们思考。“一条鱼死了，应从鱼身上找原因；一塘鱼死了，则应从塘水上找原因”。面对今天的甲型流感(H1N1)，如果病毒仅仅侵犯了一个人，那当然不必大惊小怪。但它今天引起许多人同时发病，这是疫情问题，不是个案问题，这就要从塘水上找原因了。
但是，中医的“塘”和西医的“塘”不一样。西医的塘小，而且是不可琢磨的；中医的塘大，有范围、有规律、可琢磨、可思考，而且经受了两千年的实践检验。西医把病因紧紧地盯在病毒上，但病毒在哪里呢？虽然可以笼统地认为病毒在周围环境，但环境是一个模糊的空间概念，一个无边无际的外界。若要消毒，那只有在自己预设的空间里扑风捉影。如此以来，面对预设的环境，不论采取何种方法抗击病毒，都只能是不抗击感到恐俱，抗击也感到恐俱。中医的理论本来就建筑在天、地、人、我之上，若预防流感，只须两条即可：其一，观天时之顺逆，知太过与不及；其二，因天时之变，作自我调节，令内在的正气自我平衡即可。所以说，中医面对着一个有理性与实践相统一的大环境，这是在形而上视野下，保持人与环境和谐的大智慧。比起西医所讲的环境卫生来，其意义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5. 中医对甲型流感病机的思考
虽然截至今天，我们还没有在临床上见到过甲型流感(H1N1)，但是遵循中医的相关理论以及发病地区的相关报道，对于甲型流感发病后病机的大体特点，其实有相当的认识基础了。以下几点，供大家参考：
第一，今年是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之年。因此今年的气候特点，可以用“湿”和“寒”两个字来概括。因此湿与寒，很可能是甲型流感(H1N1)初起的主要特征。
第二，今年春季的气候有一些反常，大体可以用“春寒”概括其特点。大寒之后，在“一之气”的两个月，因厥阴风木当令而气候忽冷忽热的现象十分明显。而且忽冷忽热的过程中，每一次气温下降时，不是天寒多云，就是阴雨绵绵。这一气候反常的特点，中国的长江、黄河流域如此，香港、广州也如此。虽然我国不是甲型流感(H1N1)的首发之地，但春末的寒、湿特征，不容忽视。
第三，为什么甲型流感(H1N1)首先会出现在猪身上呢？因为猪在“五畜”里属水，为水寒之性。以肉食特点而言，猪肉性最凉，入肾经；牛肉性平和，入脾经；羊肉性偏热，入肝经；狗肉最热，入心经……这是中医在食物药性化的前提下所做的归属。或可根据猪的其寒、湿之性，作为相关性的一种参考。
第四，据有关报导，甲型流感(H1N1)病人早期主要的表现为：怕冷、发热、头痛、肌肉酸痛、喉病、咳嗽、身体乏力等。这些情况与《伤寒论》麻黄汤八证的“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与大青龙汤证的“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以及“伤寒，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与《温病条辨》湿温初期的三仁汤原文的“头痛恶寒，身重疼痛”，都有相似之处。概括起来说，凡是外感病初期有身体疼痛，或酸痛，或骨节疼痛，或一身困重者，就其病机而言，不是属寒，就是属湿。习惯上将六淫外邪按阴、阳属性，分为两大类：即“风统温热”，“寒统燥湿”。故湿、寒之邪，都属阴邪。因此从甲型流感(H1N1)初期出现典型的肢体疼痛，就不难理解了。
第五，从SARS以来到甲型流感(H1N1)，“飞机传播”的问题令人们颇为关注，也令世人甚为恐惧。但是，同一架飞机内，人群相互的传染往往并不明显。至于走出机舱被查出患有甲型流感的原因有二：其一，患者登机前为流感潜伏期的病人；其二，机舱内温度调控过低，长时间旅途劳累与休息不足，个体差异或免疫力不足，因而在途中骤然发病。后者的情况，似乎可能性更大。连续一、二十小时“空调”下的寒凉小环境，或者正是影响人身阴平阳秘的直接原因。这种情况，亦与以上四方面原因颇相契合。
之前讲过，多因素的相关性是中医解释发病、诊断疾病的原则。所以把以上五方面因素综合起来，甲型流感(H1N1)初起以寒湿为其发病特点，是有可能的。如果甲型流感(H1N1)初起得不到有效治疗，往后可能向《伤寒论》的阳明病或者《温病条辨》的中焦病转化，那就是湿热或者湿温了。这些推断，只供大家参考。希望在发病的第一时间内，只要我们能够进入现场观察三、五个病人，相信对这一场甲型流感(H1N1)预防、治疗、抢救等，我们一定会成竹在胸的。随着夏季的来临，这场甲型流感(H1N1)，将不会持续太久。今年是又一个太乙天符年，大暑之后可能出现的暑温或湿温，倒是需要人们加以提防的。
李 致 重
(2009年5月4日于香港医院管理局演讲厅)
此次甲型流感(H1N1)在出现之初，因为该病毒由先致猪发病，而后再传给人，所以不少国家、地区的报导将其称之为“猪流感”。看到这个病名，令人顿生难堪——猪病传人，便将人之病也以“猪”命名，这在现代文明的社会里，诚可谓史无前例、有失风雅了。
几天之后，各种不同的说法相继出现。香港称之为“人类猪流感”。更多的则有“美洲流感”、“北美流感”、“墨西哥流感”、“2009大流感”等。也许墨西哥人有一些特殊的情绪化反应，将这次的流感称之为“国家恐怖主义”。于是，世界卫生组织于5月初才将其定名为“甲型流感(H1N1)”。
4月中旬以来，有关甲型流感病名纷呈的情况表明：人类在遭受病毒肆虐的同时，又一次承受着心理上的病毒恐怖。而且，这一次病毒恐怖起于北美，比起2003年的SARS和2005年的禽流感，其来势更猛，波及范围也更广。
2005年，笔者在《太乙天符年人、禽流感的中医学解析》一文中曾经说过：“上帝派病毒来，来医治人们的忘记”。平心而论，对于形下性的西医来说，的确缺乏治疗病毒性疾病的特异性药物——这原本是不足为怪的。而对于形上性的中医来说，过去的50年，几乎是“中医西医化”的50年。我们把中医与自身发展的历史，人为地切断了；把曾经有过的辉煌，也随之淡忘了。如果说，接连三次的病毒性疾病真的有什么“医治”之意，恐怕是要医治我们对于中医的数典忘祖。但愿这一次甲型流感(H1N1)的降临，能帮助我们恢复对中医特色与优势的遗忘。
一、2003年SARS防治的回顾
2003年以国内和港、台为主要疫区的SARS肆虐，给人们留下了许许多多的记忆和启示。
1. 撞击人心的病死率
据相关资料，2003年SARS的病死率，平均为12%左右。而在医疗条件相对较差的国内，病死率为5.9%；在医疗条件相对优越的台湾为12%，香港为17%。那一年，SARS最先在广东出现时，由于病人可以在不受任何干预的情况下，自我选择中医医院或者西医医院接受治疗，病死率仅为3.6%。广东SARS接近尾声的时候，当年3月12日香港才出现首例病人。如果香港能够在广东防治经验的基础上，及时采取中西医配合的防治方式，相信病死率不会是全世界发病地区之最高。这一教训至今仍让香港人记忆犹新，时而依然心有余悸。
2. SARS肆虐北方的拐点
2003年4月，SARS在国内北方出现。由于管理上的原因，中医没有能够及时介入治疗。于是，SARS病情急剧恶化，病死率居高不下，举国人心惶惶，宛如大祸临头。5月8日，国务院新任命的卫生部部长，即国家副总理吴仪主持召开中医专家会议，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同时，当即做出了中医参与SARS治疗的决定。决定的当天，就有多个中医专家分队进入SARS临床第一线。从此很快煞住了SARS的势头。不到两个星期，即5月20日左右，整个北方SARS的疫情，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并很快转入SARS疫情的尾声。这一事实，令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从此对中医刮目相看。
3. 罕见的“三个零”
在整个SARS治疗过程中，最罕见、最值得庆幸的是“三个零”。那一年，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前前后后共收治了45例SARS病人。病人完全是在本人自主选择的情况下，进入该医院接受治疗的。最后取得的治疗效果是：病人零死亡，医护人员零感染，病人零转院。这里特别应当一提的，是病人零转院。这一家附属医院绝不是把病情轻的病人留给自己，把病情重的病人转到西医院。这样的治疗结果，不言而喻证明了中医治疗SARS的卓越疗效。这一事实至今让人谈起，一种油然而生的骄傲之意，隐隐约约涌动在心头。
4. SARS令中医学术走出历史的谷底
在SARS肆虐时，中医以无可辩驳的临床疗效，向世界展示了中医的特色、优势和价值，不期而然地引起了国内更多人对中医的关注。记得2003年10月，在北京香山召开的专题讨论中医基础理论发展的科学会议上，邓铁涛老教授兴奋地说：“SARS必将让我们的中医走出发展的低谷”。他还说：“中医的基础理论是临床的生命线。我们这一次拿疗效给社会看，给老百姓看，就是那些主观上想‘西化中医’的人，也要接受这个事实，承认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科学性”。这几年，国内中医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SARS之后，在吴仪副总理领导卫生部期间，他多次在多种场合强调：要重视中医，特别要发挥中医的特色与优势，要按照中医内在的自身规律发展中医。最近的几年，中医在国内的整个形势大有改观，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社会对于中医的需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政府对于中医的发展特别重视。2009年元旦以来，不断传来了令人兴奋新消息。
2008年在讨论我国国务院“医改”方案时，有人说：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如果忘记了中医，那将永远是、必然是彻底失败的改革。2009年3月，卫生部陈竺部长在谈到“健康中国2020战略规划”时指出：这是中国卫生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与“医改”相辅相成的。并强调：“中医药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一个核心的部分”。
2009年4月6日，由国务院批准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即“三定”方案)，进一步突出了“加强促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的发展”的职责。并把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与发展中医摆在并列位置上的中西医结合，放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内设的“医政司”管理。这对于正确贯彻“中西医并重”的卫生工作总方针，对于推进中医与西医以并存并重，共同繁荣为前提，以临床相互配合为重心，是一项明智而重要的调整。这一重要的调整，体现了本屆政府在医疗体制改革上的决心和勇气。
2009年4月21日，在中央关于“要坚持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的精神基础上，又颁发了《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的若干意见》。《意见》就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以及许多具体内容和要求，做了部署。
此次甲型流感(H1N1)一出现，国家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4月24日，及时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在医疗卫生应急工作中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的通知》。这与2003年SARS期间的情况相比，是令人振奋的新气象、新局面。
香港与国内，在行政体制上是一国两制。然而，科学技术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国内中医发展的形势对香港来说，既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也需要快马扬鞭急奋蹄。当前，也正是香港向国内学习、借鉴的大好时机。我们今天这一次讲座，是甲型流感(H1N1)肆虐以来，香港医院管理局中医部组织的全港第一次关于中医防治的学术讲座。这是SARS期间所没有的，我为此感到高兴。
二、中医外感病防治的基本观念
1.哲学智慧把中医推向理论医学的台阶
2005年1月，本人与德国M.波克特先生应邀在国内举办的一次报告会上，M.波克特先生曾以《中医是成熟的科学》为题，发表了他对中医的看法，以及对中国中医发展的期盼。他认为“中医是成熟的科学，而且在两千五百年前就达到了成熟科学的水平”。他的演讲如雷贯耳，与会者为之大震。
换一个角度说，中国的哲学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已经把中医推上了理论医学的台阶。因为中医研究的“人”，涉及到“天道”、“人道”、“个体化之道”三个层次。这里的“道”，即规律、原理、法则的意思。把这些规律用在发病的角度上讲，疾病的形成应该包括相应的三个方面：第一，天地(自然)的大规律与人类疾病的关系；第二，人类生命的共同规律与人类疾病的关系；第三，每一个人的个体特点与他本人发生疾病时的关系。以上三方面，是西医所没有的。这是从哲学理论上讲的，应当说中医是认识人类生命的一种大智慧。
接下来，再把这些哲学理论上的大智慧，运用于具体的人、具体的疾病的预防与治疗，于是便形成了中医防病治病的临床技术体系与经验。如此以来，就整个中医学体系而言，它包括了理论(科学)体系、技术体系与经验三个层次的知识内容。因此，中医防病治病的过程，就是在中医学理论指导之下，运用中医的临床技术，或者临床经验的过程。
我们这里不便作太多的理论阐述，但是有三点需要我们予以正视：第一，中医是人类医学史上历经了两千年实践检验的医学；第二，中医也是世界传统医学里，唯一成熟的医学，它已经具备了完善的理论体系，而不是一种简单的经验医学；第三，中医是形上性的医学科学体系，前面提到的“天道”、“人道”、“个体化之道”，指的就是人的形上属性。因此，基于历经了两千年实践检验的、唯一成功的，而且属于形上性医学的这些基本特点，我们在这次甲型流感(H1N1)的预防与治疗中，就可以更好地发挥中医的防治特色与优势。
令世界感到恐惧的病毒性疾病，在中医的理论上是如何认识和理解的呢？
2. 是敌我关系，也是共生关系
在中医来看，人和病毒、细菌既是敌我关系，也是共生关系。就病毒、细菌可以致病，人也可以免疫病毒、细菌这一方面而言，双方是敌我的关系。但是，就《黄帝内经.保命全形论》关于“人以天地之气生，以四时之法成”这一说法，在“天地之气”，“四时之法”中，当然也包括病毒与细菌在内。所以病毒与细菌，也是天地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共生，指的就是这种特定的关系。
(1). 水能浮舟，亦能覆舟
《金匮要略》说：“夫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里面的“风”，包括了风、寒、暑、湿、燥、火。从四时气候正常变化的角度上讲，中医的藏象学说中的“五气”，即风、火、湿、燥、寒，显然是自然界正常气候变化与人体生理关系的内容。这正如恽铁樵先生所说：“《内经》之五脏，非血肉的五脏，乃四时的五脏”。人既然是“天地之气”所生，“四时之法”所成，所以“天地之气”、“四时之法”当然是中医藏象理论的重要内容。因此在中医看来，人的生命与四时气候变化密切相关，这就是“水能浮舟”的意思。
“亦能覆舟”，则正好相反。四时的风、寒、暑、湿、燥、火，如果太过或者不及，就是四时变化的反常，中医便将其称之为六淫邪气。在中医发病学角度上讲，即致人于病的风、寒、暑、湿、燥、火之邪了。四时变化的反常，《金匮要略》上这样说：“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过”。这四句话，其实从时间演变的先与后，讲了四时变化反常的太过或者不及两个方面。人若不能做到既知常，又达变，那就难免要发病。这就叫“亦能覆舟”了。
这里还需进一步强调一点：我们决不能用西医对待病毒和细菌的覌念，理解或者讲解中医在外因上所说的六淫邪气。也就是说，理解或者讲解风、寒、暑、湿、燥、火六淫，应当着重从疾病过程中，病情的六种不同属性特点上来理解。否则，我们就会把六淫与西医所讲的病毒和细菌等同起来，把中医的外因等同为西医的致病因子，从而陷进“外因决定论”的歧途。我在讲《伤寒论》、《中西医比较》等课程时常说：病机这一概念包含了发病原因、疾病性质、疾病发展趋势这三方面要素。所以病因实际上是归属于病机的，应当把病因放在病机之内来理解。这样，就与疾病的属性特点相互呼应，联系为一了。同时在讲《伤寒论》、《中西医比较》还强调：我们拿不出一粒风、一颗寒、一袋暑、一杯湿、一瓶燥、一寸火来；既然有“浮舟”、“覆舟”的二重性，那么离开了疾病现场的具体病人，六淫便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了。这一点，如果我们站在哲学、形上学的角度上，把风、寒、暑、湿、燥、火视之为类比概念或者抽象概念，而不是把它误认为具体概念或者实体概念，那就不会在病因的问题上，陷进西医的“外因决定论”了。我知道，在唯物质论的文化背景之中，我们的头脑很难一下子转过来，转到中医的特色上来。但是在这一原则问题上，我们是非转不可，不转不行的。这个问题貌似简单，实则是一个复杂而又至关重要的学术大问题。这里似乎与今天的专题讲远了，不过还是非讲不可，不讲不行的。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另行深入地专题讨论。
(2). 没有病毒、病菌就没有人类免疫系统
刚才讲到，按照水能浮舟，亦能覆舟的观点，病毒、细菌对于人具有二重性。世界上如果没有病毒，如果没有细菌，那就没有人类不断完善、相对健全的免疫系统。当然，这里说的免疫系统，是借用西医的概念讲的。
在人的整个生、长、化、收、藏全过程中，当然包括了病毒和细菌的作用在内。借用西医的术语讲，如果自然界没有病毒与细菌，便不会有人类的免疫系统；正是因为病毒与细菌致人于病，也才逐渐使人类的免疫系统健全了起来。从病毒和细菌产生的时间而言，应该说，病毒和细菌的出现，远比人类要早得多。至于医学的出现，那是很晚以后的事了。所以中医学的形成过程里，不可能不会感知到病毒、细菌的存在。只是中医从临床疾病出发，以内、外因相互作用而为病的理论，把包括病毒和细菌在内的“六淫”，统统称之为外邪罢了。至于一个人在疫情出现之时，病还是不病，那是这个人内、外因相互胜负、消长关系的问题，是中医在发病理论上讨论的内容。在内、外因的问题上，中医紧紧抓住“邪正消长”四个字。这其中，显然包含了内因与外因、邪与正，相互作用、相互消长的二元关系。如果只把病毒、细菌视为敌人，不考虑内因和正气，那就不是中医的思维了，而且有失简单、幼稚了。
所以，病毒、病菌可能致人于病；病毒、病菌也是人类免疫系统形成、完善的动力。这一点，不论从中医角度上讲，还是从西医角度上讲，其实都应该这样看待。有了这一基础，往下要讲的甲型流感(H1N1)的预防与治疗，共同话题就会多一些的。
(3). 邪正共生的最佳预期是“阴平阳秘”状态
《内经》讲：“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所谓“阴平阳秘”，即“以平为期”、“阴阳自和”的健康状态。用《中庸》的话讲，就是“中”与“和”的状态，也是“致中和”思想所预设的最佳目标。
如果我们这里对“阴平阳秘”用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加以形容的话，那就是：把阴比作为“0”，把阳比作为“1”，那么“阴平阳秘”即是0与1的之间的，阴阳各0.5的平均数。阴、阳各0.5的平衡状态，这就是《中庸》所指的最佳点的“中”；如果阴阳相消长在0.4至0.6的范围之内，即可比作《中庸》所指的仅次于“中”的“和”。“中”与“和”虽有差异，但在动态的生命过程里，都可以视为“阴平阳秘”。再按照《内经》在《生气通天论》里所讲的“人以阳气为本”的精神，生命过程里的阴平阳秘状态，也是人以阳气为本前提下的阴阳自和。人以阳气为本的思想，习惯上也用“阳主阴从”来表达。所以换一句话说，“阴平阳秘”，也就是“阳主阴从”的邪正消长过程中，机体处于动态平衡的健康状态。这一段可能太理论了些，请大家仔细理解清楚。
接下来从我们要讨论的甲型流感(H1N1)来看：如果人体在“阴平阳秘”的状态中，人和病毒相接触时即可以经过“和”到“中”与的动态变化，以不发病为前提，平安自然地产生抗体。这种不受疾病之苦而预防甲型流感(H1N1)的方式，当然是最理想的最佳预期。这也是按照中医的智慧，不费力气即可以做到的。
要使人群达到这个预期，可以说是医学家的责任，但更应当是人类固有的机能。这种固有的机能，不论中医与西医，尤其是作为中医工作者而言，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因为这不仅是数千年临床实践证明了的道理，也是SARS和禽流感期间人所共知的事实。
(4). 邪正消长的相互关系不可忽视
为了进一步说明动态中的阴平阳秘和邪正消长的相互关系，我们不妨联系2003年的SARS，再作一下回忆。下面举一些具体数字，以作说明。
第一，2003年时，香港人口680万。SARS期间发病者为1755人，占总人口的0.025%，也就是一万人中，平均有两个半人发病。这个比例，应该说不算高。
第二，在2004年4月12日，香港大学袁国勇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检查化验了若干香港人的SARS抗体存在的状况，然后根据检出SARS抗体的比例推出，SARS期间全港感染病毒者约为三万五千人左右。但是，SARS期间全港的发病人数为1755人，发病率占全港感染病毒者的5%左右。这就是说，有95%的人在直接感染病毒之后，并没有发病。所以可以认定，他们是在“阴平阳秘”前提下，未经疾病之苦而获得抗体。这表明中医阴平阳秘和邪正消长的学说，是科学的、翔实的、可靠的。
第三，2003年SARS之后，本人所在的香港浸会大学对患过SARS的病人，进行后期关怀性的询访与调理。本人在对50多位SARS病人的询访中发现，不少于70%的病人，发病之后病情相对较轻。在西医缺乏可靠的特效药的前提下，3天之内缓解，体温恢复正常，隔离调护期满之后而出院。这个比例，与后来多处关于SARS期间患者病情轻重的比例报导，基本一致。从中医邪正消长的关系看，对于病情较轻的解释无非是两种：其一感邪较轻，其二正气较旺。所以，如果中医早期介入，予以及时、有效地治疗，这70%的比例，必将会大幅度提升。
上述事实表明，从医学研究而言，医学家欲全面掌握SARS的预防、传染、发病、治疗、控制、抢救等等一系列内在规律，更应该关注的是：其一，SARS流行中未病的99.75%；其二，感染病毒而不发病的95%；其三发病后病情较轻的70%以上。其实，这些方面始终是中医学关注的重心。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中医关注的人，是“天道”、“人道”、“个体化之道”的整体的人，因而是形上性的人。认清了这些大前提、大样本，对于具体、个别病人的治疗，大方向、大思路便清晰得多了。
3.“以病毒为本”与“以人为本”
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病毒为本”，倾向于“多因素相关性”，还是“外因决定论”，这是中医与西医在对待和处理外感病时的明显区别。
(1). 病毒是致病的相关因素，而不是决定因素
在谈到中医治疗外感病的优势时，常常会提到西医的“外因决定论”的问题。所谓“外因决定论”，是指西医在讨论传染病、外感病的发病原因时，往往把病毒和细菌，作为致病的决定性原因来看待。所以治疗传染病、外感病的主要目标和方法，就是灭菌、抗毒。认为只要把入侵体内的病毒和细菌杀灭了，治疗的主要目标就达到了。因此，西医对抗生素或抗病毒药的使用，从发病用到痊愈，不论传染病、外感病的初期、危重期、恢复期，药物的品种可有更换，但灭菌、抗毒的治疗原则一点不会改变。这种针对外来的病毒和细菌，彻头彻尾，一用到底的治疗，正是西医外因决定论所决定了的。
20世纪前半叶，西医在外感病治疗上的进步，主要是细菌性疾病。先是磺胺类药物的广泛使用，以后则是不断问世、不断淘汰、不断更新换代的抗生素。但是，在病毒性疾病的防冶上，至今没有杀灭病毒的特异性药物可用。这使“外因决定论”变得一筹莫展，也使人类的“病毒恐俱症”愈演愈烈。究其原因，当然归咎于形下性的西医生物医学的局限性了。这一点，本人在香港浸会大学期间开设的“中西医比较”一课里，已经从哲学，从科学史，从人类生活史上做了讲解。这里仅提一下，不详细说明了。
中医从天、地、人、我诸多因素的相互关联中，寻求具体疾病的病机特征，这是中医学的天然优势。在中医看来，任何疾病的发生，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一点，我们习惯称之为“多因素的相关性”。所谓天、地，其实就是自然界，是人所存在的客观环境；而这里的人，指的是人类之人；这里的我，是个体化的我。病毒在传染病、外感病的发病中，仅仅是多因素相关性中的一个因素，当然不能视之为传染病、外感病发病的决定性因素了。这里讲的天、地、人、我，可以大体分为外与内两大类。而每一类之中，又可以分解出许许多多与疾病相当的因素。所以我常常告诫学生，中医就是以广阔的视野，开放的思维为前提，遵循多因素相关性的理念，在对诸多疾病相关因素的理性思维中，准确把握临床病机，而立法、用方的。因此，多因素相关性是中医的天然优势，是对西医单因素决定性的形而上的互补。防治甲型流感(H1N1)，正需要这一优势。
(2).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有了以上的观点，我们可以这样说：细胞是病毒入侵者，但不能说人是病毒的入侵者。这句话的意思是，病毒进入一个细胞，导致该细胞坏死，最后使整体层次上的人，病情不断加重；人不是病毒的入侵者，因为人是由器官，组织，细胞构成的，细胞只是人的整体层次以下的局部。我们前面讲过，一个阴平阳秘之人，对病毒有充分的免疫力。为什么整体层次以下的细胞虽然受病毒感染了，而95%以上的人却不发病呢？因为这个人是中医认为的阴平阳秘之人，他可以把病毒自然而然地免疫在自身之内。
面对甲型流感(H1N1)的肆虐，相信人们看到了这一点，对病毒就不会那么恐惧了。
(3).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所谓邪气，是指干扰正常生命的不正常因素；所谓正气，是指天道、人道、个体之道在人生命过程中，综合统一而成的生命力。这个意思我们在以前已经讲过，这里不再赘述。
其气必虚的“虚”，可以从两方面理解。其一是正气不足，生命力低下的意思；其二是人体气血阴阴失调，有外来邪气的可乘之机。《内经》在其《百病始生》一篇里说：“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这里的“虚”，即包括上面两层含义。接下来说的“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一句中的“两虚”，其实指的是外因与内因两个方面。两个方面在发病上相互契合，于是才会发生疾病。所以外因与内因，无一不成，唯一不成。而且就在发病学上来看，中医更强调人为本，邪为标。这是重视内因的观点，或者可以说是中医的内因决定论观点。这与哲学的内因决定论观点一致，而与西医的外因决定论，恰好是相对的。
4. 鱼与塘，同时并重、缺一不可
在讨论外感病时，有一句有趣的哲言值得我们思考。“一条鱼死了，应从鱼身上找原因；一塘鱼死了，则应从塘水上找原因”。面对今天的甲型流感(H1N1)，如果病毒仅仅侵犯了一个人，那当然不必大惊小怪。但它今天引起许多人同时发病，这是疫情问题，不是个案问题，这就要从塘水上找原因了。
但是，中医的“塘”和西医的“塘”不一样。西医的塘小，而且是不可琢磨的；中医的塘大，有范围、有规律、可琢磨、可思考，而且经受了两千年的实践检验。西医把病因紧紧地盯在病毒上，但病毒在哪里呢？虽然可以笼统地认为病毒在周围环境，但环境是一个模糊的空间概念，一个无边无际的外界。若要消毒，那只有在自己预设的空间里扑风捉影。如此以来，面对预设的环境，不论采取何种方法抗击病毒，都只能是不抗击感到恐俱，抗击也感到恐俱。中医的理论本来就建筑在天、地、人、我之上，若预防流感，只须两条即可：其一，观天时之顺逆，知太过与不及；其二，因天时之变，作自我调节，令内在的正气自我平衡即可。所以说，中医面对着一个有理性与实践相统一的大环境，这是在形而上视野下，保持人与环境和谐的大智慧。比起西医所讲的环境卫生来，其意义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5. 中医对甲型流感病机的思考
虽然截至今天，我们还没有在临床上见到过甲型流感(H1N1)，但是遵循中医的相关理论以及发病地区的相关报道，对于甲型流感发病后病机的大体特点，其实有相当的认识基础了。以下几点，供大家参考：
第一，今年是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之年。因此今年的气候特点，可以用“湿”和“寒”两个字来概括。因此湿与寒，很可能是甲型流感(H1N1)初起的主要特征。
第二，今年春季的气候有一些反常，大体可以用“春寒”概括其特点。大寒之后，在“一之气”的两个月，因厥阴风木当令而气候忽冷忽热的现象十分明显。而且忽冷忽热的过程中，每一次气温下降时，不是天寒多云，就是阴雨绵绵。这一气候反常的特点，中国的长江、黄河流域如此，香港、广州也如此。虽然我国不是甲型流感(H1N1)的首发之地，但春末的寒、湿特征，不容忽视。
第三，为什么甲型流感(H1N1)首先会出现在猪身上呢？因为猪在“五畜”里属水，为水寒之性。以肉食特点而言，猪肉性最凉，入肾经；牛肉性平和，入脾经；羊肉性偏热，入肝经；狗肉最热，入心经……这是中医在食物药性化的前提下所做的归属。或可根据猪的其寒、湿之性，作为相关性的一种参考。
第四，据有关报导，甲型流感(H1N1)病人早期主要的表现为：怕冷、发热、头痛、肌肉酸痛、喉病、咳嗽、身体乏力等。这些情况与《伤寒论》麻黄汤八证的“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与大青龙汤证的“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以及“伤寒，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与《温病条辨》湿温初期的三仁汤原文的“头痛恶寒，身重疼痛”，都有相似之处。概括起来说，凡是外感病初期有身体疼痛，或酸痛，或骨节疼痛，或一身困重者，就其病机而言，不是属寒，就是属湿。习惯上将六淫外邪按阴、阳属性，分为两大类：即“风统温热”，“寒统燥湿”。故湿、寒之邪，都属阴邪。因此从甲型流感(H1N1)初期出现典型的肢体疼痛，就不难理解了。
第五，从SARS以来到甲型流感(H1N1)，“飞机传播”的问题令人们颇为关注，也令世人甚为恐惧。但是，同一架飞机内，人群相互的传染往往并不明显。至于走出机舱被查出患有甲型流感的原因有二：其一，患者登机前为流感潜伏期的病人；其二，机舱内温度调控过低，长时间旅途劳累与休息不足，个体差异或免疫力不足，因而在途中骤然发病。后者的情况，似乎可能性更大。连续一、二十小时“空调”下的寒凉小环境，或者正是影响人身阴平阳秘的直接原因。这种情况，亦与以上四方面原因颇相契合。
之前讲过，多因素的相关性是中医解释发病、诊断疾病的原则。所以把以上五方面因素综合起来，甲型流感(H1N1)初起以寒湿为其发病特点，是有可能的。如果甲型流感(H1N1)初起得不到有效治疗，往后可能向《伤寒论》的阳明病或者《温病条辨》的中焦病转化，那就是湿热或者湿温了。这些推断，只供大家参考。希望在发病的第一时间内，只要我们能够进入现场观察三、五个病人，相信对这一场甲型流感(H1N1)预防、治疗、抢救等，我们一定会成竹在胸的。随着夏季的来临，这场甲型流感(H1N1)，将不会持续太久。今年是又一个太乙天符年，大暑之后可能出现的暑温或湿温，倒是需要人们加以提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