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枢·小针解第三(法人)》说解
标题说解:
《小针解》是《针经》的第三篇,也就是说,在全书八十一篇文章中被排在第三位,这本身就显示其重要性非比寻常。因为,按照《内经》总编辑的意思,第一篇(《九针十二原》)法天,第二篇(《本输》)法地,则第三篇毫无疑问就代表天地间最可宝贵的人。那么,《小针解》这篇文章对《针经》这部著作的意义,或者对针刺治病这项事业的意义,就是除了理论功底(天)和实践技能(地)之外,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实也可以这样理解:把理论(天)和实践(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那就是“人”。因此,《小针解》“法人”的意义,应该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关键步骤。
然而还不仅如此,按照道家的三才学说,天地人三者又有三足鼎立、并驾齐驱的含义。《列子·天瑞》:“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冲和气者为人,故天地合精,万物化生。”这就是说,人(以及各种生物)虽然是汲取天地之精,再予以调和的产物,但是能够独得宇宙冲和之气,故与天气之清轻、地气之浊重,恰好鼎足并立。《文子·上仁》:“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
则既然人禀冲和之气,实乃天地间最大的角色。《汉书·律历志》:“太极元气,函三为一。”是说天地人三才乃从太极之中同时分化,不存在孰早孰晚、孰大孰小,若三而归一,则只能以中间的人为最终的皈依。如是,则人居天地之间,其实就是占据着大自然的中心,实乃太极之肇端,天地之主宰,因此似乎比天地还要更为根本。故按照三才学说,世间万事万物,一概以人为本。这既是大自然的客观规律,也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内经》作者都精通道家哲学,当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所从事的医学工作,也要把以人为本作为其最高的宗旨,用古人的话说,就是“法人”。
实际上的情况也正是这样:无论从事任何一项事业,无论其理论多么深奥,无论其技艺多么精妙,都必须体现在人的身上,才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否则,理论研究得再透彻,技术钻研得再精深,若与人际无关,势必是分文不值、毫无意义。我们平时说某某人事业成功,其实就是指他的理论或实践真正用到了公众的身上。因此,对《内经》作者而言,把自己的理论和技能应用于广大的患者,那就是“法人”,也就是最现实的以人为本。
然而《内经》作者正是在以人为本的问题上面临着现实的困难,这困难就是:社会上没人承认针医这门医学。虽然他们既确立了理论基础,又确立了实践(腧穴)基础,但是这些只是局限于一个人数很少的内部圈子,对整个社会没有什么影响。由于广大人民群众愚昧落后,传统保守,宁肯相信巫医们装神弄鬼,诅咒祈祷,祝禳醮占,以毒攻毒,也不肯接受针医的治疗,以致英雄无用武之地。如果这样下去,肯定不能推广普及针刺理论,当然更谈不上以人为本。因此,当前最迫切需要的就是,人民群众的参与和响应。《内经》作者掌握着当时最高深的医学理论,又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却只能眼瞅着绝大部分医疗市场被那些巫医所垄断,其处境之尴尬,其心境之悲凉,也可想而知。这也正是《内经》作者在正式阐述自己的理论之前,先大发感慨,喟然长叹一声“易陈而难入”的真正原因。
现在我们能够理解,《内经》作者当初所遭遇的尴尬其实是必然的、自然的过程。因为他们属于锐意进取的革新派,正在开拓一门崭新的医学,而古往今来的任何革新者、开拓者,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注定要有一个艰苦创业的阶段,其间艰难曲折、历经磨难,在所难免。实际上我们也已经知道,《内经》作者所开创的针医事业,虽然历经磨难,毕竟没有夭折,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最终确立为华夏民族的医学正宗,假使其泉下有知,必然无比的欣慰。然而这些显然都是后话。
那么如何摆脱当前的困境呢?或者,如何才能使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大量地运用到人的身上呢?或者,如何才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热烈响应呢?其实也用不着冥思苦想,答案应该是明摆着的,那就是宣传。因此,在《内经》作者,宣传工作就成为继理论路线和实践路线确立之后,最为迫在眉睫的事情。也就是说,向全社会大力宣传针刺治疗的优越性,以争取广大人民群众对“针”的认同,这就是《内经》总编辑“法人”的内涵。由此可见,道家学者所谓的“法人”,还可以看做是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政治策略,其实质就是无论干任何事情,都要通过舆论宣传,争取民众的支持。而这种政治策略的哲学基础,正是三才学说中对“人”的高度重视。后世的政治家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而尤其注重“人和”,亦是出自于此。
很显然,《小针解》就是为“小针”做宣传,它具有为针刺治病这门新医学营造舆论壮大声势的作用,所以完全符合“法人”的内涵。不过,这也是后话。
其实在当时,用什么人宣传?如何宣传?又是一个非常挠头的问题。因为《内经》作者只是十来个普通的民间医生,充其量带着几十个徒弟,而当时的西汉社会,除了官方渠道宣传官方舆论,私人不掌握公众舆论资源,因此不具备广泛宣传的条件。
如果自己出面宣传,鼓吹自己的学术有多么先进,技术有多么高明,那就如同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没有什么可信度,达不到宣传效果。况且,道家学者最为重谦虚、忌浮夸,故对外宣传更需避嫌,若一味的自吹自擂,在道家学者看来,那是很可耻很下作的事情,连想都不敢想。所以,有着深厚道德修养的《内经》作者,绝对不可能自己炒作自己。也就是说,《内经》作者绝对不会自己为自己的文章做注解,也绝对不会授意自己的朋友、同事,或者自己的徒弟为自己的文章做注解。因此,《小针解》必然来自于和《内经》作者毫无关联的某个人。
实际上,若想把宣传工作做得自然,并且达到最大的宣传效果,最理想的方式莫过于找一个外部人来现身说法。比如,找一个患者,让他以自身的经历、自己的体会,来证明针刺治疗的种种好处。其实《内经》作者所能够想到以及能够采取的,也只有这种宣传方法。我们知道,这也正是现代的广告商以及宣传机构经常采用的一种手段。
然而《内经》作者受古代道德的约束,他们的宣传活动不可能象现代的广告宣传商那样,随便找一个托儿,任意地虚构情节,而是既要找到一个现身说法的人,还要保证这个人确实中立,与自己的学派没有任何利益瓜葛。也就是说,《内经》作者必须在不支付广告费的前提下,找出一个公认的中立人士,让他在社会公众面前,对针刺治病的问题畅谈体会,现身说法。虽然难度很大,但是只有这样,才没有造作痕迹,起到真正的宣传作用,从而有力的证明针刺治病确实具有非常明显的优越性。然后再经过广大民众的口耳相传,逐渐扩大影响,才能最大限度地赢得舆情民意,获得广泛的理解、支持、信赖和尊重。
我们知道《内经》是以黄帝和大臣(这里的大臣多具有“天师”的尊号)的问答形式写作的,所以才名为《黄帝内经》,作者的意图无非是为了借助“黄帝”这个至高无上的名分,彰显本书内容的权威性和重要性。然而我们看《小针解》中却没有出现黄帝和某个大臣的问答,这种现象在《灵枢》非常少见,在《素问》则不存在。那么,按照《黄帝内经》的编辑惯例,这就显得非常矛盾。
因为,《小针解》是以“法人”的名分被排在第三篇,那么按理说应该属于至关重要的纲领性文件,然而却没有借助黄帝或者天师之口予以颁布,这只能说明,在《内经》总编辑看来,它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内容。而其中的原因,只能是这个人纯属外行,对针刺理论一窍不通。
因此,实际上,《小针解》之所以被《内经》总编辑排在“法人”地位,并不是因为它的内容有多么重要,而只是因为它的标题特别重要。我们知道,“小针”即“通经脉、调血气”之工具,而那正是针医的标志。因此,既然有人肯为“小针”做“解”,那就表明这个人对针医予以充分的肯定,在客观上就起到了为针刺这门新医学呐喊助威的宣传作用。
这里最重要的是《小针解》作者的身份和意图。
根据上述分析及《小针解》中大量披露的信息,该作者的具体身份大致是这样:1,有一点文化(这从其文风可以看出,他完全模仿《公羊传》的文风,而《公羊传》在西汉武帝时期颇为流行,被列在官学,居五经之首,说明这个人很可能上过官学,起码学过《公羊传》);2,懂一点医学;3,但是又与针医不属同一个学术流派。
然而符合以上三个条件的人,应该就是一个巫医。
实际上,这个人还应该是个有一定名气同时又比较现实的巫医。本来,他对针医极度鄙视,充满了反感,然而在和针医的长期较量过程中,亲眼目睹到一些针医治疗的实际案例,思想上受到很大的震动,故而对针刺技术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对针医的基础理论(即《九针十二原》中“小针之要”一节)也做了一点粗浅的研究,到后来,茅塞顿开,颇有感悟,遂自以为得针法之精妙,故以巫医的角度,予以解说。然而其解说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弘扬《内经》的经旨,而仅仅是为了彰显自己的针刺理论和针刺技术,已经高到了极点,丝毫不亚于当时最有名望的针医师傅(即《九针十二原》的作者)。其实是想自立门户,也打算开展针刺治病的业务,而提前造点舆论。
然而正因为该作者属于对立面阵营,一旦看到这篇文字,《内经》总编辑便如获至宝,予以高度的重视,乃致把它抬高到“法人”的地位,具体应该是出于以下考虑:一方面,这篇文章充分表明针刺治病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得到了巫医界(在当时可以认为是“广大医务界同仁”)的承认,因此对于针刺理论的推广普及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宣传材料;另一方面,还能团结、感化大多数巫医,帮助和促使更多的巫医放弃门户之见,尽快地向针医转化,进而建立起一个以针医为中心的医学统一战线,以全面推动整个医学领域的弃旧图新。
但是,也正因为《小针解》的作者是个巫医,除了装神弄鬼,对针医理论却是一窍不通,所以他的解释基本上都属于驴唇不对马嘴,这种文字当然不能以黄帝与天师的名义发表。对《内经》总编辑而言,尽管黄帝的名号是个假托,但是黄帝毕竟是神话中的人文初祖,华夏民族的精神教主,不是随便哪个人都可以冒充的。
明白了上述内情,再来看待《小针解》的文字,才比较容易理解。当然,最好再参考一下《九针十二原》说解。因为,凡是彼篇说解过的内容,在这里就不一一重复了。
标题说解:
《小针解》是《针经》的第三篇,也就是说,在全书八十一篇文章中被排在第三位,这本身就显示其重要性非比寻常。因为,按照《内经》总编辑的意思,第一篇(《九针十二原》)法天,第二篇(《本输》)法地,则第三篇毫无疑问就代表天地间最可宝贵的人。那么,《小针解》这篇文章对《针经》这部著作的意义,或者对针刺治病这项事业的意义,就是除了理论功底(天)和实践技能(地)之外,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实也可以这样理解:把理论(天)和实践(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那就是“人”。因此,《小针解》“法人”的意义,应该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关键步骤。
然而还不仅如此,按照道家的三才学说,天地人三者又有三足鼎立、并驾齐驱的含义。《列子·天瑞》:“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冲和气者为人,故天地合精,万物化生。”这就是说,人(以及各种生物)虽然是汲取天地之精,再予以调和的产物,但是能够独得宇宙冲和之气,故与天气之清轻、地气之浊重,恰好鼎足并立。《文子·上仁》:“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
则既然人禀冲和之气,实乃天地间最大的角色。《汉书·律历志》:“太极元气,函三为一。”是说天地人三才乃从太极之中同时分化,不存在孰早孰晚、孰大孰小,若三而归一,则只能以中间的人为最终的皈依。如是,则人居天地之间,其实就是占据着大自然的中心,实乃太极之肇端,天地之主宰,因此似乎比天地还要更为根本。故按照三才学说,世间万事万物,一概以人为本。这既是大自然的客观规律,也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内经》作者都精通道家哲学,当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所从事的医学工作,也要把以人为本作为其最高的宗旨,用古人的话说,就是“法人”。
实际上的情况也正是这样:无论从事任何一项事业,无论其理论多么深奥,无论其技艺多么精妙,都必须体现在人的身上,才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否则,理论研究得再透彻,技术钻研得再精深,若与人际无关,势必是分文不值、毫无意义。我们平时说某某人事业成功,其实就是指他的理论或实践真正用到了公众的身上。因此,对《内经》作者而言,把自己的理论和技能应用于广大的患者,那就是“法人”,也就是最现实的以人为本。
然而《内经》作者正是在以人为本的问题上面临着现实的困难,这困难就是:社会上没人承认针医这门医学。虽然他们既确立了理论基础,又确立了实践(腧穴)基础,但是这些只是局限于一个人数很少的内部圈子,对整个社会没有什么影响。由于广大人民群众愚昧落后,传统保守,宁肯相信巫医们装神弄鬼,诅咒祈祷,祝禳醮占,以毒攻毒,也不肯接受针医的治疗,以致英雄无用武之地。如果这样下去,肯定不能推广普及针刺理论,当然更谈不上以人为本。因此,当前最迫切需要的就是,人民群众的参与和响应。《内经》作者掌握着当时最高深的医学理论,又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却只能眼瞅着绝大部分医疗市场被那些巫医所垄断,其处境之尴尬,其心境之悲凉,也可想而知。这也正是《内经》作者在正式阐述自己的理论之前,先大发感慨,喟然长叹一声“易陈而难入”的真正原因。
现在我们能够理解,《内经》作者当初所遭遇的尴尬其实是必然的、自然的过程。因为他们属于锐意进取的革新派,正在开拓一门崭新的医学,而古往今来的任何革新者、开拓者,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注定要有一个艰苦创业的阶段,其间艰难曲折、历经磨难,在所难免。实际上我们也已经知道,《内经》作者所开创的针医事业,虽然历经磨难,毕竟没有夭折,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最终确立为华夏民族的医学正宗,假使其泉下有知,必然无比的欣慰。然而这些显然都是后话。
那么如何摆脱当前的困境呢?或者,如何才能使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大量地运用到人的身上呢?或者,如何才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热烈响应呢?其实也用不着冥思苦想,答案应该是明摆着的,那就是宣传。因此,在《内经》作者,宣传工作就成为继理论路线和实践路线确立之后,最为迫在眉睫的事情。也就是说,向全社会大力宣传针刺治疗的优越性,以争取广大人民群众对“针”的认同,这就是《内经》总编辑“法人”的内涵。由此可见,道家学者所谓的“法人”,还可以看做是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政治策略,其实质就是无论干任何事情,都要通过舆论宣传,争取民众的支持。而这种政治策略的哲学基础,正是三才学说中对“人”的高度重视。后世的政治家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而尤其注重“人和”,亦是出自于此。
很显然,《小针解》就是为“小针”做宣传,它具有为针刺治病这门新医学营造舆论壮大声势的作用,所以完全符合“法人”的内涵。不过,这也是后话。
其实在当时,用什么人宣传?如何宣传?又是一个非常挠头的问题。因为《内经》作者只是十来个普通的民间医生,充其量带着几十个徒弟,而当时的西汉社会,除了官方渠道宣传官方舆论,私人不掌握公众舆论资源,因此不具备广泛宣传的条件。
如果自己出面宣传,鼓吹自己的学术有多么先进,技术有多么高明,那就如同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没有什么可信度,达不到宣传效果。况且,道家学者最为重谦虚、忌浮夸,故对外宣传更需避嫌,若一味的自吹自擂,在道家学者看来,那是很可耻很下作的事情,连想都不敢想。所以,有着深厚道德修养的《内经》作者,绝对不可能自己炒作自己。也就是说,《内经》作者绝对不会自己为自己的文章做注解,也绝对不会授意自己的朋友、同事,或者自己的徒弟为自己的文章做注解。因此,《小针解》必然来自于和《内经》作者毫无关联的某个人。
实际上,若想把宣传工作做得自然,并且达到最大的宣传效果,最理想的方式莫过于找一个外部人来现身说法。比如,找一个患者,让他以自身的经历、自己的体会,来证明针刺治疗的种种好处。其实《内经》作者所能够想到以及能够采取的,也只有这种宣传方法。我们知道,这也正是现代的广告商以及宣传机构经常采用的一种手段。
然而《内经》作者受古代道德的约束,他们的宣传活动不可能象现代的广告宣传商那样,随便找一个托儿,任意地虚构情节,而是既要找到一个现身说法的人,还要保证这个人确实中立,与自己的学派没有任何利益瓜葛。也就是说,《内经》作者必须在不支付广告费的前提下,找出一个公认的中立人士,让他在社会公众面前,对针刺治病的问题畅谈体会,现身说法。虽然难度很大,但是只有这样,才没有造作痕迹,起到真正的宣传作用,从而有力的证明针刺治病确实具有非常明显的优越性。然后再经过广大民众的口耳相传,逐渐扩大影响,才能最大限度地赢得舆情民意,获得广泛的理解、支持、信赖和尊重。
我们知道《内经》是以黄帝和大臣(这里的大臣多具有“天师”的尊号)的问答形式写作的,所以才名为《黄帝内经》,作者的意图无非是为了借助“黄帝”这个至高无上的名分,彰显本书内容的权威性和重要性。然而我们看《小针解》中却没有出现黄帝和某个大臣的问答,这种现象在《灵枢》非常少见,在《素问》则不存在。那么,按照《黄帝内经》的编辑惯例,这就显得非常矛盾。
因为,《小针解》是以“法人”的名分被排在第三篇,那么按理说应该属于至关重要的纲领性文件,然而却没有借助黄帝或者天师之口予以颁布,这只能说明,在《内经》总编辑看来,它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内容。而其中的原因,只能是这个人纯属外行,对针刺理论一窍不通。
因此,实际上,《小针解》之所以被《内经》总编辑排在“法人”地位,并不是因为它的内容有多么重要,而只是因为它的标题特别重要。我们知道,“小针”即“通经脉、调血气”之工具,而那正是针医的标志。因此,既然有人肯为“小针”做“解”,那就表明这个人对针医予以充分的肯定,在客观上就起到了为针刺这门新医学呐喊助威的宣传作用。
这里最重要的是《小针解》作者的身份和意图。
根据上述分析及《小针解》中大量披露的信息,该作者的具体身份大致是这样:1,有一点文化(这从其文风可以看出,他完全模仿《公羊传》的文风,而《公羊传》在西汉武帝时期颇为流行,被列在官学,居五经之首,说明这个人很可能上过官学,起码学过《公羊传》);2,懂一点医学;3,但是又与针医不属同一个学术流派。
然而符合以上三个条件的人,应该就是一个巫医。
实际上,这个人还应该是个有一定名气同时又比较现实的巫医。本来,他对针医极度鄙视,充满了反感,然而在和针医的长期较量过程中,亲眼目睹到一些针医治疗的实际案例,思想上受到很大的震动,故而对针刺技术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对针医的基础理论(即《九针十二原》中“小针之要”一节)也做了一点粗浅的研究,到后来,茅塞顿开,颇有感悟,遂自以为得针法之精妙,故以巫医的角度,予以解说。然而其解说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弘扬《内经》的经旨,而仅仅是为了彰显自己的针刺理论和针刺技术,已经高到了极点,丝毫不亚于当时最有名望的针医师傅(即《九针十二原》的作者)。其实是想自立门户,也打算开展针刺治病的业务,而提前造点舆论。
然而正因为该作者属于对立面阵营,一旦看到这篇文字,《内经》总编辑便如获至宝,予以高度的重视,乃致把它抬高到“法人”的地位,具体应该是出于以下考虑:一方面,这篇文章充分表明针刺治病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得到了巫医界(在当时可以认为是“广大医务界同仁”)的承认,因此对于针刺理论的推广普及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宣传材料;另一方面,还能团结、感化大多数巫医,帮助和促使更多的巫医放弃门户之见,尽快地向针医转化,进而建立起一个以针医为中心的医学统一战线,以全面推动整个医学领域的弃旧图新。
但是,也正因为《小针解》的作者是个巫医,除了装神弄鬼,对针医理论却是一窍不通,所以他的解释基本上都属于驴唇不对马嘴,这种文字当然不能以黄帝与天师的名义发表。对《内经》总编辑而言,尽管黄帝的名号是个假托,但是黄帝毕竟是神话中的人文初祖,华夏民族的精神教主,不是随便哪个人都可以冒充的。
明白了上述内情,再来看待《小针解》的文字,才比较容易理解。当然,最好再参考一下《九针十二原》说解。因为,凡是彼篇说解过的内容,在这里就不一一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