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 伤 神 医
东垣家世代以富有称雄乡里。其年少之时,十分自尊自爱,慎于交游,与人接触,没有戏言,社会上众人欢洽之处,从不涉足。幼尊儒术,受学《论语》《孟子》于王翰林从之,受读《春秋》于冯内翰叔献。喜欢并盛待儒士,曾于家中隙地,另建书院,作为专门接待儒士倡谈之处。儒士中生活有困难的,尽力周济。金·泰和(1201年-1208年)中岁饥荒,东垣倾家资产极力赈救,救活者甚众。母王氏有疾,请故里中数医治之,寒热温凉,诊断不一,用了很多药,未能见效,后竟莫知为何病而终。东垣深自痛悼,由于自己不懂医学,因而失去亲人,遂立志求师学医。后闻易水张元素先生,医道在燕赵(今河北省)中都一带很有名望,主动送千金束修,向他学习医理医术,因其学习目的明确,刻苦专研,不数年,尽得其学,而且成就远在其师之上。
由于东垣家境富厚,学成之后,并没有立即行医,而去济源(今河南省济源县)做了监税官。在济源任职时,当地疫病流行,俗呼大头天行,死亡率很高。东垣见状,寝食不安,循流讨源,察标求本,创制了有名的普济消毒饮子,活人无数。时人称为仙方,刻于石碣,以广流传,成为医林佳话。以后,蒙古与金朝之间战争,北方大乱,东垣避难于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遂专事于医。因其素有基础,疗效很好,所以名声大振。后因大梁又遭难,东垣于壬辰年(公元1232年)又北渡黄河,寓于东平(今山东省东平地区),直至癸卯年(公元1243年)重返家乡,行医救难于世。
李东垣治学和行医特别严谨。首先重视经典理论的钻研,尝谓:“著论处方已详矣,然恐或者不知其源,而无所考据,复以《黄帝内经》,仲景所说脾胃者列于左。”这正是探本求源,并专门为此写了一篇论文,名为《医学之源》。文中指出:“医者必须先读《内经》《本草》,辨十二经、十二脏、十二时之阴阳,以合天地四时之阴阳,了然于心:次及诸家方论,然后施之于用。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治而平之,务是其中,庶无误也,得其要者,一言而终,其斯之谓欤。”
东垣对仲景《伤寒论》亦很有研究。曾著《伤寒会要》一书,三十余万言。元好问序曰:“《会要》推明仲景、朱奉议、张元素以来备矣,见证得药,见药识证,以类相从,指掌皆在仓猝之际,虽使粗工用之,荡然如载司南以适四方,而无问津之惑,其用心博矣。”可见《会要》一书,是既切合实用,通俗易懂,而又发挥仲景未发之意,是一部实用的伤寒著作,惜已散佚不见。但东垣关于《伤寒论》的研究心得,曾无私地传授给门人王好古,后王好古编写成册,名曰《此事难知》,从此亦可以知其涯略。值得注意的是东垣虽以调治内伤出名,但对伤寒之学又是大家;亦正由于他对《内经》、《伤寒论》能深刻研究,才有基础发展他独特的脾胃学说。
东垣的学术上的特点,特别强调理、法、方、药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元王博文曾概括成明经、别脉、识证、处方四个步骤,并云:“不明经,则无以知天地造化之蕴;不别脉,则无以察病邪之所在,气血之虚实;不识证,则不能必其病之主名以疗之;不处方,则何以尅其必效。故先生每治人之疾,先诊其脉,既别脉矣,必断之曰:此某证也,则又历诵其《难》《素》诸经之旨,以明其证之无差,然后执笔处方,以命其药味,君臣佐使之制,加减炮制之宜,或丸或散,俾病者饵之,以取其效,一洗世医胶柱鼓瑟,刻舟觅剑之弊”。
李东垣非常重视实践,尤其是自身的体验。如尝记述自己患泄泻,创制升阳法获效的过程,在《内外伤辨惑论》很有感慨地说:“治法已试验者,学者当以意求其的,触类而长之,则不可胜用矣。”他之所以能在内伤脾胃的研究上卓然成家,就是由于他重视实践,体察到当时社会因战乱民多饥困劳役致二疾。探索治病救人之技。他从不断实践中总结提高,他说:“予平昔调理脾胃虚弱,于此五药(指平胃,黄芪建中;四物、四君、五苓散等)中加减,如五脏证中互显一二证,各对证加药,无不验。通过反复琢磨悟出一个道理,即上述方法,虽然依据加减但不依《素问》法度,却不能达到完善程度。进一步研究经典理论才体会到:“脾胃不足之源,乃阳气不足,阴气有余,当从六气不足,升降浮沉法,随证用药治之”,只有如此,才能从一般用药中,更上一层楼。因为“脾胃不足,不同余脏,无定体也。其治肝心肺肾有余不足,或补或泻,惟益脾胃之药为切。经言至而不至,是为不及,所胜妄行,所生受病,所不胜乘之也。”故其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成为一代医宗。
李东垣学说的中心,是脾胃元气论和内伤学说,尤成功于补中升阳。继承和发展易水之学,在脏腑标本,寒热虚实中,贯穿升降浮沉之论。其突出成就是:
内伤病证治
李东垣首创辨别外感与内伤之论,尝云:“外伤风寒,六淫客邪,皆有余之病,当泻不当补;饮食失节,劳役所伤,中气不足之病,当补不当泻”此论,纠正了当时医坛上“举世医者,皆以饮食失节、劳役所伤,中气不足之病,当补之证,认作外感风寒,有余客邪之病,重泻其表,使荣卫之气外绝,其死只在旬日之间,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可不详辨乎”时弊。由于其辨别内外伤之论,补充了《伤寒论》之未备,亦从此确立了临床上以外感与内伤为纲的两大证治体系。
脾胃元气论
李东垣所说“元气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胃气之本弱,饮食自倍,则脾胃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这是对病理认识上的一个创新,亦成为其学说的主要核心。
元气,即真气,《内经》是从先天后天并言的,《灵枢·刺节真邪论》所谓“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也。”又云:“真气去,则邪气独留。”至李东垣,则着重于后天,认为后天脾胃之气虚,则诸病所由生。这是对经学理论的一大发展。凡因脾胃元气之虚而发生的诸多病证,其又作了系统、具体的阐述,成为脾胃病学的一个专门学科,又是临床医学的一大进展。
创补中升阳之法
对一伤脾胃之病的治疗,李东垣的成功经验是“当以甘温之剂,补其中,升其阳,甘寒以泻火热愈。其代表方为补中益气汤的补中升阳之基本方。甘温除热,补中升阳,是李东垣的首创,他是在《内经》“劳者温之”、“损者温之”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从升降浮沉之理,对脾胃病的变化,形成一整套的治疗法。
李时珍很佩服李杲的医道,称赞东垣说:“李杲曾受业于洁古老人,尽得其学,益加阐发,人称神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