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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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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味菊先生与他的《伤寒质难》作者：陈天祥关键词：祝味菊 《伤寒质难》 生平 学术见解
乡先哲祝味菊先生为近代著名医学大家，曾先后在蜀、沪等地行医。临床上以温补为特长的诊疗风格在医界影响很大，学术上以见解特独的“祝氏学派”蜚声杏林，处方遣药擅用附子，世称“祝附子”。兹值祝先生逝世50周年之际，谨撰此文，就祝先生的生平事略、医学成就及其《伤寒质难》的主要学术见解作简要介绍，以志纪念。
生平事略
祝味菊先生(1885~1951年)，山阴祝家桥(今浙江绍兴)人。其祖上世代业医，家学渊源久远，因自幼耳濡目染，髫龄即熟知医药病名。弱冠后，其姑丈严雁峰公先后延聘宿儒刘雨笙等教授医经，并亲自指拨。因其生性慧悟，又好学不倦。喜深究医理且锲而不舍，进益与日俱增。1917年，四川省招收军医，祝先生应考入学。攻读越二年，因政事动乱，“医校改组，乃随教师石田东渡扶桑”，留学日本。在日学医期间，接受了新的医学理论。这对他以后主张中西结合、提倡学术创新的观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归国后，出任四川省成都市政公所卫生科长，并主政官医院七年，颇具医誉，被市民尊为蜀中名医。
1926年为避“川乱”，祝先生自成都至沪上。初到沪上，目睹上海医生的用药风格与川医大相迳庭，则不敢孟浪悬壶。化了一年时间悉心考察、研究，感到当时沪地的不少医生，对急症重病在截断病势方面，缺少良法。“遂不顾一切，奋然悬壶”，并一反沪医用药时风，以擅用温热见长。初“不见用于时俗，同道又从而诽谤之，跋前?后，动辄得咎”。但由于“为人诊疗，往往应手而愈”，特别是在1929年秋，治愈了被某大名医生断为“误投辛燥，法在不救”的垂危病人后，从此医名大振。同道中人，对其好用麻、桂、乌、附之医风，亦“无复敢明目攻讦者”。冯伯贤在主编《上海名医医案选粹》时，将其列为上海名医。时贤陆渊雷先生之医风与其较为接近，二人交往甚为投机，乃成莫逆。故祝先生曾有言曰：“民国十五年，余来上海，独树一帜，口碑所致，薄负时誉，陆氏过从甚密，时与讨论医学，颇具卓识。”认为：“陆氏亦佼佼人杰哉。”由于祝先生学验俱丰，胆识过人，“治起病来，一针见血”，碰到别的医生摇首却步的重病，每敢独力承担，且常能起重笃而救险难。章次公先生曾说：这些“在祝先生只是家常便饭。”由于祝先生屡救重危起沉疴，因此医疗影响日渐扩大，从而逐渐形成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医学新流派——祝氏医派。时有上海儿科名医徐小圃之子，因误用凉药，几致不救。后邀祝先生诊治，先生力排众议，用峻热剂挽救于旦危之际。徐小圃先生原先崇尚吴门温病学派，经此一事很受震撼，“于是一反过往作风，得心应手，遂有祝派之称”。类似情况，彼时不在少数。诸如武进陈苏生，“向守其师承轻淡之术”，闻知“小圃先生的用药，是受了祝味菊先生的影响”，为此“不揣冒昧，单独前去拜到门下”。后来就成为“祝派发扬光大的传人”。又王兆基亦是因病，经他医用辛凉滋阴药久治不愈，经祝氏“改予温潜之剂，其恙若失，因受业于门下”者。
祝味菊先生不但注重临床医学，还热心于中医教育事业。曾于1927年间与沪上名医徐小圃共同筹建上海景和医科大学，后因战事未能正式开学。旋即应聘担任中国医学院实习导师，1935年新中国医学院成立，先后出任新中国医学院研究院院长、新中国医学院院长等职。临床以内科擅长，尤以善治伤寒著称。其为人豪爽，学识渊博，十分注重医德。他曾说：“医为仁术，生命重欤?令誉重欤?吾行医30年，不畏艰距，不惮物议，病势虽重，苟有生理，无不据理力争，负责疗治，所以然者，求安心而已，成败毁誉，非所计也。”又说：“以诡术取信于病人而冀沽名者，是医门之贼，应当鸣鼓而攻之。”语言中良好的医德医风卓然可以想见。
祝先生“学贯中西，不仅熟谙中国医药，而且对西方医学亦莫不精通。”抗战前，曾与德籍医师兰纳在沪合资开设过西医会诊所。因其中、西医学造诣均深，且又博闻强记，极有口才，凡与其共过事者，莫不佩服之至。徐相任先生言其：“辩才无碍，辟易千人，国医中之不羁才也。”陆渊雷先生说：“君心思敏锐，又自幼专力治医，其造诣非余所及。”连生性自负过人的章次公先生一旦见遇先生，也只有“奉手承教，俯首无辞。”兰纳是外国的西医师，与之结交并共同合组诊所后，亦深感获益良多。
从上述医林名贤对祝先生的褒评，其当时在医界的影响已可见一斑。
主要贡献
鸦片战争后，西洋医学作为帝国主义列强文化侵略之工具，开始传入我国。“自从有了西医，中国的医学界就掀起新旧的斗争。他们各有各的见解，各有各的学说。他们互相攻讦，互相倾轧。民间对于他们，也是褒贬不一，口碑不同。他们各自有其信徒，各自有其背景，谁都不愿屈服谁……新旧间的分争迄今数十年，总是各辟鸿沟，壁垒森然。”祝先生认为：“学说无国界，求是而已。”凡“扬古訾今，泯新祗旧”都是错误的。祝先生既反对那些崇古尊经的保守派，不能从科学上来认识西医的进步性，偏面强调“国粹”，盲目排外，对西医采取敌视态度；也反对那些崇洋媚外的过激派，认为只有西医才符合科学，中医则是医学发展的绊脚石。过激派视丸、丹、膏、散为老古董，称阴阳五行为旧玄学，主张一律废除。祝先生认为：“真理只有一个”，“没有真理，决不能造成事实；事实的造成，里面一定含有真理。”“摆在眼前的事实，中西医都能治好病”，故“中西医的相互倾轧，决非社会之福音”。并力主中医科学化，其目的是改革医学、汇通中西，以冀开创新的医学。近代中医史上许多有识之士，如唐容川、傅女赖园、恽铁樵、陆渊雷、张锡纯、杨则民、秦伯未等人都曾持这种观点。这就是中国近代医学史上很有影响的中西汇通派。虽然，该学派当时所采取的方法诸如阿斯匹林加石膏汤等，尚处在中西结合的初级阶段，但对后世中西医结合学的发展趋势无疑是有导向性的。
祝先生所处的时代，主张中西医汇通而又有代表性的人物不多。章次公先生说：“在20年前，我和祝君及陆渊雷君一同在上海国医学院教书。在那时，祝先生就主张中医要革命。他说‘要发皇古义，一定要融会新知’。这种主张，当时除我和陆渊雷君外，宗兄巨膺、盟兄徐衡之也是竭力支持的，此外就很少同志了(指在上海)。”但由于祝先生有博大精深的造诣、十分雄辩的口才、声誉很高的医疗威望，因此他关于变革中医的主张影响很大。他在《伤寒质难》一书中，亦是以科学论中医，主张中西医学相互取长补短，并在学术理论上和临床实践中进行中西结合的初步探索与尝试。祝先生“从事中医革命40年”，是中西汇通派的中坚人物。他强调要“尊重中医疗病的成绩，尊重中医有效的事实。不能因为现代科学尚无力解答其所以然而放弃不顾，更不可仅祗赞誉而不屑应用，我们应该把住现实而努力。”他还深刻地指出过医界轻视中医的症结之所在：“历来医政当局，不是西医便是门外汉，对于中医的理论，无暇细考其意义或无法判定其是非，所以对于中医的处置常常举棋不定，无所适从。”以致中医长期处于“打不倒，站不起”的状态中。祝先生为使中医改变这种境况，努力奋斗了一辈子。虽收效甚微，但祝先生为此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伤寒质难》概况
祝味菊先生著作较多。据初步查检，有《伤寒质难》、《伤寒方解》、《伤寒新义》、《病理发挥》、《脉学举隅》、《祝氏医学丛书十种》等。其中《伤寒质难》一书，以师生问答形式为体例，由祝味菊先生口述，陈苏生执笔合作完成，全书约10余万言，为反映祝先生学术思想之代表作，于1950年出版发行。关于此书出版之动机，祝先生说：“我书之出，不过供治医者商讨研究，初非欲以此变异中医学，亦非欲自成一家言，与当世贤豪较其长短也。”但因为有鉴于中西医的对立“已有数十年了，至今还是划如鸿沟，互相攻讦，我觉得长此争论下去，终不会争出什么好结果。我们不想空谈中西医的优劣，而想引起彼此间的认识和了解，这了社会，为了学术，我们总该想个办法，使它们接近，使它们得到一个联系的桥梁。”祝先生怀着这样一个目的，编著出版了《伤寒质难》一书，以期望“能够引起中医倾向于科学的趋势，能够引起西医重行检讨中医的兴趣”，从而促使彼此“泯除新旧之成见，合中西医为一家”。
《伤寒质难》在付梓前曾经陆渊雷先生作文字修润。陆先生说：“予交祝君久，知其虽工医，颇不汲汲于著书，既得陈君而著书矣。复不汲汲于印行，今竟印行者，诚所谓因缘凑合，非有所勉强也。质难稿初成，予尝为之稍润色。及其砌板，又为校阅一过。”
《伤寒质难》出版后，医界咸为推重。对其学术价值，前贤诸多誉辞。现节录若干，以为印证。
徐相任：“是书于工作方面，则兼采新理；于治法方面，则独运匠心。开中西沟通之先声，成古今未有之巨著。”“本书最有力之主张，举其荦荦大者言之，第一为体力重于病邪，第二阳气重于阴血，第三为以五段代六经，此作者之创获，亦苦心孤诣之独到处也。”秦伯未谓是书“虽以伤寒为名，绝不囿于张仲景一家，上而素灵，下而叶吴，均有论及。”章次公论是书：“为我们找到了新的出路，不但在现阶段中西医间筑成了联系的桥梁，而且指示着今后医界研究工作中应努力的方向。”“它是一部新旧思想矛盾斗争中的产物，它又是新旧医学转变过程中的代表作。”“《伤寒质难》一书，虽然在形式上是讨论伤寒，其实已经包括了一般中医的原则大纲。这里有很丰富的辨证材料，对于彷徨歧途的中医，大有启迪作用。”“这是祝君30年来治学的结晶品。”
中医对疾病之认识，相互间存在的差异很大，于外感病尤其如此。往往甲曰伤寒、乙曰温病、丙曰风温、丁曰春温。实际上，“所谓伤寒，所谓温热，都是一种想像之邪”，对外感病可用热药治愈者，遂名寒邪，反之，遂名温邪。故“邪机之推测，乃从药效反溯而之。”他说：“寒温皆非致病之源。”六淫只是一种刺激因素，一种媒介。真正的病原是有机之邪，所以，“六淫外感，着人为病，邪量不复增加。受寒几分，便病几分，只有消散，决不增加，此无机之邪，无繁殖之机也”。无机之邪是无形的，“无形之邪，感而即病者，非六气之致病，实由体工失调耳”。因六淫造病，有如媒妁然，及其既婚，媒者休也。所以，外感病初起，机体出现反应，是正气抗邪之反动。医者只要恰当地维持其合度之抵抗，就可缩短疗程，不必强辨其病原为寒为温。根据这种认识，祝先生认为：外感初起发热，是机体的自然疗能，若用凉药“清而表之，则正伤而表气不和”，因为“一切清(凉)药皆为抑制亢奋之用，设非有余，允宜远避。故同辛散，偏清则抑正而碍表，若非里气之亢者，不当选用辛凉。”虽然“伤寒之成，有形有机之邪为主因，无形无机之邪为诱因。”须知“仲景之所谓伤寒，指广义之外感。外感因气候失常，体工失调而病，不必定有细菌也。”当然，六淫至体工失调，促使细菌繁殖，这种情况在感症中也是多见的，但病原菌一般都是从口鼻而入，并非从体表而入，皮肤若非破损，则病菌决无从入。如就邪论，这有机、无机二种情况固当知别。但就治疗言，即使是挟有有机之邪，初起亦应先纠正体工之失调，恢复机体自身的抗力，排除机能之障碍，去其病菌之所附依，此时“细菌虽仍在体内，也就不害于宿主。所以，一开始就强分病原属寒属温，又不分有机无机，就用辛凉消炎之法，以为可以杀菌祛邪，实是揠苗助长。”祝先生认为：“医之为工，能扶正以祛邪也，若抑正以纵邪，是阶之为厉也。”“总之，伤寒正邪相搏，正胜则邪负，邪去则正安。正盛而邪恶微，则病有自愈之理；正盛而处理无方，则邪有稽留之虞。”“夫邪气消长之机，一以阳气盛衰为转归，善护真阳者，即善治伤寒，此要诀也。”以上论述，即祝先生在临床上擅长温热扶阳的理论依据。
祝先生在深入研究《伤寒论》的基础上，用结合临床实践所得著成《伤寒质难》一书。提出了诸如邪分有机无机、强调温热扶阳外，主张自然本体疗法和五段辨病法等观点，不但很有创见而且有非常的实用意义。尤其是五段辨病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仲景学说。他把六经症候概括为疾病的五个阶段，祝先生说：“吾之所谓六经者，乃代表五种抵抗程序耳。太阳为开始抵抗，少阳为抵抗不济，阳明为抵抗太过，太阴、少阴同为抵抗不足，厥阴为最后之抵抗。一切外感，足以激起正气之抵抗者，皆不出此五种阶段。此吾研究之创获，敢谓前所未有也。”确实是极有创造性。
祝先生在自序中也认为他的理论“对旧医尚未能消化，对新医又不够咀嚼，真所谓是两面不讨好的。尤其是批判时医的地方，难免有开罪同道之谦，这是我万分抱歉的，但是我又不能作违心之论，只能请他们多多原谅了。”这当然是祝先生的谦逊之辞，但《伤寒质难》一书，不循规蹈矩，敢于独抒己见、开拓学术新风的精神，在开展百家争鸣、推动中医发展诸方面都是非常有裨益的。
结束语
祝味菊先生以温热扶阳为诊疗特色的临床风格在近代中医史上是很有影响的。他的《伤寒质难》更是敢于挑战传统理论，不怕得罪近贤，敢于开拓创新，启迪后学的传世佳作。尤其由祝先生创立的邪分有机无机、五段辨病学说、自然本体疗法等学术主张，迄今仍有着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价值。
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浙江，312000) 陈天祥
乡先哲祝味菊先生为近代著名医学大家，曾先后在蜀、沪等地行医。临床上以温补为特长的诊疗风格在医界影响很大，学术上以见解特独的“祝氏学派”蜚声杏林，处方遣药擅用附子，世称“祝附子”。兹值祝先生逝世50周年之际，谨撰此文，就祝先生的生平事略、医学成就及其《伤寒质难》的主要学术见解作简要介绍，以志纪念。
生平事略
祝味菊先生(1885~1951年)，山阴祝家桥(今浙江绍兴)人。其祖上世代业医，家学渊源久远，因自幼耳濡目染，髫龄即熟知医药病名。弱冠后，其姑丈严雁峰公先后延聘宿儒刘雨笙等教授医经，并亲自指拨。因其生性慧悟，又好学不倦。喜深究医理且锲而不舍，进益与日俱增。1917年，四川省招收军医，祝先生应考入学。攻读越二年，因政事动乱，“医校改组，乃随教师石田东渡扶桑”，留学日本。在日学医期间，接受了新的医学理论。这对他以后主张中西结合、提倡学术创新的观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归国后，出任四川省成都市政公所卫生科长，并主政官医院七年，颇具医誉，被市民尊为蜀中名医。
1926年为避“川乱”，祝先生自成都至沪上。初到沪上，目睹上海医生的用药风格与川医大相迳庭，则不敢孟浪悬壶。化了一年时间悉心考察、研究，感到当时沪地的不少医生，对急症重病在截断病势方面，缺少良法。“遂不顾一切，奋然悬壶”，并一反沪医用药时风，以擅用温热见长。初“不见用于时俗，同道又从而诽谤之，跋前?后，动辄得咎”。但由于“为人诊疗，往往应手而愈”，特别是在1929年秋，治愈了被某大名医生断为“误投辛燥，法在不救”的垂危病人后，从此医名大振。同道中人，对其好用麻、桂、乌、附之医风，亦“无复敢明目攻讦者”。冯伯贤在主编《上海名医医案选粹》时，将其列为上海名医。时贤陆渊雷先生之医风与其较为接近，二人交往甚为投机，乃成莫逆。故祝先生曾有言曰：“民国十五年，余来上海，独树一帜，口碑所致，薄负时誉，陆氏过从甚密，时与讨论医学，颇具卓识。”认为：“陆氏亦佼佼人杰哉。”由于祝先生学验俱丰，胆识过人，“治起病来，一针见血”，碰到别的医生摇首却步的重病，每敢独力承担，且常能起重笃而救险难。章次公先生曾说：这些“在祝先生只是家常便饭。”由于祝先生屡救重危起沉疴，因此医疗影响日渐扩大，从而逐渐形成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医学新流派——祝氏医派。时有上海儿科名医徐小圃之子，因误用凉药，几致不救。后邀祝先生诊治，先生力排众议，用峻热剂挽救于旦危之际。徐小圃先生原先崇尚吴门温病学派，经此一事很受震撼，“于是一反过往作风，得心应手，遂有祝派之称”。类似情况，彼时不在少数。诸如武进陈苏生，“向守其师承轻淡之术”，闻知“小圃先生的用药，是受了祝味菊先生的影响”，为此“不揣冒昧，单独前去拜到门下”。后来就成为“祝派发扬光大的传人”。又王兆基亦是因病，经他医用辛凉滋阴药久治不愈，经祝氏“改予温潜之剂，其恙若失，因受业于门下”者。
祝味菊先生不但注重临床医学，还热心于中医教育事业。曾于1927年间与沪上名医徐小圃共同筹建上海景和医科大学，后因战事未能正式开学。旋即应聘担任中国医学院实习导师，1935年新中国医学院成立，先后出任新中国医学院研究院院长、新中国医学院院长等职。临床以内科擅长，尤以善治伤寒著称。其为人豪爽，学识渊博，十分注重医德。他曾说：“医为仁术，生命重欤?令誉重欤?吾行医30年，不畏艰距，不惮物议，病势虽重，苟有生理，无不据理力争，负责疗治，所以然者，求安心而已，成败毁誉，非所计也。”又说：“以诡术取信于病人而冀沽名者，是医门之贼，应当鸣鼓而攻之。”语言中良好的医德医风卓然可以想见。
祝先生“学贯中西，不仅熟谙中国医药，而且对西方医学亦莫不精通。”抗战前，曾与德籍医师兰纳在沪合资开设过西医会诊所。因其中、西医学造诣均深，且又博闻强记，极有口才，凡与其共过事者，莫不佩服之至。徐相任先生言其：“辩才无碍，辟易千人，国医中之不羁才也。”陆渊雷先生说：“君心思敏锐，又自幼专力治医，其造诣非余所及。”连生性自负过人的章次公先生一旦见遇先生，也只有“奉手承教，俯首无辞。”兰纳是外国的西医师，与之结交并共同合组诊所后，亦深感获益良多。
从上述医林名贤对祝先生的褒评，其当时在医界的影响已可见一斑。
主要贡献
鸦片战争后，西洋医学作为帝国主义列强文化侵略之工具，开始传入我国。“自从有了西医，中国的医学界就掀起新旧的斗争。他们各有各的见解，各有各的学说。他们互相攻讦，互相倾轧。民间对于他们，也是褒贬不一，口碑不同。他们各自有其信徒，各自有其背景，谁都不愿屈服谁……新旧间的分争迄今数十年，总是各辟鸿沟，壁垒森然。”祝先生认为：“学说无国界，求是而已。”凡“扬古訾今，泯新祗旧”都是错误的。祝先生既反对那些崇古尊经的保守派，不能从科学上来认识西医的进步性，偏面强调“国粹”，盲目排外，对西医采取敌视态度；也反对那些崇洋媚外的过激派，认为只有西医才符合科学，中医则是医学发展的绊脚石。过激派视丸、丹、膏、散为老古董，称阴阳五行为旧玄学，主张一律废除。祝先生认为：“真理只有一个”，“没有真理，决不能造成事实；事实的造成，里面一定含有真理。”“摆在眼前的事实，中西医都能治好病”，故“中西医的相互倾轧，决非社会之福音”。并力主中医科学化，其目的是改革医学、汇通中西，以冀开创新的医学。近代中医史上许多有识之士，如唐容川、傅女赖园、恽铁樵、陆渊雷、张锡纯、杨则民、秦伯未等人都曾持这种观点。这就是中国近代医学史上很有影响的中西汇通派。虽然，该学派当时所采取的方法诸如阿斯匹林加石膏汤等，尚处在中西结合的初级阶段，但对后世中西医结合学的发展趋势无疑是有导向性的。
祝先生所处的时代，主张中西医汇通而又有代表性的人物不多。章次公先生说：“在20年前，我和祝君及陆渊雷君一同在上海国医学院教书。在那时，祝先生就主张中医要革命。他说‘要发皇古义，一定要融会新知’。这种主张，当时除我和陆渊雷君外，宗兄巨膺、盟兄徐衡之也是竭力支持的，此外就很少同志了(指在上海)。”但由于祝先生有博大精深的造诣、十分雄辩的口才、声誉很高的医疗威望，因此他关于变革中医的主张影响很大。他在《伤寒质难》一书中，亦是以科学论中医，主张中西医学相互取长补短，并在学术理论上和临床实践中进行中西结合的初步探索与尝试。祝先生“从事中医革命40年”，是中西汇通派的中坚人物。他强调要“尊重中医疗病的成绩，尊重中医有效的事实。不能因为现代科学尚无力解答其所以然而放弃不顾，更不可仅祗赞誉而不屑应用，我们应该把住现实而努力。”他还深刻地指出过医界轻视中医的症结之所在：“历来医政当局，不是西医便是门外汉，对于中医的理论，无暇细考其意义或无法判定其是非，所以对于中医的处置常常举棋不定，无所适从。”以致中医长期处于“打不倒，站不起”的状态中。祝先生为使中医改变这种境况，努力奋斗了一辈子。虽收效甚微，但祝先生为此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伤寒质难》概况
祝味菊先生著作较多。据初步查检，有《伤寒质难》、《伤寒方解》、《伤寒新义》、《病理发挥》、《脉学举隅》、《祝氏医学丛书十种》等。其中《伤寒质难》一书，以师生问答形式为体例，由祝味菊先生口述，陈苏生执笔合作完成，全书约10余万言，为反映祝先生学术思想之代表作，于1950年出版发行。关于此书出版之动机，祝先生说：“我书之出，不过供治医者商讨研究，初非欲以此变异中医学，亦非欲自成一家言，与当世贤豪较其长短也。”但因为有鉴于中西医的对立“已有数十年了，至今还是划如鸿沟，互相攻讦，我觉得长此争论下去，终不会争出什么好结果。我们不想空谈中西医的优劣，而想引起彼此间的认识和了解，这了社会，为了学术，我们总该想个办法，使它们接近，使它们得到一个联系的桥梁。”祝先生怀着这样一个目的，编著出版了《伤寒质难》一书，以期望“能够引起中医倾向于科学的趋势，能够引起西医重行检讨中医的兴趣”，从而促使彼此“泯除新旧之成见，合中西医为一家”。
《伤寒质难》在付梓前曾经陆渊雷先生作文字修润。陆先生说：“予交祝君久，知其虽工医，颇不汲汲于著书，既得陈君而著书矣。复不汲汲于印行，今竟印行者，诚所谓因缘凑合，非有所勉强也。质难稿初成，予尝为之稍润色。及其砌板，又为校阅一过。”
《伤寒质难》出版后，医界咸为推重。对其学术价值，前贤诸多誉辞。现节录若干，以为印证。
徐相任：“是书于工作方面，则兼采新理；于治法方面，则独运匠心。开中西沟通之先声，成古今未有之巨著。”“本书最有力之主张，举其荦荦大者言之，第一为体力重于病邪，第二阳气重于阴血，第三为以五段代六经，此作者之创获，亦苦心孤诣之独到处也。”秦伯未谓是书“虽以伤寒为名，绝不囿于张仲景一家，上而素灵，下而叶吴，均有论及。”章次公论是书：“为我们找到了新的出路，不但在现阶段中西医间筑成了联系的桥梁，而且指示着今后医界研究工作中应努力的方向。”“它是一部新旧思想矛盾斗争中的产物，它又是新旧医学转变过程中的代表作。”“《伤寒质难》一书，虽然在形式上是讨论伤寒，其实已经包括了一般中医的原则大纲。这里有很丰富的辨证材料，对于彷徨歧途的中医，大有启迪作用。”“这是祝君30年来治学的结晶品。”
中医对疾病之认识，相互间存在的差异很大，于外感病尤其如此。往往甲曰伤寒、乙曰温病、丙曰风温、丁曰春温。实际上，“所谓伤寒，所谓温热，都是一种想像之邪”，对外感病可用热药治愈者，遂名寒邪，反之，遂名温邪。故“邪机之推测，乃从药效反溯而之。”他说：“寒温皆非致病之源。”六淫只是一种刺激因素，一种媒介。真正的病原是有机之邪，所以，“六淫外感，着人为病，邪量不复增加。受寒几分，便病几分，只有消散，决不增加，此无机之邪，无繁殖之机也”。无机之邪是无形的，“无形之邪，感而即病者，非六气之致病，实由体工失调耳”。因六淫造病，有如媒妁然，及其既婚，媒者休也。所以，外感病初起，机体出现反应，是正气抗邪之反动。医者只要恰当地维持其合度之抵抗，就可缩短疗程，不必强辨其病原为寒为温。根据这种认识，祝先生认为：外感初起发热，是机体的自然疗能，若用凉药“清而表之，则正伤而表气不和”，因为“一切清(凉)药皆为抑制亢奋之用，设非有余，允宜远避。故同辛散，偏清则抑正而碍表，若非里气之亢者，不当选用辛凉。”虽然“伤寒之成，有形有机之邪为主因，无形无机之邪为诱因。”须知“仲景之所谓伤寒，指广义之外感。外感因气候失常，体工失调而病，不必定有细菌也。”当然，六淫至体工失调，促使细菌繁殖，这种情况在感症中也是多见的，但病原菌一般都是从口鼻而入，并非从体表而入，皮肤若非破损，则病菌决无从入。如就邪论，这有机、无机二种情况固当知别。但就治疗言，即使是挟有有机之邪，初起亦应先纠正体工之失调，恢复机体自身的抗力，排除机能之障碍，去其病菌之所附依，此时“细菌虽仍在体内，也就不害于宿主。所以，一开始就强分病原属寒属温，又不分有机无机，就用辛凉消炎之法，以为可以杀菌祛邪，实是揠苗助长。”祝先生认为：“医之为工，能扶正以祛邪也，若抑正以纵邪，是阶之为厉也。”“总之，伤寒正邪相搏，正胜则邪负，邪去则正安。正盛而邪恶微，则病有自愈之理；正盛而处理无方，则邪有稽留之虞。”“夫邪气消长之机，一以阳气盛衰为转归，善护真阳者，即善治伤寒，此要诀也。”以上论述，即祝先生在临床上擅长温热扶阳的理论依据。
祝先生在深入研究《伤寒论》的基础上，用结合临床实践所得著成《伤寒质难》一书。提出了诸如邪分有机无机、强调温热扶阳外，主张自然本体疗法和五段辨病法等观点，不但很有创见而且有非常的实用意义。尤其是五段辨病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仲景学说。他把六经症候概括为疾病的五个阶段，祝先生说：“吾之所谓六经者，乃代表五种抵抗程序耳。太阳为开始抵抗，少阳为抵抗不济，阳明为抵抗太过，太阴、少阴同为抵抗不足，厥阴为最后之抵抗。一切外感，足以激起正气之抵抗者，皆不出此五种阶段。此吾研究之创获，敢谓前所未有也。”确实是极有创造性。
祝先生在自序中也认为他的理论“对旧医尚未能消化，对新医又不够咀嚼，真所谓是两面不讨好的。尤其是批判时医的地方，难免有开罪同道之谦，这是我万分抱歉的，但是我又不能作违心之论，只能请他们多多原谅了。”这当然是祝先生的谦逊之辞，但《伤寒质难》一书，不循规蹈矩，敢于独抒己见、开拓学术新风的精神，在开展百家争鸣、推动中医发展诸方面都是非常有裨益的。
结束语
祝味菊先生以温热扶阳为诊疗特色的临床风格在近代中医史上是很有影响的。他的《伤寒质难》更是敢于挑战传统理论，不怕得罪近贤，敢于开拓创新，启迪后学的传世佳作。尤其由祝先生创立的邪分有机无机、五段辨病学说、自然本体疗法等学术主张，迄今仍有着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价值。
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浙江，312000) 陈天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