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6年出生在山东的一个乡村。父亲生前是一名中医，医术虽算不上精湛，在当地也小有名气。从记事起我就留恋于父亲的药房，把玩带有药香的贝壳，鹿角，花花草草；没有小儿书，就翻看父亲保存数十年的中草药图谱。在这种熏陶下长到入学，识字后，就开始翻看《四诊八纲》，《汤头歌诀白话解》，还有一本稍微简易的《赤脚医生教材》，对于一个刚识字的孩子，这种书晦涩难懂，最初，我只是跳读，更确切的说是在挑着认几个字。外人很难想象如此小的年龄会饶有兴趣地坚持把这些书读下去，并且读到沉醉，读到沉迷。就这样坚持了数年，这数年的坚持练就了我良好的古文功底，也养成了我每天读书的好习惯。
小学，初中，读了近十年，始终有中医书与我相伴，有时我也向父亲表达将来成为一名中医师的愿望，父亲总说，现在还早，等考上大学再说吧。并且随着课业的加重，父亲开始提醒我要少读中医书。我也暗下决心，争取考上某所中医药大学。父亲是跟他的一个远房堂叔学的中医，走的是师承之路，而他却坚持让我上大学接受中医教育。也许父亲并不想让我再走他的老路；也许父亲当时并不明白，通过大学教育是培养不出高水平中医师的。父亲当时真正的想法，我一直没有问，以后永远也没机会再问了。
似乎子承父业应该水到渠成，我也真的准备好为了中医付出一生。但初中时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我的想法。90年代初期，不知道什么原因，从人贩子手里买妇女做媳妇在农村大为流行，我们村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媳妇就达十几人。这些妇女年龄16岁到35岁不等，几乎全部是被骗来或是被抢来的，卖给一些大年龄或身有残疾的男人做媳妇。为了防止逃跑，这些人买来后被严加看管，上厕所都有人跟着。但还是有部分人找机会逃跑，除了一个妇女成功逃走之外，其余的全部被抓了回来，每次逃跑总免不了一次毒打，打得惨叫，打得连连求饶。有些人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屈辱，或服毒，或上吊，在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对我刺激最大的是其中的一个只有16岁的女孩，高中生，在上学途中被人贩子拐来的。女孩生得五官清秀，被卖给一个三十三岁的傻子做媳妇。女孩曾跪在傻子一家人跟前苦苦哀求，哀求放她走，她会感恩，她会报答。实在不行帮她找一个小一点的男人，她还年轻……
傻子一家下地劳动，委托村里几个小混混帮忙看守，对于这个可怜的女孩，这才是恶梦的真正开始。那几个小混混整日对她轮番羞辱，搂抱，亲嘴，摸胸，扇耳光，后来干脆把女孩的衣服扒光……
在一夜雷电交加的深夜，傻子沉沉地睡去，举目无亲的女孩用自己的腰带把自己悬在了房梁上，走了。
在听说女孩上吊自杀后我一度极其痛苦，从那时起，我立志学医救世济人的想法开始动摇，我感觉周围的人都带着一副伪善的面孔，内心狰狞地看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面前终结。这些人，救他们何用。
这种思想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在以后的几年我没有再接触中医，而是向我的新目标努力-我要从政。
我得承认，我并不聪明。尽管我使尽了浑身解数，也没能如愿考上心目中的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以十几分之差(标准分)与本科失之交臂。我怀着极度的苦闷，非常草率地选了一所专科院校，不负责任地随便挑了一个自己从没考虑过的专业—金融学。后来，由于学校生源专业结构的原因，还强行把我调到了会计系。
在三年的大学生活中，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好转，加之自己对社会问题的体察慢慢加深，我不再象少年时那样冲动地看问题。如此，埋藏已久的对中医的喜爱又在心底复萌、漫延开来。
大学三年中，除了努力学习专业课程，我把相当多的业余时间都用来阅读随身携带的两本中医书，沈金鏊的《要药分剂》和时逸人的《时氏病理学》，这两本也是父亲于60年代买的书，繁体竖版，印刷得古朴雅致。而原来常读的那本《四诊八纲》在一次搬家过程中不慎丢失了。我对中医书籍的涉猎仍然局限于父亲旧藏，只是有限的几本书，这样也有好处，使我只能对仅有的几本书反复阅读，这样才能读通、读熟、读透。
临近毕业时，我变得越来越苦闷，由于专业限制，似乎我无法在中医行业找到工作，随着对中医的感情越来越深，而自己离从医之路却越来越远。经过一段炼狱般的日子，2000年7月，我终于找到一份工作，在一家外企做会计，每月2000元的收入，日子过得也算滋润。
在之后的五年里，我犹豫过是不是要离开大城市，回乡跟随父亲学习中医，父亲已经年迈，我能等，父亲可能等不了几年了。但是年复一年，我始终没有下定决心起身回家，并且，随着自己中医知识的积累，对父亲以前给我介绍的中医理论及中医实践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疑问，我慢慢开始认为，想师承学习中医，一定要找中医大家。
2005年，我从《名老中医之路》这本书中得到启发，认为自己有较深厚的古文功底，并且经过十多年的耳濡目染，中医基础理论在大脑中已形成清晰轮廓，完全有能力从四大经典入手学习中医，我购买了《黄帝内经》、《金匮要略》、《伤寒论》、《难经》、《神农本草经》这几本书，开始了艰苦却充满趣味的学习之路。一读就是三年，本来的计划是用三年时间能背诵《伤寒论》，熟读《黄帝内经》，但因生在三界内，活在五行中，工作之余尚有俗务缠身，期间又恋爱结婚，计划没能实现，《伤寒论》只背诵六七十条，《黄帝内经》实现了通读，但真正读熟的也就十五六篇。
小学，初中，读了近十年，始终有中医书与我相伴，有时我也向父亲表达将来成为一名中医师的愿望，父亲总说，现在还早，等考上大学再说吧。并且随着课业的加重，父亲开始提醒我要少读中医书。我也暗下决心，争取考上某所中医药大学。父亲是跟他的一个远房堂叔学的中医，走的是师承之路，而他却坚持让我上大学接受中医教育。也许父亲并不想让我再走他的老路；也许父亲当时并不明白，通过大学教育是培养不出高水平中医师的。父亲当时真正的想法，我一直没有问，以后永远也没机会再问了。
似乎子承父业应该水到渠成，我也真的准备好为了中医付出一生。但初中时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我的想法。90年代初期，不知道什么原因，从人贩子手里买妇女做媳妇在农村大为流行，我们村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媳妇就达十几人。这些妇女年龄16岁到35岁不等，几乎全部是被骗来或是被抢来的，卖给一些大年龄或身有残疾的男人做媳妇。为了防止逃跑，这些人买来后被严加看管，上厕所都有人跟着。但还是有部分人找机会逃跑，除了一个妇女成功逃走之外，其余的全部被抓了回来，每次逃跑总免不了一次毒打，打得惨叫，打得连连求饶。有些人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屈辱，或服毒，或上吊，在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对我刺激最大的是其中的一个只有16岁的女孩，高中生，在上学途中被人贩子拐来的。女孩生得五官清秀，被卖给一个三十三岁的傻子做媳妇。女孩曾跪在傻子一家人跟前苦苦哀求，哀求放她走，她会感恩，她会报答。实在不行帮她找一个小一点的男人，她还年轻……
傻子一家下地劳动，委托村里几个小混混帮忙看守，对于这个可怜的女孩，这才是恶梦的真正开始。那几个小混混整日对她轮番羞辱，搂抱，亲嘴，摸胸，扇耳光，后来干脆把女孩的衣服扒光……
在一夜雷电交加的深夜，傻子沉沉地睡去，举目无亲的女孩用自己的腰带把自己悬在了房梁上，走了。
在听说女孩上吊自杀后我一度极其痛苦，从那时起，我立志学医救世济人的想法开始动摇，我感觉周围的人都带着一副伪善的面孔，内心狰狞地看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面前终结。这些人，救他们何用。
这种思想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在以后的几年我没有再接触中医，而是向我的新目标努力-我要从政。
我得承认，我并不聪明。尽管我使尽了浑身解数，也没能如愿考上心目中的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以十几分之差(标准分)与本科失之交臂。我怀着极度的苦闷，非常草率地选了一所专科院校，不负责任地随便挑了一个自己从没考虑过的专业—金融学。后来，由于学校生源专业结构的原因，还强行把我调到了会计系。
在三年的大学生活中，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好转，加之自己对社会问题的体察慢慢加深，我不再象少年时那样冲动地看问题。如此，埋藏已久的对中医的喜爱又在心底复萌、漫延开来。
大学三年中，除了努力学习专业课程，我把相当多的业余时间都用来阅读随身携带的两本中医书，沈金鏊的《要药分剂》和时逸人的《时氏病理学》，这两本也是父亲于60年代买的书，繁体竖版，印刷得古朴雅致。而原来常读的那本《四诊八纲》在一次搬家过程中不慎丢失了。我对中医书籍的涉猎仍然局限于父亲旧藏，只是有限的几本书，这样也有好处，使我只能对仅有的几本书反复阅读，这样才能读通、读熟、读透。
临近毕业时，我变得越来越苦闷，由于专业限制，似乎我无法在中医行业找到工作，随着对中医的感情越来越深，而自己离从医之路却越来越远。经过一段炼狱般的日子，2000年7月，我终于找到一份工作，在一家外企做会计，每月2000元的收入，日子过得也算滋润。
在之后的五年里，我犹豫过是不是要离开大城市，回乡跟随父亲学习中医，父亲已经年迈，我能等，父亲可能等不了几年了。但是年复一年，我始终没有下定决心起身回家，并且，随着自己中医知识的积累，对父亲以前给我介绍的中医理论及中医实践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疑问，我慢慢开始认为，想师承学习中医，一定要找中医大家。
2005年，我从《名老中医之路》这本书中得到启发，认为自己有较深厚的古文功底，并且经过十多年的耳濡目染，中医基础理论在大脑中已形成清晰轮廓，完全有能力从四大经典入手学习中医，我购买了《黄帝内经》、《金匮要略》、《伤寒论》、《难经》、《神农本草经》这几本书，开始了艰苦却充满趣味的学习之路。一读就是三年，本来的计划是用三年时间能背诵《伤寒论》，熟读《黄帝内经》，但因生在三界内，活在五行中，工作之余尚有俗务缠身，期间又恋爱结婚，计划没能实现，《伤寒论》只背诵六七十条，《黄帝内经》实现了通读，但真正读熟的也就十五六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