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绍琴用药特色

[孙洪彪]

以法统方

赵氏临床诊治特色之一是注重辨证立法，以法统方。不拘泥于一方一药的运用，而是在详辨证，明病机的基础上，首先确立治法，法立而方药随之。遣药组方随证施治，灵活多变，虽变而不离其法。故赵氏用药虽无一定之方，而有一定之法。证虽有变而病机未变者，法亦不变，病虽不同，病机相同者，法亦相同。同是一病，因人而患，病机不同者，法亦不同。故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特色得以充分体现。


立法的基础是辨证，辨证的目的在于明确病机。只有病机明，才能立法准。故赵氏强调合参脉、舌、色、症，综合分析，以把握病机。除此之外，还要详细询问病史，了解以前的用药治疗情况，为辨证立法提供借鉴。如五更泄泻日久不愈，历用四神丸补涩不效，症见黎明即泻，腹中绞痛，泻势急迫，气味恶臭，泻后痛减，脉象弦滑，按之有力，舌红苔白根厚，此为肝胆郁热乘少阳当令之时犯脾，故令黎明作泻，治以疏调木土方法，苦坚以泄其热，甘缓以理脾土，升和以疏木郁，则晨泄自止矣。


赵氏分析病机特别注重对脉象进行分析，从而抓住疾病的本质。如患者头痛眩晕，失眠梦多，诊脉弦细且数，则云：弦主肝木之郁，细为脏阴之亏，数则内热之征，全是肝郁化火，劫伤阴血，拟用养血育阴，清泄肝木方法。赵氏对于脉象与病机的内在联系深有研究，其于《文魁脉学》中列数复合脉象800余条，每条脉象均注明其所主病机，并拟定治法。如能循此研究必能大有益于临床也。


异病同治和同病异治是中医临床特色。针对病机确立治法以统方药治疗，这种模式最能反映出异病同治和同病异治的特色。例如，赵氏在治疗现代医学的泌尿系统疾病时，对于慢性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征，肾小管酸中毒，紫癜肾，慢性肾功能衰竭等慢性肾病均采用凉血化瘀方法为主，兼以随证加减，常可取得显著疗效。这类疾病根据中医辨证，其病机同为热郁营血，故均宜凉血化瘀为治疗的基本原则。对于并非同一系统的疾病，只要病机相同，便可采用同一治法，系统性红斑狼疮，病毒性心肌炎，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因其病机也为热入血分，故治法不外凉血化瘀为基本。尝见赵氏治疗病毒性心肌炎用药与肾炎方大致相同，而收效甚显，问其故，师曰：病虽两而病机如一，是以立法同而用药相仿也。中医的异病同治，神妙有如此者。


至于同病异治，因其病机不同，而立法用药皆不同也。例如，赵氏治疗阳痿，有肝郁者疏肝而愈，湿热成痿者用清化湿热法而愈，命门火衰者温阳补火而愈。是病同而治异，盖因其病机有异故也。


赵氏的以法统方并不拘于成方成药，而是依法遣药组方，往往信手拈来，即成一方，析之绝无成方的痕迹，而又与立法无不吻合，其方药又多变化。法未更，药已变。初学者常有捉摸不定之感。殊不知赵氏深明药性，故能以临阵换将，而所换又恰到好处。常常见到有人治病非某药不治。赵氏指出，此言差矣。药用其性味，性味相同者何止千百？言病非某药不治者，非为玄奇，即是推诿，此风不可长也，当深究药性，以应临证无穷之变化。

 

[孙洪彪]

用药轻灵


赵氏临床用药以轻灵见长，处方药味少，分量轻，效果好。已故著名中医学家秦伯未先生曾誉之“平正轻灵一名医”，可谓当之无愧。赵氏临证特点，详于辨证，严于立法，精于用药。处方选药必合于法，丝丝入扣，不玄虚，不猎奇，普普通通，皆合于法度，是谓平正；用药少用量轻，灵活多变而不拘于成方，活泼而不呆滞，一用即效，故谓之轻灵。此等风格得之师授家传，长期熏陶磨炼而成，犹有清宫御医遗风。


时下医风趋向复方大剂，动辄堆砌十五六味甚至二三十味药，似乎药越多效果就越好。其实不然。用药贵在合乎病机，对症之方，药不在多，药多则互相牵制，反而影响疗效。若病人每诉一症状，医生就挥笔录上所谓的对症之药，则必然杂乱无章，难免广络原野之讥矣。赵氏用药处方一般不过七八味，很少超出十几味者。有时处以三四味药，甚至一二味药即能成方取效。一友人侨居美国，爱妻产后尿闭，住院治疗十余日不见效果，花费已逾万元美金，不得已打长途求救于赵氏。赵氏根据既往经验，处以一味紫苏煎汤代茶，随意饮之。病人服后小便即通。万元美金未能治愈的尿闭症用一味紫苏(价值人民币几角钱)治好了，岂不神哉！此开源畅流法，宣上以导下，一味独用，力专而效宏。与此相仿的一个病例是在十年动乱中，一职工突患尿闭，经中西药治疗无效，遂求治于赵氏，时赵氏在牛棚中，无权处方，即嘱病人外购杏仁、防风、苏叶三味同煎代茶，病人遵嘱饮之即愈。赵氏认为用药取效的关键在于恰合病机，药中病机，虽少必效。反之，药愈多，愈杂乱，互相掣肘，反而不效矣。赵氏曾以武术之道喻之，武术中有四两拨千斤之法，是以轻制重，必须把握时机，方向、力量，分毫不差，方可奏效。中医用药治病的道理与此相仿，必须切中病机，方可获效。


赵氏用药的特色不但药味少，而且用量轻，一般药10克已足，药性较强的药用1~3克，因人因病因药而异。如黄连、龙胆草味重之品用2克已足够，过用则伤胃气。大黄强人可用3~6克，弱者0?5克。疏风之品如荆芥、防风、白芷、独活之类用6克，小儿尚须减半。赵氏处方用药既少又轻，又极少用贵重药品。药包甚小，药价甚低。以至于一些初诊病人拿到药后不免心生疑虑。因为他们在别处治疗，药多价贵还未见效。赵氏处药如此之少，价格如此之低何以生效？赵氏遇此每每告诉病人，治病就好比用钥匙开锁，用金子打一个钥匙未必能开开锁，打一个特大的钥匙也未能开开锁，而用小铁片打一把钥匙，只要合于机窍，轻轻一转，就能把锁打开。治病用药就好比打开锁的钥匙，不在药的多少轻重和它的价格。药中病机，一用就灵。

 

[孙洪彪]

开门逐邪


所谓开门逐邪，是指要给邪气以出路，使之排出体外，这是赵氏临床治疗疾病的重要的指导思想。赵氏认为，凡疾病之产生，多由邪气引起。不管邪气从外部侵入，还是体内产生，总是一种有害于人体的有毒物质，故中医统称之邪气，是导致人体功能失调，产生各种病症的主要原因。因此，治疗疾病就应当注重祛邪。凡有邪气存留于体内，其病必不能痊愈，故应当首先考虑祛邪。古人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张从正就有“病由邪生，攻邪已病，邪去正复”之论。就祛邪和扶正二者的轻重来分，赵氏是主张祛邪为主的。因为所谓的正虚不足，无非是气血津液的不足，或表现为脏腑功能的低下，气血津液的不足责之于脏腑功能失调，其功能低下也是功能失调的一种表现，这种脏腑功能失调往往是由于邪气的阻滞引起来的。因此，只有祛除邪气，才能恢复脏腑功能，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气血津液自然生化无穷，则虚证自愈。所以祛邪与扶正具有辨证的统一。祛邪是手段，调整脏腑功能使之恢复正常是目的，虚证得补则是客观效果。


邪气既非人身所素有，祛邪就必须给邪气以出路，让邪气排出体外。换句话说，就是要开放门户，驱邪外出，所以叫开门逐邪。无论有形之邪，还是无形之邪，都不可能在体内自生自灭。必须祛之外出，才能排出体外。这就需要根据不同的病邪性质，所居部位等选择恰当的通道。一般来说应因势利导，就近祛邪。古人有汗吐下三法祛邪论，在上者吐而出之，在表者汗而出之，在里者下而出之。就目前临床所常用的方法而论，吐法因其太过峻利而很少应用。汗法和下法则比较常用。赵氏临床所用祛邪外出的方法亦从汗下引申而来。概括而言，其祛邪方法有三种，一曰开鬼门，二曰洁净府，三曰通谷道。开鬼门俗解为发汗，其实并非单纯的发汗解表。其用治伤寒表实证可谓发汗，伤风表虚可谓解肌，在温病初起可称作疏卫，在温病邪入营分名透热转气，在杂病可谓宣阳解郁。总之使营卫调和，腠理疏通，毛窍开达，津津汗出，邪气透出体外。尤其是在外感病症，外邪深入，高热不退，俗医一见高热，便投寒凉，全不思《内经》“体若燔炭，汗出而散”的道理，但知用寒凉清热，致寒凉凝结，闭住邪气，逼邪陷入营分，而致神昏，继而重用三宝，欲其凉开，殊料寒凉更甚，邪愈难出矣。此时的正确治法，当疏解为主，开其闭郁，疏其腠理，则汗出凑凑，热退神清矣。赵氏名此法为开天窗。谓外闭愈甚，里热愈炽，治之当于密室之顶畅开天窗，则里热一涌而出矣。开天窗法用药宜轻，宣阳解郁开闭是其法则。药如淡豆豉、炒山栀、前胡、杏仁、枇杷叶之类。学者宜触类旁通。


至于洁净府、通谷道二法，亦为逐邪之要法。洁净府即利小便，祛邪从小便离去，治湿邪尤重此法。古人云：“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利小便不专在“利”字上作文章，重在通阳化气，宣肺气以通其源，源清则流畅矣。通谷道即利大便，保持大便的通畅。糟粕宿粪与热相搏，为害非浅，通谷道，畅三焦，里通则表和，邪去而正复。不补之中有真补存焉，子和之论信非虚焉。

 

[孙洪彪]

攻补兼施


攻补兼施是临床常用的治法。自古以来从实践中发展了多种攻补兼施的治疗方法。如攻补合方，即攻邪药和扶正药共同组方，是临床最常用的一种。又有攻补分剂而投，交替施用，李士材治瘀积，先补益数日，继以攻伐，屡攻屡补，以平为期。又有一法，于一日之中，攻补交替施用，叶天士治痰饮，朝服肾气丸以补肾，午服茯苓饮以涤饮，用法巧妙。另有攻补分剂而同服者，叶天士医案中治内饮用人参煎汤送下真武汤，苓桂术甘汤送下都气丸，前者是补汤送攻丸，后者是攻汤下补丸，匠心独具，不愧一代名医。若暴病邪实非猛药不除者，古有峻补剂中重用人参以固元气而行药力，如四磨饮之用人参，三生饮之加人参之例。若邪实正虚，病势危殆，攻补兼施，势在必行，如同背水一战，黄龙汤、加减黄龙汤是其例。然其胜算不过五五之分。赵氏之用攻补兼施有与众不同者。虽也属攻补分剂而施，然用法巧妙。妙在准确地把握时机，攻邪扶正，各奏其功。如治一八旬老人患温热病后期热退而身体羸弱，大便闭结已逾半月，脘腹胀满，舌苔焦干，脉象弦细，论证当用大承气攻下燥屎，然高龄体弱，不堪峻攻，若单用承气攻之，恐其便通之即便是气脱之时。赵氏为疏二方，一方为大承气，立煎即服，另方为人参粥，预煮备用。患者服大承气后四时许，腹中响动，便意已至，此时急令食人参粥一大碗，然后入厕，得大下燥屎甚多，而患者神清气爽，毫无惫色，高龄久病体弱，竟得大下而愈，实得力于攻补兼施，分剂而投，时机掌握恰到好处，真可谓早一剂不必，晚一刻不及。赵氏用此法也从其先师韩一斋处学来。赵氏尝谓，攻补兼施之法非攻药补药同集一方，要在恰合病情。是以攻补分剂而投较之攻补杂合一方为优，攻邪扶正，各自奏功，无互相掣肘之弊。赵氏治疗慢性肾病属热郁血分，又见气虚水湿泛滥，一身浮肿者，投凉血化瘀，疏风化湿之剂，另用生黄芪60~80克煎汤代茶，攻补两不妨碍，而能相得益彰矣。总之，攻补兼施并非单纯的补泻同用，临床宜审证制宜，灵活变通，方能尽其妙用。

 

[孙洪彪]

善用风药


善用风药是赵氏临床用药的最显著的特色。所谓风药，是指那些质轻气清具有疏解宣透作用的药物，如荆芥、防风、苏叶、白芷、独活、柴胡、升麻、葛根、牛蒡子、蔓荆子、藁本等，其药皆具辛味，性平或温，属传统的解表类药物。赵氏擅长运用这类风药，其应用范围远远超出了解表祛邪，而有许多妙用。

用于升阳。风药轻清上浮，善能升发脾胃清阳之气。凡升降失常，清阳不升，泄利腹胀纳呆脘痞，必调气机，升清阳，清阳升则泄利自止，浊阴降则月真胀自除，如葛根、防风之类为必用之品。

用于疏肝。肝喜条达而恶抑郁。凡肝气不舒，胁肋胀满作痛，嗳气太息，脉沉且弦，当疏肝解郁，宜用风药，如柴胡、苏叶、防风等，风药具升发之功，能遂肝木上升条达之性，故能疏之。用于宣阳。凡阳气郁而不伸者，或为低热不退，或为心胸憋闷，必有他邪郁遏阳气，宜察其所在而调之，并参以风药宣布阳气则愈。

用于发散火郁。火郁者，火热内郁不得宣泄，其人必发热，烦躁，甚则懔懔恶寒，四肢厥逆。此为阳厥，火热内郁不达于外所致。经云“火郁发之”。王注云：发之即汗之，发汗令疏散也。宜用风药，疏其腠理，火郁可得外泄。

用于疏卫。疏卫即疏解肺卫，令营卫和，腠理开。不独温病卫分证须用疏卫方法，凡病不论内伤外感，但有腠理闭郁者，皆当先疏之，上述宣阳，发散火郁皆有此意。推而广之，凡病有邪者，皆宜先疏解卫分，令腠理调和，而后再视邪之所在而治之。疏卫宜用风药。

用于透热转气。温病邪入营分，当用透热转气法，使邪气透出气分而解。如何透热转气？用风药疏解之为重要方法。疏之则腠理开，微汗出，气机通畅，邪气自营分透出矣。

用于透出血分伏邪。杂病热郁营血，深伏不解，但用清营凉血方法难于取效，必兼用风药宣解，使血分伏邪有外透之机。名曰清化方法，凉血为清，风药入血透邪外出则邪自化解。赵氏治慢性肾病用凉血化瘀为主，必兼用风药，即是此义。

用于胜湿邪。湿邪胶固难化，治之不外芳香化湿，苦温燥湿，淡渗利湿。诸法之外，又有风以胜湿之法，为赵氏所常用。湿乃土之气，风乃木之气，木能胜土，风能胜湿，乃五行相胜之理，湿盛于地，唯风能干之，亦自然之理。风药味辛能行善散，疏调气机，内利三焦，外通腠理，使湿邪外出有路。故凡湿热为病，必假风药以胜之为上策。

用于消水肿。凡水湿泛滥肌肤为肿，或水饮积于体腔为胸水腹水者，治之不可不用风药。开鬼门则水湿可去，水肿可消。《金匮》云：“腰以上肿者当发汗。”发汗者疏通腠理之义也，非风药而不能为之。

用于利水道。《金匮》云：“腰以下肿者当利小便。”利小便是目的，是效果。用风药可利之。盖风药善能宣肺气，肺为水之上源，肺气宣则水道利，俗谓提壶揭盖之法也。故凡小便不利者，不可忘记用风药宣肺亦能利水也。

用治下焦之病。下焦者，肝肾膀胱大小肠属之。凡病属邪在下焦者，当用风药行经以提出邪气。东垣云：凡下焦肝肾之病非用风药行经不可。邪在下焦，深入阴血，其藏甚深，非用风药不能透邪外出。故赵氏每用风药治疗肝肾之病，收效甚佳，是其例也。

用于疏调气机。凡气机不调为病者，常法行气而已。赵氏则常配以风药，风药味辛，能行能散能通，善能通利气机，开郁散结，故宜配伍用之。

用于通行经络。凡因邪气滞经络者，宜用风药行经通络。如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肢体关节肌肉疼痛麻木不仁，皆是经络阻滞不通之故，宜借风药行散之力而通之则效。

用于利咽喉。凡咽喉红肿疼痛，为喉痹、乳蛾之类，甚至汤水不能下咽者，为火郁之甚。不可专事清凉，应合风药以消肿利咽，亦火郁发之之义。

用于止搔痒。若皮肤搔痒，为风湿热邪蕴蓄血分，凉血清热之外，宜加风药疏散，则腠理和调，其痒自止矣。

用于行药力。凡组方之要，贵在灵动。尤其滋补之剂，最忌呆滞。若纯用补药，则少运化之力而难以取效矣。必于补剂之中，稍加风药，则全方灵动，运化补益之方，非风药莫属。

赵氏运用风药，有出神入化之妙，得心应手之效，堪称一绝。值得研究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