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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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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药并用与药物七情 朱进忠老中医的若干论文 之一
在与一些医者、患者，甚至政策的决定者的交谈中，经常遇见一些这样的意见。说：“中医好，西医好，中西医结合岂不更好!”“中药好，西药好，中西药并用岂不更好!”又说：“为什么一些西医，一些中医，就是那么顽固?为什么一些老中医就是那么保守，坚持什么纯中医中药治病?”我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他们立刻就说：“我们知道你是坚持中医治病的。”有的甚至说：“你是新时代大学毕业的，你是学了很多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知识的人，你可千万不要象过去的老中医那样不开窍，顽固地坚持过去的中医那一套。”我说：“科学不科学不是靠嘴说其是不是科学，而是靠其符不符合事实，靠其符不符合实践。我认为只有实践是检验真理，检验是否科学的唯一标准，而无其他。”至于中药好，西药好，中药西药并用是否更好；中医好，西医好，中西医一块儿治某个病是否更好的问题，我看还是具体事物具体分析为好。
例如：患者胡X X，男，36岁。突然胸脘满痛，呼吸困难，心悸汗出，头晕。医诊冠心病。急以西医西药抢救，两日后，不见明显改善。邀余会诊。察脉弦紧数促并见，舌苔白。综合脉证，诊为寒饮中阻，心阳不振，肝木失达。为拟疏肝理气，温阳化饮。处以：柴胡10克，半夏10克，黄芩10克，人参10克，甘草6克，干姜4克，大枣5枚，苍术10克，厚朴10克，肉桂10克，陈皮10克，茯苓10克。昼夜兼进2剂，效果不著。患者家属问：“每次患者服用西药之后均感症状加剧，是否可暂停西药?”答曰：“过去曾遇一例患者停用西药后症状很快消失，你们不妨试一试。”患者果遵余意服药3剂，症状也果然大部消失。此时主管医生得知患者停用西药立刻勃然大怒。曰：“你们为什么竟然停用治病的药，中药又不治病，出现危险谁负责。”患者及其家属虽然不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但又觉得医生是好意，于是采用了既服西药，又服中药的方法治疗。两日后，诸证非但不减，反见加剧。于是患者又偷偷地停用了各种西药，15日后，诸证果然全部消失。若从这一例看，就不能说中药，西药并用就更好。
又如：一郭姓患者，男，56岁。双眼色素膜炎5年。左眼已基本失明，右眼在1米内可看见手动。邀余会诊。察其脉弦大紧数，舌苔薄白。综合脉证，诊为气阴俱虚，治以补气养阴。东垣清暑益气汤加减为方。服药7剂，不见改善。余云“中药应用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配伍中的七情理论，这一理论要求除单味者外，还应注意配伍中的相须、相使、相恶、相杀、相反、相畏。既然我在开此方时考虑到了种种配伍中的关系，那么再加西药、中成药于其中将会形成什么结果呢?不知道。因此我的意见是暂时停用任何中、西药物。”服药10剂后，失明之左眼在1米内竟然可以睹见手指晃动，右眼较前视物明显清楚。然因患者及他医多次规劝，又加用中、西药饵一周，诸证又剧，不得不再次停用其他中、西诸药。果愈。其后郭姓患者屡屡介绍患者来诊，且每每嘱咐云：“千万不可既用西药，又用中药，以免使疗效降低。”
又如患者郑X X系一偏僻山区农妇。一月前发现腹满胀痛，上腹有一肿物如手掌大，纳呆食减，身体日瘦。凑集钱物来并治疗。经某院检查确诊为肝癌。要求其住院治疗，然因其无力支付任何费用，不得不转请余开具中药处方试治。二年七个月后，其夫又携其来门诊治疗。云：“服药两年，药进300余剂，症状全失，乃停药观察近7个月，近又感腹满纳呆，恐为反复，请再开方。”余问：“两年之内可曾服用其他任何药物?”答曰：“因家贫无力诊病，非但未用任何西药，即如中药亦未连续应用耳。”再询其与其同来的几个肝癌患者尚在否?答曰：“他们几个的家庭条件均较好，在你开具中药后均住人某院，且都于三个月左右故去了。”余思之：“条件好的死了，条件差的活着，为什么呢?”再察门诊久治的几个膀胱癌、肺癌、前列腺癌、皮肤癌患者，大都经济条件较差，且紧紧抱着中药不放，而其他条件优越者，均已早离人世。其故何也?中、西药合用不对乎?条件优越即早逝乎?恐非也。于是我在临床中进行了更大面积的观察。
在与一些医者、药者，甚至是政策的决定者的交谈中，经常遇见一些人谈起如何才能科技兴国和如何才能利用我们自己的优势发展的问题。有人认为中医中药是我们的国宝，应该利用，应该发展。也有人认为中医中药虽是我国医药卫生界存在的客观现象，但它却没有什么优势可言，譬如中医、中药的科研成果和新药发展虽然很多，但很少有站得住脚的，很少有推广开的。还有人说我省自成立药品评审委员会以来，通过的准字号、健字号新药不下数十种，可是真正站住了脚，并取得巨大社会经济效益的却仅有几个品种，而你发明的几个品种都稳稳地站住了脚跟，并且日益扩大，这又是为什么呢?我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但有一点我认为是很重要的。即当前我们中医的几乎所有科研成果，新药研制的临床基础几乎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都是在既用大量西药，又用大量中药的基础上完成的。而且西药、中药的种类常常不够固定。及至研究成功以后，又不说明附加条件，所以推广应用寸，一旦患者、医者单独应用此法、此药，或配合其他药物治疗疾病时常常无效或获得不到研究者所取得的效果。至于我所发明的新药宝宝一贴灵、肾康灵胶囊为什么能取得较大的社会经济效益，这里面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绝对地遵守了科学研究的规则，绝对地遵守了中医理论的严肃性。我记得在50年前家父与家兄的一次谈话中，家父谈到他通过20多年研究发现应用贴脐法治疗小儿秋委腹泻的问题，家父认为这种方法对秋季腹泻有卓越的疗效，家兄认为效果不好，当时我根本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其后数天家兄突然告诉家父说你说得完全对。事后我问家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以前我说不效的病例都用着别的药，今天我说有效的病例是仅用着这一种贴脐膏。”这事虽小，但却对我的临床、科研的作风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例如：我在临床处方上绝对不随便加减一味药，绝对不随便增减每味药的一点用量，绝对不随便改变服药的时间与节律，绝对不随便嘱咐病人改变一点生活习惯，绝对不随便让患者应用任何治疗性或非治疗性的西药与中药成药，即使人们认为的具有较好疗效的药物。如果加用必须进行严格的、认真的观察，找出它们之间终究是有协同，还是拮抗作用。至于肾康灵胶囊为什么会研制成功，其重要问题是我注意了这一点。
《神农本草经》说：“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药有阴阳配合，子女兄弟。”又说：“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视之。当用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不尔，勿合用也。”中药与中药之间配伍应用尚有七情合和之利与害，中、西药之间合和岂能无有，今之临床研究成果与新药发明之所以不能推广者，恐亦在斯耳。
中医研究中的思路与方法
最近一些年来，一些中医界的同道问我：“你是通过什么办法提出自己的独特观点，写出著作，并连续创造出能够经受住临床检验的新药的?”经过考虑，其经验大致有以下几点。恰妥与否，请大家研究。
我们是中医药研究院，也就是名符其实的中医研究机构。中医研究机构，顾名思义，一是搞中医的，二是搞研究的。所谓研究，《联绵字典》称为“研臃穷究也。”
《辞源》称之为‘‘穷究事理。”《辞海》称之为“用严密的方法，探求事理，冀获得一正确结果者，谓之研究。”我对这一句话的理解有两种涵义。其一是探求，追求。其二是发现新的正确的事理和结果。我们搞研究的，就得随时随地考虑我们的任务是研究，是穷究事理者，是用严密的方法探求事理并获得正确结果者，而绝不是应声虫，人云亦云者。我们是搞中医研究的，我们就应随时随地考虑我们的任务是中医研究，是穷究中医事理的，是用严密的方法探求并获得中医的正确结果的，而绝不是已知理沦的简单的应声虫，人云亦云者。
宇宙是无限的、连续的，我们的认识是有限的、破碎的，因此才需要我们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们是搞研究工作的，是搞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因此我们必须不是守旧的。
有人说过去的就是落后的，就是不科学的，现在的就是先进的，科学的。这句话看起来很有道理，实际并不如此。因为：①它单纯依靠的是时间标准，而不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②它单纯依靠的是时间标准，而否定了科学发展道路上的螺旋式上升的事实。③它单纯依靠的是时间标准，而否定了世界地区科学发展不平衡和多源性的事实。
中国医药学是博大精深，蕴含丰富的一门科学。中国医药学是在吸收古代哲学、古代天文学、古代数学、古代植物学的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并在不断地吸收东方文化的最新成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它处处时时包括着东方文化的成就。近百年来，随着西方科学、西方医学的传人，西方文化的思路和方法经常不断地与东方文化的思路和方法发生着碰撞，并同时与由东方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医药学发生着矛盾，甚至提出如何对待中医，研究中医的问题。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民国年间的余云岫氏，他主张完全按照西医的模式研究中医，认为凡是不符合当时西医水平的中医理论，中医方法，都是谬误的，应当废除。可是他们忘记了西医在一定的时间内的发展是有限的，是不完全的，不是完美无缺的这一客观事实，近些年来，一些科学工作者鉴于应用西医的模式研究中医的不断碰壁，纷纷提出了应用多学科研究中医的问题，认为中医的那些理论与现代科学中的控制论、系统论相同，甚至有的提出中医早就有了控制论、系统沦。这种研究方法固然可以解释中医理论中的与现代科学相同的问题，但是由于现代科学中某些理论的局限性，又常常使我们否定实质是科学的中医内容，甚至将中医引入歧途。部分医家鉴于以上两种研究方法的缺点，纷纷提出按照传统的方法研究中医的意见，认为按照中医理论和临床相结合的方法是最好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虽有很多优点，但在中医如何走向世界上有很多不合拍的地方。因此我认为还是采用更加切实可行的办法为好。那么到底以什么方法为好呢?
我认为：
必须树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采用理论—>实践—>理论—>实践的循环往复方法，提出新的理论与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
数千年的科学发展史证明：任何新的理论，新的方法的提出都是从无到有的。无就是原来没有，没有怎么相同于有呢?所以我认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最好不要在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和什么什么相同上下功夫，当然我们在具体研究上并不排斥借鉴；科学的任何方法和思路，正如我们中医学的发展中不断地借助于任何科学的成就，马克思借助于费尔巴哈与黑格尔一样，但 是我们绝不可囿于任何理论而不能自拔。
那么我们应该采用哪些具体方法去研究呢?我认为：
1．首先的方法是我们对我们的每一个具体实践都归于有目的实践。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严格地要求自己，绝不可随心所欲地开一个方，一个药，一个用量，一个比例关系，一个用药剂型，一个用药方法，遇有复诊时，我们绝不可改变一个法，一个方，或加一个药，或减一个药，或加一个药的用量，或减一个药的用量。有人说，遇有危重病不用西药能行?不用西药保驾能行?我认为这句话不值一驳。因为西药、西医的办法既已达到了顶峰，那再研究有什么用呢?如果承认西医方法没有达到顶峰，不是绝对地有把握，那怎么谈得上保驾呢?我们是搞研究的，是创造较好的新方法、新理论的，同时我们是搞中医的，是创造中医新方法，新理论的，所以我们必须考虑我们每处理一个问题时，必须考虑我们想尽了方法没有，然后再考虑我们研究了没有。
2．必须随时随地地注意发现一切可注意的苗头。在这里尤其要善于抓住与常法不同的理论、方法，而又在事实上证明有效的理论与方法不放。在注意抓苗头的时候，切忌要避免成见，避免凡是不符合某些名家观点的意见都是错误的任何想法，切忌随便扣迷信的、非科学的帽子，一切都要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去衡量。
3．要随时随地注意对苗头的追根究底。苗头是不是苗头，苗头能不能成为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这是只看到苗头所不够的，历史上的很多科学家、发明家的例子说明，很多发现苗头的人并没有成为科学家，发明家，而承认这是苗头，并追根究底的人才成为了科学家，发明家。所以我们研究中医的就是善于追根究底，找出苗头问题的机制，并使其形成成果。
4．要随时随地慎重对待追根究底过程中的每一个失败。俗语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我认为这句话是对成功者而言的，不是对失败者而言的。因为成功者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在一定阶段，一定时间内，虽然失败了，但他会通过对失败的不断地总结、归纳，找出每个环节、每个阶段所以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把他作为前进的动力，并成为成功的催化剂。而失败者则不然，他们往往把苗头看得很大，甚至把苗头看成胜利的成果，当遇到实际困难时，或者立刻产生急躁情绪，或者垂头丧气，一蹶不振，这种情绪是我们研究者的大敌，尤其应该克月艮。
5.善于吸收各种学科合理的内核创造新的理论，发明新的有效方法。我们的先人吸收了古代科学合理的内核创造并发展了中国医学系统的，完整的中医药理论和方法，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合理内核，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列宁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合理的内核，创造了列宁主义学说，毛主席吸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合理内核创造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吸收了毛泽东思想的合理内核创造了邓小平理论。在创造新的理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善于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成就的合理内核，善于吸收群众一切合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成绩，并要随时随地注意将各科理论，各种实践引发出的灵感给予记载、归纳，并上升为理论，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新的理论，发明出新的方法来。
在与一些医者、患者，甚至政策的决定者的交谈中，经常遇见一些这样的意见。说：“中医好，西医好，中西医结合岂不更好!”“中药好，西药好，中西药并用岂不更好!”又说：“为什么一些西医，一些中医，就是那么顽固?为什么一些老中医就是那么保守，坚持什么纯中医中药治病?”我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他们立刻就说：“我们知道你是坚持中医治病的。”有的甚至说：“你是新时代大学毕业的，你是学了很多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知识的人，你可千万不要象过去的老中医那样不开窍，顽固地坚持过去的中医那一套。”我说：“科学不科学不是靠嘴说其是不是科学，而是靠其符不符合事实，靠其符不符合实践。我认为只有实践是检验真理，检验是否科学的唯一标准，而无其他。”至于中药好，西药好，中药西药并用是否更好；中医好，西医好，中西医一块儿治某个病是否更好的问题，我看还是具体事物具体分析为好。
例如：患者胡X X，男，36岁。突然胸脘满痛，呼吸困难，心悸汗出，头晕。医诊冠心病。急以西医西药抢救，两日后，不见明显改善。邀余会诊。察脉弦紧数促并见，舌苔白。综合脉证，诊为寒饮中阻，心阳不振，肝木失达。为拟疏肝理气，温阳化饮。处以：柴胡10克，半夏10克，黄芩10克，人参10克，甘草6克，干姜4克，大枣5枚，苍术10克，厚朴10克，肉桂10克，陈皮10克，茯苓10克。昼夜兼进2剂，效果不著。患者家属问：“每次患者服用西药之后均感症状加剧，是否可暂停西药?”答曰：“过去曾遇一例患者停用西药后症状很快消失，你们不妨试一试。”患者果遵余意服药3剂，症状也果然大部消失。此时主管医生得知患者停用西药立刻勃然大怒。曰：“你们为什么竟然停用治病的药，中药又不治病，出现危险谁负责。”患者及其家属虽然不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但又觉得医生是好意，于是采用了既服西药，又服中药的方法治疗。两日后，诸证非但不减，反见加剧。于是患者又偷偷地停用了各种西药，15日后，诸证果然全部消失。若从这一例看，就不能说中药，西药并用就更好。
又如：一郭姓患者，男，56岁。双眼色素膜炎5年。左眼已基本失明，右眼在1米内可看见手动。邀余会诊。察其脉弦大紧数，舌苔薄白。综合脉证，诊为气阴俱虚，治以补气养阴。东垣清暑益气汤加减为方。服药7剂，不见改善。余云“中药应用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配伍中的七情理论，这一理论要求除单味者外，还应注意配伍中的相须、相使、相恶、相杀、相反、相畏。既然我在开此方时考虑到了种种配伍中的关系，那么再加西药、中成药于其中将会形成什么结果呢?不知道。因此我的意见是暂时停用任何中、西药物。”服药10剂后，失明之左眼在1米内竟然可以睹见手指晃动，右眼较前视物明显清楚。然因患者及他医多次规劝，又加用中、西药饵一周，诸证又剧，不得不再次停用其他中、西诸药。果愈。其后郭姓患者屡屡介绍患者来诊，且每每嘱咐云：“千万不可既用西药，又用中药，以免使疗效降低。”
又如患者郑X X系一偏僻山区农妇。一月前发现腹满胀痛，上腹有一肿物如手掌大，纳呆食减，身体日瘦。凑集钱物来并治疗。经某院检查确诊为肝癌。要求其住院治疗，然因其无力支付任何费用，不得不转请余开具中药处方试治。二年七个月后，其夫又携其来门诊治疗。云：“服药两年，药进300余剂，症状全失，乃停药观察近7个月，近又感腹满纳呆，恐为反复，请再开方。”余问：“两年之内可曾服用其他任何药物?”答曰：“因家贫无力诊病，非但未用任何西药，即如中药亦未连续应用耳。”再询其与其同来的几个肝癌患者尚在否?答曰：“他们几个的家庭条件均较好，在你开具中药后均住人某院，且都于三个月左右故去了。”余思之：“条件好的死了，条件差的活着，为什么呢?”再察门诊久治的几个膀胱癌、肺癌、前列腺癌、皮肤癌患者，大都经济条件较差，且紧紧抱着中药不放，而其他条件优越者，均已早离人世。其故何也?中、西药合用不对乎?条件优越即早逝乎?恐非也。于是我在临床中进行了更大面积的观察。
在与一些医者、药者，甚至是政策的决定者的交谈中，经常遇见一些人谈起如何才能科技兴国和如何才能利用我们自己的优势发展的问题。有人认为中医中药是我们的国宝，应该利用，应该发展。也有人认为中医中药虽是我国医药卫生界存在的客观现象，但它却没有什么优势可言，譬如中医、中药的科研成果和新药发展虽然很多，但很少有站得住脚的，很少有推广开的。还有人说我省自成立药品评审委员会以来，通过的准字号、健字号新药不下数十种，可是真正站住了脚，并取得巨大社会经济效益的却仅有几个品种，而你发明的几个品种都稳稳地站住了脚跟，并且日益扩大，这又是为什么呢?我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但有一点我认为是很重要的。即当前我们中医的几乎所有科研成果，新药研制的临床基础几乎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都是在既用大量西药，又用大量中药的基础上完成的。而且西药、中药的种类常常不够固定。及至研究成功以后，又不说明附加条件，所以推广应用寸，一旦患者、医者单独应用此法、此药，或配合其他药物治疗疾病时常常无效或获得不到研究者所取得的效果。至于我所发明的新药宝宝一贴灵、肾康灵胶囊为什么能取得较大的社会经济效益，这里面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绝对地遵守了科学研究的规则，绝对地遵守了中医理论的严肃性。我记得在50年前家父与家兄的一次谈话中，家父谈到他通过20多年研究发现应用贴脐法治疗小儿秋委腹泻的问题，家父认为这种方法对秋季腹泻有卓越的疗效，家兄认为效果不好，当时我根本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其后数天家兄突然告诉家父说你说得完全对。事后我问家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以前我说不效的病例都用着别的药，今天我说有效的病例是仅用着这一种贴脐膏。”这事虽小，但却对我的临床、科研的作风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例如：我在临床处方上绝对不随便加减一味药，绝对不随便增减每味药的一点用量，绝对不随便改变服药的时间与节律，绝对不随便嘱咐病人改变一点生活习惯，绝对不随便让患者应用任何治疗性或非治疗性的西药与中药成药，即使人们认为的具有较好疗效的药物。如果加用必须进行严格的、认真的观察，找出它们之间终究是有协同，还是拮抗作用。至于肾康灵胶囊为什么会研制成功，其重要问题是我注意了这一点。
《神农本草经》说：“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药有阴阳配合，子女兄弟。”又说：“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视之。当用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不尔，勿合用也。”中药与中药之间配伍应用尚有七情合和之利与害，中、西药之间合和岂能无有，今之临床研究成果与新药发明之所以不能推广者，恐亦在斯耳。
中医研究中的思路与方法
最近一些年来，一些中医界的同道问我：“你是通过什么办法提出自己的独特观点，写出著作，并连续创造出能够经受住临床检验的新药的?”经过考虑，其经验大致有以下几点。恰妥与否，请大家研究。
我们是中医药研究院，也就是名符其实的中医研究机构。中医研究机构，顾名思义，一是搞中医的，二是搞研究的。所谓研究，《联绵字典》称为“研臃穷究也。”
《辞源》称之为‘‘穷究事理。”《辞海》称之为“用严密的方法，探求事理，冀获得一正确结果者，谓之研究。”我对这一句话的理解有两种涵义。其一是探求，追求。其二是发现新的正确的事理和结果。我们搞研究的，就得随时随地考虑我们的任务是研究，是穷究事理者，是用严密的方法探求事理并获得正确结果者，而绝不是应声虫，人云亦云者。我们是搞中医研究的，我们就应随时随地考虑我们的任务是中医研究，是穷究中医事理的，是用严密的方法探求并获得中医的正确结果的，而绝不是已知理沦的简单的应声虫，人云亦云者。
宇宙是无限的、连续的，我们的认识是有限的、破碎的，因此才需要我们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们是搞研究工作的，是搞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因此我们必须不是守旧的。
有人说过去的就是落后的，就是不科学的，现在的就是先进的，科学的。这句话看起来很有道理，实际并不如此。因为：①它单纯依靠的是时间标准，而不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②它单纯依靠的是时间标准，而否定了科学发展道路上的螺旋式上升的事实。③它单纯依靠的是时间标准，而否定了世界地区科学发展不平衡和多源性的事实。
中国医药学是博大精深，蕴含丰富的一门科学。中国医药学是在吸收古代哲学、古代天文学、古代数学、古代植物学的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并在不断地吸收东方文化的最新成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它处处时时包括着东方文化的成就。近百年来，随着西方科学、西方医学的传人，西方文化的思路和方法经常不断地与东方文化的思路和方法发生着碰撞，并同时与由东方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医药学发生着矛盾，甚至提出如何对待中医，研究中医的问题。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民国年间的余云岫氏，他主张完全按照西医的模式研究中医，认为凡是不符合当时西医水平的中医理论，中医方法，都是谬误的，应当废除。可是他们忘记了西医在一定的时间内的发展是有限的，是不完全的，不是完美无缺的这一客观事实，近些年来，一些科学工作者鉴于应用西医的模式研究中医的不断碰壁，纷纷提出了应用多学科研究中医的问题，认为中医的那些理论与现代科学中的控制论、系统论相同，甚至有的提出中医早就有了控制论、系统沦。这种研究方法固然可以解释中医理论中的与现代科学相同的问题，但是由于现代科学中某些理论的局限性，又常常使我们否定实质是科学的中医内容，甚至将中医引入歧途。部分医家鉴于以上两种研究方法的缺点，纷纷提出按照传统的方法研究中医的意见，认为按照中医理论和临床相结合的方法是最好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虽有很多优点，但在中医如何走向世界上有很多不合拍的地方。因此我认为还是采用更加切实可行的办法为好。那么到底以什么方法为好呢?
我认为：
必须树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采用理论—>实践—>理论—>实践的循环往复方法，提出新的理论与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
数千年的科学发展史证明：任何新的理论，新的方法的提出都是从无到有的。无就是原来没有，没有怎么相同于有呢?所以我认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最好不要在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和什么什么相同上下功夫，当然我们在具体研究上并不排斥借鉴；科学的任何方法和思路，正如我们中医学的发展中不断地借助于任何科学的成就，马克思借助于费尔巴哈与黑格尔一样，但 是我们绝不可囿于任何理论而不能自拔。
那么我们应该采用哪些具体方法去研究呢?我认为：
1．首先的方法是我们对我们的每一个具体实践都归于有目的实践。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严格地要求自己，绝不可随心所欲地开一个方，一个药，一个用量，一个比例关系，一个用药剂型，一个用药方法，遇有复诊时，我们绝不可改变一个法，一个方，或加一个药，或减一个药，或加一个药的用量，或减一个药的用量。有人说，遇有危重病不用西药能行?不用西药保驾能行?我认为这句话不值一驳。因为西药、西医的办法既已达到了顶峰，那再研究有什么用呢?如果承认西医方法没有达到顶峰，不是绝对地有把握，那怎么谈得上保驾呢?我们是搞研究的，是创造较好的新方法、新理论的，同时我们是搞中医的，是创造中医新方法，新理论的，所以我们必须考虑我们每处理一个问题时，必须考虑我们想尽了方法没有，然后再考虑我们研究了没有。
2．必须随时随地地注意发现一切可注意的苗头。在这里尤其要善于抓住与常法不同的理论、方法，而又在事实上证明有效的理论与方法不放。在注意抓苗头的时候，切忌要避免成见，避免凡是不符合某些名家观点的意见都是错误的任何想法，切忌随便扣迷信的、非科学的帽子，一切都要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去衡量。
3．要随时随地注意对苗头的追根究底。苗头是不是苗头，苗头能不能成为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这是只看到苗头所不够的，历史上的很多科学家、发明家的例子说明，很多发现苗头的人并没有成为科学家，发明家，而承认这是苗头，并追根究底的人才成为了科学家，发明家。所以我们研究中医的就是善于追根究底，找出苗头问题的机制，并使其形成成果。
4．要随时随地慎重对待追根究底过程中的每一个失败。俗语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我认为这句话是对成功者而言的，不是对失败者而言的。因为成功者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在一定阶段，一定时间内，虽然失败了，但他会通过对失败的不断地总结、归纳，找出每个环节、每个阶段所以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把他作为前进的动力，并成为成功的催化剂。而失败者则不然，他们往往把苗头看得很大，甚至把苗头看成胜利的成果，当遇到实际困难时，或者立刻产生急躁情绪，或者垂头丧气，一蹶不振，这种情绪是我们研究者的大敌，尤其应该克月艮。
5.善于吸收各种学科合理的内核创造新的理论，发明新的有效方法。我们的先人吸收了古代科学合理的内核创造并发展了中国医学系统的，完整的中医药理论和方法，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合理内核，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列宁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合理的内核，创造了列宁主义学说，毛主席吸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合理内核创造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吸收了毛泽东思想的合理内核创造了邓小平理论。在创造新的理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善于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成就的合理内核，善于吸收群众一切合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成绩，并要随时随地注意将各科理论，各种实践引发出的灵感给予记载、归纳，并上升为理论，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新的理论，发明出新的方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