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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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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门’婆婆‘技术至上’中医渐趋末法!
——学习“道物协同承接制”有感
一、隐世高人“十六字偈言”
究于当今中医“生死存亡”之缘由,在下年前有幸拜访了一位隐世高人、一位著作等身、深谙哲学、佛学的大师(因怕得罪人之业报,故遵其吩咐隐去姓名),当在下求教于当今中医“生死存亡”之症结,其与余一十六字偈言:“解门当道,嫡传失色!行门当道,渐趋末法!”其中的意思,因在下愚钝,经几个月来反复参省其中之“禅机”,大致有感悟如下:
二、佛学为镜看中医解门和行门究竟
以佛学为镜:释迦牟尼身前预言:其圆寂后的前五百年--正法时期(大乘佛学的发展时期,后世言“解门当道”时期),侧重于理的传博和发展,人才的选拔大多通过辩经法会,辩经的目的就是为了明理而有所创新,主持高僧的一个基本条件就必须首先是满腹经纶--明理,否则何以主持辩经、选拔人才?由此佛学(哲理)发展,大乘佛教唯识宗、中观宗…基本都是围绕着辩经明理而发展。然由于是围绕着明理而构成的学问,虽能被时代所接受,成为当时印度的主流文化(从我国唐代玄奘印度取经可见一斑),但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伴随着大乘佛教唯识宗、中观宗…的辩经明理(哲理)透明度的加强,佛学将逐渐失去其神秘性,一方面随着其学问的高深“不笑不作为道”只能被少数人掌握,逐渐脱离社会基本群体(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师过察则无徒。”);另一方面伴随着神秘性的丧失,因不利于搞崇拜、建偶像、缺乏功利性,极大地影响了原来“嫡传”上层的既得利益……,不能为“统治阶级”服务(不能赚钱),失去大量崇拜偶像的基本信徒群体,意味着将失去大量物质资助的提供;失去普世文明物质第一性的“当世之备”,大乘佛学在印度本土唯有逐渐消亡。
后一千五百年--像法时期(建偶像、搞崇拜,小乘佛教兴起、门户流派众多,后世言“修门当道”又称行门时期),虽然侧重于实修实证的佛学之路相较于辩经明理的佛学之路能够吸引更大的社会群体,有利于创造更大的生存和发展条件,但疏于明理,不明理追求外在形式(法术)的修证,教条主义地唯经所是,释迦牟尼的诸多方便法门变成了“戒律、戒条”,结果让佛学变成了佛教。各大流派均以自己师门嫡传的释迦牟尼“方便法门一枝”证得‘果位’,建立“唯有自己正宗,他人皆多邪道”门派形式,小乘佛教流派虽然在中土得以生存发展,佛学却逐渐衰落,博大精深的学问常常成了宗教门户的“秘传法术”;各家因‘自扫门前雪,老死不相往来’,深邃的佛学哲理内涵无法贯通发展,所传衣钵大多仅限自家一宗,更多追求外在形式,也唯有萎缩走形渐趋末法。
时至今日--末法时期(佛学的变质时期,佛说:“末法时期,真正的佛法不在出家人,而在隐于世的在家人。”庙里的和尚把经念歪了,老百姓只把歪当正,不知更多的正经隐于世间。)因不明理导致佛学的内涵尽失,常常为了钱虚扩其表象形式,常常主持成了商业募捐“总经理”,造庙、做法事变成了来钱的“项目工程”,在老百姓眼中:佛学变成了几个和尚尼姑吃素念经拜佛神神道道的赚钱法门,就连虔诚的佛教徒也常在所不齿!
如果说,佛学的最高境界在于智慧开悟(明理得道)明白宇宙万物的根本,相当于博士后阶段--佛法修证果位,那么小乘佛法则相当于中小学阶段--佛法基础教育,大乘佛法则相当于大学阶段--佛法提高教育,由此自然明白小乘、大乘、既是学习求证佛法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不同境界的产物,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相携承接的两个侧重面,原本就不应该分什么‘行门’与‘解门’,谋“智慧开悟”不明理(没有思维)何以开悟?不修(没有实践)又何以明理?解门(偏重理论)和行门(偏重实践)本是学习佛学(一种过程管理)过程中一个统一体的两个不同侧面,此好比阴阳,离开阴何以为阳?离开阳又何以为阴?好比学习绘画,速写和素描又何必分别哪一个更重要?修佛的人都知道:佛是人做的,开悟离不开“心”(知、思、修),离开知(理论)何以思(实践桥梁),没有思是盲修(弃理求术),盲修又何以开智慧?禅宗讲“善知识,定慧为本。”“定、慧本是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慧是定用。……犹如灯和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名虽有二,体本同一。本来智慧开悟贵在明理,而今天众多不明理妄求‘佛陀保佑’,功利以为专事“修证”便可直达果位,求果不求因,即使苦苦修炼,虽证得一些小果位,但终究难成正果。相反却因拂逆佛陀本意,不明根本之理,因为‘难以理喻’而‘弃理求术’片面追求外在形式,结果常常佛学成了佛教,佛教成了佛商,遭人批评为‘迷信’也就顺理成章了。
同理,中医解门和行门究竟,在下有一言不吐不快,可能有所偏激或唐突,得罪之处还望网上诸贤海涵!也是听人教诲:“佛学提倡见地(解悟)和行持(证悟)的统一,有行持未必见地上得去,而有见地必然行持也跟得上,没有行持的见地则必然是假的。”虽然“一切万法不离自性”要开启自性(开悟)必须要经过“言语道断,心行灭处”(证悟),但解悟是不能离开概念活动的,只要有思想,就有概念的活动,没有概念,思维活动如何展开?这不仅对世间活动、生活工作是必须的,也是开悟和见道的前提条件。如果说开悟见道不要思想、不要概念,那么我们在这儿论什么!佛家祖师、大师们那么多的语录、公案、参话头……那又何必!六祖慧能曰:“迷时师度,悟了自度,度名虽一,用处不同。”对于当今中医界更多的迷途羔羊、凡夫俗子恐怕还是多一点思维、多一点概念、话多一点为好!否则天天说“言语道断,心行灭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话虽少了,结果仍断不了、灭不了;成天说“不立文字”,结果仍然在文字上打圈圈;反授他人中医不科学之话柄。……“尽矣、至矣、无以复加者”全在概念打滚!
三、“明理得道”与“道物协同承接制”
西方智慧总是去寻找在现象的表面和背后是什么,或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在中国人的眼里,真理就藏在事物的本身之中;而在西方,真理则是上帝定好的。按照中国的概念,知识是由对盘根错节的现象的内部运动的准确理解而构成的。对知识的渴望就是对现象网络中的各种关联和类型的理解,以及与其内部看不见的动力相协调的渴望。
——特德。卡普丘克(Ted Kaptchuk,1983)
中医、中华文化、古代圣贤能人的最高境界在于“明理得道”,“明理得道”本是三千年中华文化的核心构建,今天周现强老师重新秉承发掘宋代理学大师周敦颐、二程等人学术本意,拨乱反正将之解释为“道物协同承接制”,哲学界、中医学术界对此呼声甚高,中医学术界中西结合著作等身、威望甚高的曹东义老师对之点评为“举世皆醉,唯尔独醒”,足可见此对于当今复兴中医、复兴中华文化的重要性。在下愚钝有幸学习之,仿佛有种拨开迷雾、豁然开朗之感,体会如下:
‘道’为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客观规律】,却是决定影响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内部规定性(类似于现代质量能量信息三位一体,偏重信息层面对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定性),‘物’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有’【事物体现】,是可以通过象、数、形……反映道规定性的外部体现(类似于现代质量能量信息三位一体,偏重质量层面对事物发展变化的体现,能量【气】介于两者之间是信息与质量相互作用转换媒介的存在形式和关系体现),故道为物枢机,物为道体现,‘明理’即知道,‘得道’物如来。此两者相互相成,协同承接合而为一,即古人“非合两而以一为之纽”类似于现代相对论所说的物质、能量、信息三位一体,谁也不可能独立存在。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社会存在决定和制约着社会的道德规范,而道德规范又反过来引导和影响着社会存在。”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劳动(实践)促进思维,思维(明理-把握客观规律)指导创造工具(方法革命),工具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每一次思维的革命都带来了工具的革命,都推动了社会文明更大的进步。此古代《道德经》言:“无之(思维)以为用(规律)、有之(工具)以为利(效率)”,当今老百姓言:“出路在于思路(明理),细节(工具)决定成败”,岂可割裂偏废?倘若割裂,只讲‘道’不讲‘物’不可能真的‘明理’,于是“崇拜”“教条”“两个凡是”则大多渐入“唯心”“迷信”,唯有‘神神道道’‘玄之又玄’,终将不是神仙便是骗子;反之,抛弃道的理解、只追物之体现(弃理求术),不明理简单模仿唯有在低层次循环,结果虽然“唯物”“实践”,但却又陷西式还原论之泥潭。
古老的《伊索寓言》有一个叫“猴子与渔夫”的故事:
一只猴子在树上看渔夫捕鱼,觉得非常有趣,渔夫走后,它从树上跳下来,偷偷拿起网跑到河边去模仿渔夫捕鱼,结果被网缠住,掉到水里,差一点被淹死。猴子挣扎上岸后说:“真是活该!还没有学会撒网,抓什么鱼呢?”
这个故事告诫人们,不要离开“明理”而简单模仿妄求“得道”,人是因为有思维才能创造工具、使用工具,才区别与其它动物。有个伟人曾经说过,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比动物多了那么几分“思想”,多了那么几分运用思维所得的道理(客观规律)解决实际问题的‘学问’。学问者顾名思义即通过学习、设问、解问得到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即明理(学习、设问、解问的结果--把握事物内部客观规律)得道(通过具体手段--物的体现解决实际问题)之能力。当然此能力可以来自书本知识,也可以来自生活所得;可以是师尊传授,也可以是实践感悟;俗话说:“读千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关键在于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具体实践问题,故今人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否则即使能够背诵“经典”朗朗上口又有何用?然此实践本是为了检验真理而有目的行为,为了‘明理’而求‘得道’的行为,并非简单机械模仿,更不是盲目抓瞎!举个不很恰当的例子,同样是使用计算机技术,能编写软件的与只会操作系统的、甚至只会打字上网初涉者,他们“明理得道”境界相差何远?但反观今天的中医界,因为“行门”当道,也许是偏于‘修行’而疏于‘明理’,不懂或不知中华文化、中医理论的核心构建“道物协同承接制”的重要性,老是割裂‘道’和‘物’协同承接的有机联系而‘弃理求术’盛行,类如“中医是实践经验,空谈理论无用…”“中医难以理喻,唯有疗效立足…”“实践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无须理论裸奔…”,“何须与科学接轨,何须硬装系统论榫头…”……在中医界包括各大中医论坛甚嚣尘上极有市场。诚然对于个别中医个体而言,确实有人可以仅凭“技精成艺近乎道”便成一方名医,许多民间临床中医师因为确有一技之长,大概无须纠缠其理论如何,但按现行法律,一个几十年的老中医也许可以允许其没有文化、没有理论仅凭经验照样继续行医不缀,而一个年轻的中医后辈倘若没有文化、没有理论拿不到基本的行医证照,唯有被排挤在合法医学之外,同样的技法方药能够传承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吗?倘若不明理,同样的传承所得到的疗效相差又将何至数里道计!故倘若以此领导中医、传承中医,那么对于整个中医事业整体而言(不能被现代社会、现代观念所接受容纳的学科),其结果“将以理统法,以法统方,以方统药(技),以理为先,理念为魂,理法方药技贯通、博大精深隐含着几千年深厚的文化沉淀和与时俱进科技发展的成熟中医事业,被迫退回等同于西方古希腊时期的原始朴素唯物主义、经验主义”,于是“中医唯有不科学或不够科学了”,循此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医学院能不培养中医掘墓人吗?”“中医生死存亡”又怎能不上历史舞台?!
——学习“道物协同承接制”有感
一、隐世高人“十六字偈言”
究于当今中医“生死存亡”之缘由,在下年前有幸拜访了一位隐世高人、一位著作等身、深谙哲学、佛学的大师(因怕得罪人之业报,故遵其吩咐隐去姓名),当在下求教于当今中医“生死存亡”之症结,其与余一十六字偈言:“解门当道,嫡传失色!行门当道,渐趋末法!”其中的意思,因在下愚钝,经几个月来反复参省其中之“禅机”,大致有感悟如下:
二、佛学为镜看中医解门和行门究竟
以佛学为镜:释迦牟尼身前预言:其圆寂后的前五百年--正法时期(大乘佛学的发展时期,后世言“解门当道”时期),侧重于理的传博和发展,人才的选拔大多通过辩经法会,辩经的目的就是为了明理而有所创新,主持高僧的一个基本条件就必须首先是满腹经纶--明理,否则何以主持辩经、选拔人才?由此佛学(哲理)发展,大乘佛教唯识宗、中观宗…基本都是围绕着辩经明理而发展。然由于是围绕着明理而构成的学问,虽能被时代所接受,成为当时印度的主流文化(从我国唐代玄奘印度取经可见一斑),但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伴随着大乘佛教唯识宗、中观宗…的辩经明理(哲理)透明度的加强,佛学将逐渐失去其神秘性,一方面随着其学问的高深“不笑不作为道”只能被少数人掌握,逐渐脱离社会基本群体(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师过察则无徒。”);另一方面伴随着神秘性的丧失,因不利于搞崇拜、建偶像、缺乏功利性,极大地影响了原来“嫡传”上层的既得利益……,不能为“统治阶级”服务(不能赚钱),失去大量崇拜偶像的基本信徒群体,意味着将失去大量物质资助的提供;失去普世文明物质第一性的“当世之备”,大乘佛学在印度本土唯有逐渐消亡。
后一千五百年--像法时期(建偶像、搞崇拜,小乘佛教兴起、门户流派众多,后世言“修门当道”又称行门时期),虽然侧重于实修实证的佛学之路相较于辩经明理的佛学之路能够吸引更大的社会群体,有利于创造更大的生存和发展条件,但疏于明理,不明理追求外在形式(法术)的修证,教条主义地唯经所是,释迦牟尼的诸多方便法门变成了“戒律、戒条”,结果让佛学变成了佛教。各大流派均以自己师门嫡传的释迦牟尼“方便法门一枝”证得‘果位’,建立“唯有自己正宗,他人皆多邪道”门派形式,小乘佛教流派虽然在中土得以生存发展,佛学却逐渐衰落,博大精深的学问常常成了宗教门户的“秘传法术”;各家因‘自扫门前雪,老死不相往来’,深邃的佛学哲理内涵无法贯通发展,所传衣钵大多仅限自家一宗,更多追求外在形式,也唯有萎缩走形渐趋末法。
时至今日--末法时期(佛学的变质时期,佛说:“末法时期,真正的佛法不在出家人,而在隐于世的在家人。”庙里的和尚把经念歪了,老百姓只把歪当正,不知更多的正经隐于世间。)因不明理导致佛学的内涵尽失,常常为了钱虚扩其表象形式,常常主持成了商业募捐“总经理”,造庙、做法事变成了来钱的“项目工程”,在老百姓眼中:佛学变成了几个和尚尼姑吃素念经拜佛神神道道的赚钱法门,就连虔诚的佛教徒也常在所不齿!
如果说,佛学的最高境界在于智慧开悟(明理得道)明白宇宙万物的根本,相当于博士后阶段--佛法修证果位,那么小乘佛法则相当于中小学阶段--佛法基础教育,大乘佛法则相当于大学阶段--佛法提高教育,由此自然明白小乘、大乘、既是学习求证佛法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不同境界的产物,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相携承接的两个侧重面,原本就不应该分什么‘行门’与‘解门’,谋“智慧开悟”不明理(没有思维)何以开悟?不修(没有实践)又何以明理?解门(偏重理论)和行门(偏重实践)本是学习佛学(一种过程管理)过程中一个统一体的两个不同侧面,此好比阴阳,离开阴何以为阳?离开阳又何以为阴?好比学习绘画,速写和素描又何必分别哪一个更重要?修佛的人都知道:佛是人做的,开悟离不开“心”(知、思、修),离开知(理论)何以思(实践桥梁),没有思是盲修(弃理求术),盲修又何以开智慧?禅宗讲“善知识,定慧为本。”“定、慧本是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慧是定用。……犹如灯和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名虽有二,体本同一。本来智慧开悟贵在明理,而今天众多不明理妄求‘佛陀保佑’,功利以为专事“修证”便可直达果位,求果不求因,即使苦苦修炼,虽证得一些小果位,但终究难成正果。相反却因拂逆佛陀本意,不明根本之理,因为‘难以理喻’而‘弃理求术’片面追求外在形式,结果常常佛学成了佛教,佛教成了佛商,遭人批评为‘迷信’也就顺理成章了。
同理,中医解门和行门究竟,在下有一言不吐不快,可能有所偏激或唐突,得罪之处还望网上诸贤海涵!也是听人教诲:“佛学提倡见地(解悟)和行持(证悟)的统一,有行持未必见地上得去,而有见地必然行持也跟得上,没有行持的见地则必然是假的。”虽然“一切万法不离自性”要开启自性(开悟)必须要经过“言语道断,心行灭处”(证悟),但解悟是不能离开概念活动的,只要有思想,就有概念的活动,没有概念,思维活动如何展开?这不仅对世间活动、生活工作是必须的,也是开悟和见道的前提条件。如果说开悟见道不要思想、不要概念,那么我们在这儿论什么!佛家祖师、大师们那么多的语录、公案、参话头……那又何必!六祖慧能曰:“迷时师度,悟了自度,度名虽一,用处不同。”对于当今中医界更多的迷途羔羊、凡夫俗子恐怕还是多一点思维、多一点概念、话多一点为好!否则天天说“言语道断,心行灭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话虽少了,结果仍断不了、灭不了;成天说“不立文字”,结果仍然在文字上打圈圈;反授他人中医不科学之话柄。……“尽矣、至矣、无以复加者”全在概念打滚!
三、“明理得道”与“道物协同承接制”
西方智慧总是去寻找在现象的表面和背后是什么,或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在中国人的眼里,真理就藏在事物的本身之中;而在西方,真理则是上帝定好的。按照中国的概念,知识是由对盘根错节的现象的内部运动的准确理解而构成的。对知识的渴望就是对现象网络中的各种关联和类型的理解,以及与其内部看不见的动力相协调的渴望。
——特德。卡普丘克(Ted Kaptchuk,1983)
中医、中华文化、古代圣贤能人的最高境界在于“明理得道”,“明理得道”本是三千年中华文化的核心构建,今天周现强老师重新秉承发掘宋代理学大师周敦颐、二程等人学术本意,拨乱反正将之解释为“道物协同承接制”,哲学界、中医学术界对此呼声甚高,中医学术界中西结合著作等身、威望甚高的曹东义老师对之点评为“举世皆醉,唯尔独醒”,足可见此对于当今复兴中医、复兴中华文化的重要性。在下愚钝有幸学习之,仿佛有种拨开迷雾、豁然开朗之感,体会如下:
‘道’为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客观规律】,却是决定影响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内部规定性(类似于现代质量能量信息三位一体,偏重信息层面对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定性),‘物’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有’【事物体现】,是可以通过象、数、形……反映道规定性的外部体现(类似于现代质量能量信息三位一体,偏重质量层面对事物发展变化的体现,能量【气】介于两者之间是信息与质量相互作用转换媒介的存在形式和关系体现),故道为物枢机,物为道体现,‘明理’即知道,‘得道’物如来。此两者相互相成,协同承接合而为一,即古人“非合两而以一为之纽”类似于现代相对论所说的物质、能量、信息三位一体,谁也不可能独立存在。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社会存在决定和制约着社会的道德规范,而道德规范又反过来引导和影响着社会存在。”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劳动(实践)促进思维,思维(明理-把握客观规律)指导创造工具(方法革命),工具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每一次思维的革命都带来了工具的革命,都推动了社会文明更大的进步。此古代《道德经》言:“无之(思维)以为用(规律)、有之(工具)以为利(效率)”,当今老百姓言:“出路在于思路(明理),细节(工具)决定成败”,岂可割裂偏废?倘若割裂,只讲‘道’不讲‘物’不可能真的‘明理’,于是“崇拜”“教条”“两个凡是”则大多渐入“唯心”“迷信”,唯有‘神神道道’‘玄之又玄’,终将不是神仙便是骗子;反之,抛弃道的理解、只追物之体现(弃理求术),不明理简单模仿唯有在低层次循环,结果虽然“唯物”“实践”,但却又陷西式还原论之泥潭。
古老的《伊索寓言》有一个叫“猴子与渔夫”的故事:
一只猴子在树上看渔夫捕鱼,觉得非常有趣,渔夫走后,它从树上跳下来,偷偷拿起网跑到河边去模仿渔夫捕鱼,结果被网缠住,掉到水里,差一点被淹死。猴子挣扎上岸后说:“真是活该!还没有学会撒网,抓什么鱼呢?”
这个故事告诫人们,不要离开“明理”而简单模仿妄求“得道”,人是因为有思维才能创造工具、使用工具,才区别与其它动物。有个伟人曾经说过,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比动物多了那么几分“思想”,多了那么几分运用思维所得的道理(客观规律)解决实际问题的‘学问’。学问者顾名思义即通过学习、设问、解问得到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即明理(学习、设问、解问的结果--把握事物内部客观规律)得道(通过具体手段--物的体现解决实际问题)之能力。当然此能力可以来自书本知识,也可以来自生活所得;可以是师尊传授,也可以是实践感悟;俗话说:“读千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关键在于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具体实践问题,故今人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否则即使能够背诵“经典”朗朗上口又有何用?然此实践本是为了检验真理而有目的行为,为了‘明理’而求‘得道’的行为,并非简单机械模仿,更不是盲目抓瞎!举个不很恰当的例子,同样是使用计算机技术,能编写软件的与只会操作系统的、甚至只会打字上网初涉者,他们“明理得道”境界相差何远?但反观今天的中医界,因为“行门”当道,也许是偏于‘修行’而疏于‘明理’,不懂或不知中华文化、中医理论的核心构建“道物协同承接制”的重要性,老是割裂‘道’和‘物’协同承接的有机联系而‘弃理求术’盛行,类如“中医是实践经验,空谈理论无用…”“中医难以理喻,唯有疗效立足…”“实践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无须理论裸奔…”,“何须与科学接轨,何须硬装系统论榫头…”……在中医界包括各大中医论坛甚嚣尘上极有市场。诚然对于个别中医个体而言,确实有人可以仅凭“技精成艺近乎道”便成一方名医,许多民间临床中医师因为确有一技之长,大概无须纠缠其理论如何,但按现行法律,一个几十年的老中医也许可以允许其没有文化、没有理论仅凭经验照样继续行医不缀,而一个年轻的中医后辈倘若没有文化、没有理论拿不到基本的行医证照,唯有被排挤在合法医学之外,同样的技法方药能够传承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吗?倘若不明理,同样的传承所得到的疗效相差又将何至数里道计!故倘若以此领导中医、传承中医,那么对于整个中医事业整体而言(不能被现代社会、现代观念所接受容纳的学科),其结果“将以理统法,以法统方,以方统药(技),以理为先,理念为魂,理法方药技贯通、博大精深隐含着几千年深厚的文化沉淀和与时俱进科技发展的成熟中医事业,被迫退回等同于西方古希腊时期的原始朴素唯物主义、经验主义”,于是“中医唯有不科学或不够科学了”,循此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医学院能不培养中医掘墓人吗?”“中医生死存亡”又怎能不上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