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览中国思想史就不难发现，春秋到西汉这个历史时段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盛世，从礼崩乐坏、百家争鸣，到百川汇流，逐渐形成以黄老学术体系为骨架的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直到近代西方思潮对它进行整体冲击之前，一直作为中国思想的基础和背景而存在。从战国末期到秦汉之际，各种知识思想有逐渐融合沟通的趋向，而西汉初期占尽政治优势的黄老之学，“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史记・太史公自序》)，建构了一个庞大而严密的学术体系。这个学术体系的终极依据是起源于“天”的“道”，自然、社会与人被囊括在一个由“一”(道、太极、太一)、“二”(阴阳两仪)、“三”(天地人三才)、“四”(四方、四象、四时)、“五”(五行)、“八”(八卦)、“十二”(十二月)乃至“二十四”(节气)等构成的有序格局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恰在此时期的《黄帝内经》，其思想体系与黄老学术体系具有极为接近的一致性，甚至可以说，《黄帝内经》是黄老学术思想落实在医药方技上的产物。《黄帝内经》同样以“天”、“道”作为理论体系的终极依据，所以相信“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论篇》)，“人之合于天地道也，内有五脏，以应五音五色五时五味五位也；外有六腑，以应六律，六律建阴阳诸经而合之十二月、十二辰、十二节、十二经水、十二时、十二经脉者，此五脏六腑之所以应天道”(《灵枢・经别》)。
因此，了解春秋至西汉这段历史时期存在的学术思想，将有助于深入理解《黄帝内经》和中医理论，而“治未病”就是极好的切入点之一。
《黄帝内经》明确提出“治未病”的内容有三处：
①《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生死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谓内格。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②《素问・刺热篇》“肝热病者，左颊先赤；心热病者，颜先赤；脾热病者，鼻先赤；肺热病者，右颊先赤；肾热病，颐先赤。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
③《灵枢・逆顺》“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袭者也，与其形之盛者也，与其病之与脉相逆者也。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毁伤；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
仔细阅读这三段内容就会发现，三者所论并非处于同一层面，其中①是未病先防，属于养生的层面；②和③是及早施治，属于医疗的层面。在当时人的心目中，这两个层面具有本质性的差别，就像0与1、“无”与“有”的差别一样。
《黄帝内经》多数内容在于详细讨论疾病诊治，但这些都是针对道德日衰、逆于生乐、不知持本的“今时之人”，不得已而为之的补偏救弊之法，“当今之世不然，忧患缘其内，苦形伤其外，又失四时之从，逆寒暑之宜，贼风数至，虚邪朝夕，内至五脏骨髓，外伤空窍肌肤”(《素问・移精变气论篇》)，“必齐毒药攻其中，樗石针艾治其外也”(《素问・汤液醪醴论篇》)。这很有些像老子所痛恶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第十八章》)。老子向往“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的上古“小国寡民”社会。《黄帝内经》也很是向往“上古之世”，“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暮之累，外无伸官之形，此恬淡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者，以为备耳，夫上古作汤液，故为而弗服也”(《素问・移精变气论篇》)；即便道德稍衰的中古之世，《黄帝内经》认为也比当今之世好得多，因为上古为而不服的汤液在中古之世能够“邪气时至，服之万全”，而当今之世“小病必甚，大病必死”，不得不“必齐毒药攻其中，樗石针艾治其外”了。唐代整理编次《黄帝内经素问》的王冰肯定非常明了这一点。或许有黄老之学作为整个社会意识形态背景的影响，更主要的是王冰本人“弱龄慕道，夙好养生”，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首重摄生，故有今天所见卷篇次序。
关于养生范畴的未病先防，主要集中于《素问・上古天真论篇》和《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散见于其他各篇，是讨论其他各种问题不言而喻的前提，大体包括精神、形体、饮食起居、房中和导引几个方面。关于医疗范畴的及早施治，因与今天主流医学思想比较接近，故为中医学术界热心关注和比附，然而常常忽略《黄帝内经》论述及早施治的前提认识：气是世界万物的构成基础，万物皆为气聚成形的产物；人也不例外，“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所以有“黄帝曰，余闻人有精、气、津、液、血、脉，余意以为一气耳”(《灵枢・决气》)；各种疾病也不例外，“夫百病之所始生者，必起于燥湿、寒暑、风雨、阴阳、喜怒、饮食、居处，气合而有形，得藏而有名”(《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故“邪气之中人也，洒淅动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见于色，不知于其身，若有若无，若亡若存，有形无形，莫知其情”(《灵枢・官能》)的阶段是及早施治之所及，“上工，刺其未生者也”说的就是这种意思；色脉变化可以很敏感地反映气的变动，所以“上古使僦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时、八风、六合，不离其常，变化相移，以观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则色脉是矣”(《素问・移精变气论篇》)，由此不难理解“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上工救其萌牙，必先见三部九候之气，尽调不败而救之，故曰上工”(《素问・八正神明论篇》)，“善调尺者，不待于寸，善调脉者，不待于色。能参合而行之者，可以为上工”(《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的意思。
“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府，其次治五藏。治五藏者，半死半生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有生动的案例，“扁鹊过齐，齐桓公侯客之。入朝见，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谓左右曰：医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为功。后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不悦。后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肠胃间，不治将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不悦。后五日，扁鹊复见，望见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问其故，扁鹊曰：疾之居腠理也，汤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后五日，桓侯体痛，使人召扁鹊，扁鹊已逃去。桓侯遂死。”同样包含有及早施治的思想，只是论述的角度不同：前面“上工平气”是着眼于病邪正气说的，而“善治者治皮毛”重在强调肌体病变层次，司马迁记述扁鹊见齐桓公事，不禁感慨道：“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早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因此，了解春秋至西汉这段历史时期存在的学术思想，将有助于深入理解《黄帝内经》和中医理论，而“治未病”就是极好的切入点之一。
《黄帝内经》明确提出“治未病”的内容有三处：
①《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生死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谓内格。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②《素问・刺热篇》“肝热病者，左颊先赤；心热病者，颜先赤；脾热病者，鼻先赤；肺热病者，右颊先赤；肾热病，颐先赤。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
③《灵枢・逆顺》“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袭者也，与其形之盛者也，与其病之与脉相逆者也。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毁伤；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
仔细阅读这三段内容就会发现，三者所论并非处于同一层面，其中①是未病先防，属于养生的层面；②和③是及早施治，属于医疗的层面。在当时人的心目中，这两个层面具有本质性的差别，就像0与1、“无”与“有”的差别一样。
《黄帝内经》多数内容在于详细讨论疾病诊治，但这些都是针对道德日衰、逆于生乐、不知持本的“今时之人”，不得已而为之的补偏救弊之法，“当今之世不然，忧患缘其内，苦形伤其外，又失四时之从，逆寒暑之宜，贼风数至，虚邪朝夕，内至五脏骨髓，外伤空窍肌肤”(《素问・移精变气论篇》)，“必齐毒药攻其中，樗石针艾治其外也”(《素问・汤液醪醴论篇》)。这很有些像老子所痛恶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第十八章》)。老子向往“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的上古“小国寡民”社会。《黄帝内经》也很是向往“上古之世”，“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暮之累，外无伸官之形，此恬淡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者，以为备耳，夫上古作汤液，故为而弗服也”(《素问・移精变气论篇》)；即便道德稍衰的中古之世，《黄帝内经》认为也比当今之世好得多，因为上古为而不服的汤液在中古之世能够“邪气时至，服之万全”，而当今之世“小病必甚，大病必死”，不得不“必齐毒药攻其中，樗石针艾治其外”了。唐代整理编次《黄帝内经素问》的王冰肯定非常明了这一点。或许有黄老之学作为整个社会意识形态背景的影响，更主要的是王冰本人“弱龄慕道，夙好养生”，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首重摄生，故有今天所见卷篇次序。
关于养生范畴的未病先防，主要集中于《素问・上古天真论篇》和《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散见于其他各篇，是讨论其他各种问题不言而喻的前提，大体包括精神、形体、饮食起居、房中和导引几个方面。关于医疗范畴的及早施治，因与今天主流医学思想比较接近，故为中医学术界热心关注和比附，然而常常忽略《黄帝内经》论述及早施治的前提认识：气是世界万物的构成基础，万物皆为气聚成形的产物；人也不例外，“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所以有“黄帝曰，余闻人有精、气、津、液、血、脉，余意以为一气耳”(《灵枢・决气》)；各种疾病也不例外，“夫百病之所始生者，必起于燥湿、寒暑、风雨、阴阳、喜怒、饮食、居处，气合而有形，得藏而有名”(《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故“邪气之中人也，洒淅动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见于色，不知于其身，若有若无，若亡若存，有形无形，莫知其情”(《灵枢・官能》)的阶段是及早施治之所及，“上工，刺其未生者也”说的就是这种意思；色脉变化可以很敏感地反映气的变动，所以“上古使僦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时、八风、六合，不离其常，变化相移，以观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则色脉是矣”(《素问・移精变气论篇》)，由此不难理解“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上工救其萌牙，必先见三部九候之气，尽调不败而救之，故曰上工”(《素问・八正神明论篇》)，“善调尺者，不待于寸，善调脉者，不待于色。能参合而行之者，可以为上工”(《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的意思。
“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府，其次治五藏。治五藏者，半死半生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有生动的案例，“扁鹊过齐，齐桓公侯客之。入朝见，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谓左右曰：医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为功。后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不悦。后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肠胃间，不治将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不悦。后五日，扁鹊复见，望见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问其故，扁鹊曰：疾之居腠理也，汤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后五日，桓侯体痛，使人召扁鹊，扁鹊已逃去。桓侯遂死。”同样包含有及早施治的思想，只是论述的角度不同：前面“上工平气”是着眼于病邪正气说的，而“善治者治皮毛”重在强调肌体病变层次，司马迁记述扁鹊见齐桓公事，不禁感慨道：“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早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