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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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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术界对于“治未病”的理解有3个主要层次,即“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和“瘥后防复”。“未病先防”着眼于未雨绸缪,是“治未病”的第一要义;“既病防变”着力于料在机先,阻截传变,防止疾病进一步发展;“瘥后防复”立足于扶助正气,强身健体,防止疾病复发。其核心是落实到一个“防”字上。
可以说,上述观点基本将“治未病”操作层面的内容已表述清晰。但当笔者从另一个角度反观“治未病”时,许许多多的疑问就会涌现出来:采用“鲧湮洪水”的预防办法真的能够完全防病于未然吗,是否身体越强壮就不会得病呢,为何老子强调柔弱胜刚强呢,是不是当前研究中忽视了“治未病”理论的核心观念?面对这些问题,笔者尝试进行子—些深层次的思考。
神主形从
形和神关系的问题,是中国文化中最具有生命特征的命题之一。在古人探索生命相关问题的领域中,神多代表精神意识,形多有形体的意思。一般情况下,形为神产生的基础,如《荀子·天论》:“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藏焉”。反过来,神是形的主宰,如《淮南子·原道训》:“神者,生之制也”。但通过笔者的学习,发现古人将注意力似乎更多地放在了“神主形从”的研究上了。
较早系统阐述“神主形从”观点的是庄子。庄子崇尚“自然之道”,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由“道”产生并主宰宇宙万物的一切,“道”是抽象无形的,存在于一切物中;物是具体有形的,物可消失而“道”不会消失;“道”与物的关系就是神与形的关系。从这种崇尚形而上的“道”与贬低形而下的物这一哲学思想出发,庄子明确提出了“重神轻形”的主张。庄子说:“养形必先之以物,物有余而形不养者有之矣。有生必先无离形,形不离而生亡者有之矣。世之人以为养形足以存生,而养形果不足以存生,则世奚足为哉”(《达生》)。这些“世人”大都认为养形就等于养生,实则不然,养生更重要的是养神。具体养神的方法,庄子在《刻意》中说:“故曰: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庄子认为只有养神,才能“形不劳”、“精不亏”,才能“形全精复与天为一”。所以说:“抱神以静,形将自正”,“神将守形,形乃长生”(《在宥》)。
“神主形从”的观点,在西汉《淮南子》一书中也有所体现。《淮南子》将人体与宇宙构成相对应,总结先秦以来有关人体研究的成果,提出“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原道训》)。即认为形体为生命寄存和借以显示机能的场所,气为产生生命的本体,神为生命精神意志的体现。在《淮南子》看来,养神最重要的是懂得清心寡欲的好处,认真做到恬淡虚静,也就是力求神与道合。
笔者认为,“神主形从’的观念来源于古人对宇宙自然的认识。由于古人对生命的理解,往往是将以道、气为主体,以时间流程为贯穿的宇宙观“微缩”于人体,用“以大(宇宙观)观小(生命观)”的方法去理解生命。因此,古人对于生命问题的思考和实践,便自然而然地强调“神主形从”。
养神需要静
《黄帝内经》认为,养生的关键在于养神或者通过外在形体的修炼最终达到养神的目的。如《素问·上古天真论篇》:“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可以看出,古人外在形体的修炼,是为了能“与神俱”。这里的“神”就是内心的修持和志意的淡泊。养神的关键正是需要进入—种“静”的状态。
心神相通
中医学认为,人体自然状态下,“心”能够与自然精气相通;与自然精气相通,就能够同天地之气化;与天地气化相同,就能“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按照这种气化思维,如果能够做到“神主形从”,“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即使人到老年,也能够“却老而全形”。
“治未病”一词,首见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该论开篇列举的是四季形体养生的内容,但深入思考却会发现文章的真正用意,在于教导人们通过形体的顺应自然,最终使得内在之“神”与天地四时相应。所谓“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进而,文章最后提出“治未病”的基本精神,即“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谓内格。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可见,只有调节人体内在的精神志意,以顺应与模拟阴阳气化流行,才能达到“治未病”的目的。如若不然,便会产生“内格”。
有学者曾经就“治未病”的名称产生疑惑,认为既然未病,为何称为“治”呢?其实,这里的“治”当作“修治”,即“修心调神”来讲。笔者认为,未病,更应当是指内在之“神”处于自然状态;“治未病”的关键是修治内在之“神”。
根据《黄帝内经》的观点,人的起居动作之间,当以“神”顺应四时为务。所以,每当人体患病时,又应考察其精神志意的存亡得失,以为治法。清代名医王清任在《医林改错·气血合脉说》中写道:“治病之要诀,在于明白气血,无论外感内伤……所伤者无非气血”。诸血皆属于心,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气的升降出入失常又与喜怒忧思悲恐的情志变化密切相关。所以,在疾病治疗过程中,从“神”而治,注重“神使”是中医治病的首要。这—点,恰好可以为“治未病”的核心观念提供佐证。
人体疾病的发生多由伤“神”引起,所以预防调摄中的关键问题便是养“神”。所谓“粗守形,上守神”。通过学习古人的论述和实践,笔者更加认识到“治未病”的关键问题,并非仅仅是落实在形体上的预防,而应当注重的是对“神”的养护。因此,在系统整理、研究和运用中医“治未病”理论的时候,其中养“神”的核心观念便需要我们时刻留意了。 D4
相关链接:
古代医学中的治未病思想
中医学理论奠基之作《黄帝内经》最早提出了“治未病”。《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有这样一段经文:“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
汉末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提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成为指导“治未病”的一大法则。
唐代孙思邈强调“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起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将医生的能力区分为上、中、下3个层次。
金元四家之—的朱丹溪在其著作《丹溪心法》中专论《不治已病治未病》,将“治未病”作为重要内容进行深入研究。
清代叶天士更是提出“先安未受邪之地”的预防观点,强调采取主动措施防变于先的重要意义。
可以说,上述观点基本将“治未病”操作层面的内容已表述清晰。但当笔者从另一个角度反观“治未病”时,许许多多的疑问就会涌现出来:采用“鲧湮洪水”的预防办法真的能够完全防病于未然吗,是否身体越强壮就不会得病呢,为何老子强调柔弱胜刚强呢,是不是当前研究中忽视了“治未病”理论的核心观念?面对这些问题,笔者尝试进行子—些深层次的思考。
神主形从
形和神关系的问题,是中国文化中最具有生命特征的命题之一。在古人探索生命相关问题的领域中,神多代表精神意识,形多有形体的意思。一般情况下,形为神产生的基础,如《荀子·天论》:“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藏焉”。反过来,神是形的主宰,如《淮南子·原道训》:“神者,生之制也”。但通过笔者的学习,发现古人将注意力似乎更多地放在了“神主形从”的研究上了。
较早系统阐述“神主形从”观点的是庄子。庄子崇尚“自然之道”,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由“道”产生并主宰宇宙万物的一切,“道”是抽象无形的,存在于一切物中;物是具体有形的,物可消失而“道”不会消失;“道”与物的关系就是神与形的关系。从这种崇尚形而上的“道”与贬低形而下的物这一哲学思想出发,庄子明确提出了“重神轻形”的主张。庄子说:“养形必先之以物,物有余而形不养者有之矣。有生必先无离形,形不离而生亡者有之矣。世之人以为养形足以存生,而养形果不足以存生,则世奚足为哉”(《达生》)。这些“世人”大都认为养形就等于养生,实则不然,养生更重要的是养神。具体养神的方法,庄子在《刻意》中说:“故曰: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庄子认为只有养神,才能“形不劳”、“精不亏”,才能“形全精复与天为一”。所以说:“抱神以静,形将自正”,“神将守形,形乃长生”(《在宥》)。
“神主形从”的观点,在西汉《淮南子》一书中也有所体现。《淮南子》将人体与宇宙构成相对应,总结先秦以来有关人体研究的成果,提出“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原道训》)。即认为形体为生命寄存和借以显示机能的场所,气为产生生命的本体,神为生命精神意志的体现。在《淮南子》看来,养神最重要的是懂得清心寡欲的好处,认真做到恬淡虚静,也就是力求神与道合。
笔者认为,“神主形从’的观念来源于古人对宇宙自然的认识。由于古人对生命的理解,往往是将以道、气为主体,以时间流程为贯穿的宇宙观“微缩”于人体,用“以大(宇宙观)观小(生命观)”的方法去理解生命。因此,古人对于生命问题的思考和实践,便自然而然地强调“神主形从”。
养神需要静
《黄帝内经》认为,养生的关键在于养神或者通过外在形体的修炼最终达到养神的目的。如《素问·上古天真论篇》:“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可以看出,古人外在形体的修炼,是为了能“与神俱”。这里的“神”就是内心的修持和志意的淡泊。养神的关键正是需要进入—种“静”的状态。
心神相通
中医学认为,人体自然状态下,“心”能够与自然精气相通;与自然精气相通,就能够同天地之气化;与天地气化相同,就能“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按照这种气化思维,如果能够做到“神主形从”,“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即使人到老年,也能够“却老而全形”。
“治未病”一词,首见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该论开篇列举的是四季形体养生的内容,但深入思考却会发现文章的真正用意,在于教导人们通过形体的顺应自然,最终使得内在之“神”与天地四时相应。所谓“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进而,文章最后提出“治未病”的基本精神,即“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谓内格。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可见,只有调节人体内在的精神志意,以顺应与模拟阴阳气化流行,才能达到“治未病”的目的。如若不然,便会产生“内格”。
有学者曾经就“治未病”的名称产生疑惑,认为既然未病,为何称为“治”呢?其实,这里的“治”当作“修治”,即“修心调神”来讲。笔者认为,未病,更应当是指内在之“神”处于自然状态;“治未病”的关键是修治内在之“神”。
根据《黄帝内经》的观点,人的起居动作之间,当以“神”顺应四时为务。所以,每当人体患病时,又应考察其精神志意的存亡得失,以为治法。清代名医王清任在《医林改错·气血合脉说》中写道:“治病之要诀,在于明白气血,无论外感内伤……所伤者无非气血”。诸血皆属于心,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气的升降出入失常又与喜怒忧思悲恐的情志变化密切相关。所以,在疾病治疗过程中,从“神”而治,注重“神使”是中医治病的首要。这—点,恰好可以为“治未病”的核心观念提供佐证。
人体疾病的发生多由伤“神”引起,所以预防调摄中的关键问题便是养“神”。所谓“粗守形,上守神”。通过学习古人的论述和实践,笔者更加认识到“治未病”的关键问题,并非仅仅是落实在形体上的预防,而应当注重的是对“神”的养护。因此,在系统整理、研究和运用中医“治未病”理论的时候,其中养“神”的核心观念便需要我们时刻留意了。 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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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医学中的治未病思想
中医学理论奠基之作《黄帝内经》最早提出了“治未病”。《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有这样一段经文:“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
汉末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提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成为指导“治未病”的一大法则。
唐代孙思邈强调“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起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将医生的能力区分为上、中、下3个层次。
金元四家之—的朱丹溪在其著作《丹溪心法》中专论《不治已病治未病》,将“治未病”作为重要内容进行深入研究。
清代叶天士更是提出“先安未受邪之地”的预防观点,强调采取主动措施防变于先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