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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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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白版转发了万友生先生的很多案例，对大家临床有很大帮助。但大家可能对万先生还不太了解，为了让大家对万先生的学说思想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特从网上搜到此帖奉献于同道。
万友生(1917~)，江西新建人，现年六十五岁，从事中医内科专业近五十年。解放后，历任江西省中医进修学校、江西中医专科学校和江西中医学院教导副主任，中南区卫生部中医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西中医药》月刊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现任中华垒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全国中医㈣学会中医理论整理研究委员会常务委员。精通伤寒、温病学说，曾著有《伤寒讲义》(1959年)、《温病讲义》(1959年)，《伤寒论讲义》(1962年)、《热病学讲义》(1973年)等。近年来著有《松庐医案》、Ⅸ伤寒知要》两书，待出版。
我的学历是从私塾开始的。由于读过孔孟之书，因而具有一定的古文基础，这就为我考入南昌神州国医专修院(后来改名匈江西中医专门学校)，攻克经典难关，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当时老师不仅特别重视古文水平，同时也很重视书法，考斌评分时，字写得好的加分，否则减分。他们认为，中国医学和中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占代医学家大都兼通中国文学和书法。当时社会上也常给中医以这种压力，即中医开方时，字写得好的，就会受到病家青睐，否则就会遭到白眼。
我在江西中医专门学校学了三年中医药学理论，由于日寇侵扰，学校停办，未能临床实习，深引为憾。离校之后，继续寻师访友，曾遥从上海名医陆渊雷为师，尽购其著作而读之。我很钦佩他博通古今中外的学问，从而开拓了我的心胸和眼界。但对他以西释中的论述，既受到启发，又感到疑惑。并在当时中医界守旧、维新和折中三种不同的学术主张中颇感踌躇，只是由于自己缺乏西医知识，无力维新和折衷，不得不守旧以求自慰而已。因此，在解放前战乱十多年的医途中，一直是坚持固有传统，不断深入钻研的。当时行医的生涯虽苦，但自学的蔗境弥甘。现在重读当年用墨笔正楷书写的《诸病证治提要》、《伤寒论六经分i正*、《药选》和《药物分类提要》等资料，那种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干¨乐在苦中的坚毅精神犹跃然纸上，使我老而忘倦。
解放后，执行中医内科业务卜多年的我，参加了南昌市中医进修班，比较系统地学了一些西医的基础理论和l临床知识。由于寝馈娃黄医学已久，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并未因之而使自己改造成为"西医"，相反，在学习西医的过程巾受到了不少的启发，更加坚定了自己为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而奋斗终身的信心。
回忆我从临『末实践到理论研究这一漫长的历程，是甘箭备尝、不无体会的。这里略谈四点：
(一)关于经方和时方的问题我在学校学医时，对老师之间的经方派与时方派的争论颇感兴趣，但并无成见。只是由于张仲景乃医中之圣人，因而对经方尤为喜爱罢了。离校走向社会后，在早期临床实践中，虽然喜用经方，但也常用时方，并初步体会到只要用之得当，都能药到病赊。但遮尚处于一般性的摸索阶段。嗣因先后在江西省中医进修学校、江西中医专科学校和江西中医学院长期教授《伤寒论》，为了进一步印证经方疗效，提高教学质量，才在临床I：偏重药味少而用量大的经方(即使有时选用时方，也喜欢药少量太的)，井常向学生推崇"少而精"的经方，批评"多而杂"的时方。但我思想上并不排斥"多而精"的时方，认为用药女¨用兵，虽然"多而杂"的时方，好比乌合之众，杂乱无章，一哄而上，临阵必败；但"多而精"的时方则好比韩倩将兵，多多益善，井井有条，临阵必胜。如李东垣方虽有多至一二十昧的，但君臣佐使相制相用，条理井然，每奏良效，即其例证。只是当时我寝馈长沙堂室，言行悉遵仲景，对"多而精"的时方，心虽许之，但尚未及深研。文化大革命后，我讲课渐少，而看病渐多，为了进一步摸索时方的经验，乃渐偏重于时方，临床用药有时一方多述一二十昧，有些同事颇为我在临床上的突变而感到惊伢。近时找巴完成《松庐医案》的编著任务，我希望它能及时地同大家见面，获得太家的指教，并让大家从这本医案中看到我对经方和时方虽有偏爱但无成见的态度。但从其中方药用量来看，前期虽然有轻有重，后期则偏于重。这是因为我长期教《伤寒论》课，临床应用药少量大的经方较多，加之晚年所经治者多属疑难顽固病症往往需重剂量才能取效的缘故。
蛆我并非排斥轻剂量时方，只是对此很少应用、缺乏经验而已。我愿在晚年深入摸索一F轻剂量时方治病的经验，以弥补自己的缺陷。只是由于习惯势力太顽固，大有积重难返之感，尚待努力克服。
(二)关于伤寒和温病的问题我教伤寒温病课近三十年，先后编写过有关伤寒和温病的讲义多种。近几年来，又在为北京中医研究院与北京中医学院合办的中医研究生班、中央卫生部委托湖北中医学院主办的全国伤寒师资进修班、贵阳中医学院和贵阳医学院主办的中医研究班和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以及本院主办的古典医籍学习班所写伤寒讲稿的基础上，进一步写成丁《伤寒知要》。前年五月问，在北京首届全国中医学术会议上提出了《关于伤寒六经和温病三焦、卫气营血辨证论治体系的统一问题》等论文。去年新加坡中医学院为其第十五届毕业纪念特刊来函征文，我在本院党组织的鼓励和支持下，应征投寄了《寒温统一论坤一稿(此稿是在我主编的《热病学讲义》基础上写成的)，就伤寒和温病两说统一问题，具体地提出了我的主张。而这也就是我从事伤寒和温病教学近三十年来的一个衷心的愿望。我之所以要这样做的理由是：①从寒温学说的源流来看，伤寒学说是温病学说的基础，温病学说是伤寒学说的发展，它们是一脉相承的。且由过去的寒温合论到寒温分论，又到今天的寒温合沧，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也是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
②从寒温学说的内容来看，虽然伤寒六经和温病三焦、卫气营血的辩证论治各自有其特点，不客混淆，但它们又都属于外感病的范畴，是一类疾病中的两类汪治，显然是相得益彰，应该冶于一炉，融为一体的。例如《伤寒论》虽然对太阳中风、伤寒的桂枝汤证和麻黄汤证论述甚详，但对太阳温病、风温的论述则有证无方}而《温病条辨》则针对其缺陷宦g制银翘散方以弥补之。又如《伤寒论》对厥阴病的论述不够具体明确，因而引起后人争议，甚至悬为疑案(如陆渊雷"伤寒沿今释》指出"伤寒傲岍府竟是千古疑案")。但如能结合后世温病学家有关厥阴病的论述来研究，就可涣然冰释而毫无疑义了。叉如伤寒学i兑详于表里寒证治法_析重在救阳，温病学说详于表里热证冶法而重在救阴，分开来各有缺陷，合起来便成完壁。③从寒温学说的应用来看，今天中医或中西医结合临床诊治外感疾病，大都是根据具体病情，灵活运用伤寒六经和温病三焦、卫气营血的理法方药，并无成见。④从寒温学说的发展来看，在中西医结合中，中医外感病学的寒温两说必将大大地丰富西医的传染病学，而成为具有我国独特风格的新医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此可见，伤寒和温病是必须统一的。我在中医院校主持伤寒温病教学中，前期是寒温分立，后期是寒温合并，《热病学讲义》已再版试用达五年之久，虽其内容尚待修改补充，但我认为方向是对头的。应该坚持下去，使之渐壤完善。我愿追随并世贤达，共同完成这一历史性的学术任务。
(三)关千补脾和补肾的问题睥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本来都是人体的根本所在，应该是同等重要的。前人之所以有"补脾不如补肾"和"补肾不如补脾"之说，则是由于所处环境和治学途径不同，因而有所僦重罢了。内伤病学中的补睥与补肾两大学派一样，在历史上影响很大，至今遗风尚存，而且正在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加以研究。我从长期临床实践中深切地体会到，脾胃之病(直接的或间接的)最为常见，因而调治脾胃之法也就用得最多。这就要求临床医生必须善于调瀹脾胃。我虽早在行医之初，就很重视脾胃(抗战时，我随家迁居峡江县黄泥岗村，患胃痛甚剧，卧床一个多月，粒米未进，每天只能喝些汤水，大肉尽脱，形容憔悴，势颤危殆。当时我行医未久，经验贫乏，在中西医药杂投无效的困境中，幸自试用香砂六君子汤获效，并坚持服至病愈为止。从此香砂六君子沥方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凡遇此证，必投此方，常常收到满意的效果，从而引起了我对脾胃学说的兴趣)，但并不善于调洽牌胃。这里试举一例为证：李姓，女，中年。素体瘦弱，患胃中灼热已三、四年，饥时尤甚，饮冷则舒，通身皮肤灼热，手足心热，晨起胃腕有气包突起，约半小时向诮，大便秘结，小便黄热，白带多，头晕，脉细数而虚弱。初按脾胃阴虚内热处理，投以增液汤加石斛、沙参、石膏、甘草四剂，胃中灼热稍减，气包末再发生，但大便仍秘结不行。乃用增液汤合弼心汤以清下之，再进二荆，胃中灼热未见续减，大便仍艰涩难下。
患者迫切要求通便，因予增液承气汤_一剂，仅服一剂即感纠胃中异常难受，虽微泻几次而不畅，食欲大减，神疲肢倦，患者不敢再服，而别求医治。这是我早年不善凋冶脾胃的一例挫手案。本例实属脾胃气阴两虚之证。虽然胃中灼热面饥时尤甚，饮冷则舒，并伴有皮肤灼热，手足心热，便秘屎黄，脉细数等痛，确属胃中阴虚山热所敏，宜州甘寒清热法，但从其体素瘦弱、自带多、头晕、脉虚弱等症来看，可见脾气素虚。脾虚吼IJ饮食不为肌肉而身体日形消瘦；脾虚则清阳不升，湿浊下注，错脉不固，而头晕白带淋漓。
并由脾气虚导致阴血虚，引起虚火内炽，而现胃热肤热手足心热，脉虽细数而虚弱等症。其大便秘结不行，不仅是阴虚肠燥，更主要的是中气虚弱而无力传导，故虽润以增液而仍不下，攻以硝黄虽得微泻而不畅，且觉胃中异常难受。可见本证虽属睥胃气阴两虚之证，但其病机重点则在于睥气虚。本当遵守东垣之法以甘温之剂补其中而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则愈，并应知本证是"大忌苦寒之药泻胃土"的。但因当时见未及此，初投甘寒养胃之增液法，尚届以次为主，虽未中乩犹有微效}继用苦寒泻胃之泻心、承气法，则属损其不足，故使中气不支而致胃中异常难受。这就无怪乎患者对我不再信任而别求医治了。由于临床上的深刻教训，迫使自己认真钻研脾胃学说，才逐渐地能够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这里也举一例为证：李娃，男，中年。患胃中灼热已十余年，虽然胃纳尚可，但食后胃中即有灼热感(晨起空腹时则无此感)，继以脘腹胀满，入暮尤甚，嗳腐吞酸，以手从心下向左肋下按之则痛。神疲肢倦，大便猪泻时多而干结时少。初诊时，大便结如羊矢量少而日行三次，舌苔微黄，脉象弦迟。当时有一学生随诊，他从当前主症冒中灼热而大便结如羊矢苔黄脉弦着眼，认为病属脾胃阴虚内热所致，主张崩增液汤等甘寒清热。经过共同分析，才认识到本病实属脾之气虚不运而胃之阴火时起的热中症，这可以从其胃中灼热而大便素溏冲疲肢倦脉迟上看，抖出来。因此，放弃了甘寒清热法，采取了甘温除热法，投以异功散加山楂、六曲、麦芽。初服二剂，胃中灼热鞘减，大便转成软条，并减为日行一次，虽仍嗳气，但不吞酸，再服二剂，胃中灼热减半，暖气渐除，时而矢气，颇感舒适．惟食后仍感脘腹胀满}乃守上方加枳实、半夏，又服二剂，胃中灼热全除，皖腹胀满大减。此后常服上方，胃中灼热来再发生，皖腹帐满全除，终获痊愈。从本例胃中灼热是食后即作而空腹则止，并伴有脘腹胀满嗳腐吞酸神疲胜倦来看，可见李东垣根据《内经》"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而提出的"饮食不节则胃病，胃病则气短精神少而生大热"的理论，是符合临床实际的。这种胃中灼热之症，是因脾脏气虚不运+胃腑谷气停滞而阴火内焚所致。它和胃阴虚而气不虚的阳火炽盛的胃中灼热而饥时尤甚，大便但结不溏，舌质干扛瘦薄，脉象细数之症是同中有异的。
前者属于气虚阴火的虚热证，必须甘温才能除其热，后者属于阴虚阳火的虚热证，必须甘寒才能清其热，j=者阴阳大圳，是不能混淆的。文化大革命后，我曾先后在国内中医杂志上发表过一些有关脾胃学说的论文(如《略谈补脾疗法》、《脾胃学说在临床上的．运用》、《略谈脾虚阴火与甘温除热》、《论阴火》等)，前年并曾在全国中医学术会议上提出《略论阴火与甘温除热*(包括脾虚阴火与肾虚阴火在内)一文，献其一得之愚，以就正于贤达。
(四)关于中西医结合的问题前年，中央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并将长期并存的方针。这是非常必要的。过去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中医研究机构，并发挥了中西医结合这支力量的作用，进行过不少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由于未能充分的发挥中医这支力量的作用，因而对中医理论本身的研究不多，成绩不大。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偏向，就是由于缺乏上述三支力量长期并存的思想基础，同时对西医尚难解释的中医理论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我承认，中医学确实包含了不少的至今还无法解释的"迷信"成分，如同西方的医学也难免不包含着"迷信"成分一样。但迷信和科学，本来就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发展过程，并无绝对的界限，这是人类对客观世界(包括人的身体和疾病)认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西方的医学在发展途中也曾经存有迷信和盲目之处，这同样也是不足为怪的。是"迷信"，还是科学，只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那就是实践和实践岫结果。能够治好病，就是科学。近时已有更多的人渐知中医理论包含着丰富的生命科学内容，并已引起国际上的重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最近指出："生命科学是当前世界上普遍受到重视的一门科学，许多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多学科的综台性研究。"他建议"在对现有学科体系进行调整、组合的基础上，建立起人体科学体系，将诸如人体特异功能，气功、中医理论等列入这个体系之巾，以便使这一研究工作逐步向更严密、更系统的方向发展。"(《文汇报Ⅺ1g80年7月18H一版)由于他是物理学家，而非中医或西医，因而他对中医理论的推崇是客观的，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吲此，今后必须进一步端正对中医学的认识，充分发挥中医这支力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强对中医药理论本身的研究，不仅要及时地继承好当代中医药理论专家的研究成果，还要不断地培养出新一代的中医药理论专家来(当然同时也要墒养中西医药结合的新医药学理论专家)。
前几年，有的中医医院，实际上西化了，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是必须加以纠正的。我认为中医医院，必须从领导到医生到护士，从门诊到住院，从方药到饮食，都突出中医的特点，尤其是辨证论治的特点。它既不同于以辨病论洽为特点的西医医院，也不同于以辨病沦冶与辨证论治相结台为特点的中西医结合医院。必须进一步明确，西医辨病论治和中医辨证论治相结合，虽然是一条可行的正确途径，而且是发展我国新医药学的必由之路，但这并不能说是我国医学科学发展的惟一途径。除此之外，中医和西医两火医学体系还都可以分道扬镳，齐头并进，各自保持自己的特点。事实上三支力量长期并存，对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更为有利。
万友生(1917~)，江西新建人，现年六十五岁，从事中医内科专业近五十年。解放后，历任江西省中医进修学校、江西中医专科学校和江西中医学院教导副主任，中南区卫生部中医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西中医药》月刊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现任中华垒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全国中医㈣学会中医理论整理研究委员会常务委员。精通伤寒、温病学说，曾著有《伤寒讲义》(1959年)、《温病讲义》(1959年)，《伤寒论讲义》(1962年)、《热病学讲义》(1973年)等。近年来著有《松庐医案》、Ⅸ伤寒知要》两书，待出版。
我的学历是从私塾开始的。由于读过孔孟之书，因而具有一定的古文基础，这就为我考入南昌神州国医专修院(后来改名匈江西中医专门学校)，攻克经典难关，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当时老师不仅特别重视古文水平，同时也很重视书法，考斌评分时，字写得好的加分，否则减分。他们认为，中国医学和中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占代医学家大都兼通中国文学和书法。当时社会上也常给中医以这种压力，即中医开方时，字写得好的，就会受到病家青睐，否则就会遭到白眼。
我在江西中医专门学校学了三年中医药学理论，由于日寇侵扰，学校停办，未能临床实习，深引为憾。离校之后，继续寻师访友，曾遥从上海名医陆渊雷为师，尽购其著作而读之。我很钦佩他博通古今中外的学问，从而开拓了我的心胸和眼界。但对他以西释中的论述，既受到启发，又感到疑惑。并在当时中医界守旧、维新和折中三种不同的学术主张中颇感踌躇，只是由于自己缺乏西医知识，无力维新和折衷，不得不守旧以求自慰而已。因此，在解放前战乱十多年的医途中，一直是坚持固有传统，不断深入钻研的。当时行医的生涯虽苦，但自学的蔗境弥甘。现在重读当年用墨笔正楷书写的《诸病证治提要》、《伤寒论六经分i正*、《药选》和《药物分类提要》等资料，那种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干¨乐在苦中的坚毅精神犹跃然纸上，使我老而忘倦。
解放后，执行中医内科业务卜多年的我，参加了南昌市中医进修班，比较系统地学了一些西医的基础理论和l临床知识。由于寝馈娃黄医学已久，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并未因之而使自己改造成为"西医"，相反，在学习西医的过程巾受到了不少的启发，更加坚定了自己为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而奋斗终身的信心。
回忆我从临『末实践到理论研究这一漫长的历程，是甘箭备尝、不无体会的。这里略谈四点：
(一)关于经方和时方的问题我在学校学医时，对老师之间的经方派与时方派的争论颇感兴趣，但并无成见。只是由于张仲景乃医中之圣人，因而对经方尤为喜爱罢了。离校走向社会后，在早期临床实践中，虽然喜用经方，但也常用时方，并初步体会到只要用之得当，都能药到病赊。但遮尚处于一般性的摸索阶段。嗣因先后在江西省中医进修学校、江西中医专科学校和江西中医学院长期教授《伤寒论》，为了进一步印证经方疗效，提高教学质量，才在临床I：偏重药味少而用量大的经方(即使有时选用时方，也喜欢药少量太的)，井常向学生推崇"少而精"的经方，批评"多而杂"的时方。但我思想上并不排斥"多而精"的时方，认为用药女¨用兵，虽然"多而杂"的时方，好比乌合之众，杂乱无章，一哄而上，临阵必败；但"多而精"的时方则好比韩倩将兵，多多益善，井井有条，临阵必胜。如李东垣方虽有多至一二十昧的，但君臣佐使相制相用，条理井然，每奏良效，即其例证。只是当时我寝馈长沙堂室，言行悉遵仲景，对"多而精"的时方，心虽许之，但尚未及深研。文化大革命后，我讲课渐少，而看病渐多，为了进一步摸索时方的经验，乃渐偏重于时方，临床用药有时一方多述一二十昧，有些同事颇为我在临床上的突变而感到惊伢。近时找巴完成《松庐医案》的编著任务，我希望它能及时地同大家见面，获得太家的指教，并让大家从这本医案中看到我对经方和时方虽有偏爱但无成见的态度。但从其中方药用量来看，前期虽然有轻有重，后期则偏于重。这是因为我长期教《伤寒论》课，临床应用药少量大的经方较多，加之晚年所经治者多属疑难顽固病症往往需重剂量才能取效的缘故。
蛆我并非排斥轻剂量时方，只是对此很少应用、缺乏经验而已。我愿在晚年深入摸索一F轻剂量时方治病的经验，以弥补自己的缺陷。只是由于习惯势力太顽固，大有积重难返之感，尚待努力克服。
(二)关于伤寒和温病的问题我教伤寒温病课近三十年，先后编写过有关伤寒和温病的讲义多种。近几年来，又在为北京中医研究院与北京中医学院合办的中医研究生班、中央卫生部委托湖北中医学院主办的全国伤寒师资进修班、贵阳中医学院和贵阳医学院主办的中医研究班和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以及本院主办的古典医籍学习班所写伤寒讲稿的基础上，进一步写成丁《伤寒知要》。前年五月问，在北京首届全国中医学术会议上提出了《关于伤寒六经和温病三焦、卫气营血辨证论治体系的统一问题》等论文。去年新加坡中医学院为其第十五届毕业纪念特刊来函征文，我在本院党组织的鼓励和支持下，应征投寄了《寒温统一论坤一稿(此稿是在我主编的《热病学讲义》基础上写成的)，就伤寒和温病两说统一问题，具体地提出了我的主张。而这也就是我从事伤寒和温病教学近三十年来的一个衷心的愿望。我之所以要这样做的理由是：①从寒温学说的源流来看，伤寒学说是温病学说的基础，温病学说是伤寒学说的发展，它们是一脉相承的。且由过去的寒温合论到寒温分论，又到今天的寒温合沧，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也是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
②从寒温学说的内容来看，虽然伤寒六经和温病三焦、卫气营血的辩证论治各自有其特点，不客混淆，但它们又都属于外感病的范畴，是一类疾病中的两类汪治，显然是相得益彰，应该冶于一炉，融为一体的。例如《伤寒论》虽然对太阳中风、伤寒的桂枝汤证和麻黄汤证论述甚详，但对太阳温病、风温的论述则有证无方}而《温病条辨》则针对其缺陷宦g制银翘散方以弥补之。又如《伤寒论》对厥阴病的论述不够具体明确，因而引起后人争议，甚至悬为疑案(如陆渊雷"伤寒沿今释》指出"伤寒傲岍府竟是千古疑案")。但如能结合后世温病学家有关厥阴病的论述来研究，就可涣然冰释而毫无疑义了。叉如伤寒学i兑详于表里寒证治法_析重在救阳，温病学说详于表里热证冶法而重在救阴，分开来各有缺陷，合起来便成完壁。③从寒温学说的应用来看，今天中医或中西医结合临床诊治外感疾病，大都是根据具体病情，灵活运用伤寒六经和温病三焦、卫气营血的理法方药，并无成见。④从寒温学说的发展来看，在中西医结合中，中医外感病学的寒温两说必将大大地丰富西医的传染病学，而成为具有我国独特风格的新医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此可见，伤寒和温病是必须统一的。我在中医院校主持伤寒温病教学中，前期是寒温分立，后期是寒温合并，《热病学讲义》已再版试用达五年之久，虽其内容尚待修改补充，但我认为方向是对头的。应该坚持下去，使之渐壤完善。我愿追随并世贤达，共同完成这一历史性的学术任务。
(三)关千补脾和补肾的问题睥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本来都是人体的根本所在，应该是同等重要的。前人之所以有"补脾不如补肾"和"补肾不如补脾"之说，则是由于所处环境和治学途径不同，因而有所僦重罢了。内伤病学中的补睥与补肾两大学派一样，在历史上影响很大，至今遗风尚存，而且正在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加以研究。我从长期临床实践中深切地体会到，脾胃之病(直接的或间接的)最为常见，因而调治脾胃之法也就用得最多。这就要求临床医生必须善于调瀹脾胃。我虽早在行医之初，就很重视脾胃(抗战时，我随家迁居峡江县黄泥岗村，患胃痛甚剧，卧床一个多月，粒米未进，每天只能喝些汤水，大肉尽脱，形容憔悴，势颤危殆。当时我行医未久，经验贫乏，在中西医药杂投无效的困境中，幸自试用香砂六君子汤获效，并坚持服至病愈为止。从此香砂六君子沥方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凡遇此证，必投此方，常常收到满意的效果，从而引起了我对脾胃学说的兴趣)，但并不善于调洽牌胃。这里试举一例为证：李姓，女，中年。素体瘦弱，患胃中灼热已三、四年，饥时尤甚，饮冷则舒，通身皮肤灼热，手足心热，晨起胃腕有气包突起，约半小时向诮，大便秘结，小便黄热，白带多，头晕，脉细数而虚弱。初按脾胃阴虚内热处理，投以增液汤加石斛、沙参、石膏、甘草四剂，胃中灼热稍减，气包末再发生，但大便仍秘结不行。乃用增液汤合弼心汤以清下之，再进二荆，胃中灼热未见续减，大便仍艰涩难下。
患者迫切要求通便，因予增液承气汤_一剂，仅服一剂即感纠胃中异常难受，虽微泻几次而不畅，食欲大减，神疲肢倦，患者不敢再服，而别求医治。这是我早年不善凋冶脾胃的一例挫手案。本例实属脾胃气阴两虚之证。虽然胃中灼热面饥时尤甚，饮冷则舒，并伴有皮肤灼热，手足心热，便秘屎黄，脉细数等痛，确属胃中阴虚山热所敏，宜州甘寒清热法，但从其体素瘦弱、自带多、头晕、脉虚弱等症来看，可见脾气素虚。脾虚吼IJ饮食不为肌肉而身体日形消瘦；脾虚则清阳不升，湿浊下注，错脉不固，而头晕白带淋漓。
并由脾气虚导致阴血虚，引起虚火内炽，而现胃热肤热手足心热，脉虽细数而虚弱等症。其大便秘结不行，不仅是阴虚肠燥，更主要的是中气虚弱而无力传导，故虽润以增液而仍不下，攻以硝黄虽得微泻而不畅，且觉胃中异常难受。可见本证虽属睥胃气阴两虚之证，但其病机重点则在于睥气虚。本当遵守东垣之法以甘温之剂补其中而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则愈，并应知本证是"大忌苦寒之药泻胃土"的。但因当时见未及此，初投甘寒养胃之增液法，尚届以次为主，虽未中乩犹有微效}继用苦寒泻胃之泻心、承气法，则属损其不足，故使中气不支而致胃中异常难受。这就无怪乎患者对我不再信任而别求医治了。由于临床上的深刻教训，迫使自己认真钻研脾胃学说，才逐渐地能够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这里也举一例为证：李娃，男，中年。患胃中灼热已十余年，虽然胃纳尚可，但食后胃中即有灼热感(晨起空腹时则无此感)，继以脘腹胀满，入暮尤甚，嗳腐吞酸，以手从心下向左肋下按之则痛。神疲肢倦，大便猪泻时多而干结时少。初诊时，大便结如羊矢量少而日行三次，舌苔微黄，脉象弦迟。当时有一学生随诊，他从当前主症冒中灼热而大便结如羊矢苔黄脉弦着眼，认为病属脾胃阴虚内热所致，主张崩增液汤等甘寒清热。经过共同分析，才认识到本病实属脾之气虚不运而胃之阴火时起的热中症，这可以从其胃中灼热而大便素溏冲疲肢倦脉迟上看，抖出来。因此，放弃了甘寒清热法，采取了甘温除热法，投以异功散加山楂、六曲、麦芽。初服二剂，胃中灼热鞘减，大便转成软条，并减为日行一次，虽仍嗳气，但不吞酸，再服二剂，胃中灼热减半，暖气渐除，时而矢气，颇感舒适．惟食后仍感脘腹胀满}乃守上方加枳实、半夏，又服二剂，胃中灼热全除，皖腹胀满大减。此后常服上方，胃中灼热来再发生，皖腹帐满全除，终获痊愈。从本例胃中灼热是食后即作而空腹则止，并伴有脘腹胀满嗳腐吞酸神疲胜倦来看，可见李东垣根据《内经》"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而提出的"饮食不节则胃病，胃病则气短精神少而生大热"的理论，是符合临床实际的。这种胃中灼热之症，是因脾脏气虚不运+胃腑谷气停滞而阴火内焚所致。它和胃阴虚而气不虚的阳火炽盛的胃中灼热而饥时尤甚，大便但结不溏，舌质干扛瘦薄，脉象细数之症是同中有异的。
前者属于气虚阴火的虚热证，必须甘温才能除其热，后者属于阴虚阳火的虚热证，必须甘寒才能清其热，j=者阴阳大圳，是不能混淆的。文化大革命后，我曾先后在国内中医杂志上发表过一些有关脾胃学说的论文(如《略谈补脾疗法》、《脾胃学说在临床上的．运用》、《略谈脾虚阴火与甘温除热》、《论阴火》等)，前年并曾在全国中医学术会议上提出《略论阴火与甘温除热*(包括脾虚阴火与肾虚阴火在内)一文，献其一得之愚，以就正于贤达。
(四)关于中西医结合的问题前年，中央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并将长期并存的方针。这是非常必要的。过去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中医研究机构，并发挥了中西医结合这支力量的作用，进行过不少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由于未能充分的发挥中医这支力量的作用，因而对中医理论本身的研究不多，成绩不大。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偏向，就是由于缺乏上述三支力量长期并存的思想基础，同时对西医尚难解释的中医理论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我承认，中医学确实包含了不少的至今还无法解释的"迷信"成分，如同西方的医学也难免不包含着"迷信"成分一样。但迷信和科学，本来就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发展过程，并无绝对的界限，这是人类对客观世界(包括人的身体和疾病)认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西方的医学在发展途中也曾经存有迷信和盲目之处，这同样也是不足为怪的。是"迷信"，还是科学，只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那就是实践和实践岫结果。能够治好病，就是科学。近时已有更多的人渐知中医理论包含着丰富的生命科学内容，并已引起国际上的重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最近指出："生命科学是当前世界上普遍受到重视的一门科学，许多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多学科的综台性研究。"他建议"在对现有学科体系进行调整、组合的基础上，建立起人体科学体系，将诸如人体特异功能，气功、中医理论等列入这个体系之巾，以便使这一研究工作逐步向更严密、更系统的方向发展。"(《文汇报Ⅺ1g80年7月18H一版)由于他是物理学家，而非中医或西医，因而他对中医理论的推崇是客观的，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吲此，今后必须进一步端正对中医学的认识，充分发挥中医这支力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强对中医药理论本身的研究，不仅要及时地继承好当代中医药理论专家的研究成果，还要不断地培养出新一代的中医药理论专家来(当然同时也要墒养中西医药结合的新医药学理论专家)。
前几年，有的中医医院，实际上西化了，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是必须加以纠正的。我认为中医医院，必须从领导到医生到护士，从门诊到住院，从方药到饮食，都突出中医的特点，尤其是辨证论治的特点。它既不同于以辨病论洽为特点的西医医院，也不同于以辨病沦冶与辨证论治相结台为特点的中西医结合医院。必须进一步明确，西医辨病论治和中医辨证论治相结合，虽然是一条可行的正确途径，而且是发展我国新医药学的必由之路，但这并不能说是我国医学科学发展的惟一途径。除此之外，中医和西医两火医学体系还都可以分道扬镳，齐头并进，各自保持自己的特点。事实上三支力量长期并存，对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更为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