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素》撰著具体时间新证

[却波渔翁]

《太素》撰著具体时间新证作者：钱超尘关键词：《太素》 新旧《唐志》 杨守敬题跋 四证
摘要：本文列举四证确证《太素》主要成于唐高宗李治龙朔二年(662年)至咸亨元年(670年)阶段。《旧唐书•经籍志》载杨上善著作79卷，五代杜光庭曾阅杨上善《道德集注真言》20卷，则杨上善著作可知者凡99卷。

《黄帝内经太素》(下简称《太素》)30卷，今存25卷，佚5卷，杨上善撰。
杨上善里籍时代无考。《素问》林亿序：“隋杨上善纂而为《太素》，时则有全元起者，始为之《训解》。”谓杨上善为隋人，并称全元起与杨上善为同时人。林亿为北宋校正医书局著名学者，校正医书局所校医书之序多成于林亿之手，尤以《素问新校正》最为医家熟知，故后世多依林亿说称杨上善为隋人。林亿虽精医典，然疏于考证。考《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杨上善以下著作。
1 《老子道德经略论》二卷 杨上善撰
2 《道德经》三卷
3 《略论》三卷
4 《庄子》十卷 杨上善撰
5 《六趣论》六卷 杨上善撰
6 《三教权衡》十卷 杨上善撰
7 《老子》二卷 杨上善撰
8 《黄帝内经明堂类成》十三卷 杨上善撰
9 《黄帝内经太素》三十卷 杨上善撰
杨上善著作凡79卷，其中老庄著作36卷，《内经》类著作43卷。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杨上善以下著作：
1 杨上善注《老子道德经》二卷
2 又注《庄子》十卷
3 《老子指略论》二卷 注：太子文学
4 杨上善《六趣论》六卷
5 杨上善《道德经略论》三卷
6 又《三教权衡》十卷
7 杨上善注《黄帝内经明堂类成》十三卷
8 又《黄帝内经太素》三十卷
新旧唐志皆将杨上善著作列为唐人著作，则杨上善为唐人确切无疑。尤为可贵者，《新唐书•艺文志》于自注中着重指出杨上善官职为“太子文学”，恰好与《黄帝内经太素》每卷卷首“通直郎守太子文学臣杨上善奉敕撰注”之“太子文学”合。
清末杨守敬(1839~1915年)《日本访书志》及《访书志题跋》对杨上善时代进行深入考证，《题跋》收于1982 年台湾中央图书馆编印的《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题跋》云：
《黄帝内经太素》存二十三卷，二十四册，唐杨上善撰，日本影钞古写本，全幅35.8×23.7，清光绪间杨守敬手书记。
右钞本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二十三卷又零残一卷。按李廉(1488~1566)《医史》、徐春甫《医统》并云杨上善隋大业中为太医侍御，述《内经》为《太素》。顾《隋志》无其书，新旧《唐志》始著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三十卷，《黄帝内经明堂类成》十三卷。《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书录解题》皆不著录……日本藤原佐世《见在书目》有此书，盖唐代所传本。日本文政间(1818~1829)，医官小岛尚质闻尾张藩士浅井正翼就仁和寺书库钞本得二十余卷，亟使书(手)杉本望云就录之(杨守敬注：“原为卷子本，今改为蝴蝶装”)以归，自后乃有传抄本(杨守敬注：“皆影钞本”)。按《黄帝素问》王冰所注，次第与全元起本不同，说者谓全本是原书真面。今以杨本校之，亦与全本不合。则知全本八卷、杨之三十卷、王之二十四卷各遵所闻，均与《汉志》九卷之数不合。盖术家之书，代有增损移易，不可究诘也。但杨上善爵里时代，古书无征，据其每卷首题“通直郎守太子文学臣杨上善奉敕撰注”与《医史》所云太医侍御已不同。按《唐六典》“魏置太子文学，自晋之后不置，至后周建德三年置太子文学十人，后废，皇朝显庆中(656~660)始置”，是隋代并无太子文学之官，则上善当为唐显庆以后人。又按此书残卷中“丙主左手之阳明”注云“景丁属阳明者，景为五月”云云，唐人避太祖讳“丙”为“景”，则上善为唐人审矣。《医史》、《医统》之说未足据也。光绪癸未十二月宜都杨守敬记
又按宋高保衡、林亿等《重广补注黄帝内经序》云：“隋杨上善纂而为《太素》，时则有全元起者始为之训解”，则知《医史》、《医统》致误之由。按《南史》王僧孺传有“侍郎全元起欲注《素问》访以砭石 ”语(杨守敬注：“汲古本误全为金”)，则元起亦非隋人，附订于此。
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九亦有杨上善其人其书考证，云：“此本每卷有小岛尚质印，楣上又据诸书校订，亦学古亲笔，盖初影本也。是书合《灵枢》、《素问》纂为一书，故其篇目次第与二书皆不合。而上足以证皇甫谧，下足以订王冰，洵医家鸿宝也。”《访书志题跋》当与《日本访书志》互参。[1]
1924年萧延平校注《黄帝内经太素》印刷出版，《例言》云[2]：
杨氏《日本访书志》据本书残卷中丙字避唐太祖讳作景，以为唐人，复据《唐六典》谓隋无太子文学之官，唐显庆中始置，杨氏奉敕撰著称太子文学，当为显庆以后人。余则更有一说，足证明其为唐人者，检本书杨注，凡引老子之言，均称轩辕黄帝。考新旧唐书本纪，追号老子为轩辕黄帝在高宗乾封元年二月，则杨为唐人更无疑义。
萧氏所考更为深入一层。考《旧唐书•高宗纪•下》云：乾封元年二月二十八日下诏追封老子为太上轩辕黄帝，其文曰：“乾封元年二月己未次亳州，幸老君庙，追号曰太上轩辕黄帝。”追封全文载《唐大诏令集》及《道藏》。
杨守敬、萧延平确证杨上善为唐人，是则是矣，然时间尚欠具体。笔者有四说确证杨上善为唐高宗时人，《太素》主要撰著于高宗龙朔二年(662年)至咸亨元年(670年)间。
其一，唐末杜光庭(850~933年，唐末大中四年~五代后唐长兴三年)《道德真经广圣义序》云：“太子司议郎杨上善，高宗时人，作《道德集注真言》二十卷。”[3]《道德真经广圣义》6卷，著录于《新唐书•艺文志》，杜光庭为之序。此序称杨上善为“唐高宗时人”，唐人言唐事，则杨上善为唐初人，无可疑矣。《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未载杨上善《道德集注真言》20卷，杜光庭之说可补两唐志之缺。此20卷加上“旧唐志”之79卷，则杨上善之著作凡99卷。
其二，皇帝之命称“敕”，始定于唐高宗显庆(656~660年)中。在古代汉语中，“敕”字词义几经变化。先秦时期，“敕”字用于君臣间之告诫。《史记•乐书》：“太史公曰：余每读《虞书》，至于君臣相敕，维是几安，而股肱不良，万事堕坏。”两汉时，词义缩小为长官命令下属，父祖教育子孙之词。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云：“敕者，自上命下之辞。汉时官长行之掾署，祖、父行之子孙，皆曰敕。”清•席世昌《席氏读说文记》云：“至南北朝则此字唯朝廷专之，而臣下不敢用。故北齐乐陵王百年习书数敕字见杀。”至唐显庆中，“敕”字使用范围愈加缩小，由朝廷专用缩小为皇帝一人专用。宋•孙奕《示儿篇》卷二十三《字说•集字•三》云：“《谈苑》云：《千字文》题云，勑员外郎散骑侍郎周兴嗣次韵。勑字乃敕字传写误耳。时帝王命令，尚未称敕，至唐显庆中，始云不经凤阁鸾台，不得称敕。敕之名，始定于此。”[4](按，《说文》：“勑，劳也。从力来声”，音lai，劳徕慰勉之义；“敕，诫也，从束攴声”，音chi。“勑”、“敕”本为两字，隶书俗字以“勑”为“敕”，后皆以“勑”为“敕”，沿用至今，故孙奕称“勑员外郎”之“勑”为“传写误”字)《太素》卷首“太子文学臣杨上善奉勑撰”之“勑”字(即“敕”字)，透露出杨上善奉唐高宗敕命而撰注《太素》信息，恰好与杜光庭称杨上善为“唐高宗时人”吻合。
其三， 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诏令改秘书省为兰台。《太素》卷二十二《五节刺》：“请藏之灵兰之室，不敢妄出也。”杨上善注：“灵兰之室，皇帝藏书之府。今之兰台，故名者也。”[2]“今之兰台”四字透露出杨上善撰著该卷的具体时间。“兰台”概念在历史上几经变化。战国时期为楚国宫名。宋玉《风赋》“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汉代为宫廷藏书之府，班固曾任兰台令史。唐高宗龙朔二年诏改秘书省为兰台，高宗咸亨元年(670年)恢复秘书省之称。《旧唐书》卷二十四《职官》云：“龙朔二年二月甲子改百司及官名。改秘书省为兰台……咸亨元年十二月诏：龙朔二年新改尚书省、百司及仆射以下官名，并依旧。”考杨注既称“今之兰台”，则“今”者，指唐高宗龙朔二年至咸亨元年这8年时间段。因而可以据理考知，杨上善编注《太素》的主要时间段在唐高宗龙朔二年至咸亨元年这8年之间。
其四，《太素》注凡释“治”字皆改为字“理”或“疗”，以避高宗李治之名讳。如《太素》卷十九《知要道》“夫治国者，夫唯道焉”，注：“理国，安人也。针道，存身也。安人之与存身，非道不成，故通两者混然为一也。两者通道，故身国两理耳。”[2]《太素》注以“疗”代“治”者，俯拾皆是，如卷十四《四时脉诊》“脉不实坚为难治”，杨注：“脱血而脉不实不坚，难疗也。”卷三《阴阳》：“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五脏半死半生也。”杨注：“善者，谓上工善知声色形脉之候，妙识本标，故疗皮毛，能愈脏腑之病，亦疗脏腑，能除皮毛之疾。故病在皮毛，疗于皮毛；病在五脏，疗于五脏；或病浅而疗浅，或病深而疗深，或病浅而疗深，或病深而疗浅，皆愈者，斯为上智十全者也。”[2]
以上4事，皆与唐高宗有关，因而可知杨上善非隋人。林亿称“隋杨上善”乃疏于考证。林之误说，遗误千年。196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太素》竖排精装本“出版说明”云：“关于本书撰著人杨上善是什么朝代的人，因为正史没有记载，近人有些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隋人，有的说是唐人，我们姑从林亿、李廉、徐春甫等人的说法，称为隋人。”
确考一个医学家的生活时代不是一件细事，而是事关全局的大事。现在我们已经知晓杨上善为唐初人，撰注《太素》时间段主要在662年至670年间，因而可以考知，《太素》杨上善注中大量丰富的中医理论代表了唐初以前我国中医理论所达到的水平，具有极高研究价值。《太素》注中有许多哲学思想和哲学论述，是研究中古时期我国哲人研究老庄的宝贵资料。如“一分为二”这一哲学术语，据今所知，最早见于《太素》卷十九《知针石》注[2]。 “太子文学”之职能，据唐•杜佑《通典》卷三十《职官》类第十二项云，“文学掌分知经济、侍奉文章、总缉经籍、缮写装染之功，笔札给用之数，皆料度之。”[5]任太子文学者，文化功底深厚，等等。由此可见，《太素》注中的训诂、音韵、俗字是研究中古时期传统语言学重要资料。
参考文献
1 杨守敬.日本访书志•杨守敬题跋[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145，44.
2 杨上善撰，萧延平校注.黄帝内经太素[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1，365，317，253，327.
3 杜光庭.道藏(第14册)[G].上海：文物出版社、上海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309~565.
4 孙 奕.示儿篇.见：丛书集成初编[G].上海：商务印书馆(解放前出版)
5 杜 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1：829.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100029) 钱超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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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人简介：

钱超尘教授，我国著名中医训诂学家和中医文献学专家。1936年3月17 日出生于河北省玉田县，即清代著名医家王清任的故乡。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恰逢我国第一届古汉语研究生招生，他由于成绩突出被推荐为该校中文系古代汉语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古汉语专家陆宗达教授，学习以《说文解字》为核心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考据学而成为乾嘉学派正统传人。钱教授兢兢业业、勤勉治学，积数十年精力所萃，倾注于考据与训诂中，以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和考据学等作为研究中医古籍的手段，在中医文献研究及中医经典著作的语言研究方面开拓出许多的新领域，填补了多项学术空白，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医古籍相关学科的传承与普及作了大量工作，积极推进了中医文献的研究工作，为中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成就

他在传道授业之余，潜心于中医训诂学、中医文献整理的研究，并在这一领域填补了多项学术空白，尤其是他以上古音韵学为手段，参照《甲乙经》、《黄帝内经太素》改正现行本《素问》、《灵枢》讹衍倒夺60余处，体现了他在中医音韵训诂方面颇深的造诣。

3.主要著作

《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洪氏集验方考注》、《伤寒要旨药方》、《伤寒明理论》、《北山医案》、《伤寒论文献通考》、《黄帝内经太素新校正》、《黄帝内经太素研究》、《内经语言研究》、《中医古籍训诂研究》、《伤寒论文献通考》、《唐本伤寒论》、《千金翼方诠译》、《宋本伤寒论校注》、《战国策译注》、《古代汉语》和《医古文》等，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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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刻苦钻研

研读中医经典和历代医家著述，是学好中医的重要途径和方法，这就要求中医学子要有良好的古籍阅读能力。医古文作为一门基础课对提高中医学子的文学素养和临床水平都具有重要作用。1972 年，钱先生调到北京中医学院教医古文，开始教授医古文课，钱先生虽然不是中医出身，但其扎实独特的古文字学背景在中医药大学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和运用。钱先生将乾嘉小学及章黄陆传统语言学运用于中医文献研究中，充分吸收当代的科学成果，开辟了中医古籍研究领域的新格局，尤其在《伤寒论》、《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方面的研究可谓独占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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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治学方法

钱先生秉承“以字考经，以经考字”的治学方法，凡研究某一专题，均深思熟虑，抓住主线，寻根溯源。将历代的有关研究成果细细整理，理清历史脉络，找到疑点，再进行深度挖掘。不盲从前人的学术成果，即使前人已经做过的研究也要站在今天的立场上重新审视，敢于质疑，勇于创新。他运用传统语言学研究中医经典著作的文字音韵训诂，改正《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纲目》等书相沿已久许多讹字，如《伤寒论》“项背强几几”，金成无己读“几几”为“殊殊”，训为“短羽鸟飞几几也”。成无己注大误。《说文》卷十四己部有“卺”字：“读若《诗》云赤舄几几。居隐切。”谓“卺”与“几”的读音都是“居隐切”(jin)，“几几”有拘紧义，见《诗经•豳风》。“几几”指项背受寒颈项拘紧，转动不灵活。这一改误纠正了八百余年的误读。又如：经考证，通行本《伤寒论》《金匮要略》所有“搏”字全是讹字，正确字形为“抟”(简化作“抟”)。同时指出，《内经》中有些“搏”字也是“抟”的讹字。根据古韵确证《内经》语言经过汉人润色与整理，考证出《素问•七大论》为东汉之作，以上均见所著《内经语言研究》及获得西南西北地区科技进步二等奖的《中医古籍训诂研究》和荣获北京市科学进步三等奖的《黄帝内经太素研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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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锲而不舍

钱老在学术研究过程中，特别强调“要善于捕捉有学术价值的选题，通过积极发掘中医古籍善本进行校正考注，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深入研究。并且要注重版本的选择，来不得半点虚假，如此才能为读者提供切实可靠的学习资料。”他不畏长期的伏案劳形，编写了《仲景医学全书》，其中收录珍秘罕见的今藏于台湾的《宋本伤寒论》、《日本安政本伤寒论》、《北宋淳化本伤寒论》、《唐本伤寒论》、《元邓珍本金匮要略》和《金匮玉函经》计六部善本，为读者提供具有重要临床价值的张仲景著作。《黄帝内经太素新校正》则以罕见的日本仁和寺影印本《太素》为底本详加校正，改正误字一百多个。《金陵本本草纲目新校正》以上海图书馆珍藏的金陵本及日本珍藏的金陵本影印本为底本、以江西本为校本详加校正，改正金陵本及江西本误字七百余个。《洪氏集验方》《伤寒要旨药方》为北京国家图书馆所藏南宋孤本，据以校注考证之，撰成《洪氏集验方考注》《伤寒要旨药方考注》，已由学苑出版社出版。《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原藏敦煌，旧题梁陶弘景撰。1908年法国伯希和至敦煌藏经洞盗掠经卷，《辅行诀》流落河北民间，1966年被红卫兵毁灭，仅有一些抄本存世。钱先生费尽心力，搜求到21个抄本，主编《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撰写长篇考证论文，亦由学苑出版社出版，为《辅行诀》之保存与流传做出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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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家庭环境

钱超尘教授出身于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其父深谙中国传统文化，能诗善画，藏书颇丰，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和淳朴的乡情，滋养着他年幼的心灵，给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他自幼即开始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尤其是对《诗经》《论语》等经典著作的诵读，对培养他传统文学功底起到了重要作用。1961年，先生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推荐为古汉语专业研究生，受业于我国当代著名训诂学家陆宗达先生，学习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不仅开启了他学术研究的大门，也让他成为乾嘉学派的正宗传人。陆宗达先生是近代音韵训诂大师黄侃(季刚)先生的入室弟子，黄侃先生师从近代经学大师章炳麟(太炎)先生，太炎先生出自清末经学家及训诂学家俞樾(曲园)先生门下，由此钱教授的师承授受可以直溯清代乾嘉学派的奠基人顾炎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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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好老师的教诲

一个好老师，可以让人一生受益无穷。钱先生说：“跟随陆师学习是我学习生涯中最难忘的时光”，每谈及此，钱老总是有些动情，这种动情包含着钱先生对老师无限的景仰和深深的怀念。钱教授说：“陆师在教学中非常重视学生基本功的培养，因此也就特别重视许慎的《说文解字》，它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和因形释义的书，是乾嘉学派研究的重点，是乾嘉学术传承的核心。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章太炎、黄侃直到陆宗达，都精心地研究许慎的《说文解字》。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是研究《说文》成就最为突出的著作。陆先生把段氏书列为研究生学习的重点。”钱先生回忆说，陆宗达为了使自己的研究生领会乾嘉学派研读《说文》的方法和激发研究生学习《说文解字注》的兴趣，讲述了他跟随黄侃学习《说文》的故事：黄侃让陆宗达点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一遍要求三个月点完，三个月后黄侃看到陆先生点读时所写眉批，深感满意，于是又让陆先生另买新书点读第二遍，规定两个月点读完，两个月后检查合格，又让另买新书点读第三遍，要求一个月点读完。陆先生日以继夜读书，按要求点读三遍《说文解字注》。陆先生说：这三遍点读，收获很大，段玉裁许多重要注释至今记忆犹新。陆先生按照黄侃先生的教学方法指导钱先生学习《说文解字注》、要求钱先生背诵《说文解字注》卷末的《六书音韵表》和深入研究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这种教学原则的核心是一丝不苟地阅读经典著作，对经典著作不是翻检阅读，而是反复研读。钱先生谨记陆师从黄侃先生那里得到的治学教诲：“不许杀书头”，就是拿来一本书翻阅前面几页，不读完就搁置在一边，这是很不好的读书习惯。陆先生的指导，使钱先生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方面不仅得到了丰富的知识，而且学到了做学问的具体方法。随后陆先生又讲解《诗经》、《左传》、《论语》、《孟子》、《尔雅》，钱先生把《十三经注疏》所收录的这几部书的经注全文，全部点读完了。陆先生讲授《史记》和《昭明文选》，进一步拓宽了钱先生的传统文化视野，深化了中国传统文学功底，为日后从事中医文献研究及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

钱先生一直谨记乾嘉学派“以经考字，以字考经”治学方法。陆先生反复强调，“以经考字，以字考经”，是乾嘉诸老校勘训诂考据的经验总结。戴震把这个方法传授给弟子段玉裁，段玉裁又传授给弟子陈奂，直到清末俞樾撰写《诸子评议》等著作，仍然沿用着这个方法。钱先生的学术著作，贯穿了这一重要的治学方法。

钱教授曾说“我读研究生时，陆师每周讲六节课，每周按时给学生辅导，还经常另请著名语言学家讲课，绝没有放羊式的指导方法。我指导博士硕士研究生20名，我给自己列出课程表按时上课，一方面是为了规范自己，另方面是为了按计划循序渐进地传授知识。”如今钱先生在教学过程中秉承乾嘉学派的朴实学风和教学方法，依旧高度重视基础知识结构的充实与完善，以老一辈为楷模，每周按时为研究生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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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学以致用

钱先生认为学以致用，才能充分体现学术研究的价值，而著书立说是学术传承的重要环节。钱先生在清儒“欲免俗儒需读史”思想影响下，深入研究学科发展历史，撰写专科学术史。所著《本草名物训诂发展史略》是对从“本经”开始至清末雅学本草名物训诂的历史回顾与研究之作，将本草名物训诂发展史作以初步总结。《伤寒论》是中医学的灵魂之作，开中医学辨证论治的先河。钱先生为了深入研究《伤寒论》，通读了《章太炎全集》第八集的所有医学论文，先生关于《伤寒论》的文章数十遍，他说不仅每次阅读都有新的启发，而且更开启了他学术研究的智慧之门，钱先生所著《伤寒论文献通考》即是《伤寒论》多种版本的传承史。钱先生对学术研究有种使命感，当他发现《伤寒论》尚无一本流传版本史的时候，他立即全身心投入到这个专题进行深入研究，著成《伤寒论文献通考》填补了这一学术空白，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目前，钱先生与他培养的研究生正在整理研究日本江户时期著名中医文献学家的著作，以期对我国中医文献之研究有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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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对知识的渴求

钱先生博览群书，关注各种文化博览会和学科发展动态，如今依然勤奋好学，充满了对新知的激情与渴望。钱老说，“一个好的习惯，可以改变人的一生，而良好的读书习惯，是一个人不断提升自己的最有效途径之一。” 钱先生利用闲暇时间，大量阅读书籍，每有心得启发，当即记录，不断积累和完善自身知识体系，并贯穿于教学之中，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拓宽了课堂教学的深度和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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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治学心得

当问及他治学心得时，钱老说：“做学问要沉潜其中，要坐好冷板凳，才能厚积薄发。”随即钱老抑扬顿挫地诵起孔夫子和傅山的名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君子疾夫没世而名不称焉！” 傅山曰：“过其户宛若无人，批其闱，其人斯在。”他指出人生的目标，应该是写出真正的好文章，年寿也好，荣乐也好，随着自已生命的结束便没有了，但一篇篇佳作却是不朽的，时间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人生短暂，要珍惜并合理安排时间。先贤的这些名言一直激励着先生，使他惜时如金，长期忘我地投入到科研和教学工作中。他看似从容的工作难掩内心的紧迫感。先生强烈地感受到对中医古典著作进行系统的研究考证的重要性，几十年来，以中医经典著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其传承沿革，校正其文字讹误，力求最大限度的还其版本原貌，以便于临床医生不断从中医古籍中汲取真知。1996年，钱教授在韩国釜山讲学，教学任务繁重，每周要教授l8节课，虽然如此，先生都将课余和节假日时间用于写作，每天都是写作到深夜，从未在午夜前就寝过，最终用6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部40余万字的著作，于是我们看到了《黄帝内经太素研究》的诞生。面对工作中的艰辛和困难，先生时时以孟子的话自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良好的传统文化塑造了先生坚强广博的精神世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机遇成就了他无限珍惜的事业，他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忘我地工作着，满足着工作带给他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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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神静心清，即是养生

健康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当问及钱老有什么养生秘诀时，钱老说：“《黄帝内经》告诉我们 “智者之养生也，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 钱老淡泊豁达，他说追求健康的目的不是单纯的长寿，而是为了更好的做自己喜欢的事业。他欣然说起他自创的“养生十六字诀”，即基本吃素，心平无怒；起居有节，日行万步。他认为现代人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大都市里，工作的忙碌、社交的频繁，容易过度紧张和精神疲劳，故要多抽出一些时间贴近大自然，感受天然生机，顺应自然之道，吸取天地精华。钱老如今年过七十，依然身体健康、步伐轻快。可见，良好的心态、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一个人健康的关键所在。

钱老的一生不走仕途，不慕荣利，心如澄水，性若朗月。一生待人，唯诚唯肯；一生治学，唯严唯谨。他深受顾炎武“非关六经者，一字不书”的影响，不关学术者，一字不书。先生一生站在讲台，传道授业解惑，倾囊相授。岁月漫漫流逝，不变的是他依然真诚清澈的眼神，当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从他的课堂走上中医之路，畅饮中医药古籍的知识琼浆，感悟中医理论精髓，为百姓的健康带去福音的时候，钱先生也收获他的自足自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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