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世、生平与里籍:翟良,字玉华(1588~1671),山东益都颜神镇西河村人(据《康熙青州府志·方技》,关于翟良的家世,翟良的一世祖名钟,钟之子二世为旺,旺有子 10 人,分 10 支。 其中第四子名庆,有子 4 人,长子勖,号西溪,生子进贤、举贤、聘贤三人。 聘贤为五世,号晴川,曾敕授登仕佐郎,任湖北武昌府照磨,妻刘氏,生二子。 长子良,次子宇。 翟良为六世,配孙氏,生五子,其后人散居博山、淄川等地,良之子为文楠,亦善医。
关于翟良的里籍,《翟氏四支世谱》记载:翟氏祖籍为安徽,明洪武初(约 1368~1377 年)迁至直隶枣强(河北枣强县),之后又有二支分迁往山东青州府临朐县五井店(今临朐县五井店)落户。 其中一支后又徙居于益都县孝妇乡西河村。 明弘治八年(1495年),以孝妇乡李颜村为址建镇,由于村中有“颜神庙”故镇名为“颜神”。 西河村自建镇起,隶于颜神庙。 所以,《青州府志》谓翟良“世居颜神镇”。 颜神镇当时隶属益都县,故地方志和翟良均称为益都人。 清雍正十二年(1734 年),分益都、淄川、莱芜的部分乡社,置博山县。 颜神镇又归属于博山县辖,但仍隶于
青州府。 民国初,博山县隶属济南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949 年 10 月 1 日)后仍置县。 1958 年废县入淄博市,西河村划归为淄博市淄川区西河镇。
关于翟良的阅历,翟良自幼聪悟,善于思辨,负异才,然身弱多病。 约 15 岁随父翟聘贤宦游武昌时,病情加重,适逢遇到名医得救,数月之内渐好,从此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上自《灵枢》《素问》《针灸甲乙经》,下至诸家之要,无不涉猎,勤奋不辍,凡七年。 22 岁时开始行医,即能按个人见解,发挥古方奥义,运用于临床实践。 23 岁回山东故里,至 43 岁前,为人治病,初见成效,声名逐渐扩大,凡有病者,投药试之,小试小效,大试大效,是以不能闭门休闲,声蜚鹊起。 1644~1645 年,时气流行,痘症大作,翟良治患痘疮天庭稠密之小儿。 1648 年,顺治帝诏求医,翟良入京,馆于光禄署,倍受恩遇,但终因故未见到皇帝,居京数月,罢归故里,从此埋首家乡著述诊病。 1671 年,翟良病逝,时年 84 岁,墓葬博山虎趵崖,乡人称翟良为“神医”,并塑像陈于药王庙中,供后人瞻仰、祀念。
翟良出身秀才,是明末清初山东著名医家之一。他少时“聪悟”,因为“婴弱疾剧甚,会遇明医,数月得差”,乃“刻意方书,穷治冥邈”,探讨歧黄之术。经过多年研究,医理精深,能“尽发古人之奥府,又能以意参互用之”。施之于临床,几十年间,常常“轮蹄童叟,日集门庭”,顺治戊子(1648)曾被召入京,为皇族显宦治疾。他以精湛的医疗技术,使许多危重病人得救回苏,逐渐“声蜚海岱间”。翟氏不仅在临证时能够“右手书方左手诊部”,耳聆口问,目观神色,辨证精细,处方泛应曲当,“划然而解出之”(《治症提纲·序》),是一个出色的临床家,而且还“神于教”,是一位优秀的中医教育家。“上自《素》《难》大家诸书,近迄《指掌》、《医贯》等集,旁搜博采,著成一书,名日《启蒙汇编》”(林序),为传授医学者悬设法程,为初习医学者指出登堂入室的门径。诚如赵济美在《治症提纲·序》中所赞誉的,先生乃“精于道而神于教也”。今就翟氏的代表作品《医学启蒙汇编》,将其医教思想略述如次。
一、行远自迩,法在授受“千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作为一个医生,若不从基础知识扎扎实实学起,不思深求经旨,而“妄作杂术,谬言为道”(《素问·征四失论》),或者“执一定之法,以应无穷之病,病之机变不一,治之方法不易”(自序),以至失治或误治,使患者“性命之寄,危于风烛”。这都是学无根柢使然。源远流长的祖国医学,绝不是轻而易举能够掌握的。如先生所说:“医书浩瀚,医理渊微,虽上哲不能演无师之智,法在授受”。因此,他“综辑旧闻,辨其同异,摘其谬误,著其机要”,或以自己的体会阐发他人所未发者,编著了一套由浅入深的教材,《医学启蒙汇编》是其中重要的一部。本书和其他几部如《经络汇编》、《脉诀说统》、《本草药性对搭》等密切配合,便于教学,当时风行山左:“为世所珍”(《山东通志》)。《启蒙汇编》强调歌诀对初学者的重要性,指出,必须先以病症歌括,使学者“诵其文词,知其大概”,略窥门径,然后才可以进一步去探讨《经络汇编》、《脉诀说统》等,以明经络、察阴阳、穷病源、探病机。而在诵记品味方药歌括、熟记方名的基础上,参考《药性对搭》等,则可“知其立方之旨、药性之能、气味厚薄、配合调剂”,使病症方药了然于胸中,治疗乃能无差。可见《启蒙汇编》实为登堂之梯。
二、注重经典,学综百家
《素问》、《灵枢》,是祖国医学基本理论的奠基之作,为历代医家奉为圭臬,是中医学历史发展的结晶。翟氏既不离乎经典,亦不囿于门户,无论行医、著书还是课徒,“皆本于《素》、《难》、《灵枢》、《甲乙》等经,扩以诸子百家之各有所长者”。论气证遵河间“气有余便是火”,认为“谓精于道而神于教——读翟良《医学启蒙汇编》邪气有余,非言元气也。云壮火食气,正谓邪气之实而壮者,能耗元气,当稍清之,使有余之邪气不为元气之害也。”在老弱人燥结的治疗上,欣赏张戴人的润法,体会到“滑能养窍”的道理。俗谓“外感宗仲景,杂病法丹溪”。在杂病的论治中,他最推崇丹溪的观点,对其“痰病”学说体会尤深。他指出“头风属痰者多”,“无痰不作眩,有因寒痰湿痰者,有因热痰风痰者,有因气虚挟痰,血虚挟痰者……”甚至腹痛、胁痛,都有从痰辨治而愈者。论相火亦主丹溪之说,以火分君相立言。
三、重视运气,长于辨证
运气学说是古代研究气候规律与发病关系的学说,是祖国医学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内经》七篇大论为集大成之作。翟良认为:“运气之说,其理微妙而难知。所谓庸下之流,苦其难入,弃之不讲,且借曰运气不必泥也。”(《不明五运六气论》)但又指出,运气学说的运用绝非机械拘执或故弄虚玄,而应“随时占候,不可拘定干支为准”。近几年通过气象医学、时间医学、生物医学等多方面的研究,证明运气学说有其科学的内涵。翟氏所倡导的对于运气学说的态度,无疑是十分中肯的。
辨证施治是中医的精华,是有效地治疗疾病的关键。翟良指出:“为医必熟谙病症,洞识病机。若病症未谙,病机不识,必至于见病之至虚有盛候者则泻之而不补,大实有赢状者则补之而不泻。阴症似阳者则清之,清之必败;阳症似阴者则温之,温之必亡。或病在血分而用气药,病在气分而用血药;或病在腑而误攻其脏,腑病不除,脏受其恙;病在脏而误攻其腑,无益于脏,反损其腑”,以至酿成虚虚实实之祸,使病人不死于病而死于医。鉴于此,他在《启蒙汇编》中时时处处注意树立辨证施治的思想,从表里虚实的概念乃至病证方药,皆细加分析,以作为准确有效辨证施治的基础。下述麻、木与咳血、呕血等证的鉴别,即可见其详于辨证之一斑:“手麻有湿痰死血,手木缘风湿气虚。丹溪云十指麻是死血湿痰,壅滞隧道,气不流通故也;手木者风湿气虚,盖气不充于手故也。”“咳血与呕血不同,咳血嗽起,呕血逆来”。“吞酸与吐酸各别,吞酸刺心,吐酸涌出”。又如溺血与赤淋、胃脘痛客寒客热、历节痛之属风属湿,无不辨析精详如是。
四、古方今病,方宜活用
方药是中医学理法方药的最后一环,千百年来先辈们在与疾病的斗争中创造了许多功效卓著的方剂。翟氏十分注意教育学者灵活运用化裁古方,切忌墨守成方,胶柱鼓瑟,“以有限之方,治无限之病”。他一方面将病证汇成歌括,使学者“诵读病状,便知何病,不苦于有方无论”;另一方面,方药亦编成歌括,“使学者读之,便知病用何方,不苦于有病无方”。但是,若以一病定一方,一方治一病,涉于执滞,则疗效必不能臻,而且“旧方新病,难以符合”。那么,如何有效地应用这些方剂,使旧方在治新病中发挥作用呢?翟氏指出:“旧方乃前人历用之方,又前人历验之方”,其“药味之配合得宜,主治之旨意甚正”。必须明确方有专攻者,有专补者,有寒有热,有借攻为补,借补为攻,正治从治,补母泻子,滋水治火,顺气理痰,“正所谓方局一定,用之则活,三十六方,妙在不以一症定一方,不以一方治一症。可因症以择方,可择方以治症,无方不可以治病也。”对于治疗法则,他强调理解其实质,灵活掌握。如“宣亦不止于吐也,升之举之扬之散之,皆宣之义也”。在此精神指导下,则其方药“亦不止于瓜蒂控涎之类,如参苏饮、六郁汤、越鞠丸、五积散皆可扩而用之”。概而言之,翟氏立法用方的基本思想是:“法无定体,应变而施;药不执方,合宜而用”。(《启蒙大旨》)翟良作为十七世纪山左一代名医,上溯《灵》《素》,下逮诸贤之书,都作了精深的研究,对祖国医学理论有所发挥,其教学思想与方法也影响较深。尤其《医学启蒙汇编》,实为中医入门的优秀读物。《论语》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世上从无包罗万象、无一而遗之书。学习医学经典,须常于“无字处求之”,而临床实践更是提高医学水平的根本途径。所以,翟氏谆谆教诲后学:良医“不在著书之详备,而在读书者之善悟”。诚哉斯言,真无愧于“精于道而神于教”之誉也。
参考文献:
精于道而神于教——读翟良《医学启蒙汇编》张志远 王振国(本院各家学说教研室),山东中医学院学报,1986年,第十卷 第三期;
齐鲁医家翟良及《经络汇编释义》学术特点探析,郝 志 ,贾红玲 ,张学成 ,张永臣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17年11 月41 卷 第 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