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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中医象数1‘整体系统’的现代解释』
系统和谐中医之魂--
纵论“上工、中工、下工”三种治病方略
一、反 思
㈠老骥伏枥，造父好功
A.唐朝孙思邈《千金方》和王焘《外台秘要》皆内容浩大，方剂众多“上自炎昊，迄于盛唐，括囊遗阙，籍考隐秘”。历数十年之久编辑之书，虽功不可泯，但离神髓稍远，其边缘化已成不争之事实。
B.宋《太平惠民和局方剂》此书曾被誉为“官府化大力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为俗。”的巨作。只因以病套方，失去的中医之神髓，自招后世各家各派群起而攻之或实质上的边缘化。
C、中医五运、六气、子午流注学问，唐代王冰将它们糅合成运气七篇增补于《黄帝内经》之中，因其深奥更显其高贵，后世历代名家竞相为之注释立说，其纯学术丰富不亚于红楼之学，宋代更是将其作为考核医生的门槛，结果有多少医家为此研究奋斗了一生，到了还是因不识神髓、博而不通、抱恨于胶柱鼓瑟、刻舟求剑，成了今天实际上‘食而无味，弃之可惜，束之高搁’的学问。
㈡山穷水尽疑无路 从封建皇朝的覆灭和西方文化的兴起至二十一世纪，传统中医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例如：
A．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将中医作为封建的学科来反；
B．新文化运动先驱陈独秀认为：“中国医学不知科学，既不知人体构造，复不事药性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
C．学者胡适说：“西医能说清楚什么病，虽然治不好，但是科学的，中医不能说清楚，虽然治好了也是不科学的”；
D．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废除中医；
E．五十年代，国内中医界的“病”、“证”之争；
F．六七十年代文化革命时期，提出的中医“一根针、一把草”，实废医存药(技)；
G．八十年代激素水平的中西医结合，医学与哲学之辩；
H．九十年代从气功造神到医学造神，如柯云路的《发现黄帝内经-胡万林》；
I．二十一世纪所谓细胞生物分子水平-基因和纳米级现代化的中医药。
J．当今，医学界有一形象的俗语，叫做“搭西医平台，用中医方法”，如果中医稍有所建树，也必须先削足适履，轻于理重于术，用术取巧，一个中医学院的毕业生倘如不会西医，走进医院将寸步难行。
以上种种，它或排斥、或造神、或低级科学化，其流毒深入人心，难以肃清，并且造成了现代中医往往只是稼接在现代西医临床上，方得以生存的民族插花。其名是中医、实则是西医的局面，久而久之，使相当多的在位中医，习惯于西医思维，急功近利，贪图客观指标改善，最终导致临床中医的大量西医化。
某些深受上述多种错误思维桎梏的专业研究人员等，由于不明中医之神髓为“自组演化系统和谐”，从而抹煞了中西医科学内涵本质区别，为以西代中制造了所谓中西结合的舆论和途径，更有甚者以此著书立说、定框划圈教育课材。
㈢误入歧途
上述云云，如此长期熏陶，媒体大众焉能不受此误导？人们焉能不进入了误区？
A．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受西式教育程度高，做事希望追求短、平、快。在习惯上产生了一种“有病找西医，无效再找中医试试或没病吃点中药保健”的普遍思维。
B．人们一提到科学，他们在潜意识上只有还原分析科学，没有系统综合科学，于是中医也就等于不科学了。甚至连中医学院都有如此倾向，新增50多种教材内容皆还原分析类西学，不见现代系统控制内容，且将唯一与系统思想最能挂上号的《黄帝内经》从必修沦为选修。
C．某些权威把传统中医片面地理解为历史的过去，下意识地与落后划等号，与其和传统打交道，不如来点现代化。如现代中医院硕士、博士生热衷于“动物造模”，“药代动力分析”通过论文答辩，而研究传统者则凤毛麟角。
D、在医学界，常见只承认中医是经验医学，固执地用西医的方法和标准对中医基础理论进行验证。中医、中西结合成果无一例外都得通过西医判定系统。
E、常常把治疗疑难病、系统病的愿望寄托在灵丹妙药-特异魔弹和特异技能的开发上。只愿继承中医之‘术’不知中医之理尤重于术，用之不效，便责中医无用。
F、不承认中药方剂的基本理论，把西医的有效成份视为中药发展方向，视中药西化为中药现代化。化大力气、大价钱开发了大量西医思维专治某病的“高科技中药产品”。
G、承认“伟大宝库”而实际上却将中医发展的愿望寄托在西医上，临床医生第一方案或遇到棘手大多依赖西医，社会调查发现大约三分之二的患者群体更愿意接受西医为主中医为辅的中西结合治疗。此形式上是一个悖论，本质是无视中医的特色优势。
……
㈣柳岸花明又一村
回眸前贤，得神髓者皆有化腐朽为神奇之功，有士为证：
A．易水派张元素开创“胃气壮则五脏六腑皆壮”；
B．李东垣补后天之本-脾胃派鼻祖；
C．罗天益从补脾胃到补肾命；
D．朱丹溪“阴常不足，阳常有余” ；
E．薜已、张介宾、赵养葵温补命门、元阳；
F．真阴派李中梓先后天并调“乙癸同源，肝肾同治” ；
G．孙一奎、史载治痰；
H．王清任、唐宗海治血；
I．吴澄治虚劳；
J．程国彭将中医“自组演化系统和谐”神髓喻为“人身之大宝”，并用“吕洞宾卖药”故事来感叹“世上本无神医，世人旦知百计寻求灵丹妙药，却不知真正的灵丹妙药即人自身之大宝。”物只是顺势启动人自身大宝之钥匙。他本着“亢则害，承迺制”的宗旨，创立了著名的八纲辩证来系统管理人身之大宝，成为传世的一代名家。
K．恽铁樵：“《内经》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之五脏；中医五脏非解剖之五脏乃气化之五脏。”(不是生理解剖，病理实验而是系统和谐功能管理。)并提出《黄帝内经》中“拨度奇恒，道归于一”(调正系统网络的宗旨，在于整体系统和谐)“循生生之具，谋天人合德。”(用各种各样方法，达到多层次的系统生态和谐)是全部《黄帝内经》的至高境界。
L．张锡纯：“中医五行非脏腑之五行，乃气血之五行，关系功能之五行。”首次揭示了中医藏象理论综合整体(系统和谐)之实质，点明了中医是从整体(系统信息控制)来研究的方法论实质，道破了中西体系方法论的不同本质。
M．钱学森断言：“从根本上看，与其说中医落后于现代科学的发展，不如说是现代科学落后于中医的实践和思维。”
N．洪绍光认为“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药物是时间”。 ……
㈤点石成金
A、可喜的是，自从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有大量的有识之士和中西汇通派先贤们，学西贯中，知已知彼，对于中医事业的发展，他们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医长于气化(整体功能、系统和谐)可在思维上战略上制定医疗方案，而西医则长于解剖(微观形态，还原分析)，可在具体技术、战术上落实其方案，而不是西医定病，中医辩证，本末倒置，舍本求末，以科学化为名，而忘国医气化之根本。
B．现代的新旧三论(新三论协同论、突变论、耗散结构论；旧三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大量跨学科科学的崛起，现代科学的发展正向着新的综合、向着自然主义前进，向着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相结合。普利高津说：“中国文化已成为欧洲科学的灵感来源”，因此，在客观上，中医思维的科学性已在一定程度上到得到了现代科学的证明。坚持中医特色，创具有现代意义的中西结合新摸式大旗已经高高竖起。
二、三种模拟思路
㈠大禹治水的故事
夏朝的时候，洪水泛滥，大禹治水八年未成，家国不宁，身体不堪。于是，他请教医圣天师癸,并为自己调理，医圣讲，治理国家如同治理自己的身体，应“顺势而为”。大禹领悟了医圣的治病如治国的方略，决意改变治水的思路，变堵水为疏导，结果他治水很快成功，并且成为永垂青史的中国首朝明君。
㈡治病如治水,出路在于思路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特别是西方文化和西方医学在短短的近百年里，象洪水一样几乎吞没了中华大地，唯有古往今来就存在于中华大地的中医治病，它不仅没有被西学所淹，反而中医的流派如雨后春笋，医著、方技(秘方、秘术)更是浩如烟海。然而，在其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各自为政，鸡犬之声向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顺自然生存条件下，各家各派面临内外夹击(内互斗外西攻)局面的不堪一击就显而易见了。
所以，就中医生存和发展的出路而言，与其任之行之，不如勤于思路。
㈢模拟思路的讨论题
题面：有一条水沟，里边有许多细菌、杂草、污泥，发生了局部污染。
对以上讨论题，可以建立以下三种思路的模型：
⑴下工(取下之工)
下工者，提出研究出可以杀掉这些细菌的药物，祛除杂草、污泥的方法，进行对“症”性处理。
⑵中工(取中之工)
中工者，则在沟边搞一个小型污水处理系统，可保一方平安。
⑶上工(取上之工)
上工者，去山上看看，发现是上面的石头把畅通的水沟堵住了，于是就疏通河道，让上游的水流下来，流水不腐，细菌、杂草和污泥都消失了(水调源头)。
⑷三工比较
《孙子兵法》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不得已而为之。”
三、“下工”治病方略㈠“下工”疾病医学观
“下工”治病之法(“下等医术” 有治病之说)是指辩“病”施治，是点与点的线性对抗型疗法。(如图1示)
单方● ●病
图1
“下工”治病之法的辩“病”施治，其是在辩病的基础之上，选用单味或单方(秘方、秘术)针对病因、病性较明确的病症进行随症加减、对抗性治疗。此法在空间上是点线关系，它类似于哲学上的因果决定论、数学的二点一直线的关系。其本质上是一种西医式对症下药，是发现和消灭致病因素的“疾病医学”医学观，它对于病因单一、明确、机体状况并不复杂病况，它常具有卓越的疗效。
“下工”治病之法提出的是一种攻城掠地的战术思想，中医有：“治外感如将”，外感者外来细菌病毒感染，多新起、急病，祛邪务早，务快，务尽。“驱邪如逐寇盗必极攻而尽剿”，此截断扭转之法，“两军相逢勇者胜”，其由将军主之，故“下医”有治病之说。
因此，“下工”治病之法是人们最常见的，如同现代医院临床医生最常用的思维方法一样，并由此而产生的“专治ΧΧ病的标准方案”、“专用中药(成药、秘方)、保健品”乃至“专家名医名家”比比皆是。
先贤有论“执方欲加，虽门庭若市，诚下工也”。当病症稍有变数，它将束手无策，其原因之一是，因为人体的疾病和健康变化中更多地是非线性的、多结构、多层面，复杂交互作用的关系结果，面对复杂，既不能用还原方法在低层次找到原因，(有报道，目前大约仅有9%病症找到真正原因)，更没有特异性魔弹去消灭特异性病因，想用有限的9%认识去面对100%的病症，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原因之二是，它往往重于术数(秘方、秘技-特异性魔弹)，轻于理法忽视中医基本理论，抹煞中西医科学的本质区别，从而导致以西代中，视西医有效成份为中医现代化，大有称“中西医结合”之名，行废医存药(技)之实，与其说这是“中西结合”还不如说是“西医用中药” 更为贴切。
因此，“下工”治病之法的弊端是明显有悖于传统中医“明理、定法、和于术数、以理定法、以法定方、以方定药(技)”的法则。
㈡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载，鲁国执政的季氏要讨伐一个叫颛臾的小国，理由是该国对鲁国造成了威胁。孔子为此指出：“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译成现代汉语意思是：执掌政权的人们，不怕实力小就怕不公平；不怕财富少就怕不安定。公平就无所谓缺财，和睦就无所谓力小，安定就不会倾倒。假如是这样，那么，远方的小国不拥护，就用自己的政治成就吸引他们。在孔子看来，用自己良好的政治经济吸引小国，使小国自愿地拥护自己，才是大国应有的态度和方针。
孟子时代，列国纷争，孟子主张“王道仁政”。所谓“王道仁政”其重要内容就是用“修文德”方式，而不是通过武力来解决争端，在孟子看来武力是不能征服人心的：“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以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假借仁义实际用武力征服别人的是霸道，行霸道者必须是大国。真正实行仁义，靠德行使别人服从的，是王道，行王道者不必是大国。商汤以德行天下得疆土七十里(古制)，周文王以德(行王道)得疆土百里。用武力使人服从，别人不是真的服从，而只是力量不够。以德服人，才能使人衷心臣服。
纵观历史上依靠武力征服而有成就的统治者，都以为自己力量不可战胜，建立的乃是子孙后代万世之业，然而结果又如何呢？古人有言：“得人心者得天下。”古有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今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长远计“修文德”以德服人才是有望长治久安的治国良策。
同理，按照现代系统论思想理解，地球是一个大系统，人体是一个小宇宙，地球上的一草一木、任何生物态都影响着整体的生态平衡(众生平等)，人体的每一个细胞、乃至体内的细菌、病毒都是机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和谐共处)。那么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实际上今天人类的大量病谱，除了少数急性传染病、急性感染…需赶尽杀绝“驱邪如逐寇盗必极攻而尽剿”以外，大部分慢性病、多发病、系统性、功能性疾病…乃是不和谐、失公平造成的系统反馈反应结果(生态失衡)，当“修文德以来之”。倘若一味追求武力抗衡，天天讲阶级斗争国无宁日，常常用化疗、手术…焉能有好果子吃？笔者常用一个比喻来寻问那些喜欢崇尚于极攻而尽剿的患者：“倘若您自己的孩子贪污了您自己公司的款项，您是否将之扭送公安局绳之以法而后快？……那么为何不高瞻远瞩，从机体生态平衡角度去推敲一下现行医疗方法的合理性。” 由此可见，“下工”的治病思路是一种值得商榷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明显有悖于“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宗旨的治病思路！
㈢当今前卫科学院院士的语重心长
中国肝脏外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孟超用其多年的临床心得语重心长地指出：“人类与肿瘤之间的战役是一个稳中求胜、对抗求和的过程。别以为只有全部歼灭肿瘤细胞才能算是胜利，要知道盲目采用不适当的手段一味猛攻，只会消耗自身的体力体能，自吞过度治疗的恶果。对抗肿瘤也需要运用计谋，若能够在与瘤共存的基础上对其采取长期瓦解、持久消耗的战术，那么就可以在制约肿瘤进展的同时实现确保患者生活质量、延长患者生命周期的‘双重效果’。因此，要把肿瘤当作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对待，否则很容易被过度治疗。这就好比以往我们总是一味地想通过化疗来缩小肿瘤，却忽视了增强自身免疫力的重要作用。因为只有保持生命的强大机能，才能使人体对抗毒副反应的能力更强大，当正常细胞变得很强大时，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肿瘤细胞的增长。切除肿瘤后是否真能够保证完全远离‘癌魔’阴影呢？其实不然，所谓康复其实是指身体内部达到一个平衡和谐的状态，而并非单纯‘带瘤’或‘无瘤’的表象。一般来说，人体内有促癌基因和抑癌基因两种基因存在，当促癌基因发展迅速，在体内占优势，那么这个人患癌症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反之，假如他体内的抑癌基因占优势，那么即使是有了肿瘤细胞，体内的基因也会抑制住它。”
四、“中工”治病方略
㈠“中工”辩“证”医学观
“中工”治病之法(“中等医术” 有治人之说)是指辩“证”施治，是以点带面的平面网罩型。(如2图示)
●复方
症●
证 ●症
●症
图2
“中工”治病之法是辩“证”施治，其是常用一张医方或几张医方套一群症候，并将此群症候命名为一个“证”。见是证，用是方，所谓‘方证对应’。如见阳明经证“大热、大汗、烦渴、脉洪大”的四大症候，即用阳明经证的白虎汤，进行酌情加减。此法与其说源于张仲景伤寒六经辩证，不如说源于早年日本汤本求真《皇汉医学》提出的‘方证对应’(方证对应不等于辩证施治)延用至今；由于经方卓绝的治疗功效，堪为后世之楷模，后世纷纷效法，且在学术上，历来经方派往往占有一定的统治地位，但不明经方真正涵义以此传世，不仅外感六经辩证，卫气营血，三焦辩证如此，内伤辩证亦如此，乃至本为整体互相交叉联系而设的五行脏腑辩证，也演变为一个个孤立的“证”，而它们的整体联系、联合则变为从属次要了。
“中工”治病之法提出的是一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众多病因复杂、体质情况多变、病情错综、虚实夹杂、脏腑气血多受伤害、外感内伤交感而谋略智取的战役思想，类似于两军对垒，较量的是主帅计谋、兵法、阵势、用人，其由元帅主之，故“中医”有治人之说。
㈡易研于“证”、囿于方、而疏于体
但长此以往，易使后学者研于“证”、囿于方、而疏于体。“证”作为致病病因作用于人体后，机体对致病因子刺激的反应和结合体质同化后的病理表现，是病的因和果的共同反应，虽较前者线性对抗具有显著优势，但究其本质还只是一种特定阶段的状态摸拟。如果疏于体，离开了整体观念，而用“方”去套“证”，用“证”去套症候，得到的只是一种平面效应，因此，它往往只是某个单一层面上的症候群反应，它对成功的医治是不够完善的，有以下理由为证：
A．理论上(书本上)传授，往往容易理解成平面效应；
B．不同层面症候在时效性上有落差；
C．显层面症候往往掩盖隐层面症候。如现代病(如高血脂，乙肝等等)有时虽然化验指标异常，但缺乏临床症候。
D．曲解医圣张仲景所传医术的本意：他创六经辩证的本意是以十二经络为纵坐标，以阴阳之多少(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三阴三阳的表里关系为横向和构成三维坐标的垂直响应，该立体网络系统运行起来游刃有余，列方列条、方证相对构成的平面证态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的局部，并非让人拘于一方一证(群症候)，且证态和证态之间是一个连续的变化过程。如阳明篇有白虎汤，厥阴篇也有白虎汤，阳明篇有承气汤，少阴篇也有承气汤，虽同方，症候却不同；另有多层面重叠交叉之两感证，太少合病之麻黄附子细辛汤证，可见一斑。遗憾的是后世效法者，大多不能从整体上明白仲景深意，用其法而不用其意，故名其曰“辩证施治”，于是麻黄汤证、桂技汤证、白虎汤证、承气汤证……应云而生。以至宋人有《扁鹊心法》一书指斥仲景不从整体全局考虑，厥阴篇设白虎承气两汤误人性命，这实在是后世不明仲景本意，妄传仲景心法所致。
E．不辩先贤所创的多种辨证系统本为网络管理及坐标辩示的本意，如温病卫气营血、三焦辩证，整体网络系统体现：三焦为纵坐标，卫气营血为横向垂直坐标。
《黄帝内经》十九病机后云：“有责求之，无者求之” 、“桴鼓相应，犹拔刺雪污。”工巧神圣闻之，自有绕樑余音；拘于证，囿于方者闻之，当有振聋发聩之效。
综观辩证思想和整体思想，原为中医理论的两大灵魂，相互依存，相互为用。只有充分贯彻中医整体思想的辩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辩证施治。已故一代中医大师，原北京中医学院院长蒲辅周教授，在其功成名就时，再专事闭关两年研习经方，其伤寒温病造诣令医界叹服，尚谦称自己只是“临症察机，使药以和”的中工，离上工“知进退，治未病”尚远。对于经方之使用，其淳淳教导学生，临症尤需“了敌先机，把握传变规律”。而知传变者焉能不知整体，知整体者方能游刃于局部，整体系统思想原本就是辩证施治之魂，明了这医道方能加倍进步。故古人云：“用药如用兵之诡道，不明整体(六经辩证)犹如不明势阵之变化，不知势阵之变化，何以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
因此，虽然六经辩证不仅对外感病、急病、急者行之有效，而且对于内伤病、慢性病同样有效(伤寒论不仅适用于外感病，同样也适用于内伤杂病)，但是那种不明仲景深意、单一地只考虑显层面(证)，不考虑多层面多系统之间的协调关系和连续变化过程，并用有限的方去套千差万别症候的治法，机械追求‘方证对应’显然是有违仲景初衷本意、不够完善的。
注：真正的中工(大医、国手)参见后文《大道至简一条枪是中医立足生存的必要条件》
系统和谐中医之魂--
纵论“上工、中工、下工”三种治病方略
一、反 思
㈠老骥伏枥，造父好功
A.唐朝孙思邈《千金方》和王焘《外台秘要》皆内容浩大，方剂众多“上自炎昊，迄于盛唐，括囊遗阙，籍考隐秘”。历数十年之久编辑之书，虽功不可泯，但离神髓稍远，其边缘化已成不争之事实。
B.宋《太平惠民和局方剂》此书曾被誉为“官府化大力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为俗。”的巨作。只因以病套方，失去的中医之神髓，自招后世各家各派群起而攻之或实质上的边缘化。
C、中医五运、六气、子午流注学问，唐代王冰将它们糅合成运气七篇增补于《黄帝内经》之中，因其深奥更显其高贵，后世历代名家竞相为之注释立说，其纯学术丰富不亚于红楼之学，宋代更是将其作为考核医生的门槛，结果有多少医家为此研究奋斗了一生，到了还是因不识神髓、博而不通、抱恨于胶柱鼓瑟、刻舟求剑，成了今天实际上‘食而无味，弃之可惜，束之高搁’的学问。
㈡山穷水尽疑无路 从封建皇朝的覆灭和西方文化的兴起至二十一世纪，传统中医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例如：
A．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将中医作为封建的学科来反；
B．新文化运动先驱陈独秀认为：“中国医学不知科学，既不知人体构造，复不事药性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
C．学者胡适说：“西医能说清楚什么病，虽然治不好，但是科学的，中医不能说清楚，虽然治好了也是不科学的”；
D．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废除中医；
E．五十年代，国内中医界的“病”、“证”之争；
F．六七十年代文化革命时期，提出的中医“一根针、一把草”，实废医存药(技)；
G．八十年代激素水平的中西医结合，医学与哲学之辩；
H．九十年代从气功造神到医学造神，如柯云路的《发现黄帝内经-胡万林》；
I．二十一世纪所谓细胞生物分子水平-基因和纳米级现代化的中医药。
J．当今，医学界有一形象的俗语，叫做“搭西医平台，用中医方法”，如果中医稍有所建树，也必须先削足适履，轻于理重于术，用术取巧，一个中医学院的毕业生倘如不会西医，走进医院将寸步难行。
以上种种，它或排斥、或造神、或低级科学化，其流毒深入人心，难以肃清，并且造成了现代中医往往只是稼接在现代西医临床上，方得以生存的民族插花。其名是中医、实则是西医的局面，久而久之，使相当多的在位中医，习惯于西医思维，急功近利，贪图客观指标改善，最终导致临床中医的大量西医化。
某些深受上述多种错误思维桎梏的专业研究人员等，由于不明中医之神髓为“自组演化系统和谐”，从而抹煞了中西医科学内涵本质区别，为以西代中制造了所谓中西结合的舆论和途径，更有甚者以此著书立说、定框划圈教育课材。
㈢误入歧途
上述云云，如此长期熏陶，媒体大众焉能不受此误导？人们焉能不进入了误区？
A．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受西式教育程度高，做事希望追求短、平、快。在习惯上产生了一种“有病找西医，无效再找中医试试或没病吃点中药保健”的普遍思维。
B．人们一提到科学，他们在潜意识上只有还原分析科学，没有系统综合科学，于是中医也就等于不科学了。甚至连中医学院都有如此倾向，新增50多种教材内容皆还原分析类西学，不见现代系统控制内容，且将唯一与系统思想最能挂上号的《黄帝内经》从必修沦为选修。
C．某些权威把传统中医片面地理解为历史的过去，下意识地与落后划等号，与其和传统打交道，不如来点现代化。如现代中医院硕士、博士生热衷于“动物造模”，“药代动力分析”通过论文答辩，而研究传统者则凤毛麟角。
D、在医学界，常见只承认中医是经验医学，固执地用西医的方法和标准对中医基础理论进行验证。中医、中西结合成果无一例外都得通过西医判定系统。
E、常常把治疗疑难病、系统病的愿望寄托在灵丹妙药-特异魔弹和特异技能的开发上。只愿继承中医之‘术’不知中医之理尤重于术，用之不效，便责中医无用。
F、不承认中药方剂的基本理论，把西医的有效成份视为中药发展方向，视中药西化为中药现代化。化大力气、大价钱开发了大量西医思维专治某病的“高科技中药产品”。
G、承认“伟大宝库”而实际上却将中医发展的愿望寄托在西医上，临床医生第一方案或遇到棘手大多依赖西医，社会调查发现大约三分之二的患者群体更愿意接受西医为主中医为辅的中西结合治疗。此形式上是一个悖论，本质是无视中医的特色优势。
……
㈣柳岸花明又一村
回眸前贤，得神髓者皆有化腐朽为神奇之功，有士为证：
A．易水派张元素开创“胃气壮则五脏六腑皆壮”；
B．李东垣补后天之本-脾胃派鼻祖；
C．罗天益从补脾胃到补肾命；
D．朱丹溪“阴常不足，阳常有余” ；
E．薜已、张介宾、赵养葵温补命门、元阳；
F．真阴派李中梓先后天并调“乙癸同源，肝肾同治” ；
G．孙一奎、史载治痰；
H．王清任、唐宗海治血；
I．吴澄治虚劳；
J．程国彭将中医“自组演化系统和谐”神髓喻为“人身之大宝”，并用“吕洞宾卖药”故事来感叹“世上本无神医，世人旦知百计寻求灵丹妙药，却不知真正的灵丹妙药即人自身之大宝。”物只是顺势启动人自身大宝之钥匙。他本着“亢则害，承迺制”的宗旨，创立了著名的八纲辩证来系统管理人身之大宝，成为传世的一代名家。
K．恽铁樵：“《内经》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之五脏；中医五脏非解剖之五脏乃气化之五脏。”(不是生理解剖，病理实验而是系统和谐功能管理。)并提出《黄帝内经》中“拨度奇恒，道归于一”(调正系统网络的宗旨，在于整体系统和谐)“循生生之具，谋天人合德。”(用各种各样方法，达到多层次的系统生态和谐)是全部《黄帝内经》的至高境界。
L．张锡纯：“中医五行非脏腑之五行，乃气血之五行，关系功能之五行。”首次揭示了中医藏象理论综合整体(系统和谐)之实质，点明了中医是从整体(系统信息控制)来研究的方法论实质，道破了中西体系方法论的不同本质。
M．钱学森断言：“从根本上看，与其说中医落后于现代科学的发展，不如说是现代科学落后于中医的实践和思维。”
N．洪绍光认为“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药物是时间”。 ……
㈤点石成金
A、可喜的是，自从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有大量的有识之士和中西汇通派先贤们，学西贯中，知已知彼，对于中医事业的发展，他们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医长于气化(整体功能、系统和谐)可在思维上战略上制定医疗方案，而西医则长于解剖(微观形态，还原分析)，可在具体技术、战术上落实其方案，而不是西医定病，中医辩证，本末倒置，舍本求末，以科学化为名，而忘国医气化之根本。
B．现代的新旧三论(新三论协同论、突变论、耗散结构论；旧三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大量跨学科科学的崛起，现代科学的发展正向着新的综合、向着自然主义前进，向着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相结合。普利高津说：“中国文化已成为欧洲科学的灵感来源”，因此，在客观上，中医思维的科学性已在一定程度上到得到了现代科学的证明。坚持中医特色，创具有现代意义的中西结合新摸式大旗已经高高竖起。
二、三种模拟思路
㈠大禹治水的故事
夏朝的时候，洪水泛滥，大禹治水八年未成，家国不宁，身体不堪。于是，他请教医圣天师癸,并为自己调理，医圣讲，治理国家如同治理自己的身体，应“顺势而为”。大禹领悟了医圣的治病如治国的方略，决意改变治水的思路，变堵水为疏导，结果他治水很快成功，并且成为永垂青史的中国首朝明君。
㈡治病如治水,出路在于思路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特别是西方文化和西方医学在短短的近百年里，象洪水一样几乎吞没了中华大地，唯有古往今来就存在于中华大地的中医治病，它不仅没有被西学所淹，反而中医的流派如雨后春笋，医著、方技(秘方、秘术)更是浩如烟海。然而，在其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各自为政，鸡犬之声向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顺自然生存条件下，各家各派面临内外夹击(内互斗外西攻)局面的不堪一击就显而易见了。
所以，就中医生存和发展的出路而言，与其任之行之，不如勤于思路。
㈢模拟思路的讨论题
题面：有一条水沟，里边有许多细菌、杂草、污泥，发生了局部污染。
对以上讨论题，可以建立以下三种思路的模型：
⑴下工(取下之工)
下工者，提出研究出可以杀掉这些细菌的药物，祛除杂草、污泥的方法，进行对“症”性处理。
⑵中工(取中之工)
中工者，则在沟边搞一个小型污水处理系统，可保一方平安。
⑶上工(取上之工)
上工者，去山上看看，发现是上面的石头把畅通的水沟堵住了，于是就疏通河道，让上游的水流下来，流水不腐，细菌、杂草和污泥都消失了(水调源头)。
⑷三工比较
《孙子兵法》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不得已而为之。”
三、“下工”治病方略㈠“下工”疾病医学观
“下工”治病之法(“下等医术” 有治病之说)是指辩“病”施治，是点与点的线性对抗型疗法。(如图1示)
单方● ●病
图1
“下工”治病之法的辩“病”施治，其是在辩病的基础之上，选用单味或单方(秘方、秘术)针对病因、病性较明确的病症进行随症加减、对抗性治疗。此法在空间上是点线关系，它类似于哲学上的因果决定论、数学的二点一直线的关系。其本质上是一种西医式对症下药，是发现和消灭致病因素的“疾病医学”医学观，它对于病因单一、明确、机体状况并不复杂病况，它常具有卓越的疗效。
“下工”治病之法提出的是一种攻城掠地的战术思想，中医有：“治外感如将”，外感者外来细菌病毒感染，多新起、急病，祛邪务早，务快，务尽。“驱邪如逐寇盗必极攻而尽剿”，此截断扭转之法，“两军相逢勇者胜”，其由将军主之，故“下医”有治病之说。
因此，“下工”治病之法是人们最常见的，如同现代医院临床医生最常用的思维方法一样，并由此而产生的“专治ΧΧ病的标准方案”、“专用中药(成药、秘方)、保健品”乃至“专家名医名家”比比皆是。
先贤有论“执方欲加，虽门庭若市，诚下工也”。当病症稍有变数，它将束手无策，其原因之一是，因为人体的疾病和健康变化中更多地是非线性的、多结构、多层面，复杂交互作用的关系结果，面对复杂，既不能用还原方法在低层次找到原因，(有报道，目前大约仅有9%病症找到真正原因)，更没有特异性魔弹去消灭特异性病因，想用有限的9%认识去面对100%的病症，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原因之二是，它往往重于术数(秘方、秘技-特异性魔弹)，轻于理法忽视中医基本理论，抹煞中西医科学的本质区别，从而导致以西代中，视西医有效成份为中医现代化，大有称“中西医结合”之名，行废医存药(技)之实，与其说这是“中西结合”还不如说是“西医用中药” 更为贴切。
因此，“下工”治病之法的弊端是明显有悖于传统中医“明理、定法、和于术数、以理定法、以法定方、以方定药(技)”的法则。
㈡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载，鲁国执政的季氏要讨伐一个叫颛臾的小国，理由是该国对鲁国造成了威胁。孔子为此指出：“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译成现代汉语意思是：执掌政权的人们，不怕实力小就怕不公平；不怕财富少就怕不安定。公平就无所谓缺财，和睦就无所谓力小，安定就不会倾倒。假如是这样，那么，远方的小国不拥护，就用自己的政治成就吸引他们。在孔子看来，用自己良好的政治经济吸引小国，使小国自愿地拥护自己，才是大国应有的态度和方针。
孟子时代，列国纷争，孟子主张“王道仁政”。所谓“王道仁政”其重要内容就是用“修文德”方式，而不是通过武力来解决争端，在孟子看来武力是不能征服人心的：“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以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假借仁义实际用武力征服别人的是霸道，行霸道者必须是大国。真正实行仁义，靠德行使别人服从的，是王道，行王道者不必是大国。商汤以德行天下得疆土七十里(古制)，周文王以德(行王道)得疆土百里。用武力使人服从，别人不是真的服从，而只是力量不够。以德服人，才能使人衷心臣服。
纵观历史上依靠武力征服而有成就的统治者，都以为自己力量不可战胜，建立的乃是子孙后代万世之业，然而结果又如何呢？古人有言：“得人心者得天下。”古有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今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长远计“修文德”以德服人才是有望长治久安的治国良策。
同理，按照现代系统论思想理解，地球是一个大系统，人体是一个小宇宙，地球上的一草一木、任何生物态都影响着整体的生态平衡(众生平等)，人体的每一个细胞、乃至体内的细菌、病毒都是机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和谐共处)。那么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实际上今天人类的大量病谱，除了少数急性传染病、急性感染…需赶尽杀绝“驱邪如逐寇盗必极攻而尽剿”以外，大部分慢性病、多发病、系统性、功能性疾病…乃是不和谐、失公平造成的系统反馈反应结果(生态失衡)，当“修文德以来之”。倘若一味追求武力抗衡，天天讲阶级斗争国无宁日，常常用化疗、手术…焉能有好果子吃？笔者常用一个比喻来寻问那些喜欢崇尚于极攻而尽剿的患者：“倘若您自己的孩子贪污了您自己公司的款项，您是否将之扭送公安局绳之以法而后快？……那么为何不高瞻远瞩，从机体生态平衡角度去推敲一下现行医疗方法的合理性。” 由此可见，“下工”的治病思路是一种值得商榷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明显有悖于“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宗旨的治病思路！
㈢当今前卫科学院院士的语重心长
中国肝脏外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孟超用其多年的临床心得语重心长地指出：“人类与肿瘤之间的战役是一个稳中求胜、对抗求和的过程。别以为只有全部歼灭肿瘤细胞才能算是胜利，要知道盲目采用不适当的手段一味猛攻，只会消耗自身的体力体能，自吞过度治疗的恶果。对抗肿瘤也需要运用计谋，若能够在与瘤共存的基础上对其采取长期瓦解、持久消耗的战术，那么就可以在制约肿瘤进展的同时实现确保患者生活质量、延长患者生命周期的‘双重效果’。因此，要把肿瘤当作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对待，否则很容易被过度治疗。这就好比以往我们总是一味地想通过化疗来缩小肿瘤，却忽视了增强自身免疫力的重要作用。因为只有保持生命的强大机能，才能使人体对抗毒副反应的能力更强大，当正常细胞变得很强大时，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肿瘤细胞的增长。切除肿瘤后是否真能够保证完全远离‘癌魔’阴影呢？其实不然，所谓康复其实是指身体内部达到一个平衡和谐的状态，而并非单纯‘带瘤’或‘无瘤’的表象。一般来说，人体内有促癌基因和抑癌基因两种基因存在，当促癌基因发展迅速，在体内占优势，那么这个人患癌症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反之，假如他体内的抑癌基因占优势，那么即使是有了肿瘤细胞，体内的基因也会抑制住它。”
四、“中工”治病方略
㈠“中工”辩“证”医学观
“中工”治病之法(“中等医术” 有治人之说)是指辩“证”施治，是以点带面的平面网罩型。(如2图示)
●复方
症●
证 ●症
●症
图2
“中工”治病之法是辩“证”施治，其是常用一张医方或几张医方套一群症候，并将此群症候命名为一个“证”。见是证，用是方，所谓‘方证对应’。如见阳明经证“大热、大汗、烦渴、脉洪大”的四大症候，即用阳明经证的白虎汤，进行酌情加减。此法与其说源于张仲景伤寒六经辩证，不如说源于早年日本汤本求真《皇汉医学》提出的‘方证对应’(方证对应不等于辩证施治)延用至今；由于经方卓绝的治疗功效，堪为后世之楷模，后世纷纷效法，且在学术上，历来经方派往往占有一定的统治地位，但不明经方真正涵义以此传世，不仅外感六经辩证，卫气营血，三焦辩证如此，内伤辩证亦如此，乃至本为整体互相交叉联系而设的五行脏腑辩证，也演变为一个个孤立的“证”，而它们的整体联系、联合则变为从属次要了。
“中工”治病之法提出的是一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众多病因复杂、体质情况多变、病情错综、虚实夹杂、脏腑气血多受伤害、外感内伤交感而谋略智取的战役思想，类似于两军对垒，较量的是主帅计谋、兵法、阵势、用人，其由元帅主之，故“中医”有治人之说。
㈡易研于“证”、囿于方、而疏于体
但长此以往，易使后学者研于“证”、囿于方、而疏于体。“证”作为致病病因作用于人体后，机体对致病因子刺激的反应和结合体质同化后的病理表现，是病的因和果的共同反应，虽较前者线性对抗具有显著优势，但究其本质还只是一种特定阶段的状态摸拟。如果疏于体，离开了整体观念，而用“方”去套“证”，用“证”去套症候，得到的只是一种平面效应，因此，它往往只是某个单一层面上的症候群反应，它对成功的医治是不够完善的，有以下理由为证：
A．理论上(书本上)传授，往往容易理解成平面效应；
B．不同层面症候在时效性上有落差；
C．显层面症候往往掩盖隐层面症候。如现代病(如高血脂，乙肝等等)有时虽然化验指标异常，但缺乏临床症候。
D．曲解医圣张仲景所传医术的本意：他创六经辩证的本意是以十二经络为纵坐标，以阴阳之多少(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三阴三阳的表里关系为横向和构成三维坐标的垂直响应，该立体网络系统运行起来游刃有余，列方列条、方证相对构成的平面证态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的局部，并非让人拘于一方一证(群症候)，且证态和证态之间是一个连续的变化过程。如阳明篇有白虎汤，厥阴篇也有白虎汤，阳明篇有承气汤，少阴篇也有承气汤，虽同方，症候却不同；另有多层面重叠交叉之两感证，太少合病之麻黄附子细辛汤证，可见一斑。遗憾的是后世效法者，大多不能从整体上明白仲景深意，用其法而不用其意，故名其曰“辩证施治”，于是麻黄汤证、桂技汤证、白虎汤证、承气汤证……应云而生。以至宋人有《扁鹊心法》一书指斥仲景不从整体全局考虑，厥阴篇设白虎承气两汤误人性命，这实在是后世不明仲景本意，妄传仲景心法所致。
E．不辩先贤所创的多种辨证系统本为网络管理及坐标辩示的本意，如温病卫气营血、三焦辩证，整体网络系统体现：三焦为纵坐标，卫气营血为横向垂直坐标。
《黄帝内经》十九病机后云：“有责求之，无者求之” 、“桴鼓相应，犹拔刺雪污。”工巧神圣闻之，自有绕樑余音；拘于证，囿于方者闻之，当有振聋发聩之效。
综观辩证思想和整体思想，原为中医理论的两大灵魂，相互依存，相互为用。只有充分贯彻中医整体思想的辩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辩证施治。已故一代中医大师，原北京中医学院院长蒲辅周教授，在其功成名就时，再专事闭关两年研习经方，其伤寒温病造诣令医界叹服，尚谦称自己只是“临症察机，使药以和”的中工，离上工“知进退，治未病”尚远。对于经方之使用，其淳淳教导学生，临症尤需“了敌先机，把握传变规律”。而知传变者焉能不知整体，知整体者方能游刃于局部，整体系统思想原本就是辩证施治之魂，明了这医道方能加倍进步。故古人云：“用药如用兵之诡道，不明整体(六经辩证)犹如不明势阵之变化，不知势阵之变化，何以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
因此，虽然六经辩证不仅对外感病、急病、急者行之有效，而且对于内伤病、慢性病同样有效(伤寒论不仅适用于外感病，同样也适用于内伤杂病)，但是那种不明仲景深意、单一地只考虑显层面(证)，不考虑多层面多系统之间的协调关系和连续变化过程，并用有限的方去套千差万别症候的治法，机械追求‘方证对应’显然是有违仲景初衷本意、不够完善的。
注：真正的中工(大医、国手)参见后文《大道至简一条枪是中医立足生存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