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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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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益新山西省大同新建康医院
余无言(1900.11.20-1963.9.7)，原名余愚，字择明(一作“则民”)，江苏省阜宁县益林镇人。祖讳子靓，精于医而通儒。父奉仙公，幼承庭训，学验俱富，与兴化赵海仙、淮安张子平，并称为“晚清苏北三大名医”，遗著有《医方经验汇编》。
无言先生少习经史，后随父学医，悟性高而精勤不倦，耽于经典医著，尤喜钻研仲景学说。十八岁应诊，鉴于当时西学东渐以及中医界衷中参西派的影响，1920年至沪兼习西医，内科师从俞凤宾博士，外科受教于德籍名医淮都富尔，开始对中西医的融会贯通深感兴趣。1929年定居上海，与张赞臣先生合办《世界医报》，共组联合诊所。1937年与张赞臣先生共同合办“上海中医专科学校”，并自任教务主任，为培养中医后继人才做出贡献。1956年赴京，先后在中西医研究院和北京学院任职，并主持中医研究院编审工作，曾参与九种教材的编写与审订。
余氏是近代兼通中西之学者，主张“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善采中西之长，以汇通中西为己任。并宗仲景学说，认为“中国医学之骨干及精髓端在医经。”著有《伤寒论新义》、《金匮要略新义》、《实用混合外科学总论》、《湿温伤寒病篇》等，对医界有较广泛的影响。另有医案《翼经经验录》，反映其临床上辨治经审、善用经方的特点。
余无言先生整编医经，精于仲景学说，崇尚经方，善治疑难重病。与曹颖甫、陆渊雷先生共誉为上海市研究仲景学说的“三大家”。他认为“仲景《伤寒》及《金匮》，其主方均有颠扑不破之价值，药味少而配合奇，分量重而效力专，认证用药，大法俱备，为世模范。盖其处方精纯，不似后世时方之芜杂。对证用药，有立竿见影之功，深合于科学之原理与原则。”(《金匮要略新义·自序》)。
而《伤寒论》“为中医书之根本医学，其立法之妥善，变方之多端，不独为治伤寒之善本，并且开杂证治疗变化之门。”他强调指出：“仲景之书，重在症候，依症立法，依法立方。”主张用科学的整理方法以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其注解《伤寒论》的方法，自称从“四纲”立论，“一曰以经注经，即举仲景原文，纵横驰策以相互应也；二曰以精注经，即采诸家学说，择其精英以相发明也；三曰以新注经，即引西医之新说，矫正中医之谬误以资汇通也；四曰以证注经，即以予个人之心的及诊疗经验以资参考也。”(《伤寒论新义·自序》)此四法并不随时过境迁而被扬弃，至今仍为研习《伤寒论》之准绳和圭臬，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譬如对阳明病提纲“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180年)的理解，尤在泾曰：“胃家实者，邪热入胃与糟粕相结而成实，非胃气自盛也。”(《伤寒贯珠集·阳明上篇》)方有执曰：“阳明经也；胃，府也。实者，大便结为硬满而不得出也。”(《伤寒论条辨·辨阳明病脉并治》)尤、方二氏印定眼目，以胃实等同于阳明腑实。章虚谷言：“胃家者，统阳明经腑而言也。实者，受邪之谓也。经曰：‘邪气盛为实，精气夺为虚’也。”(《伤寒论本旨·阳明篇》)柯韵伯言：“此只举其病根在实，而勿得以胃实即为可下之证。”(《伤寒论注·阳明脉证》)章、柯二氏之言，接近本旨，符合经义。余无言先生揆诸各家，发明精要，更明确指出：“‘胃家实’之‘实’字，约有二义，食肠积滞而实者，实也；表热传里而实者，亦实也。食滞而实者，为承气汤证；热入而实者，是为白虎汤证。故承气、白虎，均为阳明病正治之方也。”(《伤寒论新义·阳明篇》)寥寥数语，要言不繁，提纲挈领，画龙点睛，赅尽阳明胃实之大宗也，可师可从，足以破疑解惑。
余无言先生注书，“凡引古说，以不违背科学原理为原则；凡采新知，以能率中医真理为前提。”他一贯反对随文训释，其个人注文，大要能依据经义和个人识见予以充分阐析，颇多独到的见解，又于原文有法无方者，悉依历代注家意见补出方治。对“经文中有最牵强、最费解者，或决为伪文者，悉删去之，附于每篇之末，另为评正。盖删之所以清本书之眉目，附之所以备学者之参考，使知所去取焉。”(《伤寒论新义·凡例》)当然限于当时的条件，书中在“以新注经”部分，难免杂有“哀中参西”，失之附会的观点，白璧微瑕，在所难免，不必苛责前人。
谢谢观先生为《伤寒论新义》作序曰：“折衷诸家注释者十之三，发扬原文古义者十之三，汇通新医学说者十之四，使三百九十七法成为一合乎科学之新书，与一般粗制滥造之作，窃取日人《汉医学》而为之者，试不可以道里矣。”可谓最中肯允当的评说。
余无言(1900.11.20-1963.9.7)，原名余愚，字择明(一作“则民”)，江苏省阜宁县益林镇人。祖讳子靓，精于医而通儒。父奉仙公，幼承庭训，学验俱富，与兴化赵海仙、淮安张子平，并称为“晚清苏北三大名医”，遗著有《医方经验汇编》。
无言先生少习经史，后随父学医，悟性高而精勤不倦，耽于经典医著，尤喜钻研仲景学说。十八岁应诊，鉴于当时西学东渐以及中医界衷中参西派的影响，1920年至沪兼习西医，内科师从俞凤宾博士，外科受教于德籍名医淮都富尔，开始对中西医的融会贯通深感兴趣。1929年定居上海，与张赞臣先生合办《世界医报》，共组联合诊所。1937年与张赞臣先生共同合办“上海中医专科学校”，并自任教务主任，为培养中医后继人才做出贡献。1956年赴京，先后在中西医研究院和北京学院任职，并主持中医研究院编审工作，曾参与九种教材的编写与审订。
余氏是近代兼通中西之学者，主张“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善采中西之长，以汇通中西为己任。并宗仲景学说，认为“中国医学之骨干及精髓端在医经。”著有《伤寒论新义》、《金匮要略新义》、《实用混合外科学总论》、《湿温伤寒病篇》等，对医界有较广泛的影响。另有医案《翼经经验录》，反映其临床上辨治经审、善用经方的特点。
余无言先生整编医经，精于仲景学说，崇尚经方，善治疑难重病。与曹颖甫、陆渊雷先生共誉为上海市研究仲景学说的“三大家”。他认为“仲景《伤寒》及《金匮》，其主方均有颠扑不破之价值，药味少而配合奇，分量重而效力专，认证用药，大法俱备，为世模范。盖其处方精纯，不似后世时方之芜杂。对证用药，有立竿见影之功，深合于科学之原理与原则。”(《金匮要略新义·自序》)。
而《伤寒论》“为中医书之根本医学，其立法之妥善，变方之多端，不独为治伤寒之善本，并且开杂证治疗变化之门。”他强调指出：“仲景之书，重在症候，依症立法，依法立方。”主张用科学的整理方法以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其注解《伤寒论》的方法，自称从“四纲”立论，“一曰以经注经，即举仲景原文，纵横驰策以相互应也；二曰以精注经，即采诸家学说，择其精英以相发明也；三曰以新注经，即引西医之新说，矫正中医之谬误以资汇通也；四曰以证注经，即以予个人之心的及诊疗经验以资参考也。”(《伤寒论新义·自序》)此四法并不随时过境迁而被扬弃，至今仍为研习《伤寒论》之准绳和圭臬，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譬如对阳明病提纲“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180年)的理解，尤在泾曰：“胃家实者，邪热入胃与糟粕相结而成实，非胃气自盛也。”(《伤寒贯珠集·阳明上篇》)方有执曰：“阳明经也；胃，府也。实者，大便结为硬满而不得出也。”(《伤寒论条辨·辨阳明病脉并治》)尤、方二氏印定眼目，以胃实等同于阳明腑实。章虚谷言：“胃家者，统阳明经腑而言也。实者，受邪之谓也。经曰：‘邪气盛为实，精气夺为虚’也。”(《伤寒论本旨·阳明篇》)柯韵伯言：“此只举其病根在实，而勿得以胃实即为可下之证。”(《伤寒论注·阳明脉证》)章、柯二氏之言，接近本旨，符合经义。余无言先生揆诸各家，发明精要，更明确指出：“‘胃家实’之‘实’字，约有二义，食肠积滞而实者，实也；表热传里而实者，亦实也。食滞而实者，为承气汤证；热入而实者，是为白虎汤证。故承气、白虎，均为阳明病正治之方也。”(《伤寒论新义·阳明篇》)寥寥数语，要言不繁，提纲挈领，画龙点睛，赅尽阳明胃实之大宗也，可师可从，足以破疑解惑。
余无言先生注书，“凡引古说，以不违背科学原理为原则；凡采新知，以能率中医真理为前提。”他一贯反对随文训释，其个人注文，大要能依据经义和个人识见予以充分阐析，颇多独到的见解，又于原文有法无方者，悉依历代注家意见补出方治。对“经文中有最牵强、最费解者，或决为伪文者，悉删去之，附于每篇之末，另为评正。盖删之所以清本书之眉目，附之所以备学者之参考，使知所去取焉。”(《伤寒论新义·凡例》)当然限于当时的条件，书中在“以新注经”部分，难免杂有“哀中参西”，失之附会的观点，白璧微瑕，在所难免，不必苛责前人。
谢谢观先生为《伤寒论新义》作序曰：“折衷诸家注释者十之三，发扬原文古义者十之三，汇通新医学说者十之四，使三百九十七法成为一合乎科学之新书，与一般粗制滥造之作，窃取日人《汉医学》而为之者，试不可以道里矣。”可谓最中肯允当的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