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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辉 山西中医学院第二中医院
刘绍武(1907年~2004年)，山西襄垣人，主任医师，全国第一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先生勇于实践，长于思考，敢破敢立，在毕生研习《伤寒论》的基础上，结合几十年的医疗经验，独辟“三部六病”学说。以下为刘老生前讲述《伤寒论》的内容节选。
实事求是的校正、整理态度
我们对于文献上的学术观点，可以批评，可以拥护，也可以反对，但是不要给文献改变原样。如果你改一遍，我改一遍，文献改的都没有原样了，如果你给文献加一点，我加一点，文献就会失去历史的原貌。所以历史的问题已经成了定论，已经成了原始资料，今天修改原文是不对的，原文已成为历史上肯定的东西，历史的东西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我主张在研究《伤寒论》时，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但不要改原文。不仅医学文献如此，其他文献也如此，如《史记》你能改动吗？《易经》你能改动吗？这些历史文献就不能变。如宋明理学家尽管对《易经》有种种看法，但《易经》原貌却不能改。
对于整理历史文献，林亿的治学态度是非常端正的。他对《伤寒论》的整理，从五苓散证的服法上可以看出，他可能参考了四种版本，如71条“捣为散，如法将息”，141条“更于中杵之”，156条“忍之，一日愈”，386条“为散，更治之”。自孙思邈以后到宋朝，其间有400多年《伤寒论》密而不传。林亿在整理时有一个有利条件，因为是封建皇帝下命令了整理《伤寒论》，所以民间有关《伤寒论》的文献都得献出来，因此，林亿才收集4种不同的版本。而林亿得到资料后，态度很严谨，文献是什么样都原封不动。再如大柴胡汤，林亿在后边加自己的按语：“加大黄二两。若不加，恐不为大柴胡汤”。第103条有“下之愈”，林亿从这里推测应该有大黄，但原方没有大黄，林亿自己意见是应加大黄，但是，林亿在原方上并没有加大黄。这说明林亿在对于历史材料整理上，态度是严肃的，值得后人学习。所以宋本《伤寒论》是历史文献资料，最好不要更动。
《伤寒论》有经络学说和辨证学说
《伤寒论》原文记载有两种学说，经络学说和辨证学说，现在中医界研究《伤寒论》出现混淆的地方就是将两个学说搅在一起了。今天我们读《伤寒论》仍要保存、分清楚其中两种不同的学术观点。这两种学说在《伤寒论》中明文记载着，如《伤寒论》第8条：“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是阳明，使经不传则愈。”这个就是经络学说。再看《伤寒论》第5条：“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这就不是依据经络学说的。从以上两条可以看出，第5条是以证为准，以辨证为主，意思是说，如果二、三日要不见阳阴、少阳证出现，那就算病变是没有引起变化。这是以证为准，病情必须出现了阳明，少阳证才算传，如果不出阳明，少阳证就算不传。而第八条就不是以证为准了，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厥阴，七曰又是太阳，第八天就是阳明，在这个时候，针阳明把传变堵住，使经不传则愈。后来，《伤寒论》的两个学说发展成了两个学派了，一个学派以辨证为主，一个学派以经络为主，相互僵持不下，各有理由，都是以《伤寒论》原文有两种学说的记载为依据。
《伤寒论》的两种文体
就《伤寒论》原文来看，有两种文体。一种文体是问答体，如第30条、128条、129条等，这是《伤寒论》上的一种体裁，《黄帝内经》、《难经》都是采取这种体裁，一问一答。另外一种是论说体，张仲景钻研了《素问》、《九卷》、《八十一难》、《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而为《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这个“论”就说明是论说体，因此，张仲景通过《伤寒杂病论》这个名称就把文体给规定下来了。
语言、文字是用来反应客观事实的，用来表达客观现实的，是一种工具，如果没有这种工具，你就没办法表达客观现实。像过河一样，水很深，如果没有桥梁、船只，就过不去。对于历史问题，语言是没有用处的，纯粹是要靠文字来表达，今天咱们要是回到1750年前与张仲景谈谈话，那是做不到的。今天我们能知道张仲景是因为有文字，通过文字来认识张仲景。张仲景写这书的时候是用“论”的体裁，加之《伤寒论》是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是重要的文献资料，所以我们应当知道“论”的概念是什么。
《文心雕龙》云：“论也者，弥论群言，而精研一理者也。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辩证然否；穷于有数，充于无形，钻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荃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支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陈，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弥论群言，精研一理”是对论的高度概括。“论”按现在的话是联系、结合的意思，把“群言”(也就是各家的学说，各家的道理)联系起来，结合起来。通过研究，去粗取精，把认识形成了一个道理，一个体系。以张仲景为例，他研习了《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并平脉辨证，这就叫“弥论群言”。形成了《伤寒杂病论》这一个体系，这就是“研精一理”。
刘绍武(1907年~2004年)，山西襄垣人，主任医师，全国第一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先生勇于实践，长于思考，敢破敢立，在毕生研习《伤寒论》的基础上，结合几十年的医疗经验，独辟“三部六病”学说。以下为刘老生前讲述《伤寒论》的内容节选。
实事求是的校正、整理态度
我们对于文献上的学术观点，可以批评，可以拥护，也可以反对，但是不要给文献改变原样。如果你改一遍，我改一遍，文献改的都没有原样了，如果你给文献加一点，我加一点，文献就会失去历史的原貌。所以历史的问题已经成了定论，已经成了原始资料，今天修改原文是不对的，原文已成为历史上肯定的东西，历史的东西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我主张在研究《伤寒论》时，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但不要改原文。不仅医学文献如此，其他文献也如此，如《史记》你能改动吗？《易经》你能改动吗？这些历史文献就不能变。如宋明理学家尽管对《易经》有种种看法，但《易经》原貌却不能改。
对于整理历史文献，林亿的治学态度是非常端正的。他对《伤寒论》的整理，从五苓散证的服法上可以看出，他可能参考了四种版本，如71条“捣为散，如法将息”，141条“更于中杵之”，156条“忍之，一日愈”，386条“为散，更治之”。自孙思邈以后到宋朝，其间有400多年《伤寒论》密而不传。林亿在整理时有一个有利条件，因为是封建皇帝下命令了整理《伤寒论》，所以民间有关《伤寒论》的文献都得献出来，因此，林亿才收集4种不同的版本。而林亿得到资料后，态度很严谨，文献是什么样都原封不动。再如大柴胡汤，林亿在后边加自己的按语：“加大黄二两。若不加，恐不为大柴胡汤”。第103条有“下之愈”，林亿从这里推测应该有大黄，但原方没有大黄，林亿自己意见是应加大黄，但是，林亿在原方上并没有加大黄。这说明林亿在对于历史材料整理上，态度是严肃的，值得后人学习。所以宋本《伤寒论》是历史文献资料，最好不要更动。
《伤寒论》有经络学说和辨证学说
《伤寒论》原文记载有两种学说，经络学说和辨证学说，现在中医界研究《伤寒论》出现混淆的地方就是将两个学说搅在一起了。今天我们读《伤寒论》仍要保存、分清楚其中两种不同的学术观点。这两种学说在《伤寒论》中明文记载着，如《伤寒论》第8条：“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是阳明，使经不传则愈。”这个就是经络学说。再看《伤寒论》第5条：“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这就不是依据经络学说的。从以上两条可以看出，第5条是以证为准，以辨证为主，意思是说，如果二、三日要不见阳阴、少阳证出现，那就算病变是没有引起变化。这是以证为准，病情必须出现了阳明，少阳证才算传，如果不出阳明，少阳证就算不传。而第八条就不是以证为准了，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厥阴，七曰又是太阳，第八天就是阳明，在这个时候，针阳明把传变堵住，使经不传则愈。后来，《伤寒论》的两个学说发展成了两个学派了，一个学派以辨证为主，一个学派以经络为主，相互僵持不下，各有理由，都是以《伤寒论》原文有两种学说的记载为依据。
《伤寒论》的两种文体
就《伤寒论》原文来看，有两种文体。一种文体是问答体，如第30条、128条、129条等，这是《伤寒论》上的一种体裁，《黄帝内经》、《难经》都是采取这种体裁，一问一答。另外一种是论说体，张仲景钻研了《素问》、《九卷》、《八十一难》、《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而为《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这个“论”就说明是论说体，因此，张仲景通过《伤寒杂病论》这个名称就把文体给规定下来了。
语言、文字是用来反应客观事实的，用来表达客观现实的，是一种工具，如果没有这种工具，你就没办法表达客观现实。像过河一样，水很深，如果没有桥梁、船只，就过不去。对于历史问题，语言是没有用处的，纯粹是要靠文字来表达，今天咱们要是回到1750年前与张仲景谈谈话，那是做不到的。今天我们能知道张仲景是因为有文字，通过文字来认识张仲景。张仲景写这书的时候是用“论”的体裁，加之《伤寒论》是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是重要的文献资料，所以我们应当知道“论”的概念是什么。
《文心雕龙》云：“论也者，弥论群言，而精研一理者也。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辩证然否；穷于有数，充于无形，钻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荃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支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陈，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弥论群言，精研一理”是对论的高度概括。“论”按现在的话是联系、结合的意思，把“群言”(也就是各家的学说，各家的道理)联系起来，结合起来。通过研究，去粗取精，把认识形成了一个道理，一个体系。以张仲景为例，他研习了《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并平脉辨证，这就叫“弥论群言”。形成了《伤寒杂病论》这一个体系，这就是“研精一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