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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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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作者及成书年**
新西兰注册中医师公会 罗鸿声
关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作者及成书年代，目前有以下几种看法：
1、1975年张政烺、李学勤鉴定认为“此书不是近代的伪作，但也不可能是早到梁代的作品，作为一种古籍的传秒本，还是有保存的必要的。”
2、马继兴认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钞本所据的原书，不论在其所保留的与引用的古俗写、讳字、古药名、药量、古经方名与其组成药味，所引古医书与篇目、佚文、古医家字号、别名、古病证名称，以及方剂配伍特征、文章结构与风格等多方面内容，可以确定非近世或今人仿造赝品。因而其成书年代下限绝不晚于北宋初期以前，是很值得重视的。”
3、王淑民考证此书系后人辑录陶氏之说而成，其注释整理当在宋以前，并据此推论：“《法要》成书的大致年代约在陶弘景生活时代之后至隋唐时期．”
4、衣之镖认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是陶弘景亲撰。
5王雪苔通过四方面的考证，认为《辅行诀》最初确实是出自陶弘景之手，但在流传过程中已被后人改动。
前三种意见认为《辅行诀》非陶弘景亲撰，乃后人辑录陶氏之说而成。后二种认为《辅行诀》乃陶弘景亲撰，但流传过程中已被后人改动。
综合以上观点，我们先作如下两个假设，然后结合原文进行分析，看是否成立。
1、假设《辅行诀》真是陶弘景所作，则其成书至少应在陶弘景30岁归隐以后，约在486-536年之间，那么，书中应该既有《汤液经法》的文字，也有陶弘景的文字。而在《汤液经法》的文字部分不应该有西汉之后的用语，而在陶弘景的文字不应有梁之后的用语。
2、假设《辅行诀》系后人辑录陶氏之说而成，并且在流传过程中已被后人改动过。那么，成书及改动的年限应在陶弘景去世后至宋咸平五年，因为敦煌遗书写本题款有纪年者近千件，其中年代最早者为西凉建初元年(公元405年)所写的《十诵比丘戒本》，最晚者为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的《敦煌王曹宗寿编造帙子入报恩寺记》，故《辅行诀》中不应该出现北宋以后的用语。
在《辅行诀》中共载方共51首，在全书中，含有大量的不属于《汤液经法》或陶弘景时代的医学术语、药名、病证名等，有人说这些医学用语是在传抄过程中误抄错抄的，但按张大昌的说法，原卷子毁于1966年，在1966年以前，《辅行诀》仍保持在公元536年到北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的原样，在1964年，王子旭按原件抄写，1972年张海洲转抄。如果这些医学术语、药名、病证名是抄写者所改，那么只能是王子旭和张海洲两人，但据王雪苔对张大昌的采访可知，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其一是王子旭在1976年1月18日“见到陶弘景书情况” 的材料上写道：“抄写中有不清之处随时问老师”，因而王子旭只是照原稿抄写，有不清之处，即随时问张大昌，因此，他不可能随意更改。其二，张海洲转抄时，也未有更改，张海洲在证明材料上也写得很清楚：“我本不业医，所以抄录无力增删，全依原貌”。其三，小补肾汤中的“若遗精者，易生地黄为熟地黄二两。”熟地黄是改不了的。其四，王雪苔采访张大昌时，张大昌对《辅行诀》的某些古字特别强调，例如:如果《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的柴胡确实写作“茈胡”，杏仁写作“杏人”，而转抄时改为柴胡和杏仁，那么张大昌肯定会有说明，但张大昌对此没有说明，且张大昌“追记本”也是写“柴胡、杏仁、龙胆草、熟地黄、牡丹皮”等，这就证明上述药名均为所谓“原卷子”所有。“原卷子”的抄写时间晚于宋咸平五年，因而《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不可能是敦敦煌写卷。
王子旭当时也就十四岁，并不精通中医，而张海洲也不懂医，他们在抄写中最多也就是漏抄，或写别字，或写错字，不可能改变内容而将宋以后的医学术语、药名、病证名写入。因此，张海洲转抄本(甲本)基本上是应该是保持了所谓“原卷子”的基本面貌的，张海洲转抄本中所出现的不属于《汤液经法》或陶弘景时代的医学术语、药名、病证名等也同样存在于张大昌追记本(乙本)中，因此，这些术语是不能用误写和后人改动来解释的。
例如：
1、查遍先秦两汉医典，《灵枢》《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难经》《神农本草经》以及出土医学文献等，均无下列医学用语：小便赤少、虚热、虚寒、饮食不化、饮食无味、痞满、痰涎、葶力子、鸭溏、溏泻、中恶、神识恍惚、神识迷妄、天行、桂枝、芒硝、肩胛、硝石、含灵、恶毒痢、分(计量单位)、大便秘塞、大便閟塞、小便閟塞、大小便閟、筋极、脉极、肉极、气极、精极、肾气不足、默契、痰澼、气息惙惙、气惙力弱、眩运、呷嗽、伤寒论、张机、张玑、升阳、熟地黄、黄芪、牡丹皮、柴胡、杏仁、虚热、虚寒、龙胆草、呃声不止、遗精、咯血、梦魇、怔忡、怔惊、面赤如新妆、川军、宿积不消、疏忽、修真、出人意表、心中跳动不安、锭(计量单位)、心痛如刀搅、恐惧不安、坐卧不安、枯瘦如柴、羸瘦如柴。《辅行诀》方证中出现这些术语，首先可以排出这些方证是《汤液经法》的内容。
2、考尽魏晋南北朝医籍，《脉经》、《甲乙经》、《肘后备急方》、《本草经集注》、《刘涓子鬼遗方》、《小品方》以及敦煌医学文献等亦无下列医学用语：大便秘塞、大便閟塞、痰涎、小便閟塞、大小便閟、筋极、脉极、肉极、气极、精极、肾气不足、痰澼、气息惙惙、气惙力弱、默契、眩运、含灵、修真、出人意表、呷嗽、小便赤少。《辅行诀》出现这些术语，基本上可排出陶鸿景亲撰的可能。此外，在《辅行诀》中有“隐居曰”、“陶曰”“陶云”等语，在古汉语中，云与曰的应用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云”多用于引用或转述他人之语，“曰”既可以用于自述，也可以用于转述他人之语。“隐居曰”可以是陶弘景自己说，也可以是别人引述陶弘景之语，而“陶曰”“陶云”则肯定是别人引述陶弘景之语，陶弘景本人是不可能在其书中用“陶曰”“陶云”等语的，故从书中“陶曰”“陶云”等语亦可知此书并非陶弘景本人所写。
3、检完隋唐五代医书：《诸病原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方》《黄帝内经太素》没有发现下列医学用语：伤寒论、张机、张玑、升阳、熟地黄、黄芪、牡丹皮、柴胡、杏仁、虚热、虚寒、龙胆草、呃声不止、遗精、咯血、梦魇、怔忡、怔惊、面赤如新妆、川军、默契、宿积不消、心中跳动不安、锭(计量单位)、心痛如刀搅、恐惧不安、坐卧不安、枯瘦如柴、羸瘦如柴。说明这些术语出现在宋以后，这就可断定《辅行诀》不是后人辑录陶氏之说，同时可以排除《辅行诀》是敦煌卷子。另外，有些内容也是不能以后人改动来解释的，如“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张玑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六极病名”“五行互含”“外感天行”等，这些都不可能出自陶弘景，也不可能是后人改动过的。因此，上面两个假设均不能成立，这就说明《辅行诀》既不是陶弘景亲撰或后人辑录陶氏之说，也不是敦煌写卷，《辅行诀》只能是宋以后的人摘取《灵枢》《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肘后备急方》《诸病原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方》《圣济总录》以及宋以后医家著作的内容拼凑而成的伪书。作伪的时间当在1909年至1974年张大昌献书前。
关于作伪者，如果按张大昌之说，《辅行诀》是一道士售书给张偓南的，那么，作伪者基本可以锁定售书道士、张偓南及张大昌三人，但道士售书给张偓南之事张大昌有三种说法，前后矛盾，钱超尘在《王圆箓监守自盗〈辅行诀〉简考》一文中已作了考证，认为大昌未曾见过其祖父，或大昌得自其父耸云转述欤？耸云卒于1936年，其时大昌仅十岁。“结论是：王圆箓的暗藏说、拣到说、购买说皆无根之言，不可信从，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辅行诀》是王圆箓监守自盗而售予张偓南者。”
钱超尘结论的前半补分是正确的，而认定售书道士就是王圆箓则毫无根据。行文至此，可明确“道士”售书给张偓南则纯属子虚乌有之事，那么，作伪者只有两人，即张偓南张大昌祖孙两人，据王雪苔先生《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所载“张大昌，字唯静，河北省威县章台南镇村人。自曾祖从事中医外科开始，已四代业医，祖父是清末秀才，后攻中医内科，转习兽医，父亲继承了祖父的医术，于一九三五年病故，当时张大昌先生年方九岁。大昌先生之母的外祖父也是威县民间名医。两家藏书甚多，内中颇有珍本，大昌先生尽得其传。”对于张偓南，王先生认为“以他的文史知识和医学功底，存在著作伪的能力，然作伪不出售，留作传家之宝，实在不合常理，所以也应排除由他作伪的可能性”然而，作伪不一定是为了出售获利，古人作伪并非如此，多数是为了宣扬某种学说，我们前面已说过《辅行诀》的作伪思路是《针灸甲乙经》序中的“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也许《辅行诀》作者要使世人相信张仲景伤寒论是源于《汤液经法》的理念，所以王雪苔排出张偓南的理由并不充分。
至于张大昌，可以说是作伪的最大嫌疑人，王雪苔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一书中对的描述是“第三位是张大昌医生，我了解他读过不少中医古籍，正如他自己所说：‘家里藏书很多，《内》《难》
《伤寒》《外台》《千金》《肘后》等及宋元诸家著作应有尽有，大都我也涉读了几遍’他还有一定的文史功底和古代书画鉴赏能力，我当年在他家曾见过张偓南先生手迹和清人所绘十八罗汉渡海图。另外，他还有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进行修正补缺的想法。记得一九七六年我第二次赴威县调查时，刚到张大昌医生的家中，他就毫不掩饰地向我表示，他要替《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拾遗补阙，并且拿出他已拟好的几个方证条文(大小勾陈汤，大小腾蛇汤)给我看。我不禁为之一惊，担心‘假作真时真亦假’这句话应在他身上，所以就毫不客气地提出了批评意见，他当即表示接受，后来给我写信时还说：‘你批评我的话值得永铭的。’张大昌医生的能力和思想动向提示我，在辨别《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真伪过程中，不可忽视张医生作伪的可能性。”然而王先又以四条理由排除张大昌。即(1)见证人关于原卷子外部特征的描述(2)书中的冷僻字与通假字(3)鲜为人知的学术内容(4)卷子中的差错。在排除张大昌后，王先生又通过四方面的考证，认为《辅行诀》最初确实是出自陶弘景之手，但在流传过程中已被后人改动。王先生是基于相信《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为敦煌写卷的前提下排除张大昌的，现已明确《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不是敦煌写卷，因而王先生排出张大昌的四条理由均不成立了。下面重点分析张大昌作伪的情况，第一、张大昌有作伪的能力。这一条王雪苔先生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一书中已说得很清楚。在张大昌“追记本”序中写道：“我自十八岁后才研究医学，家里蓄书很多，《内》、《难》、《伤寒》、《外台》、《千金》、《肘后》、《圣济》等，及宋元诸家所著作，应有尽有，大都我也涉读了几遍。”。此外，从他的书《经法述义》亦可看出。第二、张大昌有作伪的前科，即伪造为大小勾陈、螣蛇汤，如以《金匮要略》厚朴三物汤去甘草伪造小螣蛇汤；以《金匮要略》厚朴七物汤伪造大螣蛇汤；以《金匮要略》生姜甘草汤伪造小勾陈汤；以《伤寒论》理中汤加桂心、黄连伪造大勾陈汤。此外，从本书对《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版本考证一章中可知，甲辰本可作为张大昌作伪的证据。
第三、张大昌对《辅行诀》的来历及被毁的说法前后矛盾，漏洞百出。而且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辅行诀》是敦煌卷子。(见第？章版本考证)另外，据张大昌所说《辅行诀》除原卷子外，尚有张偓南抄的副本，wen革中，《辅行诀》原卷子及张偓南抄的副本均被抄走。但据王先生说：当年在张大昌家曾见过张偓南先生手迹和清人所绘十八罗汉渡海图，那么，在wen革时为何《辅行诀》被当四旧抄走，而真正的四旧-清人所绘十八罗汉渡海图以及张偓南的手迹却能保存完好？既然张偓南的手迹能保存，为何张偓南所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副本却被抄走？这就说明“wen革中，《辅行诀》原卷子及张偓南抄的副本均被抄走”是张大昌编造的谎言。第四、张大昌对《辅行诀》的修改是随心所欲的，如果不是他作伪，如何能这样。张大昌东改西拼，随意增减的例子有：如《辅行诀》甲本中的“大补肺汤”有“脉虚而数”之语，乙本为“脉虚而速”，据王雪苔《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一书考证为“脉虚而駃：‘駃’字，甲本作‘数’，乙本作‘速’。据张大昌回忆，‘数’、‘速’皆其所改，卷子本作‘駃’，系快字的古体。”从这里可知，张大昌就是《辅行诀》的作伪者，以此例言之，既然“原卷子”写作‘駃’，为何张大昌改为“数”或“速”？“駃”“数”“速”完全是张大昌的随意编造，古人对“脉”的描述，只有“数”，而无“駃”“快”“速”，《说文马部》“駃，駃騠，马父骡子也。” 《玉篇》“駃騠，马也，生七日超其母。” 至《广韵》《集韵》《正韵》时，始有快之意。《说文》快，喜也，《说文》速，疾也。《尔雅·释诂》数，疾也。《疏》皆谓急疾也。从文字考证可知，駃作快之意是在在唐以后，唐以前表示“快速”的字是速、疾、数，而在医学术语中，表示脉博快速的词是“数”，如“脉数”，“数脉”等。如中医二十八脉，浮、沉、迟、数、滑、涩、 虚、实、长、短、洪、微、紧、缓、弦、芤(音抠)、革、牢、濡、弱、散、细、伏、动、促、结，代、大。在脉象的描述中也无速、快之语。因此，在陶弘景之时是不可能用“駃”字来描述脉象的。其实是在描述脉象上，“数”字最古，张大昌将“数”改为“駃”，故弄玄虚，以为“駃”是古字，反而弄巧成拙，露出了作伪的破绽。因为张海洲抄本的底本是经张大昌修改过的，其中的冷僻字、通假字完全可由张大昌作伪。
又如小阳旦汤方证中，有“不可令流漓，则病不除也”之语，据王雪苔《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一书考证“不可令流漓，则病不除也：甲本作‘不可大汗，汗之则病不除也’依张大昌意见，据乙本改。” “淋漓”一词出张仲景《伤寒论·太阳病上》第12条桂枝汤小注：“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前面第？章第？节已经说过，甲本是按所谓原卷子抄写的，据王子旭在1976年1月18日“见到陶弘景书情况” 的材料所说，王子旭只是照原稿抄写，有不清之处，即随时问张大昌，因此，他不可能随意更改原文，即使有错，最多是写错别字或是漏抄。另外，张海洲转抄时，也未有更改，张海洲在证明材料上也写得很清楚：“我本不业医，所以抄录无力增删，全依原貌”。假若所谓“原卷子”小阳旦汤方证中是“不可令流漓，则病不除也”，那么，王子旭抄写和张海洲转抄时，绝不会写成“不可大汗，汗之则病不除也”，因为，王子旭在一九<---因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受限--->年抄写《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才十四岁，才刚刚学医，张海洲也不懂医，他们是不可能改动原文的，这只能是张大昌按自己的意思随意改动。像这类例子在王雪苔《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一书中还有很多，不一列举。
结论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是张大昌伪造的，作伪者的思路主要是《针灸甲乙经》序中的“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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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作者及成书年代，目前有以下几种看法：
1、1975年张政烺、李学勤鉴定认为“此书不是近代的伪作，但也不可能是早到梁代的作品，作为一种古籍的传秒本，还是有保存的必要的。”
2、马继兴认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钞本所据的原书，不论在其所保留的与引用的古俗写、讳字、古药名、药量、古经方名与其组成药味，所引古医书与篇目、佚文、古医家字号、别名、古病证名称，以及方剂配伍特征、文章结构与风格等多方面内容，可以确定非近世或今人仿造赝品。因而其成书年代下限绝不晚于北宋初期以前，是很值得重视的。”
3、王淑民考证此书系后人辑录陶氏之说而成，其注释整理当在宋以前，并据此推论：“《法要》成书的大致年代约在陶弘景生活时代之后至隋唐时期．”
4、衣之镖认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是陶弘景亲撰。
5王雪苔通过四方面的考证，认为《辅行诀》最初确实是出自陶弘景之手，但在流传过程中已被后人改动。
前三种意见认为《辅行诀》非陶弘景亲撰，乃后人辑录陶氏之说而成。后二种认为《辅行诀》乃陶弘景亲撰，但流传过程中已被后人改动。
综合以上观点，我们先作如下两个假设，然后结合原文进行分析，看是否成立。
1、假设《辅行诀》真是陶弘景所作，则其成书至少应在陶弘景30岁归隐以后，约在486-536年之间，那么，书中应该既有《汤液经法》的文字，也有陶弘景的文字。而在《汤液经法》的文字部分不应该有西汉之后的用语，而在陶弘景的文字不应有梁之后的用语。
2、假设《辅行诀》系后人辑录陶氏之说而成，并且在流传过程中已被后人改动过。那么，成书及改动的年限应在陶弘景去世后至宋咸平五年，因为敦煌遗书写本题款有纪年者近千件，其中年代最早者为西凉建初元年(公元405年)所写的《十诵比丘戒本》，最晚者为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的《敦煌王曹宗寿编造帙子入报恩寺记》，故《辅行诀》中不应该出现北宋以后的用语。
在《辅行诀》中共载方共51首，在全书中，含有大量的不属于《汤液经法》或陶弘景时代的医学术语、药名、病证名等，有人说这些医学用语是在传抄过程中误抄错抄的，但按张大昌的说法，原卷子毁于1966年，在1966年以前，《辅行诀》仍保持在公元536年到北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的原样，在1964年，王子旭按原件抄写，1972年张海洲转抄。如果这些医学术语、药名、病证名是抄写者所改，那么只能是王子旭和张海洲两人，但据王雪苔对张大昌的采访可知，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其一是王子旭在1976年1月18日“见到陶弘景书情况” 的材料上写道：“抄写中有不清之处随时问老师”，因而王子旭只是照原稿抄写，有不清之处，即随时问张大昌，因此，他不可能随意更改。其二，张海洲转抄时，也未有更改，张海洲在证明材料上也写得很清楚：“我本不业医，所以抄录无力增删，全依原貌”。其三，小补肾汤中的“若遗精者，易生地黄为熟地黄二两。”熟地黄是改不了的。其四，王雪苔采访张大昌时，张大昌对《辅行诀》的某些古字特别强调，例如:如果《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的柴胡确实写作“茈胡”，杏仁写作“杏人”，而转抄时改为柴胡和杏仁，那么张大昌肯定会有说明，但张大昌对此没有说明，且张大昌“追记本”也是写“柴胡、杏仁、龙胆草、熟地黄、牡丹皮”等，这就证明上述药名均为所谓“原卷子”所有。“原卷子”的抄写时间晚于宋咸平五年，因而《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不可能是敦敦煌写卷。
王子旭当时也就十四岁，并不精通中医，而张海洲也不懂医，他们在抄写中最多也就是漏抄，或写别字，或写错字，不可能改变内容而将宋以后的医学术语、药名、病证名写入。因此，张海洲转抄本(甲本)基本上是应该是保持了所谓“原卷子”的基本面貌的，张海洲转抄本中所出现的不属于《汤液经法》或陶弘景时代的医学术语、药名、病证名等也同样存在于张大昌追记本(乙本)中，因此，这些术语是不能用误写和后人改动来解释的。
例如：
1、查遍先秦两汉医典，《灵枢》《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难经》《神农本草经》以及出土医学文献等，均无下列医学用语：小便赤少、虚热、虚寒、饮食不化、饮食无味、痞满、痰涎、葶力子、鸭溏、溏泻、中恶、神识恍惚、神识迷妄、天行、桂枝、芒硝、肩胛、硝石、含灵、恶毒痢、分(计量单位)、大便秘塞、大便閟塞、小便閟塞、大小便閟、筋极、脉极、肉极、气极、精极、肾气不足、默契、痰澼、气息惙惙、气惙力弱、眩运、呷嗽、伤寒论、张机、张玑、升阳、熟地黄、黄芪、牡丹皮、柴胡、杏仁、虚热、虚寒、龙胆草、呃声不止、遗精、咯血、梦魇、怔忡、怔惊、面赤如新妆、川军、宿积不消、疏忽、修真、出人意表、心中跳动不安、锭(计量单位)、心痛如刀搅、恐惧不安、坐卧不安、枯瘦如柴、羸瘦如柴。《辅行诀》方证中出现这些术语，首先可以排出这些方证是《汤液经法》的内容。
2、考尽魏晋南北朝医籍，《脉经》、《甲乙经》、《肘后备急方》、《本草经集注》、《刘涓子鬼遗方》、《小品方》以及敦煌医学文献等亦无下列医学用语：大便秘塞、大便閟塞、痰涎、小便閟塞、大小便閟、筋极、脉极、肉极、气极、精极、肾气不足、痰澼、气息惙惙、气惙力弱、默契、眩运、含灵、修真、出人意表、呷嗽、小便赤少。《辅行诀》出现这些术语，基本上可排出陶鸿景亲撰的可能。此外，在《辅行诀》中有“隐居曰”、“陶曰”“陶云”等语，在古汉语中，云与曰的应用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云”多用于引用或转述他人之语，“曰”既可以用于自述，也可以用于转述他人之语。“隐居曰”可以是陶弘景自己说，也可以是别人引述陶弘景之语，而“陶曰”“陶云”则肯定是别人引述陶弘景之语，陶弘景本人是不可能在其书中用“陶曰”“陶云”等语的，故从书中“陶曰”“陶云”等语亦可知此书并非陶弘景本人所写。
3、检完隋唐五代医书：《诸病原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方》《黄帝内经太素》没有发现下列医学用语：伤寒论、张机、张玑、升阳、熟地黄、黄芪、牡丹皮、柴胡、杏仁、虚热、虚寒、龙胆草、呃声不止、遗精、咯血、梦魇、怔忡、怔惊、面赤如新妆、川军、默契、宿积不消、心中跳动不安、锭(计量单位)、心痛如刀搅、恐惧不安、坐卧不安、枯瘦如柴、羸瘦如柴。说明这些术语出现在宋以后，这就可断定《辅行诀》不是后人辑录陶氏之说，同时可以排除《辅行诀》是敦煌卷子。另外，有些内容也是不能以后人改动来解释的，如“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张玑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六极病名”“五行互含”“外感天行”等，这些都不可能出自陶弘景，也不可能是后人改动过的。因此，上面两个假设均不能成立，这就说明《辅行诀》既不是陶弘景亲撰或后人辑录陶氏之说，也不是敦煌写卷，《辅行诀》只能是宋以后的人摘取《灵枢》《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肘后备急方》《诸病原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方》《圣济总录》以及宋以后医家著作的内容拼凑而成的伪书。作伪的时间当在1909年至1974年张大昌献书前。
关于作伪者，如果按张大昌之说，《辅行诀》是一道士售书给张偓南的，那么，作伪者基本可以锁定售书道士、张偓南及张大昌三人，但道士售书给张偓南之事张大昌有三种说法，前后矛盾，钱超尘在《王圆箓监守自盗〈辅行诀〉简考》一文中已作了考证，认为大昌未曾见过其祖父，或大昌得自其父耸云转述欤？耸云卒于1936年，其时大昌仅十岁。“结论是：王圆箓的暗藏说、拣到说、购买说皆无根之言，不可信从，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辅行诀》是王圆箓监守自盗而售予张偓南者。”
钱超尘结论的前半补分是正确的，而认定售书道士就是王圆箓则毫无根据。行文至此，可明确“道士”售书给张偓南则纯属子虚乌有之事，那么，作伪者只有两人，即张偓南张大昌祖孙两人，据王雪苔先生《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所载“张大昌，字唯静，河北省威县章台南镇村人。自曾祖从事中医外科开始，已四代业医，祖父是清末秀才，后攻中医内科，转习兽医，父亲继承了祖父的医术，于一九三五年病故，当时张大昌先生年方九岁。大昌先生之母的外祖父也是威县民间名医。两家藏书甚多，内中颇有珍本，大昌先生尽得其传。”对于张偓南，王先生认为“以他的文史知识和医学功底，存在著作伪的能力，然作伪不出售，留作传家之宝，实在不合常理，所以也应排除由他作伪的可能性”然而，作伪不一定是为了出售获利，古人作伪并非如此，多数是为了宣扬某种学说，我们前面已说过《辅行诀》的作伪思路是《针灸甲乙经》序中的“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也许《辅行诀》作者要使世人相信张仲景伤寒论是源于《汤液经法》的理念，所以王雪苔排出张偓南的理由并不充分。
至于张大昌，可以说是作伪的最大嫌疑人，王雪苔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一书中对的描述是“第三位是张大昌医生，我了解他读过不少中医古籍，正如他自己所说：‘家里藏书很多，《内》《难》
《伤寒》《外台》《千金》《肘后》等及宋元诸家著作应有尽有，大都我也涉读了几遍’他还有一定的文史功底和古代书画鉴赏能力，我当年在他家曾见过张偓南先生手迹和清人所绘十八罗汉渡海图。另外，他还有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进行修正补缺的想法。记得一九七六年我第二次赴威县调查时，刚到张大昌医生的家中，他就毫不掩饰地向我表示，他要替《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拾遗补阙，并且拿出他已拟好的几个方证条文(大小勾陈汤，大小腾蛇汤)给我看。我不禁为之一惊，担心‘假作真时真亦假’这句话应在他身上，所以就毫不客气地提出了批评意见，他当即表示接受，后来给我写信时还说：‘你批评我的话值得永铭的。’张大昌医生的能力和思想动向提示我，在辨别《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真伪过程中，不可忽视张医生作伪的可能性。”然而王先又以四条理由排除张大昌。即(1)见证人关于原卷子外部特征的描述(2)书中的冷僻字与通假字(3)鲜为人知的学术内容(4)卷子中的差错。在排除张大昌后，王先生又通过四方面的考证，认为《辅行诀》最初确实是出自陶弘景之手，但在流传过程中已被后人改动。王先生是基于相信《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为敦煌写卷的前提下排除张大昌的，现已明确《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不是敦煌写卷，因而王先生排出张大昌的四条理由均不成立了。下面重点分析张大昌作伪的情况，第一、张大昌有作伪的能力。这一条王雪苔先生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一书中已说得很清楚。在张大昌“追记本”序中写道：“我自十八岁后才研究医学，家里蓄书很多，《内》、《难》、《伤寒》、《外台》、《千金》、《肘后》、《圣济》等，及宋元诸家所著作，应有尽有，大都我也涉读了几遍。”。此外，从他的书《经法述义》亦可看出。第二、张大昌有作伪的前科，即伪造为大小勾陈、螣蛇汤，如以《金匮要略》厚朴三物汤去甘草伪造小螣蛇汤；以《金匮要略》厚朴七物汤伪造大螣蛇汤；以《金匮要略》生姜甘草汤伪造小勾陈汤；以《伤寒论》理中汤加桂心、黄连伪造大勾陈汤。此外，从本书对《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版本考证一章中可知，甲辰本可作为张大昌作伪的证据。
第三、张大昌对《辅行诀》的来历及被毁的说法前后矛盾，漏洞百出。而且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辅行诀》是敦煌卷子。(见第？章版本考证)另外，据张大昌所说《辅行诀》除原卷子外，尚有张偓南抄的副本，wen革中，《辅行诀》原卷子及张偓南抄的副本均被抄走。但据王先生说：当年在张大昌家曾见过张偓南先生手迹和清人所绘十八罗汉渡海图，那么，在wen革时为何《辅行诀》被当四旧抄走，而真正的四旧-清人所绘十八罗汉渡海图以及张偓南的手迹却能保存完好？既然张偓南的手迹能保存，为何张偓南所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副本却被抄走？这就说明“wen革中，《辅行诀》原卷子及张偓南抄的副本均被抄走”是张大昌编造的谎言。第四、张大昌对《辅行诀》的修改是随心所欲的，如果不是他作伪，如何能这样。张大昌东改西拼，随意增减的例子有：如《辅行诀》甲本中的“大补肺汤”有“脉虚而数”之语，乙本为“脉虚而速”，据王雪苔《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一书考证为“脉虚而駃：‘駃’字，甲本作‘数’，乙本作‘速’。据张大昌回忆，‘数’、‘速’皆其所改，卷子本作‘駃’，系快字的古体。”从这里可知，张大昌就是《辅行诀》的作伪者，以此例言之，既然“原卷子”写作‘駃’，为何张大昌改为“数”或“速”？“駃”“数”“速”完全是张大昌的随意编造，古人对“脉”的描述，只有“数”，而无“駃”“快”“速”，《说文马部》“駃，駃騠，马父骡子也。” 《玉篇》“駃騠，马也，生七日超其母。” 至《广韵》《集韵》《正韵》时，始有快之意。《说文》快，喜也，《说文》速，疾也。《尔雅·释诂》数，疾也。《疏》皆谓急疾也。从文字考证可知，駃作快之意是在在唐以后，唐以前表示“快速”的字是速、疾、数，而在医学术语中，表示脉博快速的词是“数”，如“脉数”，“数脉”等。如中医二十八脉，浮、沉、迟、数、滑、涩、 虚、实、长、短、洪、微、紧、缓、弦、芤(音抠)、革、牢、濡、弱、散、细、伏、动、促、结，代、大。在脉象的描述中也无速、快之语。因此，在陶弘景之时是不可能用“駃”字来描述脉象的。其实是在描述脉象上，“数”字最古，张大昌将“数”改为“駃”，故弄玄虚，以为“駃”是古字，反而弄巧成拙，露出了作伪的破绽。因为张海洲抄本的底本是经张大昌修改过的，其中的冷僻字、通假字完全可由张大昌作伪。
又如小阳旦汤方证中，有“不可令流漓，则病不除也”之语，据王雪苔《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一书考证“不可令流漓，则病不除也：甲本作‘不可大汗，汗之则病不除也’依张大昌意见，据乙本改。” “淋漓”一词出张仲景《伤寒论·太阳病上》第12条桂枝汤小注：“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前面第？章第？节已经说过，甲本是按所谓原卷子抄写的，据王子旭在1976年1月18日“见到陶弘景书情况” 的材料所说，王子旭只是照原稿抄写，有不清之处，即随时问张大昌，因此，他不可能随意更改原文，即使有错，最多是写错别字或是漏抄。另外，张海洲转抄时，也未有更改，张海洲在证明材料上也写得很清楚：“我本不业医，所以抄录无力增删，全依原貌”。假若所谓“原卷子”小阳旦汤方证中是“不可令流漓，则病不除也”，那么，王子旭抄写和张海洲转抄时，绝不会写成“不可大汗，汗之则病不除也”，因为，王子旭在一九<---因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受限--->年抄写《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才十四岁，才刚刚学医，张海洲也不懂医，他们是不可能改动原文的，这只能是张大昌按自己的意思随意改动。像这类例子在王雪苔《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一书中还有很多，不一列举。
结论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是张大昌伪造的，作伪者的思路主要是《针灸甲乙经》序中的“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