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背景
任何著作，都有其一定的环境色彩。《温病明理》也不例外。恽氏之世，消灭中医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泛滥成灾。1917年，余岩发表《灵素商兑》，向中医理论，发起了总攻，“废止中医派批判中医，首先集中于《内经》，其次集中于《伤寒论》。”③处当时这种形势下，在长达五年之久的时间里，中医界竟没有一人出来应战。相反，种种歪曲，怀疑《伤寒论》的说法，借羽翼仲景之名，到广泛传播了开来。有的说《伤寒论》只讲狭义伤寒。有的说伤寒绝少。有的说仲景伤寒，由外到里，要横看；叶氏温病，从上到下，要竖看。有的说《伤寒论》中温病是假温病；吴鞠通、王孟英等所说温病是真温病，这种种看似不同的论调，有一个共同的观点，这就是说，仲景学说已经过时了。这种观点，于当时废止派的攻击《伤寒论》，真所谓推波助澜。上述有些论点，虽早巳由陆九芝等进行过驳斥，但在当时仍广为流行，恽氏处这种历史条件下，既对废止派十分愤慨，亦对叶吴学派相当反感，因此，他首先应余岩之挑战，于1922年发表《群经见智录》，“站在近代高度科学地解释《内经》体系”，“捍卫了中医体系的完整性。”④嗣后，又著《伤寒论研究》，《温病明理》等论外感热病之专著，对歪曲仲景学说的错误论点，进行了批判。徐衡之在《温病明理·序》中说：“仲景之《伤寒论》，既为吴鞠通、王孟英辈之著作为紫色夺朱之僭窃，则《伤寒论》为人所怀疑，在若有若无之列，伤寒既无，伤寒以上之书，更非所能读，则亦等于无，而所有者，乃仅仅《温病条辨》、《叶案》、《温热经纬》，持此三书，欲与西医科学挈短较长，则此三书实无些微之价值，等于无有而已，故曰中医学荡然无有一物，不为过也。"徐氏说彼三书实无些微之价值，言词是偏激的，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废止派与恽氏学派对这一点都十分清楚：内经、伤寒之学，是中医理论的根本。因此，废止派攻击中医学，是从这里下手。恽氏学派的维护中医学，也从这里下手。因为在当时，攻击《伤寒论》与歪曲，怀疑《伤寒论》的种种论调，汇成了一股逆流，恽铁樵为了延歧黄一脉，作振兴中医之望，乃在反击废止派之同时，横扫一切曲释仲景之学的注解，提出了下述主张；“欲得伤寒真理，非空绝依傍，屏去一切注释，专读白文不可。盖吾侪之思想，苟为注释所束缚，即不能有独到之心得。犹之仲景之治医，苟为当日时医所束缚，即不能横断众流，直入轩歧堂奥也。”并严词驳斥叶吴学派，此所以有《伤寒论研究》、《温病明理》等书之撰作。由此可见，《温病明理》对叶派措词之所以相当严厉，这是与当时历史条件有关的。这与后世有些医家，仅因观点不同，便意气用事，作文攻讦，不可同日语。因为当时的环境，据恽氏所云：“今之时医皆叶派，苟倏然立异，将群起而排之，使无立足之地而后已，犹之举国皆饮狂泉，转以不狂者为狂，结果，不狂者非尤而效之佯狂不可。”这说明那时的医界，党同伐异的学阀风气相当浓厚，恽氏既憎恶攻击、歪曲、怀疑《伤寒论》的种种论调，又痛恨当时医界的不良学风，所以使他在对叶派学说进行争鸣时，平不下心，静不下气，故措词便显得相当的严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