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表说书人常有关公战秦琼，或张飞斗岳飞这样无厘头的戏文，说者无义，听者有兴，因此上纷纷演出着啼笑皆非的闹剧。今日本博拿捻明代医学大家吴又可《温疫论》VS东汉医圣张仲景《伤寒论》，这又不是说书的噱头呵！
记得今人有云，没有分类便没有科学，而分类则是比较的结果，故今借比较说事，若有目为伪科学则实为冤我也。有明一代《温疫论》的著成使温病学有了关键的突破，从寒温一统的角度来看，《温疫论》继承发扬《伤寒论》辨外感热病脉证并治的经验，二者在写作的社会背景、笔法句式及术语的应用上均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是，他们二人所观察、治疗的病例有所不同，在热病初起治法、下法及补、清、消等方面又颇相径庭。因此，吴医用比较的方法，先述仲景本义，后论吴氏家言，试行探讨如下：
话表说书人常有关公战秦琼，或张飞斗岳飞这样无厘头的戏文，说者无义，听者有兴，因此上纷纷演出着啼笑皆非的闹剧。今日本博拿捻明代医学大家吴又可《温疫论》VS东汉医圣张仲景《伤寒论》，这又不是说书的噱头呵！
记得今人有云，没有分类便没有科学，而分类则是比较的结果，故今借比较说事，若有目为伪科学则实为冤我也。有明一代《温疫论》的著成使温病学有了关键的突破，从寒温一统的角度来看，《温疫论》继承发扬《伤寒论》辨外感热病脉证并治的经验，二者在写作的社会背景、笔法句式及术语的应用上均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是，他们二人所观察、治疗的病例有所不同，在热病初起治法、下法及补、清、消等方面又颇相径庭。因此，本博用比较的方法，先述仲景本义，后论吴氏家言，试行探讨如下：
《伤寒论》“搜采仲景旧论”指出，冬时严寒中而即病为伤寒，不即病而寒毒藏于肌肤，更感异气(温气、时气)，才变为温疫。其病有发于阳，有发于阴，主张“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初病解表为主，其桂枝汤为群方之魁，强调临证调和阴阳。《温疫论》则谓温疫系感受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伏于募原，发于半表半里为一定之法。作者还大胆设想“杂气为病，……物之能制”，“能知以物制气，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烦劳”，只是限于历史条件，“不知何物之能制，故勉用汗吐下三法以决之”。其初病疏利为先，达原饮为众方之首。“待其或出表或入里，然后导邪而去，……治法全在后段功夫。”
下法，伤寒温疫皆取承气汤为代表方，不过，《伤寒论》以下法为诸法之一；《温疫论》则以下法为主要治法，曲尽其妙，所谓“治法全在后段功夫”即此。这是因为较诸伤寒，温疫大都火热之化而终归胃腑之证，再细绎于后。
《伤寒论》用下指征为“太阳症罢”(221)、“胃中有燥屎”(237)、或“本有宿食”(24)、“内实”(106)。《温疫论》则谓“逐邪勿拘结粪”，“客邪贵乎早逐”。确为下证，下之毋疑。即使邪在募原，见“舌黄，心腹痞满，便于达原饮加大黄下之。”表里分传，内壅不汗，必用承气先通其里，不待发散。热陷下焦，小便闭寒，“以导赤、五苓、五皮之类分毫不效，得大承气一服，小便如注。”要皆“一窍通诸窍皆通，大关通而百关尽通之理。”
《伤寒论》有阳明三急下为热实俱结者设。《温疫论》有急证急攻：早服达原饮，午前证变，加大黄下之稍减，午后症复大剧，急投大承气，傍晚大下，半夜热退。“一日之间，而有三变，数日之法，一日行之”。
《伤寒论》有少阴三急下为少阴并阳明者设。《温疫论》有“攻不可补不可(虚实错杂)，不得已勉用陶氏黄龙汤。”
《伤寒论》：“过经十余日，……先其时自极吐下者，与调胃承气汤”(123)。《温疫论》：本非下证，误服承气，邪陷于胃，变证日增，或下后脉复沉，仍当缓下。
《伤寒论》有“外未解，其热未潮，……可与小承气汤微和胃气，毋令大泄下”(208)。《温疫论》有三消饮(达原饮加羌活、柴胡、葛根、大黄、生姜、大枣)，“消内消外消不内外也。”
《伤寒论》用承气汤，“得下，余勿服。”《温疫论》下后舌上复苔刺，再下之；苔刺已软，余渴未除，更下之；苔刺脱，热渴减，日后更作，更宜下之；因证数攻，但其中有间下，有连下；其宽缓之间，用柴胡清燥汤缓剂调理。
《伤寒论》欲用攻下，每再四详审，左右回顾，谓：“恐有燥屎而欲知之，少与小承气汤，汤入腹中转矢气，……乃可攻之”(209)。《温疫论》既遇当下，及投承气，或药烦，或停药，辄谓“急投姜汤”，“或加人参”，“更宜均二三次服”，“或为细末蜜丸汤下”，是一为诊法谆谆告诫，一为疗法处处设防。
又，下禁，《伤寒论》有病在表(189)，在上(204)，在经(206)，胃中虚(194)，津血虚(215)，阳气虚(286)等。《温疫论》则谓初起似里非里，不可误用承气，诛伐无辜。又谓气血两虚，阴阳并竭，四损不可正治(攻下)。
关于补法，《伤寒论》未有明文，但是处处显示正气强弱、感邪轻重、治疗当否对发病及传变的重要性，有小建中汤、炙甘草汤诸方为虚者设，治病始终注意顾护阳气。《温疫论》则以逐邪为第一要义，认为“初发之时，毒势渐强，莫之能御”，凡“皆病势之所当然，绝非医家病家之过。”指出“邪气去，正气得通，何患乎虚之不复？”即使先虚后实，“万不得已而投补剂一二贴后，虚证少返，便宜治疫”。若先实后虚，“原邪尚在，宜急下之，邪退六七，急宜补之；虚回五六，慎勿再补。”若“暴解之后，余焰尚在，阴血未复，大忌参芪白术。”而“下后虚证不见，乃臆度其虚，辄用补剂，法所大忌。”并谓“人参为益元气之极品，开胃气之神丹，下咽之后，其效立见”。“所忌者里证耳(包括温疫腑实，杂证六郁)”，“若用参之后，元气不回，胃气不转者，勿谓人参之功不捷，盖因投之不当耳，急宜另作主张，”否则“不惟目下淹缠，日后必生异证。”
关于清法，《伤寒论》有白虎、栀子豉诸方针对寒邪化热，热未入腑诸证。《温疫论》则“因(瘟)邪而化热，但能治其邪，不治其热”，“智者必投承气，逐去其邪，气行为泄，而热自已。”其用白虎的指征是“中结渐开”，“里无壅滞”，“热邪散漫”。“若邪已入胃，非承气不愈，误用白虎，既无逐邪之能，……而伐胃气，反抑邪毒，致脉不行。”又谓：“大黄走而不守，黄连守而不走”，“客热者，因客邪所郁，……非黄连可愈，本热者因误投温补(或元气胜病)……反致热极，……因投黄连”，不然，“专务清热，既无汗吐下之能，焉能使邪从窍而出。”
至于消法，《伤寒论》有陷胸消痰水，抵当消瘀血。《温疫论》则有三甲散(炮甲、鳖甲、龟甲、蝉衣、僵蚕、牡蛎、当归、白芍、䗪虫、甘草)消主客交之痼疾。又谓：“内壅气闭，原有主客之分，假令自身之气壅滞，投木香、砂仁、豆蔻、枳壳之类，无不见效。今疫毒之气传于胸胃，……治法非用小承气毋愈。”
通过以上比较，不难看出《温疫论》是吴又可入乎仲景法门，而又另辟蹊径的产物。《伤寒论》主要阐述辨伤寒病脉证并治的特殊规律，其中六经辨病，八纲辨证等方法虽然也揭示了辨病脉证并治的普遍规律。但是后人囫囵吞枣，吃了不少苦头，是有“古方新病不相能”之疾呼。《温疫论》作者不拘祖述，因而发现了辨温疫病脉证并治的特殊规律，他既有墨守表里陈规而失败的教训，更有丰富的、成功的“逐邪”经验。认识到温疫邪伏半表半里，必使速离募原，然后才可清表攻里。其独到的逐邪方法虽然渊源于《伤寒论》承气汤，但又针对疠气的性质与致病特点，精湛地运用急证急攻、因证数攻等具体手段，达到了超神入化的境界，这是二出“三急下”的张仲景也未提及的。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温疫论》是一部贡献较大的温病学典籍。
记得今人有云，没有分类便没有科学，而分类则是比较的结果，故今借比较说事，若有目为伪科学则实为冤我也。有明一代《温疫论》的著成使温病学有了关键的突破，从寒温一统的角度来看，《温疫论》继承发扬《伤寒论》辨外感热病脉证并治的经验，二者在写作的社会背景、笔法句式及术语的应用上均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是，他们二人所观察、治疗的病例有所不同，在热病初起治法、下法及补、清、消等方面又颇相径庭。因此，吴医用比较的方法，先述仲景本义，后论吴氏家言，试行探讨如下：
话表说书人常有关公战秦琼，或张飞斗岳飞这样无厘头的戏文，说者无义，听者有兴，因此上纷纷演出着啼笑皆非的闹剧。今日本博拿捻明代医学大家吴又可《温疫论》VS东汉医圣张仲景《伤寒论》，这又不是说书的噱头呵！
记得今人有云，没有分类便没有科学，而分类则是比较的结果，故今借比较说事，若有目为伪科学则实为冤我也。有明一代《温疫论》的著成使温病学有了关键的突破，从寒温一统的角度来看，《温疫论》继承发扬《伤寒论》辨外感热病脉证并治的经验，二者在写作的社会背景、笔法句式及术语的应用上均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是，他们二人所观察、治疗的病例有所不同，在热病初起治法、下法及补、清、消等方面又颇相径庭。因此，本博用比较的方法，先述仲景本义，后论吴氏家言，试行探讨如下：
《伤寒论》“搜采仲景旧论”指出，冬时严寒中而即病为伤寒，不即病而寒毒藏于肌肤，更感异气(温气、时气)，才变为温疫。其病有发于阳，有发于阴，主张“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初病解表为主，其桂枝汤为群方之魁，强调临证调和阴阳。《温疫论》则谓温疫系感受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伏于募原，发于半表半里为一定之法。作者还大胆设想“杂气为病，……物之能制”，“能知以物制气，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烦劳”，只是限于历史条件，“不知何物之能制，故勉用汗吐下三法以决之”。其初病疏利为先，达原饮为众方之首。“待其或出表或入里，然后导邪而去，……治法全在后段功夫。”
下法，伤寒温疫皆取承气汤为代表方，不过，《伤寒论》以下法为诸法之一；《温疫论》则以下法为主要治法，曲尽其妙，所谓“治法全在后段功夫”即此。这是因为较诸伤寒，温疫大都火热之化而终归胃腑之证，再细绎于后。
《伤寒论》用下指征为“太阳症罢”(221)、“胃中有燥屎”(237)、或“本有宿食”(24)、“内实”(106)。《温疫论》则谓“逐邪勿拘结粪”，“客邪贵乎早逐”。确为下证，下之毋疑。即使邪在募原，见“舌黄，心腹痞满，便于达原饮加大黄下之。”表里分传，内壅不汗，必用承气先通其里，不待发散。热陷下焦，小便闭寒，“以导赤、五苓、五皮之类分毫不效，得大承气一服，小便如注。”要皆“一窍通诸窍皆通，大关通而百关尽通之理。”
《伤寒论》有阳明三急下为热实俱结者设。《温疫论》有急证急攻：早服达原饮，午前证变，加大黄下之稍减，午后症复大剧，急投大承气，傍晚大下，半夜热退。“一日之间，而有三变，数日之法，一日行之”。
《伤寒论》有少阴三急下为少阴并阳明者设。《温疫论》有“攻不可补不可(虚实错杂)，不得已勉用陶氏黄龙汤。”
《伤寒论》：“过经十余日，……先其时自极吐下者，与调胃承气汤”(123)。《温疫论》：本非下证，误服承气，邪陷于胃，变证日增，或下后脉复沉，仍当缓下。
《伤寒论》有“外未解，其热未潮，……可与小承气汤微和胃气，毋令大泄下”(208)。《温疫论》有三消饮(达原饮加羌活、柴胡、葛根、大黄、生姜、大枣)，“消内消外消不内外也。”
《伤寒论》用承气汤，“得下，余勿服。”《温疫论》下后舌上复苔刺，再下之；苔刺已软，余渴未除，更下之；苔刺脱，热渴减，日后更作，更宜下之；因证数攻，但其中有间下，有连下；其宽缓之间，用柴胡清燥汤缓剂调理。
《伤寒论》欲用攻下，每再四详审，左右回顾，谓：“恐有燥屎而欲知之，少与小承气汤，汤入腹中转矢气，……乃可攻之”(209)。《温疫论》既遇当下，及投承气，或药烦，或停药，辄谓“急投姜汤”，“或加人参”，“更宜均二三次服”，“或为细末蜜丸汤下”，是一为诊法谆谆告诫，一为疗法处处设防。
又，下禁，《伤寒论》有病在表(189)，在上(204)，在经(206)，胃中虚(194)，津血虚(215)，阳气虚(286)等。《温疫论》则谓初起似里非里，不可误用承气，诛伐无辜。又谓气血两虚，阴阳并竭，四损不可正治(攻下)。
关于补法，《伤寒论》未有明文，但是处处显示正气强弱、感邪轻重、治疗当否对发病及传变的重要性，有小建中汤、炙甘草汤诸方为虚者设，治病始终注意顾护阳气。《温疫论》则以逐邪为第一要义，认为“初发之时，毒势渐强，莫之能御”，凡“皆病势之所当然，绝非医家病家之过。”指出“邪气去，正气得通，何患乎虚之不复？”即使先虚后实，“万不得已而投补剂一二贴后，虚证少返，便宜治疫”。若先实后虚，“原邪尚在，宜急下之，邪退六七，急宜补之；虚回五六，慎勿再补。”若“暴解之后，余焰尚在，阴血未复，大忌参芪白术。”而“下后虚证不见，乃臆度其虚，辄用补剂，法所大忌。”并谓“人参为益元气之极品，开胃气之神丹，下咽之后，其效立见”。“所忌者里证耳(包括温疫腑实，杂证六郁)”，“若用参之后，元气不回，胃气不转者，勿谓人参之功不捷，盖因投之不当耳，急宜另作主张，”否则“不惟目下淹缠，日后必生异证。”
关于清法，《伤寒论》有白虎、栀子豉诸方针对寒邪化热，热未入腑诸证。《温疫论》则“因(瘟)邪而化热，但能治其邪，不治其热”，“智者必投承气，逐去其邪，气行为泄，而热自已。”其用白虎的指征是“中结渐开”，“里无壅滞”，“热邪散漫”。“若邪已入胃，非承气不愈，误用白虎，既无逐邪之能，……而伐胃气，反抑邪毒，致脉不行。”又谓：“大黄走而不守，黄连守而不走”，“客热者，因客邪所郁，……非黄连可愈，本热者因误投温补(或元气胜病)……反致热极，……因投黄连”，不然，“专务清热，既无汗吐下之能，焉能使邪从窍而出。”
至于消法，《伤寒论》有陷胸消痰水，抵当消瘀血。《温疫论》则有三甲散(炮甲、鳖甲、龟甲、蝉衣、僵蚕、牡蛎、当归、白芍、䗪虫、甘草)消主客交之痼疾。又谓：“内壅气闭，原有主客之分，假令自身之气壅滞，投木香、砂仁、豆蔻、枳壳之类，无不见效。今疫毒之气传于胸胃，……治法非用小承气毋愈。”
通过以上比较，不难看出《温疫论》是吴又可入乎仲景法门，而又另辟蹊径的产物。《伤寒论》主要阐述辨伤寒病脉证并治的特殊规律，其中六经辨病，八纲辨证等方法虽然也揭示了辨病脉证并治的普遍规律。但是后人囫囵吞枣，吃了不少苦头，是有“古方新病不相能”之疾呼。《温疫论》作者不拘祖述，因而发现了辨温疫病脉证并治的特殊规律，他既有墨守表里陈规而失败的教训，更有丰富的、成功的“逐邪”经验。认识到温疫邪伏半表半里，必使速离募原，然后才可清表攻里。其独到的逐邪方法虽然渊源于《伤寒论》承气汤，但又针对疠气的性质与致病特点，精湛地运用急证急攻、因证数攻等具体手段，达到了超神入化的境界，这是二出“三急下”的张仲景也未提及的。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温疫论》是一部贡献较大的温病学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