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质变总是要从量变开始，因亡阳证预后不良，在辨证准确无误、方药对证的前提下。如果医生认为：不用超常规剂量，无法收到预期效果，则应允许用超常剂量。古今中医文献都有这方面的成功记载。其机理是：药量的增加，在一定限度内，不引起质的变化。但一旦超出这个限度，就会引起质的变化，从而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张锡纯说：“所服之药，病当之，非人当之，惟用药不对病则人当之而有害矣。”药本可除病，而往往服之不效，间有激动其病愈加重者，此无他，药不胜病故也，病足以当其药而绰有余力，药何以能除病乎?”肖琢如《遁园医案》：某患者腹中寒凉作疼，脉象沉迟而弦紧，每剂重用乌附子60g，累计连服附子近10kg，其病始愈。刘蔚楚《遇安斋证治丛录》治阳虚汗脱，用术附汤，每剂术用120g，渐加至500g，天雄用60g，渐加至250g。上述两案，亦可作为“用大剂治危重证”法之佐证。其中肖琢如案证未至危，尚用如此大剂，何况亡阳危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