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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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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明理沟通与上工修环境
第一章、中医养生贵在明理
⑴文化理念为魂
文化是一个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文化的精髓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信仰、道德取向、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思想、理念是其深层次的概括,是影响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医养生是以中华文化、中医理念(以《易经》《道德经》《黄帝内经》…一大批经典文献理念为代表)为背景思想、思维方式、理念的养生文化。
俗话说:“出路在于思路、理念决定选择、选择胜于努力、选择改变命运。”自古中医“明理、定法、和于术数”。(理念为先,理、法、方、药、技一脉贯通)。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事业本隐含着几千年深厚的文化沉淀和与时俱进的科技发展,中医本是“以理统法,以法统方,以方统药(技),以理为先,理念为魂,理法方药技贯通的学科,故“中医既是哲学、又是科学、同时还是具体技术方法。”
《易经》言:“形后面有象、象后面有数、数后面有气、气后面有理”;《道德经》言:“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象数是看到见的‘有’是手段,气理是看不见的‘无’是灵魂。故文化理念为魂!(参见拙文:文化理念为魂--绿能健康工程发言稿)
⑵‘道’是用头行走,思想者之路
何为道?‘道’的中文字面解析:一个‘首’加一个走子底,意思是:用脑袋(首)去思想(走)一番,即是用头行走,指代思想者之路【学问】;其中‘首’字上面的两点一横代表阴阳(《易经》原有的构架基石“--”和“—”两爻,给予哲学的规定。使它成为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符号。同时把阴阳矛盾的对立、转化及其相互作用看成是宇宙的普遍规律。建立了以“阴阳”范畴为基石,以“一阴一阳之谓道”为核心的辩证法体系。)‘首’字下面的一个‘目’用一撇与上面的‘阴阳’相连接,表示是一种用阴阳平衡的理念(目光)去思想的道路。
‘道’是用思维研究宇宙本源最基本粒子的学问,《系辞》“大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宇宙本源基本粒子)也,唯深(哲学道理)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基本粒子)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思想-生物引力光量子排列组合)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参见拙文:《易经》哲理现代前卫新识)
‘道’是指反映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客观规律和全部过程的学问。因此一切遵循客观规律的境界、道路、品德、理论、方法、技术…都可称之为‘道’,故有大道(境界、理念…)、中道(原理、法则…)、小道(方法、技术…)之分,与现代‘哲学’‘科学’‘科技’有异曲同工、等价相似之妙。(参见拙文:“何为道?”论当今三级贯通缺失的种种尴尬)
‘道’是研究宇宙、生命何从来,何从去的根本大学问。(参见拙文:道为宇宙本源为何难以感知)
米兰、昆德拉在获耶路撒冷文学奖的致词中曾经引用一条犹太谚语:“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尽管人们不能穷尽宇宙的真理,所以人类的思索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看来有点滑稽可笑,但是人们还得思索,而不必惧怕上帝发笑。原因很简单,因为“思想-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帕斯卡语)
⑶科学思路对于科学理论的重要性
科学的理论起源于科学的思路,大量事例证明,任何科学新理论的创立,都来自科学思路的突破。体现在:1、科学问题的发现和提出中;2、为寻求科学答案而作出的猜测和假设中;3、创造思维的飞跃和科学突破中;4、探索方向的选择和科学方法的运用中;5、不同学术观点和不同学派的争论中;6、新思想新理论遭受的压制、围攻的“磨难”,以及它顽强曲折的成长历程中……。7、反之缺乏科学思路创新,即使循规蹈矩也终究会演变为因循守旧。(引自《科学的遗憾》)
美国著名教授林德伯格论《西方科学的起源》说:“科学事业是具有很深刻的文化背景的。”同理,中医研究、中医发展当年祝味菊《伤寒质疑》言:“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读书不可胶柱鼓瑟也。昔者诸圣贤述医论,或为发扬心得,或为叙述经验,或为启迪后学,或为矫正时弊,其立说必有真义所在。其真义之精神。未可言宣词达者,则有术语为之逻辑。逻辑者,罗织也,学说上之组织法也。读古书而不知揣摩其精神,而徒拘执其术语,是乃食古不化也。……医之用药,所以救弊补偏也。历来方术理论都是时代之产物。今之以为非者,当其时以为真理也;今之以为不适用者,当其时固应手而效也。吾人研究医学当以历史目光,追溯昔贤之环境与其著书立说之动机,忽拘泥于其所用之术语,惟惟求其真义之所在,则前人之经验皆我入青囊中物也。”
归根结底一句话:“科学的生命力在于思路的不断创新”。
⑷诺贝尔奖规定与佛学兴衰
对于人类科学事业进步具有举足轻重的诺贝尔奖有一个基本规定:“科学奖侧重于基础科学的研究成果,侧重于基础科学的重大发现与理论成就……。”规定还说明:“离开基础科学研究,实用技术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这些基础科学研究成果,还必须是得到证实的理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我们资助那些最优秀最杰出的人…一个重要因素,是鼓励创新精神和向各种假设提出挑战,美国科学家并不特别顺从于一些过时的想法。”
同样是博大精深的学问,以佛学为例:释迦牟尼后的前五百年--正法时期(佛学的真正发展时期),侧重于理的传博和发展,人才的选拔大多通过辩经法会,辩经的目的就是为了明理而有所创新,主持高僧的一个基本条件就必须首先是满腹经纶--明理,否则何以主持辩经、选拔人才?由此佛学发展,大乘佛教唯识宗、中观宗…基本都是围绕着辩经明理而发展,由于是围绕着明理而构成的学问,自能被时代所接受,逐成当时印度的主流文化,从我国唐代玄奘印度取经可见一斑;后一千五百年--像法时期(佛学的逐渐衰落时期),虽然侧重于实修实证的佛学之路相较于辩经明理的佛学之路能够吸引更大的社会群体,有利于创造更大的生存和发展条件,但疏于明理,不明理追求外在形式(法术)的修证,教条主义地唯经所是,释迦牟尼的诸多方便法门变成了“戒律、戒条”,结果让佛学变成了宗教,佛教虽然在中土得以生存,佛学却逐渐衰落,博大精深的学问成了宗教,也唯有逐渐退出主流社会;时至今日--末法时期(佛学的变质时期),常常为了钱虚扩其表象形式,缺理导致佛学的内涵尽失,常常主持成了商业募捐“总经理”,造庙、做法事变成了来钱的“项目工程”,在老百姓眼中:佛学变成了几个和尚尼姑吃素念经拜佛神神道道的赚钱法门,就连虔诚的佛教徒也常在所不齿!如果说,佛学的最高境界在于智慧开悟(明理),明白宇宙万物的根本,那么不明理妄求‘佛陀保佑’,拂逆佛陀本意,结果佛学成了佛教,佛教成了佛商,遭人批评为‘迷信’也就顺理成章了。
⑸李约瑟‘世界科学兴起律’三个档次
著名英国学者李约瑟1964年曾提出一条‘世界科学兴起律’将科学研究分为三个档次:
低档为下意识级(主要是模仿盲从);中档次为知识级(在已知已有时空条件上的重组,即使创新也是枝节的);高档次为灵悟级(从知上升为悟,视人所未见,思人所未想,发人所未明,创人所未造),即一门科学研究的对象有机程度越高,它所涉及的现象则综合性越强;
那么在欧洲文明(用静态还原观察分析)和亚洲文明(以动态生命整体为根本)之间,它的超越点和融合点间的时间间隔越长。由此中国人的思想和哲学传统在许多方面则都比基督徒的世界观更与现代科学(复杂性、系统性思维)合拍。
⑹缺乏科学理论,实践并非检验真理唯一标准
科学的理论需要有实验和事实,也必须要有科学的理论,两者的相互支撑才启现出科学的完美和强大的生命力。离开了理,名方经方如同抓阄“千方易得,一效难求”;缺少术的理,如同抓瞎“熟读王叔和,不如游方郎中”。
缺乏‘理’的贯通,“西方科学的灵感来源”难登大雅,只能永远“江湖”。列宁:缺乏理论指导的政党是野蛮的政党。中医的实践事实,倘若缺乏科学理论,充其量也只是经验,而西方学者加上科学理论,常常便是伟大发现。例:幽门螺旋菌的发现:上世纪80年代,因为肝炎流行,治肝炎普遍用“凉药”,虽然凉药能降肝火,但脾胃受寒易“冻结破裂”,造成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普遍,当时面上中医和中西结合专家都已经认识到引起胃炎、十二指肠溃疡的原因与肠胃道的虚寒阴性菌有关,甚至已有前卫中西医结合的中医专家已经在相关方面呼吁教育后来: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与阴性杆菌属有关,临床实践可普遍采用中医小建中汤(暖脾胃)加痢特灵(杀菌),近远期治疗效果高达90%以上,且副作用小,尤胜于今天西医临床普遍采用的阿莫西林加甲硝唑加奥美拉唑三联疗法抗幽门螺旋菌多多。虽不缺实验病例和数据,但因理论不能与西医接轨,终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2005年10月3日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宣布,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澳大利亚科学家巴里·马歇尔和罗宾·沃伦,以表彰他们发现了导致人类罹患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的罪魁—幽门螺杆菌。
此类例子甚多,在此不作展开。故在下曾在拙文《大道之简“一条枪”中医硕士、博士为何不如中小学文化“老头”》有论,当今之世,某些纯中医或中医粉丝还以为中医全靠疗效立足,不说有些天真至少有些奢侈!(参见拙文:知识层次为何反对中医抵制传统者颇多)。
⑺上世纪梁漱溟谈学问
上世纪著名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梁漱溟(北大校长)谈学问:“凡真学问家,必皆有其根本观念,有其到处运用之方法,或到处运用之眼光,否则便不足以称为学问家,真学问家在方法上必有其独到之处,不同学派即不同方法。在学问上,结论并不很重要,犹之数学上算式列对,得数并不很重要一样。
凡是学问,皆有其根本方法与眼光,而不在乎得数,中医是有其根本方法与眼光,无奈普通医生只会用古人的得数,所以实在不能算是学问。大概中国种种学术-尤其医学与拳术-往深处追求,都可发见其根本方法眼光是归根于道家。大凡古代名医都是神仙家之流,如葛洪、陶弘景、华佗等,他们不单是有一些技巧法子,实是有其根本所在。仿佛如庄子所说“技而近乎道矣”。他们技巧的根本所在,是能与道相通。道者何?道即是宇宙的大生命,通乎道,即与宇宙的大生命相通(玄学)。”
⑻梁漱溟明理有主见八条
①肯用心思所以有主见:何谓学问?有主见就是有学问!主见是自己的,纵然不高深,却是心得,而亲切有味。说出来便能够动人;能动人就行了,他就能自成一派。
②有主见乃感觉出旁人意见与我两样:学问是什么?学问就是学的认识问题。然而非能解决问题,不算有学问。
③有主见此后看书听话乃能得益:
④有主见学然后知不足:用心之后就自知虚心了,又心虚思密实是求学的必要条件。
⑤有主见由浅入深便能以简驭繁:心里全是一贯的系统,整个的组织,才能以简驭繁。凡是有系统的思想,在心里一定都很简单,仿佛只有一两句话。
⑥有主见有真学问便有受用:受用就是能不能解决问题。
⑦有主见旁人得失长短一望而知:……。
⑧有主见自己说出话来精巧透辟:……。
⑼孔子论明理有主见的重要性
“学之者不如好之者”(学技为业不如喜欢的);“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喜欢不如从中受益的);“十五敏而好学(学技求知而近博);“三十而立”(博中立业而求通);“四十不惑”(通则明理而不疑);“五十知天命”(明理知天道则精);“六十耳顺”(精则独成系统,何须他人执耳);“七十随心所欲不愈矩”(精而返约,大道至简)。“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明理家国兼济)。唯此明理“主见系统”执耳!圣人大法无法-阴阳寒热虚实表里升降沉浮…吃素、念经、符咒……八万四千方便法门(养生方法)信手拈来。
明代《医学集成》论中医成才的必由之路:带着质疑求索之精神,博览群书、比较认识万法之理,“博极而通,通而精,精而返约(简)”故“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成致其约”。博是通(一是贯通,二是明白)的前提条件,通是精(得其整体系统)的前提条件,精是约(大道之简)的前提条件。故孔子曰:“善学者近于知(知识、学问)”学习各种知识、建立自己学问体系是一个智者通往‘博’的前提条件;“善行者近于敏(聪明、慧根)”实践各种技术方法‘理论联系实际’是一个慧者明理悟道的基本途径;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辨则泛”,不思、不辨,博而不通又何以‘精’?唯思、唯辨,明晰道理才能贯通而精(整体把握)故曰“非精不能明其理”,精而返约(因博采众家方有独辟蹊径)故曰“非博不成致其约”,才是一个真正的智慧者!由此,孔子谦称自己成长道路为:“十五敏而好学”(学技求知而近博);“三十而立”(博中立业而求贯通);“四十不惑”(通则明理而不疑);“五十知天命”(明理知天道则精);“六十耳顺”(精则独成系统,何须他人执耳);“七十随心所欲不愈距”(精而返约,大道至简、大法无法)。反观当今中医离开了‘博’大多不‘通’,常常因缺乏三级贯通、更无从明理,执于一偶而各持己见,妄谈‘精而返约、大道之简’好比不学三千佛法、不读三千佛经,以为只持一本《金刚经》或口诵“阿弥陀佛”便能‘明心见性’顿悟成佛,实在是一种妄念或执着,天下哪来如此便宜之事?整个一个崂山道士心态!
⑽古代学医明理有主见途径
为了明理,古代中医要求学医者,不仅要学习《内》《难》《本草》《伤寒》及张刘李朱……各种中医专业知识,而且还要求博览群书、融会今古,通过学习大量医学以外的知识而明理,方能有所成。明代李烻(健斋)《医学入门》有“习医规格”要求学医者:“志既立矣,可商量用工:每早对先天图(易卦)静坐,玩读《孝经》《论语》《小学》;大有资(智)力者次及全部四书、古易白文及《书经》《洪范》《无逸》《尧典》(理会大意,不必强记)。盖医出于儒,非读书明理,终是庸俗昏昧,(没有系统)不能疏通变化。……纵有小方捷法,终不是大家数,慎不可为其诬惑。”又清代名医叶天士医名最盛,临殁戒其子曰:“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读万卷书,而后可借术以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
为了明理,为了构建医者阴阳划分多少之系统,古代秦汉《黄帝内经》时期,医家“不知易不足以为工(医)。”(不懂易经的道理,不能当一个好医生);唐宋以降,医生须通晓五运六气,如宋徽宗亲自为国家医学大全《圣济总录》写序,规定全国中医必须经过国家五运六气考试,当时医界有“不读五运六气检遍方书何济”之谚语传诵;元明时期,国家规定学医必须学习四书五经,如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规定学医必须精通四书,并定程式为考试之法,凡不精熟本科经书,禁止不得行医;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依旧例(考四书)设立(医)科举试,三年一次,第一甲充太医,二甲副提举,三甲教授;明永乐中,诏太医院选名医子弟读书(四书五经)备用;嘉靖中,国家考校医士(医官),也皆需考四书五经。直至清代中叶,西洋医学传入,洋务运动兴起,才风气大变,学医者开始纷纷向西学靠拢,逐渐从西学系统中吸取养料,构建中西汇通之系统。时至今日,学医者知‘易’者鲜,精熟本科经书四书五经者绝,五运六气更是成了实际上的‘食而无味,弃之可惜,束之高搁’之摆设。而今天的环境,不懂西医者恐怕寸步难行,(至少难以取得行医许可)。
何以为?归结为一句话,古人早就明白:中医本是与时俱进、随时世科技发展而发展的产物(绝非只是老古董),中医的理法方技也必须必然随时代科技的发展而发展。发展是硬道理,而发展的大前提、必要条件就是在于明理,倘若不知明理,一味因循守旧、谨守方技小术,那么,遭到历史的遗弃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⑾上世纪初祝味菊明理主张
上世纪上半叶,中西汇通派出了一个特立独行的思想者和实践家-祝味菊,他的临床疗效惊世骇俗、医界公认,他的中医思想-对于明理而用术(学识和经验之关系)构建系统法(“汇百川而纳诸海,执一贯之旨以御繁复之机。”(祝味菊《伤寒质疑》),)曾经如日中天,医界为此憾动。但也许是其不盲从古人,不追逐潮流,不迎合世俗的主张太过前卫,今天似乎有被人故意遗忘之嫌,然其曾在中医学星空中划出的一道亮丽光芒,其精神、其智慧、其探索,时至今日,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医理论和实践发展依然应该仍有莫大启示。今此特节录一小段与有缘者共勉之:
“夫学识经验,相辅为用。学以明理,明理故能应变;验以致用,用熟故能生巧。……治学明理,以备临时之实用;反复经验,以证所学之不虚;所谓相得益彰也。彼时俗之流,承袭师傅,以经验自炫,不知探索真理,只求应付,不问根源,是故其治有应有不应。其应也,以为独得千古之秘;其不因也,束手技穷,委之天命。此徒有治病之经验,而乏应变之学问也。……药物之性能,方剂之功效,反应若何,预后若何,此惟经验者知之。区别病之阴阳虚实,何者为生理。何者为病理,何药为有当,何药为合理,药之何以有效,何以无效,探索真理,以求其是,此有赖于学问也。经验由实习而来,虽可生巧,未能应变,原理未明也。若能明理,相互印证,则尽善尽美矣。”(祝味菊《伤寒质疑》)。
《内经》云:“秋毫在目,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此知其要者即明理,明白治疗方法的背后一条主线,即“明白症候产生的动机,澈悟症候发生的原理,则邪正分明,顺逆之势,昭然若揭。”这就是祝味菊先生旨在提高自然疗能的一贯之道,也是他认为的“中医精髓之所寄”。有了特色系统自能提纲挈领、以简驭繁(大道至简-约)。‘博’之目的为了‘通’-明理,明理之目的为了‘精’-系统,有了系统控制模型,自能约(简)。故“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成致其约”。
⑿中西汇通派明理响亮学术口号
当年中西汇通派响亮学术口号“发皇古义、博采众方、融会新知、独辟蹊径。”仍然是今天医界公认的中医成才之路。
发皇古义【明理】-学习《内》《难》《本草》《伤寒》及张刘李朱……各家中医专业知识和理论以及易经、四书五经等传统经典,是为了明理、构建系统。
博采众方【术数】-学习各家技术方法(包括秘方、秘技、秘笈),是为了明理、构建系统。
融会新知【新理、术】-学习近代、现代西医知识以及当代各种前卫科技手段和理论欲求融会,目的还是为了明理、构建系统。
独辟蹊径【定法】-在明理的基础上,构建自己与实践相结合的特色(蹊径)控制模型(系统),这才是真正目的。
即发皇古义、博采众方、融会新知是手段,独辟蹊径构建自己系统才是目的。上海针灸研究所陈汉平教授把中医改革创新的思考归纳为“结合、组合、融合”,结合是观念、理论(偏于理1学和术相区别2生命高度思考),组合是手段、方法(偏于术1民间经验是源头活水2中医特色和时代气息),而融合才是目标(构建系统控制模型1与国际接轨2保持领先地位)。
⒀新时代明理有主见中西沟通新途径
美国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有一句名言:“光明从东方来,法则从西方来。”医学作为应用科学,需要有坚实的基础学科知识支撑。西医依赖强大的现代科技,在突飞猛进的同时,又被还原论的泥潭陷住了脚步;中医依赖古人自然、人文、思维…智慧,今天已现停滞发展的颓势。中医理论现代解释倘若始终停留在古人擅长的‘直觉认知法’抽象感悟,当今恐怕难以服众,至少今天接受西式教育的知识层次不服;老是用‘东方文化体系’证明诸如阴阳五行…的科学性,被指责循环证明恐怕在所难免;老是在西医的局限已知中兜圈子,实践已经证明其力有不逮;倘若不能被现代社会所理解,那么,即使真有些疗效,仍被指责为封建迷信、神经病、邪派法轮…则是其必然;反之,倘若懂得‘师夷之技以制夷’,把中医理论解释放在与现代前卫科学同型、同构的位置上,用“欧洲科学的灵感来源”,造就的一大批当代前卫、前沿科学解释中医理论。谁又敢说相对论、量子力学、复杂性思维、系统控制、混沌理论……不科学?中医理论科学与否?自可宇内廓清、迷雾自散!
第一章、中医养生贵在明理
⑴文化理念为魂
文化是一个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文化的精髓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信仰、道德取向、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思想、理念是其深层次的概括,是影响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医养生是以中华文化、中医理念(以《易经》《道德经》《黄帝内经》…一大批经典文献理念为代表)为背景思想、思维方式、理念的养生文化。
俗话说:“出路在于思路、理念决定选择、选择胜于努力、选择改变命运。”自古中医“明理、定法、和于术数”。(理念为先,理、法、方、药、技一脉贯通)。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事业本隐含着几千年深厚的文化沉淀和与时俱进的科技发展,中医本是“以理统法,以法统方,以方统药(技),以理为先,理念为魂,理法方药技贯通的学科,故“中医既是哲学、又是科学、同时还是具体技术方法。”
《易经》言:“形后面有象、象后面有数、数后面有气、气后面有理”;《道德经》言:“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象数是看到见的‘有’是手段,气理是看不见的‘无’是灵魂。故文化理念为魂!(参见拙文:文化理念为魂--绿能健康工程发言稿)
⑵‘道’是用头行走,思想者之路
何为道?‘道’的中文字面解析:一个‘首’加一个走子底,意思是:用脑袋(首)去思想(走)一番,即是用头行走,指代思想者之路【学问】;其中‘首’字上面的两点一横代表阴阳(《易经》原有的构架基石“--”和“—”两爻,给予哲学的规定。使它成为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符号。同时把阴阳矛盾的对立、转化及其相互作用看成是宇宙的普遍规律。建立了以“阴阳”范畴为基石,以“一阴一阳之谓道”为核心的辩证法体系。)‘首’字下面的一个‘目’用一撇与上面的‘阴阳’相连接,表示是一种用阴阳平衡的理念(目光)去思想的道路。
‘道’是用思维研究宇宙本源最基本粒子的学问,《系辞》“大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宇宙本源基本粒子)也,唯深(哲学道理)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基本粒子)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思想-生物引力光量子排列组合)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参见拙文:《易经》哲理现代前卫新识)
‘道’是指反映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客观规律和全部过程的学问。因此一切遵循客观规律的境界、道路、品德、理论、方法、技术…都可称之为‘道’,故有大道(境界、理念…)、中道(原理、法则…)、小道(方法、技术…)之分,与现代‘哲学’‘科学’‘科技’有异曲同工、等价相似之妙。(参见拙文:“何为道?”论当今三级贯通缺失的种种尴尬)
‘道’是研究宇宙、生命何从来,何从去的根本大学问。(参见拙文:道为宇宙本源为何难以感知)
米兰、昆德拉在获耶路撒冷文学奖的致词中曾经引用一条犹太谚语:“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尽管人们不能穷尽宇宙的真理,所以人类的思索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看来有点滑稽可笑,但是人们还得思索,而不必惧怕上帝发笑。原因很简单,因为“思想-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帕斯卡语)
⑶科学思路对于科学理论的重要性
科学的理论起源于科学的思路,大量事例证明,任何科学新理论的创立,都来自科学思路的突破。体现在:1、科学问题的发现和提出中;2、为寻求科学答案而作出的猜测和假设中;3、创造思维的飞跃和科学突破中;4、探索方向的选择和科学方法的运用中;5、不同学术观点和不同学派的争论中;6、新思想新理论遭受的压制、围攻的“磨难”,以及它顽强曲折的成长历程中……。7、反之缺乏科学思路创新,即使循规蹈矩也终究会演变为因循守旧。(引自《科学的遗憾》)
美国著名教授林德伯格论《西方科学的起源》说:“科学事业是具有很深刻的文化背景的。”同理,中医研究、中医发展当年祝味菊《伤寒质疑》言:“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读书不可胶柱鼓瑟也。昔者诸圣贤述医论,或为发扬心得,或为叙述经验,或为启迪后学,或为矫正时弊,其立说必有真义所在。其真义之精神。未可言宣词达者,则有术语为之逻辑。逻辑者,罗织也,学说上之组织法也。读古书而不知揣摩其精神,而徒拘执其术语,是乃食古不化也。……医之用药,所以救弊补偏也。历来方术理论都是时代之产物。今之以为非者,当其时以为真理也;今之以为不适用者,当其时固应手而效也。吾人研究医学当以历史目光,追溯昔贤之环境与其著书立说之动机,忽拘泥于其所用之术语,惟惟求其真义之所在,则前人之经验皆我入青囊中物也。”
归根结底一句话:“科学的生命力在于思路的不断创新”。
⑷诺贝尔奖规定与佛学兴衰
对于人类科学事业进步具有举足轻重的诺贝尔奖有一个基本规定:“科学奖侧重于基础科学的研究成果,侧重于基础科学的重大发现与理论成就……。”规定还说明:“离开基础科学研究,实用技术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这些基础科学研究成果,还必须是得到证实的理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我们资助那些最优秀最杰出的人…一个重要因素,是鼓励创新精神和向各种假设提出挑战,美国科学家并不特别顺从于一些过时的想法。”
同样是博大精深的学问,以佛学为例:释迦牟尼后的前五百年--正法时期(佛学的真正发展时期),侧重于理的传博和发展,人才的选拔大多通过辩经法会,辩经的目的就是为了明理而有所创新,主持高僧的一个基本条件就必须首先是满腹经纶--明理,否则何以主持辩经、选拔人才?由此佛学发展,大乘佛教唯识宗、中观宗…基本都是围绕着辩经明理而发展,由于是围绕着明理而构成的学问,自能被时代所接受,逐成当时印度的主流文化,从我国唐代玄奘印度取经可见一斑;后一千五百年--像法时期(佛学的逐渐衰落时期),虽然侧重于实修实证的佛学之路相较于辩经明理的佛学之路能够吸引更大的社会群体,有利于创造更大的生存和发展条件,但疏于明理,不明理追求外在形式(法术)的修证,教条主义地唯经所是,释迦牟尼的诸多方便法门变成了“戒律、戒条”,结果让佛学变成了宗教,佛教虽然在中土得以生存,佛学却逐渐衰落,博大精深的学问成了宗教,也唯有逐渐退出主流社会;时至今日--末法时期(佛学的变质时期),常常为了钱虚扩其表象形式,缺理导致佛学的内涵尽失,常常主持成了商业募捐“总经理”,造庙、做法事变成了来钱的“项目工程”,在老百姓眼中:佛学变成了几个和尚尼姑吃素念经拜佛神神道道的赚钱法门,就连虔诚的佛教徒也常在所不齿!如果说,佛学的最高境界在于智慧开悟(明理),明白宇宙万物的根本,那么不明理妄求‘佛陀保佑’,拂逆佛陀本意,结果佛学成了佛教,佛教成了佛商,遭人批评为‘迷信’也就顺理成章了。
⑸李约瑟‘世界科学兴起律’三个档次
著名英国学者李约瑟1964年曾提出一条‘世界科学兴起律’将科学研究分为三个档次:
低档为下意识级(主要是模仿盲从);中档次为知识级(在已知已有时空条件上的重组,即使创新也是枝节的);高档次为灵悟级(从知上升为悟,视人所未见,思人所未想,发人所未明,创人所未造),即一门科学研究的对象有机程度越高,它所涉及的现象则综合性越强;
那么在欧洲文明(用静态还原观察分析)和亚洲文明(以动态生命整体为根本)之间,它的超越点和融合点间的时间间隔越长。由此中国人的思想和哲学传统在许多方面则都比基督徒的世界观更与现代科学(复杂性、系统性思维)合拍。
⑹缺乏科学理论,实践并非检验真理唯一标准
科学的理论需要有实验和事实,也必须要有科学的理论,两者的相互支撑才启现出科学的完美和强大的生命力。离开了理,名方经方如同抓阄“千方易得,一效难求”;缺少术的理,如同抓瞎“熟读王叔和,不如游方郎中”。
缺乏‘理’的贯通,“西方科学的灵感来源”难登大雅,只能永远“江湖”。列宁:缺乏理论指导的政党是野蛮的政党。中医的实践事实,倘若缺乏科学理论,充其量也只是经验,而西方学者加上科学理论,常常便是伟大发现。例:幽门螺旋菌的发现:上世纪80年代,因为肝炎流行,治肝炎普遍用“凉药”,虽然凉药能降肝火,但脾胃受寒易“冻结破裂”,造成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普遍,当时面上中医和中西结合专家都已经认识到引起胃炎、十二指肠溃疡的原因与肠胃道的虚寒阴性菌有关,甚至已有前卫中西医结合的中医专家已经在相关方面呼吁教育后来: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与阴性杆菌属有关,临床实践可普遍采用中医小建中汤(暖脾胃)加痢特灵(杀菌),近远期治疗效果高达90%以上,且副作用小,尤胜于今天西医临床普遍采用的阿莫西林加甲硝唑加奥美拉唑三联疗法抗幽门螺旋菌多多。虽不缺实验病例和数据,但因理论不能与西医接轨,终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2005年10月3日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宣布,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澳大利亚科学家巴里·马歇尔和罗宾·沃伦,以表彰他们发现了导致人类罹患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的罪魁—幽门螺杆菌。
此类例子甚多,在此不作展开。故在下曾在拙文《大道之简“一条枪”中医硕士、博士为何不如中小学文化“老头”》有论,当今之世,某些纯中医或中医粉丝还以为中医全靠疗效立足,不说有些天真至少有些奢侈!(参见拙文:知识层次为何反对中医抵制传统者颇多)。
⑺上世纪梁漱溟谈学问
上世纪著名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梁漱溟(北大校长)谈学问:“凡真学问家,必皆有其根本观念,有其到处运用之方法,或到处运用之眼光,否则便不足以称为学问家,真学问家在方法上必有其独到之处,不同学派即不同方法。在学问上,结论并不很重要,犹之数学上算式列对,得数并不很重要一样。
凡是学问,皆有其根本方法与眼光,而不在乎得数,中医是有其根本方法与眼光,无奈普通医生只会用古人的得数,所以实在不能算是学问。大概中国种种学术-尤其医学与拳术-往深处追求,都可发见其根本方法眼光是归根于道家。大凡古代名医都是神仙家之流,如葛洪、陶弘景、华佗等,他们不单是有一些技巧法子,实是有其根本所在。仿佛如庄子所说“技而近乎道矣”。他们技巧的根本所在,是能与道相通。道者何?道即是宇宙的大生命,通乎道,即与宇宙的大生命相通(玄学)。”
⑻梁漱溟明理有主见八条
①肯用心思所以有主见:何谓学问?有主见就是有学问!主见是自己的,纵然不高深,却是心得,而亲切有味。说出来便能够动人;能动人就行了,他就能自成一派。
②有主见乃感觉出旁人意见与我两样:学问是什么?学问就是学的认识问题。然而非能解决问题,不算有学问。
③有主见此后看书听话乃能得益:
④有主见学然后知不足:用心之后就自知虚心了,又心虚思密实是求学的必要条件。
⑤有主见由浅入深便能以简驭繁:心里全是一贯的系统,整个的组织,才能以简驭繁。凡是有系统的思想,在心里一定都很简单,仿佛只有一两句话。
⑥有主见有真学问便有受用:受用就是能不能解决问题。
⑦有主见旁人得失长短一望而知:……。
⑧有主见自己说出话来精巧透辟:……。
⑼孔子论明理有主见的重要性
“学之者不如好之者”(学技为业不如喜欢的);“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喜欢不如从中受益的);“十五敏而好学(学技求知而近博);“三十而立”(博中立业而求通);“四十不惑”(通则明理而不疑);“五十知天命”(明理知天道则精);“六十耳顺”(精则独成系统,何须他人执耳);“七十随心所欲不愈矩”(精而返约,大道至简)。“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明理家国兼济)。唯此明理“主见系统”执耳!圣人大法无法-阴阳寒热虚实表里升降沉浮…吃素、念经、符咒……八万四千方便法门(养生方法)信手拈来。
明代《医学集成》论中医成才的必由之路:带着质疑求索之精神,博览群书、比较认识万法之理,“博极而通,通而精,精而返约(简)”故“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成致其约”。博是通(一是贯通,二是明白)的前提条件,通是精(得其整体系统)的前提条件,精是约(大道之简)的前提条件。故孔子曰:“善学者近于知(知识、学问)”学习各种知识、建立自己学问体系是一个智者通往‘博’的前提条件;“善行者近于敏(聪明、慧根)”实践各种技术方法‘理论联系实际’是一个慧者明理悟道的基本途径;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辨则泛”,不思、不辨,博而不通又何以‘精’?唯思、唯辨,明晰道理才能贯通而精(整体把握)故曰“非精不能明其理”,精而返约(因博采众家方有独辟蹊径)故曰“非博不成致其约”,才是一个真正的智慧者!由此,孔子谦称自己成长道路为:“十五敏而好学”(学技求知而近博);“三十而立”(博中立业而求贯通);“四十不惑”(通则明理而不疑);“五十知天命”(明理知天道则精);“六十耳顺”(精则独成系统,何须他人执耳);“七十随心所欲不愈距”(精而返约,大道至简、大法无法)。反观当今中医离开了‘博’大多不‘通’,常常因缺乏三级贯通、更无从明理,执于一偶而各持己见,妄谈‘精而返约、大道之简’好比不学三千佛法、不读三千佛经,以为只持一本《金刚经》或口诵“阿弥陀佛”便能‘明心见性’顿悟成佛,实在是一种妄念或执着,天下哪来如此便宜之事?整个一个崂山道士心态!
⑽古代学医明理有主见途径
为了明理,古代中医要求学医者,不仅要学习《内》《难》《本草》《伤寒》及张刘李朱……各种中医专业知识,而且还要求博览群书、融会今古,通过学习大量医学以外的知识而明理,方能有所成。明代李烻(健斋)《医学入门》有“习医规格”要求学医者:“志既立矣,可商量用工:每早对先天图(易卦)静坐,玩读《孝经》《论语》《小学》;大有资(智)力者次及全部四书、古易白文及《书经》《洪范》《无逸》《尧典》(理会大意,不必强记)。盖医出于儒,非读书明理,终是庸俗昏昧,(没有系统)不能疏通变化。……纵有小方捷法,终不是大家数,慎不可为其诬惑。”又清代名医叶天士医名最盛,临殁戒其子曰:“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读万卷书,而后可借术以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
为了明理,为了构建医者阴阳划分多少之系统,古代秦汉《黄帝内经》时期,医家“不知易不足以为工(医)。”(不懂易经的道理,不能当一个好医生);唐宋以降,医生须通晓五运六气,如宋徽宗亲自为国家医学大全《圣济总录》写序,规定全国中医必须经过国家五运六气考试,当时医界有“不读五运六气检遍方书何济”之谚语传诵;元明时期,国家规定学医必须学习四书五经,如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规定学医必须精通四书,并定程式为考试之法,凡不精熟本科经书,禁止不得行医;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依旧例(考四书)设立(医)科举试,三年一次,第一甲充太医,二甲副提举,三甲教授;明永乐中,诏太医院选名医子弟读书(四书五经)备用;嘉靖中,国家考校医士(医官),也皆需考四书五经。直至清代中叶,西洋医学传入,洋务运动兴起,才风气大变,学医者开始纷纷向西学靠拢,逐渐从西学系统中吸取养料,构建中西汇通之系统。时至今日,学医者知‘易’者鲜,精熟本科经书四书五经者绝,五运六气更是成了实际上的‘食而无味,弃之可惜,束之高搁’之摆设。而今天的环境,不懂西医者恐怕寸步难行,(至少难以取得行医许可)。
何以为?归结为一句话,古人早就明白:中医本是与时俱进、随时世科技发展而发展的产物(绝非只是老古董),中医的理法方技也必须必然随时代科技的发展而发展。发展是硬道理,而发展的大前提、必要条件就是在于明理,倘若不知明理,一味因循守旧、谨守方技小术,那么,遭到历史的遗弃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⑾上世纪初祝味菊明理主张
上世纪上半叶,中西汇通派出了一个特立独行的思想者和实践家-祝味菊,他的临床疗效惊世骇俗、医界公认,他的中医思想-对于明理而用术(学识和经验之关系)构建系统法(“汇百川而纳诸海,执一贯之旨以御繁复之机。”(祝味菊《伤寒质疑》),)曾经如日中天,医界为此憾动。但也许是其不盲从古人,不追逐潮流,不迎合世俗的主张太过前卫,今天似乎有被人故意遗忘之嫌,然其曾在中医学星空中划出的一道亮丽光芒,其精神、其智慧、其探索,时至今日,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医理论和实践发展依然应该仍有莫大启示。今此特节录一小段与有缘者共勉之:
“夫学识经验,相辅为用。学以明理,明理故能应变;验以致用,用熟故能生巧。……治学明理,以备临时之实用;反复经验,以证所学之不虚;所谓相得益彰也。彼时俗之流,承袭师傅,以经验自炫,不知探索真理,只求应付,不问根源,是故其治有应有不应。其应也,以为独得千古之秘;其不因也,束手技穷,委之天命。此徒有治病之经验,而乏应变之学问也。……药物之性能,方剂之功效,反应若何,预后若何,此惟经验者知之。区别病之阴阳虚实,何者为生理。何者为病理,何药为有当,何药为合理,药之何以有效,何以无效,探索真理,以求其是,此有赖于学问也。经验由实习而来,虽可生巧,未能应变,原理未明也。若能明理,相互印证,则尽善尽美矣。”(祝味菊《伤寒质疑》)。
《内经》云:“秋毫在目,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此知其要者即明理,明白治疗方法的背后一条主线,即“明白症候产生的动机,澈悟症候发生的原理,则邪正分明,顺逆之势,昭然若揭。”这就是祝味菊先生旨在提高自然疗能的一贯之道,也是他认为的“中医精髓之所寄”。有了特色系统自能提纲挈领、以简驭繁(大道至简-约)。‘博’之目的为了‘通’-明理,明理之目的为了‘精’-系统,有了系统控制模型,自能约(简)。故“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成致其约”。
⑿中西汇通派明理响亮学术口号
当年中西汇通派响亮学术口号“发皇古义、博采众方、融会新知、独辟蹊径。”仍然是今天医界公认的中医成才之路。
发皇古义【明理】-学习《内》《难》《本草》《伤寒》及张刘李朱……各家中医专业知识和理论以及易经、四书五经等传统经典,是为了明理、构建系统。
博采众方【术数】-学习各家技术方法(包括秘方、秘技、秘笈),是为了明理、构建系统。
融会新知【新理、术】-学习近代、现代西医知识以及当代各种前卫科技手段和理论欲求融会,目的还是为了明理、构建系统。
独辟蹊径【定法】-在明理的基础上,构建自己与实践相结合的特色(蹊径)控制模型(系统),这才是真正目的。
即发皇古义、博采众方、融会新知是手段,独辟蹊径构建自己系统才是目的。上海针灸研究所陈汉平教授把中医改革创新的思考归纳为“结合、组合、融合”,结合是观念、理论(偏于理1学和术相区别2生命高度思考),组合是手段、方法(偏于术1民间经验是源头活水2中医特色和时代气息),而融合才是目标(构建系统控制模型1与国际接轨2保持领先地位)。
⒀新时代明理有主见中西沟通新途径
美国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有一句名言:“光明从东方来,法则从西方来。”医学作为应用科学,需要有坚实的基础学科知识支撑。西医依赖强大的现代科技,在突飞猛进的同时,又被还原论的泥潭陷住了脚步;中医依赖古人自然、人文、思维…智慧,今天已现停滞发展的颓势。中医理论现代解释倘若始终停留在古人擅长的‘直觉认知法’抽象感悟,当今恐怕难以服众,至少今天接受西式教育的知识层次不服;老是用‘东方文化体系’证明诸如阴阳五行…的科学性,被指责循环证明恐怕在所难免;老是在西医的局限已知中兜圈子,实践已经证明其力有不逮;倘若不能被现代社会所理解,那么,即使真有些疗效,仍被指责为封建迷信、神经病、邪派法轮…则是其必然;反之,倘若懂得‘师夷之技以制夷’,把中医理论解释放在与现代前卫科学同型、同构的位置上,用“欧洲科学的灵感来源”,造就的一大批当代前卫、前沿科学解释中医理论。谁又敢说相对论、量子力学、复杂性思维、系统控制、混沌理论……不科学?中医理论科学与否?自可宇内廓清、迷雾自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