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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存亡论》精读

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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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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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浙江中医杂志》转载了德国满晰博教授撰写的《中医学——独具一格的科学》。这篇宏文帮助我初步解开了西医解剖和中医藏象问题上的疑团。

察知中医既能诊治慢性病也能抢救急危重症(停用西药)，于是信心更足、方向愈明。

《健康报》所载“钱学森提出中医现代化战略设想”，我感觉到，尊敬的钱老出于对中医问题的关心，却由于对中医历史和现状缺乏深入了解，不自觉地站到了否定和取消传统中医理论的立场上，成为迄今为止最有影响的反对派人物。他所提中医战略思想，就像一颗射向衡阳会议精神的带着核弹头的洲际导弹，并且闪耀着十分迷人的现代时髦色彩，足令受宠若惊的中医界在欢呼雀跃中接受毁灭性的一击。

当年余云岫辈《灵素商说》既出，五年后始有恽铁樵氏出而应答。似此消极适应而不做积极抗争，中医萎缩渐次失传(消亡)便在所难免。
 
《中医存亡录》摘录(二)《李约瑟的论断与中医问题的症结》

《李约瑟的论断与中医问题的症结》

《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的作者李约瑟博士，于1984年在日本东京第17届世界内科学学术讨论会上，重申了他多年来形成的一个最重要的观点，即：中医和西医在技术上结合比较容易，但要使两种医学哲学取得统一，恐怕是极为困难的。这对热衷于“中西医结合创立中国新医学”30余年欲罢不能、仅对两难的中国医学界尤为重要。此论断的宝贵在于它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了中国乃至世界近代以来所进行的“中西汇通”和“中西结合”的经验教训。

遗憾的是，李氏的论断至少已被搁置了十年。其原因不外是它对于国内外相当一部分学者来说，无异于凉水一瓢、当头棒喝，是颇难承受的“逆耳之言”。他们在与此论断相悖的轨道上运行，尽管离既定目标日益遥远，仍急速下滑而不能制动。历史的经验教学值得记取。“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要善于容纳和听取逆耳的真知灼见。

四十年来的“中医政策”，在1978年以前，基本上不是重视、关心和发展中医，而是在重视、关心和发展中西医结合，一厢情愿地在创建超脱于现存中西医学之上的“中国新医学”。

所谓“中医问题的症结”，绝对不是什么中医理论“不科学”(前科学、潜科学)，而是以往的“中医政策”名不符实，它关心的并非实实在在的中医，而是子虚乌有的“新医”。这就是中医问题的症结所在。
 
《中医存亡论》摘录(三)《中西医学研究对象异同》
恰如医坛新秀聂菁葆所言：“中医学的起点和归宿都是活生生的、与整个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的有几个体。”

从学术发展史上看，西医学可分为希氏(古典医学)时代和盖仑(解剖实验医学)时代。《希波克拉底文集》表明，古典西医和中医相似，均以人类及其疾病的对象，二者同属人类医学领域的竞争理论。尽管《希波克拉底文集》和《黄帝内经》都曾提及“尸体解剖”，然而均谈不上有何重大成就，更未成为主攻方向。

进入盖仑时代，西医发生剧变。首要、基本的改变，即将研究对象由人体(活体)改换为“尸体”(或辅之以动物)。研究场所也随之由临床转移到实验室。其后所得概念、术语、结论均发生一系列改变。这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在尸体与活体、动物与人类、实验室与临床之间划了等号。其后西方医学年复一年，将从尸体解剖和动物实验中的得到的认识，从实验室和试管中得到的结论，移行到临床上，应用于活人诊疗。
 
现代西医已分化为基础和临床两大部分。前者以“非人”为对象，后者才以人类疾病为对象。可惜，以人类疾病为对象的临床医学却受制于以“非人”为对象的理论医学。西医基础研究通常并不以人体和临床现象为观察、研究对象，其条分缕析的“科学结论”，并非直接从人体和临证中总结得出，而是在实验室和试管中先行造好再拿到临床上实证应用；从然从临床猎取一些人类疾病现象，但在置入实验室和试管过程中又将其人为变换成孤立、片断和僵死之物，抽掉其作为生命特质的活的灵魂，很难说它完全符合人类疾病规律。

张机与盖仑不同，他并不为《内经》尤其《难经》的众多解剖记载和人死后可“解剖而视之”的经文所动，而是将人死前后相区别，将人与牲兽相区别，稳稳抓住活体和临证不放，对尸体解剖和动物实验毫不问津，从而牢牢把握住了人类医学研究对象这个大舵。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是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张机紧扣人类医学研究对象选定两相适应的辨证论治(整体调控)方法，盖仑撇开了不可移易的医学固有对象所选取的解剖实验(还原分析)方法改变了西医理论研究对象，导致中西医学自此分道扬镳，成为“两个迥然异趣的世界”，并具备“不可通约性”而难以“融合”。
 
与此(中医学始终扣住活人及其疾病为其整体观察与调控对象，固其宜活脱的概念和语言所阐明的医学基本原理较之任何其他医学流派都更加切合人类疾病的发展变化规律。)形成鲜明对照，在实验室产生的“应激学说”无论达到怎样精确的程度，在长达五十年中始终“找”不到“适应性疾病”；无论“生物导弹”在试管中杀灭癌细胞具有怎样的魔力以及在动物实验中获得如何满意的进展，在历经半个世纪后仍无法在临床取得突破；不少化学药物勉强用于临床，又由于效果欠佳或毒副作用太大而被淘汰……。之所以如此，就因为它们不是从人类疾病本身得出的结论。

中西医学的所有巨大差异都是从实际研究对象不同这个根本分歧点派生出来的。它与东西方社会、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前述各项不能据以解释差异产生的根源。因为上述诸方面无论怎样不同，类似西医的解剖和实验方法在中国古代并非没有且至今犹存；而类似中医的传统在古代西方亦曾发生，其后同样没有绝迹。所谓“中国缺乏产生解剖学的土壤”云云并无根据。解剖实验方法在东方文化和中医学中僻出一隅乃是中国先贤在权衡利弊后的主动放弃。
 
中西医学在研究对象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业已彰明：中医世代坚持认为人类疾病规律只能从其本身直接观察研究中取得，只能从临床实践中获得。因此他坚定不移地以中医人类疾病为对象。盖仑似乎认为人类疾病诊疗规律可以从尸体和动物身上取得，因此他放弃了对于人类疾病的临床直接观察，把人类疾病降格为纯粹应用对象而取消了它作为人类医学主要对象和唯一理论源泉的资格。

在西医看来必须手术治疗的病人，至少有一半以上可以采用中医中药治疗，免受刀下之苦而保存完体，其康复程度反而比手术更高，费用更省。
 
《中医存亡论》摘录(四)《中西医学融合难——建国以来中医理论研究严重失误及其经验教训》

1956年8月，mao正式提出：“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其后，相当数量的医学科学工作者(主要是西医)投身中西结合研究工作。

德国满晰博教授指出：“在中国对人类知识宝库最光辉的贡献中，中医是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然而由于缺乏前后一贯的方法论观念，……中医目前的不平衡状态仍是值得注意的……这主要是由于将现代科学所特有的某些错误和粗疏，不经意地用于中国传统科学的评价和解释造成的。”他还指出：“西方科学技术大量传入中国和日本，逐渐使包括医学在内的所有的传统知识受到轻视、排斥。在这种形势下，传统医学的医生和拥护者就着手采取了力求用西医术语解释中医的方法。他们认为这种方法能使人们相信传统技术的价值。但是，这些动机善良、想要保卫本国医学遗产的人，实际上是在抛弃和毁灭他们打算维护的东西。”
 
可悲的中国，可悲的领导者，等待新一个春天。
 
呵呵
读过原文
感觉还行
 
回复 8# liwooood


相信会有这么一天的
 
回复 1# 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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